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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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本土裔作家莫马迪的普利策奖获奖小说《日诞之地》中,作者将二战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印第安人面临的时代困境投射于文本的两个空间——印第安保留地和现代城市洛杉矶之中。不同于以往把主人公的归家视为批判城市化和现代性的解读,本文认为归家揭示了当代印第安人在物质环境与精神家园的二元对立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即开辟一个可以融合二者的、既是真实也是想象的第三都市空间。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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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外文学院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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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本土裔作家莫马迪的普利策奖获奖小说《日诞之地》中,作者将二战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印第安人面临的时代困境投射于文本的两个空间——印第安保留地和现代城市洛杉矶之中。不同于以往把主人公的归家视为批判城市化和现代性的解读,本文认为归家揭示了当代印第安人在物质环境与精神家园的二元对立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即开辟一个可以融合二者的、既是真实也是想象的第三都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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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屠杀反思文学代表作《运送A.H.到圣克里斯托巴》中,乔治·斯坦纳采用非自然叙事方式"复活"希特勒并对其进行审判。被复活的希特勒并非希特勒本人,而是一种政治文化符号,其背后隐含着乔治·斯坦纳对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希特勒作为符号本身包含着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链,其"魅力"并非由他个人产生,而是多个所指赋予他的。换言之,作者审判的对象并非希特勒,而是大屠杀产生的文化土壤。通过复活希特勒及其文学审判,作者侧面再现了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精英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重新了检视西方人文主义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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