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岁的父亲和人谈到我这个儿子时，总觉得有点愧疚。就像我读中学的那几个年头，每每和同学朋友谈到父亲时，我总直言不讳，说父亲“用黑手毁了我的幸福童年”。
　　父亲的手的确黑，精瘦精瘦的。在那漫长岁月里，他就用这双黑黝黝的手，操持着一家老老少少十余口人的生计，让大家都不饿肚子。当然，能有这样的认识，是我怪罪父亲相当长一段时间后的彻悟。之前的我，觉得父亲手黑，黑在他的冷漠无情，黑在他的狠，黑在他的不问青红皂白。
　　一切怨愤的导火索，缘于老家木屋一侧的两棵树。我的老家山高林密，在那个年代，缺衣缺食缺钱，最不缺的便是树，触目是绿，有什么好稀罕的呢？我们这些娃，心心念念的这两棵树，是父亲从野外带回来种植的，一棵梨树，一棵李树，这两棵树每年都硕果累累。
　　梨树结出的梨，不能用“个”来形容，充其量只能用“粒”来考量，一粒一粒不及消瘦父亲跷起的拇指头大，涩而无味。李树倒好，结出的是黄李，五六月份成熟，乒乓球大小，酸酸甜甜的。只是，我们没有多大口福，每到成熟时日，就不知从哪儿闯出一群长尾黑鸟，成天待在屋后树林里，一旦树周没人，就黑压压一片落满枝头。不出三日，便将满树李子吃得个片甲不留。
　　就是这样的两棵树，被我们这些村娃们视若珍宝。放学后或平日里路遇，只要习惯性地对伙伴们说“我在树下等你”，定会得到热腾腾的响应。
　　这是怎样的两棵树呀？其实，这树再寻常不过了。两棵树相距不到四米，梨树高，李树矮，但两棵树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在五尺左右高的地方，同向开了个叉，放上一根硬实的竹竿，便成了村娃们翻转嬉闹的单杠。
　　我们学校的老师年岁大，且行动不便，从来没给我们上过体育课。单杠怎么玩？这需要自悟。最初是父亲在横着的木条上挂了两根野藤，藤上垂挂一些需要风干晾晒的东西。我们由此受到启发，到山里砍来木通果的藤条，绑到横杆上做秋千。后来，我们又在摸索中学会了做类似于引体向上的竞技，以及在横杆上玩平衡术，等等。反正怎么玩都樂趣无限。
　　也正因为这两棵树，我成了我们村娃中说话较有分量的两位“孩子王”之一。另一位“王”，年龄比我小，我心里是默认他为“哥”的，因为他家开了小村唯一的杂货店。和他处好了关系，说不定他一高兴，就会给我带好吃的。当然，我也十分清楚，因为家中的这两棵树，我在他心目中也是有举足轻重的分量的。
　　有时天一亮，听到家里的狗吠，便断定村中、村尾或村子对面的伙伴来玩了，便立即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利索地起床，跑到树下汇合。常有惊喜，也常有失望，但诱惑力经年不减。
　　两棵树，不知给童年带来了多少喜乐。在外求学那年的一天，我们几个村娃回家时约定，次日上午在树下相聚，不见不散，还相互拉了钩。可是，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在回家前三天，父亲已经把两棵树砍倒了！理由是，家里要较大规模地种植袋装香菇，这里要建烘烤房。
　　天生急性子的我，那时正进入叛逆期。如今想起那一场景，依旧历历在目。我把眼睛瞪得通红，哭嚷着找父亲算账：“村里空地那么多，为什么要紧挨着房子，把烤房建在这里？你给我赔，立马长两棵树出来！”父亲是个暴躁如雷的人。但那天他什么都没说，脸上始终赔着笑脸，一个劲地表示道歉。让他感到回天乏力的是，始终无法得到我的谅解。
　　知道父亲要把烤房紧挨着木屋建，是为了晚上看管火候方便；知道父亲为砍这两棵树，曾一连几十天辗转难眠，这些，是许多年后，我从母亲的一次次无意间的话语中感知出来的。听邻居说，砍树那天，父亲还特意叫母亲按家乡最高礼节燃放了鞭炮。父亲，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些呢？可是，他早告诉我，我又是否能理解呢？
　　如今的我，依然一次次在梦中，回到那两棵树下驻足，除了等候我的童年伙伴，还等我的父亲。
　　（摘自《羊城晚报》2016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