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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和杜晓山的“小额贷款试点”都取得很大的成功，说明农民的信用并不低。制度设计合理时，信用度的高低在任何人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关键词] 非正式制度约束 小组联保贷款制度 信用
2006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及其创建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这个专门针对穷人贷款的银行在贷款的偿还率却高达99.02%。尤努斯博士因此总结说：穷人的信用度并不低。
“中国小额信贷之父” 杜晓山13年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良好的管理，农户以信誉为担保的还贷率能够高于95%，穷人的信誉度绝不低于社会其他群体。
一、对“小组联保贷款”制度的分析
效仿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做法，在中国的“小额贷款试点”，杜晓山所实行的“小组联保贷款”制度是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的一种制度设计，通过熟人社会的相互监督极大地消除风险。如果一个人拒绝还贷，他在这个熟人社会中的信用就会受损，很难在其中继续生活下去。
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不管是尤努斯还是杜晓山都在贷款制度设计上考虑了非正式约束的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是在一定的制度前提下进行的，要受到一系列规则的约束。制度约束又可以界定为正式制度约束和非正式约束。
正式制度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而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逐步形成的，它主要是指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如果说正式制度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了外在的强制性约束，那么非正式约束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内在的自觉接收的软约束力。
我们假定农民具有理性人的一般特征，具有威廉姆森所说的“机会主义倾向”,即为了自己利益而拖欠贷款的行为倾向。同时理性人在作选择时，总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如果违约成本低于收益时，理性人会选择违约。反之则反是。我们假定A、B 为小组中的成员代表，A、B的还款信用不外乎是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A 到规定日期按和约要求偿还本息。对于A而言，获得了双重收益，一方面通过贷款进行了生产经营活动，或者通过这部分资金度过了生活上面临的暂时困难；另一方面，A通过借贷活动增加了自己的信用度，得到了小组的认可，同时还会产生溢出效应：通过B的传播，会扩大A的人际交换范围，而关系资源在农村是十分珍贵的。简要的结论履行合约对A是有利的。
第二种情况:A践踏了合约，拖欠贷款。对于A 来说，可谓用短期的一次性利益换来长期的损失。因为践踏合约者不仅要受到直接受害者贷款银行的惩罚，而且还要受到来自小组成员的谴责和惩罚。对于A来说，轻则将失去B的往来和帮助，重则失去小组成员以外的往来关系，同时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被当地人视为不讲信用的人，对于A来讲，很可能是成本大于收益 ，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A自然不会选择这样的行为。
我们发现：在农村具有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在重复博弈的环境下，存在着机会主义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与共同惯例相一致的机制，这种机制虽然在正式制度之外，但它非常有效。杜晓山的“小组联保贷款”制度引入第三方的监督，大大的降低了农民的机会主义倾向，减少了还款不确定性。
二、非正式制度约束对农民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被视为一种“没有法律的社会”。但这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费孝通认为这是一个依“礼”而治的社会，“礼”实质上就是伦理规范、行为准则等一系列非正式约束。费孝通在研究中国的农村社会时指出，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联系是长成的，是熟悉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狭小的人际关系圈子中，远近亲疏分明，最后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依据由近及远外推的“差序格局”。
由于农村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交易的范围狭小，交易双方比较熟悉，大量交易属于重复博弈，不是一锤子买卖。加之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强化了社区内共同的信仰、习惯等价值准则，形成了共同的“地方知识” 。于是，特殊的人际关系—有约束力的非正式约束就形成了。信用不是依靠文字契约建立和保证的，而是经过长期的重复博弈即文化遗产而产生的行为规范。对于农村这样的一个以人际交换为主的“熟人社会”，人情的信用等级要比签字画押更为牢固可靠，因为文字的合同是可以变动的，而人情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人们在心中。在农村，由于非正式关系较为紧密，人情味较浓，共同的惯例和传统在一个团体中的存在，使人们能够和谐有效的相互合作和制约。如果团体中的某个人破坏了这种惯例和传统，他要付出的成本是团体中其他成员的排斥和责备，甚至是被排出这个团体。因此，在农村人际关系等非正式约束可起到修正、补充和完善正式组织和制度的作用，它可以起到减轻机会主义负激励行为的效果。
三、启示
而今的金融机构呆帐、死帐越来越多，关键原因是跟债务人的失信成本过低有关系。提升失信成本，对失信行为给予足够的惩罚力度，建立规范的失信惩罚机制，能有效遏制失信行为的发生。银行也应设计一个类似“小组联保”的制度，或者称之“债务人联保”制度来防范风险，使其意识到不守信用是竭泽而渔、舍本逐末，实际上也是一种以毁坏信誉作抵押去追求短期利益的短视行为，当信誉的源头枯竭之时就是财富之鱼干渴而死之日。失信的人不仅会受到来自银行的惩罚，最重要的是在同阶层中信用下滑，惨淡经营，时刻面临淘汰。这样的失信代价是对债务人最大的惩罚。
参考文献：
[1]张锐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J].MAKETS,2006.2
[2] 刘兆发农村非正式结构的经济分析[D].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关键词] 非正式制度约束 小组联保贷款制度 信用
2006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及其创建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这个专门针对穷人贷款的银行在贷款的偿还率却高达99.02%。尤努斯博士因此总结说：穷人的信用度并不低。
“中国小额信贷之父” 杜晓山13年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良好的管理，农户以信誉为担保的还贷率能够高于95%，穷人的信誉度绝不低于社会其他群体。
一、对“小组联保贷款”制度的分析
效仿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做法，在中国的“小额贷款试点”，杜晓山所实行的“小组联保贷款”制度是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的一种制度设计，通过熟人社会的相互监督极大地消除风险。如果一个人拒绝还贷，他在这个熟人社会中的信用就会受损，很难在其中继续生活下去。
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不管是尤努斯还是杜晓山都在贷款制度设计上考虑了非正式约束的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是在一定的制度前提下进行的，要受到一系列规则的约束。制度约束又可以界定为正式制度约束和非正式约束。
正式制度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而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逐步形成的，它主要是指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如果说正式制度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了外在的强制性约束，那么非正式约束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内在的自觉接收的软约束力。
我们假定农民具有理性人的一般特征，具有威廉姆森所说的“机会主义倾向”,即为了自己利益而拖欠贷款的行为倾向。同时理性人在作选择时，总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如果违约成本低于收益时，理性人会选择违约。反之则反是。我们假定A、B 为小组中的成员代表，A、B的还款信用不外乎是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A 到规定日期按和约要求偿还本息。对于A而言，获得了双重收益，一方面通过贷款进行了生产经营活动，或者通过这部分资金度过了生活上面临的暂时困难；另一方面，A通过借贷活动增加了自己的信用度，得到了小组的认可，同时还会产生溢出效应：通过B的传播，会扩大A的人际交换范围，而关系资源在农村是十分珍贵的。简要的结论履行合约对A是有利的。
第二种情况:A践踏了合约，拖欠贷款。对于A 来说，可谓用短期的一次性利益换来长期的损失。因为践踏合约者不仅要受到直接受害者贷款银行的惩罚，而且还要受到来自小组成员的谴责和惩罚。对于A来说，轻则将失去B的往来和帮助，重则失去小组成员以外的往来关系，同时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被当地人视为不讲信用的人，对于A来讲，很可能是成本大于收益 ，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A自然不会选择这样的行为。
我们发现：在农村具有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在重复博弈的环境下，存在着机会主义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与共同惯例相一致的机制，这种机制虽然在正式制度之外，但它非常有效。杜晓山的“小组联保贷款”制度引入第三方的监督，大大的降低了农民的机会主义倾向，减少了还款不确定性。
二、非正式制度约束对农民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被视为一种“没有法律的社会”。但这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费孝通认为这是一个依“礼”而治的社会，“礼”实质上就是伦理规范、行为准则等一系列非正式约束。费孝通在研究中国的农村社会时指出，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联系是长成的，是熟悉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狭小的人际关系圈子中，远近亲疏分明，最后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依据由近及远外推的“差序格局”。
由于农村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交易的范围狭小，交易双方比较熟悉，大量交易属于重复博弈，不是一锤子买卖。加之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强化了社区内共同的信仰、习惯等价值准则，形成了共同的“地方知识” 。于是，特殊的人际关系—有约束力的非正式约束就形成了。信用不是依靠文字契约建立和保证的，而是经过长期的重复博弈即文化遗产而产生的行为规范。对于农村这样的一个以人际交换为主的“熟人社会”，人情的信用等级要比签字画押更为牢固可靠，因为文字的合同是可以变动的，而人情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人们在心中。在农村，由于非正式关系较为紧密，人情味较浓，共同的惯例和传统在一个团体中的存在，使人们能够和谐有效的相互合作和制约。如果团体中的某个人破坏了这种惯例和传统，他要付出的成本是团体中其他成员的排斥和责备，甚至是被排出这个团体。因此，在农村人际关系等非正式约束可起到修正、补充和完善正式组织和制度的作用，它可以起到减轻机会主义负激励行为的效果。
三、启示
而今的金融机构呆帐、死帐越来越多，关键原因是跟债务人的失信成本过低有关系。提升失信成本，对失信行为给予足够的惩罚力度，建立规范的失信惩罚机制，能有效遏制失信行为的发生。银行也应设计一个类似“小组联保”的制度，或者称之“债务人联保”制度来防范风险，使其意识到不守信用是竭泽而渔、舍本逐末，实际上也是一种以毁坏信誉作抵押去追求短期利益的短视行为，当信誉的源头枯竭之时就是财富之鱼干渴而死之日。失信的人不仅会受到来自银行的惩罚，最重要的是在同阶层中信用下滑，惨淡经营，时刻面临淘汰。这样的失信代价是对债务人最大的惩罚。
参考文献：
[1]张锐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J].MAKETS,2006.2
[2] 刘兆发农村非正式结构的经济分析[D].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