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修行者听我说当今之计守静读写为要时，批评我说，你现在是要动的，你不出来哪有出路？
　　但出门交往，朋友们三句话不离挣钱。
　　一个在好几个單位做顾问的法律学者说他懒得写文章，写文章至少一个字要一块钱吧，问我一个字是多少钱的稿费。另一个作家则说他的书起印数是多少，问我的书销量如何。一个台湾的学者逼问我需要多少钱可以生活，我嗫嚅地说出一个数字，100万。
　　“100万？”他大笑起来，“你开玩笑，100万在北京能买一个书房？哎呀，你真是单纯。”
　　我当时不好意思说的是，100万于我都是多的。多年前，朋友就批评我有“求田问舍”的思想。在我们这个社会，不谈钱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时移世异，对钱的谈论也不太一样了。
　　十几年前，我曾跟吴思先生谈过钱。我们谈的话题是一个月需要多少钱能够用。吴思说是1000元足够，读过他《血酬定律》等书的人都知道他是明于计算的，他说的1000元应该是实情，那时的吴思兄到哪里聚会都是骑自行车，连交通费都省了。
　　无论如何，当时我们在谈论钱时，是轻松的。我们守着自己的生活。但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老辈知识人舒芜先生就劝过年轻时的我要找一个稳固的饭碗，他还论证说，有了这个饭碗，读书就不会心慌。
　　大概有很多人对此是认同的，我就知道不少诗人都挣钱去了，比如炒房子；还有一些人傍大款去了。曾有一个作家痛心地对我说，互联网把文人跟商人联网了，他知道的文人身边都有几个商人。
　　我所理解的知识人谈钱的方式，跟世俗生活中的谈钱不是一回事。一个做NGO的朋友曾经自豪地对我说，到他们团队的年轻人都是有理想的，不谈钱的。但我想，这能持久吗？这能给我们的社会空间以健康的力量吗？果然，過了几年，这个朋友再也不谈年轻人的理想了。


　　这方面，我的老师钱理群先生更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个追求绝对纯净的知识人。后来从大学退出，从中小学退出，退回到养老院里，因为他无法面对今天的年轻人了。今天的社会已然一统，拜金主义、拜物教等大行其道，它是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无论什么职业、什么事业、什么年龄的人，最大的公约数在于他拥有了多少物质财富。
　　在上个世纪前半期的英国，人们生活的标准是“足够”，这符合德尔菲神庙的另一则伟大的神谕，“凡事勿多”。在“足够”的标准方面，像凯恩斯等人就不求人们的收入平等，而是强调要适合社会特定角色。
　　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一个思想家一年只需要500英镑就“足够”了。小说家伍尔芙认为，一名作家一年只需要500英镑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就“足够”了。这表明，不同收入水平的人都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只要他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即可。
　　如果让我回答知识人一个月多少钱够用，我的答案永远是，专注于自己的知识生活就足够了。至于创造出来的附加值，如果过多就应该散给周围或社会，而不是加入甚至追逐于物质生活的升级换代。
　　钱在有创造冲动的企业家手里是多多益善的，钱在无欲的大修行者手里是多多益善的，这些人能用好钱，能把钱的价值最大地体现出来。而知识分子，大都是不太会用钱的。
　　（摘自《廉政瞭望》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