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意是说，时局总在变化，但历史不会停滞，世界不可能永远定于一尊。结果呢，可能旁枝逸出、可能异军突起，可能循环往复，也可能“无可奈何花落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河东，接下来的三十年呢，不见得就一定是“河西”，还可能是“河南”或“河北”，当然也有可能打个盹，依旧还是回到“河东”。因为，黄河九十九道弯，身处不同的弯道，观察的角度及立场不同，努力的方向及效果也可能迥异。
不说经济、政治、军事，就说大学教育以及我所从事的人文学。身处其中者都深切感受到，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正在转型；至于往哪个方向转，怎么转，则不太清楚。面对此“转型”，人文学者很少能置身度外，区别仅仅在于：自家的生存处境及思考方式，既受制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也与本学科乃至本单位的小环境有关。我的建议是，平日里冷眼旁观，明确自己的位置，不怨天尤人；适当的时候主动出击，鼓动“风”朝自家认为正确的方向“吹”，而不是坐以待毙。
本文以观察、描述为主，略带一点战略性思考。只是限于篇幅，以下讨论的五个问题，大都点到为止。
第一，日渐冷清而又不甘寂寞的人文学。反思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人文学”的进路，有人高屋建瓴，有人画龙点睛，有人逻辑推演，有人切身体会，各有各的好处。我倾向于“不高不低”、“不即不离”——即在总体论述与个人体会之间、在隔岸观火与贴身紧盯之间，寻找观察与发言的最佳位置。
二○一○年十月，我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亚洲人文学与人文学在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灵机一动，摘引十八年间自家所撰十文并略加评说：“既看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也谈自家的心路立场，希望借此分析近二十年中国大学的演进以及‘人文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讨论在政治/经济迅速转型的当代中国，‘人文学’如何在校园内外错综复杂的各种夹缝中挣扎、生存与发展”（参见陈平原：《当代中国的“人文学”》，载《云梦学刊》二○一○年六期）。本以为这话题到此为止，可二○一一年三月，上海哈佛中心召开“人文学与高等教育”工作坊、五月间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社组织“反省与展望：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学术研讨会，我只好重做冯妇。这次在纽约大学演讲，希望把思路理得更清晰些。
所谓“校园内外”，“外”指向大学与社会之隔阂，“内”则是大学内部各学科间的竞争。前者关注的人多，后者则往往被忽略。几年前，我发表《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此文本有副标题——“从‘文化的观点’看‘大学’”。之所以如此自我设限，是因为意识到你我都可能因知识生产的“制度化”而产生学科偏见：“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大学内部的复杂性，很可能超越我们原先的想象。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并非‘一团和气’，很可能同样‘问题成堆’。有政治立场的差异，有经济利益的纠葛，有长幼有序的代沟，还有性别的、宗教的、地位的区隔，但最顽固、最隐晦、最堂而皇之的，是‘学科文化’在作怪。双方都‘出于公心’，但就是说不到一起。不同学科的教授，对于学问之真假、好坏、大小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别；而‘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一旦顶起牛来，真是‘百折不回’。有时候是胸襟的问题，有时候则缘于学科文化的差异。”带着“学科文化”的眼光，观察最近这三十年中国人文学的命运，当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所谓“学问”，是由诸多学科构成的；不同学科之间，既互相支持，又相互竞争。六年前，我曾谈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型，与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有关。“以前的‘文化热’，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在折腾；人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其社会关怀与表达方式，比较容易得到认可。而进入九十年代，一度被扼杀的社会科学，比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濟学等，重新得到发展，而且发展的势头很猛。这些学科，直接面对社会现状，长袖善舞，发挥得很好，影响越来越大。这跟以前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包打天下，大不相同”（参见陈平原：《大学何为》，2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
在我看来，英国学者C.P.斯诺的“两种文化说”早就过时了。当下中国，“科学”与“人文”之争不是问题；需要关切的是同属“文科”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隔阂。说夸张点，当下中国的大学校园，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习惯说“知识分子问题”，认定那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特殊群体。现在不是这样了。不说政治立场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教授，其经济收入与精神状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比如，同在北大教书，做人文学的，与研究金融、管理、法律、政治的，趣味不相投。这边嘲笑那边“迂腐”，那边嘲笑这边“浅薄”，彼此之间很难进行真诚且深入的对话。
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若谈“舞台”与“掌声”，可以大略这么区分：第一个十年，那是人文学的黄金时代，社会科学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第二个十年，社会科学迅速崛起，人文学内外受困（政治突变与经济大潮）；第三个十年，社会科学占压倒性优势，人文学日渐边缘化。我的立场是：庆幸中国社会科学之突飞猛进，但更关心人文学在当下以及日后如何自我更新、自强不息。
二○一○年秋天，北大中文系举行百年庆典，我在《“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文史知识》二○一○年十期）以及《中文百年，我们拿什么来纪念？》（《新京报》二○一○年十月九日）中，根据思想潮流、社会需求、学生择业，以及人文学者自信心的恢复，做出一个大胆判断：随着中国人日渐“小康”，中文系等人文学科开始“触底反弹”了。这里所说的“触底反弹”，不是重唱八十年代那首《在希望的原野上》，而是认准这些传统学科正从前一阶段萎靡不振的状态中走出来。当今世界，无论“语言”、“文学”，还是“历史”、“哲学”，都不可能成为门庭若市的显学；但中国的人文学科正逐渐走出低谷，且有可能“贞下起元”，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二，官学与私学之兴衰起伏。一九九四年四月，就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问题，我与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渡边浩先生有过三次长谈，在岩波书店那一次，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刊《思想》一九九五年七期）。谈话一开始，渡边先生就问我为什么要办《学人》集刊，我的回答是：“如果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报刊、书籍的生产方式有所了解，不难明白《学人》作为独立的集刊出现的意义。在基金会及出版社的支持下，学者独立办刊，这与此前只能由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组稿、审稿的运作方式大不相同。现在中国国内此类学术集刊逐渐多起来，我以为是件大好事。也有一些名义上有挂靠单位，但基本上由学者独立操作的。这是近年中国思想、学术日趋多元化的前提。”（参见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发表”及“出版”本身不是“学术”，属于辅助性工作，但却反过来严重制约着学者们的思考与创造。熟悉“研究无禁区，发表有纪律”之类论述的，当能明白此“纪律”可能扼杀各种不合时宜的独立思考。长此以往，即便政府不明说，也会形成许多不成文的“禁区”。
稍微了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政治的剧变，对当时人文学者的“幻灭”、“动摇”与“追求”（套用茅盾的《蚀》三部曲），多少会有所体会。作为“追求”的一部分，我和王守常、汪晖合作，在日本“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备委员会”的鼎力支持下，主编人文学术集刊《学人》（江苏文艺出版社刊行）。此集刊一九九一年创办，二○○○年停刊，十年间共发行了十五册。无论作者名声、论文质量，还是民间学刊的象征意义，《学人》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都有其地位。正因此，近年来不断有人建议我重出江湖，复办《学人》，我都谢绝了。不是经费问题，也不是政策问题，困难在于，到哪里去找好文章。一个没有“刊号”、并非“官办”、不算“分数”的学术集刊，很难吸引优秀的学术论文。“友情出演”，一次可以，多了做不到。这就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民间学术的路子基本上已被堵死。
《学人》第二辑（一九九二年七月）上，刊有我撰写的专业论文《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其中特别提及章太炎对于“学在民间”的自信。某种意义上，那也是当初我们的心态与立场。此文与前一年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学人》第一辑，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以及后一年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东方》创刊号，一九九三年十月），共同构成了当年我对人文学者命运及责任的思考。后者的结尾是：“我曾经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一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但并非逻辑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一种无可奈何但仍不乏进取之心的‘回应’。”（《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33页）这三句“悲壮”的大白话，明显带有精英主义色彩，在“拒绝崇高”的九十年代，或读书人争相标榜“底层写作”的新世纪，都显得不合时宜。我明白这些，但不改初衷。虽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且最早在北大开设“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专题课，还是“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但无论文学趣味还是文化立场，我都不够“大众化”。承认自家局限性，好处是敢于坚持，不随风转舵。而这一立场，既针对人多势众的“大众”，也针对财大气粗的“官府”。
传统中国讲究“学为政本”，照张之洞《劝学篇·序》的说法：“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问题在于，引领或制约一个时代学术风尚及士林气象的，到底是官府还是民间。以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路，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学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间学术全线溃散。随着教育行政化、学术数字化，整个评价体系基本上被政府垄断。我的判断是，下一个三十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将相当艰难。你可以“只讲耕耘不问收获”——即不追随潮流、不寻求获奖、不申报课题、不谋求晋升，全凭个人兴趣读书写作，但这只能算是“自我放逐”，其结果必定是迅速淡出公众视野。
第三，为何人文学“最受伤”。既然中国社会在转型，各学科都须重新定位。我关心的是，在这一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为何人文学所受的伤害最深？最近十几年，中国教育界及学术界喜欢避“虚”就“实”，不断呼吁政府加大投入，而很少思考制度上的改良以及精神上的提升。随着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加大，强化引导与管理是大趋势。管理者的策略很明确：宽猛相济，王霸杂用，奖勤罚懒，扶正驱邪。在这一切分蛋糕的过程中，人文学处境相当尴尬。因为，比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来，人文学评价标准不一，其成果很难量化。所有的“数字”——包括排行榜、影响因子、引用率、获奖著作等，用来衡量人文学，都显得有点可疑。确定一个物理学家在国际学界的地位相对容易，确定一个人文学者的“价值”则很难——后者容易受政治立场、社会风潮及个人趣味左右。
对于管理者来说，人文学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标准”模糊；二是“用处”不大（虽然不好公开说出来）。分配资源时，必定往“有用”的社会科学倾斜。经由十几年磨合，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转过弯来了，因应时局变化，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显得非常“有用”——其实用性一点都不比社会科学差。比如，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则有“世博会研究中心”，不少人文学者借此完成华丽转身。至于申请“重大课题”，更是一门学问，需要编造激动人心的故事。比如，若编纂大书，非论证“乱世扬武，盛世修典”不可；若研究西藏佛教，必从维护祖国统一说起；若探討西域历史，则强调“东突”的危害性；至于谈论东南亚华文文学，甚至扯到了南海主权问题……表面上是权宜之计，目的是拉大旗作虎皮；可实际上，一次次编撰申请材料，不知不觉中，已经在移步变形了。为了获得政府资助（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涉及晋升职称等），不少人文学者扭曲自身的学术思路及价值观念，努力向“有用”的社会科学靠拢。
我曾戏称当下中国人文学面临“三座大山——政治权威，市场经济，大众传媒。其实，还应该加上社会科学的思路、方法及趣味。如今，衡量人文学者成功与否的标准，已经跟社会科学家很接近：申请重大项目、获得巨额资金、拥有庞大团队、辅助现实决策。此等研究思路自有其合理性，但相对压抑个人化的思考与表达，对文学、哲学等专业明显不利。原本心高气傲、思接千古的人文学者，如今远离“文辞”、“趣味”与“想象力”，彻底摒弃老辈学者的“文人气”，恨不得马上变成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
对所有学者来说，过于急功近利或片面追求科研项目，都不是好事；但人文学最容易受伤。为什么？梅贻琦、潘光旦在《大学一解》中，努力阐述大学需要“闲暇”，因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现在的状态，即便是幽雅的北大校园，也都极少“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借用卢梭书名），更多的是步履匆匆，像在赶地铁。如果连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教授及学生都没有“闲暇”，没有不讲功利的思考，没有“脱离实际”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训”了。
近年的中国大学，还有若干抗争，过了这个震荡期，那些崇信“为己之学”的老派学者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将很快适应新的游戏规则。那个时候，充分职业化的人文学者，再没有那么多胡思乱想，一心一意争项目、做课题、谋晋升。至于人文学本该有的诗意、豪情、侠气与想象力，很可能难觅踪影。唐人杜甫有“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的感叹，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将其铺排成一首七律：“独立苍茫自咏诗，江湖侠气有谁知？千金结客浑闲事，一笑相逢在此时。浪把文章震流俗，果然意气是男儿。关山满目斜阳暮，匹马秋风何所之。”（《赠宫崎寅藏》）此等侠气与豪情，不仅属于革命家，同样属于志向远大、独立不羁的人文学者。我担心的是，随着人文学的“项目化”，绝大部分人文学者将变得越来越平庸，越来越猥琐，越来越没有“气象”。
第四，能否拒绝“大跃进”。最近十五年，大学扩招、经费猛增以及数字化管理，三者合力，共同促成了中国的“学术大跃进”。教育部对此沾沾自喜，我则忧心忡忡。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环球时报》刊《英报告称中国将于二○一三年超美国成超级科研大国》，说的是英国皇家学会三月二十八日发布了题为《知识、网络、国家：二十一世纪下的全球科技合作》的科技调研报告，称中国有望在二○一三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科技出版物数量最大的国家。诸如此类的“好消息”充斥各种报刊，让人应接不暇。从事专业研究的人都明白，数量与质量并不同步；而英美大学校长之所以热衷于表彰中国大学“进步神速”，并非想“捧杀”，主要是说给本国政府听，以争取更多办学经费。
四年前，我在新加坡旧国会大厅做题为《解读“当代中国大学”》的演讲，选择十个关键词，建构起我对这十五年中国大学的叙述思路与阐释框架。我发现，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大学扩招”。这是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措施，是谈论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乃至政治、经济等，都必须顾及的“背景”。中国大学生毛入学率，一九九八年是百分之十，二○一○年是百分之二十六点五，教育部希望二○二○年达到百分之四十。如此迅猛的“扩招”，除了使大学生及研究生面临越来越严酷的就业市场，再就是中国大学整体的学术水平及教学质量明显下降。而我更关心的是，此举背后那个“跨越式发展”的思路。不愿夯实基础，步步为营，而是希望一路快跑，多快好省，主政者似乎忘了当年“大跃进”的教训（参见陈平原：《大学·文学与文学教育》，7—38页，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二○一○年版）。
不否认近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神速（尤其在硬件设施及科研经费方面），我担心的是走得太快、太急，方向不明确，没有建立起合理的评价体系，也未能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如此“大跃进”，必会留下无数隐忧。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在一段时间内，不谈三七二十一，先竭尽全力“把饼做大”，有问题以后再说。结果怎样？做得好叫“广种薄收”，做不好则是“劣币驱逐良币”——就看你的立足点及视野了。提倡者称，原本招一百个学生，现在扩大到一千，那一百个肯定还在其中；原来只需一百名教授，现在扩大十倍，理论上那一百名也在里面。即便很多毕业生不合格，但好学生总是有的吧？反对者则担心风气不正，那一百个优秀学生被挤到了边缘，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以中文专业为例，最近这些年，每年培养一千多名博士。这些博士将来是要当教授的，说不定还要当系主任、院长或校长，若他们中有百分之三十甚至百分之六十不合格，日后将是何等局面？中文专业底子厚，还不太离谱；很多“新兴学科”步子迈得更大，真不知日后如何收场。
与“大学扩招”相呼应的，是各种各样的评估与奖励。人文学本讲究“博学深思”、“沉潜把玩”，是寂寞而又有趣的事业。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做学问就像江湖卖艺，敲锣打鼓，热火朝天。三分学问，七分吆喝，场面上很好看，但属于“雷声大雨点小”，学术上没有明显推进。可你不服气还不行，人家每一步都踩到鼓点上，紧跟评价指标做学问，属于数字化管理时代的“当代英雄”。
当下中国学界，因权威的缺失，对具体学者的评判，除了科研经费，就是论文数量。后者间接鼓励粗制滥造，会有严重的后遗症，大家都明白。前者呢？工科院系的研究水平，或许真的钱多钱少见分晓；社会科学若做大型社会调查，对经费也有很大的依赖性；人文学并非如此——除非你是编纂性质，需要拉一杆大旗，集合大批人马，否则，千里走单骑，头脑是第一位的。现在可好，各大学全都买椟还珠，不看成果，单看科研经费。
既然谁都明白，为何不实事求是，给教授及研究生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就是评估体系造成的。你当领导，就得肩起责任，努力抗拒这个潮流，即便因此而脸上无光，甚至被撤职，也在所不惜。记得当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当史语所所长，曾要求所有刚进所的助理研究员三年内不写文章；即便写了，也不要发表。有些特立独行的，希望早出成果，惹得傅先生很不高兴。傅斯年是史语所的大家长，有这个权威，大家听他的。这么做有他的道理，那就是逼着你认真读书，沉下心来做学问。我在北大读博期间的导师王瑶先生，也认定研究生在学期间不必发论文。他指导的硕士生钱理群、赵园、吴福辉、凌宇、温儒敏等，都是在毕业后才开始大发文章的。因为在学这几年，你可以心无旁骛，拼命读书，这种训练与积累，是管一辈子的。现在不一样，硕士生、博士生都被要求多发文章，整个学习状态完全变了。
以前我指导研究生，也是让他/她们多读书，勤思考，少写作，不一定发表文章。现在不行了，扛不住，因为学生找工作需要“靓丽”的成绩单。以前招聘单位一看是北大博士，出自名教授门下，质量肯定有保证，这样就行了。现在各大学为“公平”起见，由人事部负责招聘新人。人事干部只管数你有多少篇文章，发在哪个级别的杂志上。在国外，博士论文答辩前，不允许提前发表；在中国则相反，答辩前最好先刊出若干章节。可这不等于把评鉴论文、发现人才的重任，交给了杂志社的编辑？
这是个恶性循环：管理者缺乏足够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无法判定学者学术水平之高低，只好数字里出英雄；而一旦数篇数成风，必定催生很多滥竽充数者。除非你是名家，否则，不随波逐流，就可能会被淘汰出局。怎么办？一方面，敦促教育主管部门调整评价体系,以治理中国学术之“虚胖症”；另一方面，学者自觉追求“减产增效”——少写文章，写好文章，写大文章。
第五，一代人的情怀与愿望。所謂“三十年”，学术史上明显就是一个世代。上世纪八十年代登上舞台的，如今正陆续谢幕。下一个“三十年”，不属于今天活跃在台面上的人物。又到了转折关头，只好先“瞻前”，再“顾后”。
回头看八十年代登台的这一代学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高歌猛进，闯出一条新路，确实有贡献，但专业成绩并不理想，起码不像媒体渲染得那么“伟大”。
二○一○年，北大中文系为百年庆典而编写了《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青春》等六书，让我得以对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有更多体认。上面两代学人，因多年战乱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浪费了很多年华，在学术上是有遗憾的。而最近三十年，基本上是承平岁月，政治运动少，出版条件好，教学任务比较轻，出国开会或进修更是相当便利，我们这代人可谓“躬逢其盛”。虽有如此好的条件，反躬自省，仍不敢说在学术上全面超越前辈。以北大中文系的语言学专业为例，按年龄排，比起已去世的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高名凯、周祖谟、朱德熙、林焘、徐通锵等，现有的教授虽然也很努力，但很难说已经超越前贤。是什么原因妨碍我们成为像王力、魏建功那样的大家呢？小时学术环境不好，国学底子薄或西学修养不够，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心境与情怀——要说对学问的极端执著、志存高远且心无旁骛，我们这一代明显不如前辈。
一代人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不只取决于其知识结构，更与所处的政治环境、思想潮流、社会氛围密切相关。中国人喜欢说“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是一种恭维，当然也是鞭策。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不一样，我们这一代没能超越在颠沛流离中治学的民国学人，实在很遗憾。那么，下一代呢？人们常说现在的年轻教师很幸福，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虽然还不尽如人意），求学路上也没有碰到大的障碍（不像我们这一代深受十年“文革”的荼毒）。我很怀疑这种说法。
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机遇不一样。现在的年轻博士要出头，比我们当年难得多。我是七七级大学生，“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们那一代人，只要有才华，肯努力，就有机会“站到前排”来。因为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年轻人更能感受新时代的曙光，也很容易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而现在，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都处于“平台期”，要想取得“革命性”的突破，谈何容易！
前面提及，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社会科学容易适应，人文学则很受伤害。从长远看，受害最严重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人。稍微年长的，或足够优秀，或“死猪不怕开水烫”；四十岁以下的副教授或刚刚入职的青年教师，一方面有朝气，还想往上走，不愿意就此停下来；另一方面呢，学校压给他们的任务比较重，因而心力交瘁。人文学需要厚积薄发，很难适应眼下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的“时代潮流”，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容易被边缘化，甚至被甩出轨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大概是念现代文学的缘故，我相信前路茫茫，既是坟墓，也有鲜花。在座诸君，肯定有毕业后愿意申请中国大学教职的。我先表示欢迎（北大中文系连续好几年都有欧美大学博士入职），再打预防针，告诉大家，在中国，人文学及人文学者所面临的“机遇”与“陷阱”。有此心理准备，碰到难题，不至于大起大落或仓皇失措。
诸位既然选择了人文学，也就选择了独立思考。因此，我专门挑胡适的一段话，作为此次演讲的结语，也算是一种临别赠言。记得胡适《〈王小航先生文存〉序》曾引晚清维新志士、官话字母的创始人王照《贤者之责》的末段：“朋友朋友，说真的吧！”然后大加发挥，称生活在今日社会，在古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外，还得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不怕“落伍”或“笨拙”的讥笑，方能有属于自己的选择；只要认准了，就一直往前走。我不是教育部长，也不是北大校长，既不负责宣讲祖国形势一片大好，也无权力当场拍板招聘人才。作为一个任职北大且关注中国教育的学者，我只能剖析当代中国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至于接下来的“三十年河西”，题目如何定，文章怎么做，拜托在座诸位了。
不说经济、政治、军事，就说大学教育以及我所从事的人文学。身处其中者都深切感受到，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正在转型；至于往哪个方向转，怎么转，则不太清楚。面对此“转型”，人文学者很少能置身度外，区别仅仅在于：自家的生存处境及思考方式，既受制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也与本学科乃至本单位的小环境有关。我的建议是，平日里冷眼旁观，明确自己的位置，不怨天尤人；适当的时候主动出击，鼓动“风”朝自家认为正确的方向“吹”，而不是坐以待毙。
本文以观察、描述为主，略带一点战略性思考。只是限于篇幅，以下讨论的五个问题，大都点到为止。
第一，日渐冷清而又不甘寂寞的人文学。反思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人文学”的进路，有人高屋建瓴，有人画龙点睛，有人逻辑推演，有人切身体会，各有各的好处。我倾向于“不高不低”、“不即不离”——即在总体论述与个人体会之间、在隔岸观火与贴身紧盯之间，寻找观察与发言的最佳位置。
二○一○年十月，我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亚洲人文学与人文学在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灵机一动，摘引十八年间自家所撰十文并略加评说：“既看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也谈自家的心路立场，希望借此分析近二十年中国大学的演进以及‘人文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讨论在政治/经济迅速转型的当代中国，‘人文学’如何在校园内外错综复杂的各种夹缝中挣扎、生存与发展”（参见陈平原：《当代中国的“人文学”》，载《云梦学刊》二○一○年六期）。本以为这话题到此为止，可二○一一年三月，上海哈佛中心召开“人文学与高等教育”工作坊、五月间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社组织“反省与展望：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学术研讨会，我只好重做冯妇。这次在纽约大学演讲，希望把思路理得更清晰些。
所谓“校园内外”，“外”指向大学与社会之隔阂，“内”则是大学内部各学科间的竞争。前者关注的人多，后者则往往被忽略。几年前，我发表《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此文本有副标题——“从‘文化的观点’看‘大学’”。之所以如此自我设限，是因为意识到你我都可能因知识生产的“制度化”而产生学科偏见：“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大学内部的复杂性，很可能超越我们原先的想象。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并非‘一团和气’，很可能同样‘问题成堆’。有政治立场的差异，有经济利益的纠葛，有长幼有序的代沟，还有性别的、宗教的、地位的区隔，但最顽固、最隐晦、最堂而皇之的，是‘学科文化’在作怪。双方都‘出于公心’，但就是说不到一起。不同学科的教授，对于学问之真假、好坏、大小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别；而‘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一旦顶起牛来，真是‘百折不回’。有时候是胸襟的问题，有时候则缘于学科文化的差异。”带着“学科文化”的眼光，观察最近这三十年中国人文学的命运，当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所谓“学问”，是由诸多学科构成的；不同学科之间，既互相支持，又相互竞争。六年前，我曾谈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型，与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有关。“以前的‘文化热’，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在折腾；人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其社会关怀与表达方式，比较容易得到认可。而进入九十年代，一度被扼杀的社会科学，比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濟学等，重新得到发展，而且发展的势头很猛。这些学科，直接面对社会现状，长袖善舞，发挥得很好，影响越来越大。这跟以前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包打天下，大不相同”（参见陈平原：《大学何为》，2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
在我看来，英国学者C.P.斯诺的“两种文化说”早就过时了。当下中国，“科学”与“人文”之争不是问题；需要关切的是同属“文科”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隔阂。说夸张点，当下中国的大学校园，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习惯说“知识分子问题”，认定那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特殊群体。现在不是这样了。不说政治立场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教授，其经济收入与精神状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比如，同在北大教书，做人文学的，与研究金融、管理、法律、政治的，趣味不相投。这边嘲笑那边“迂腐”，那边嘲笑这边“浅薄”，彼此之间很难进行真诚且深入的对话。
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若谈“舞台”与“掌声”，可以大略这么区分：第一个十年，那是人文学的黄金时代，社会科学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第二个十年，社会科学迅速崛起，人文学内外受困（政治突变与经济大潮）；第三个十年，社会科学占压倒性优势，人文学日渐边缘化。我的立场是：庆幸中国社会科学之突飞猛进，但更关心人文学在当下以及日后如何自我更新、自强不息。
二○一○年秋天，北大中文系举行百年庆典，我在《“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文史知识》二○一○年十期）以及《中文百年，我们拿什么来纪念？》（《新京报》二○一○年十月九日）中，根据思想潮流、社会需求、学生择业，以及人文学者自信心的恢复，做出一个大胆判断：随着中国人日渐“小康”，中文系等人文学科开始“触底反弹”了。这里所说的“触底反弹”，不是重唱八十年代那首《在希望的原野上》，而是认准这些传统学科正从前一阶段萎靡不振的状态中走出来。当今世界，无论“语言”、“文学”，还是“历史”、“哲学”，都不可能成为门庭若市的显学；但中国的人文学科正逐渐走出低谷，且有可能“贞下起元”，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二，官学与私学之兴衰起伏。一九九四年四月，就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问题，我与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渡边浩先生有过三次长谈，在岩波书店那一次，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刊《思想》一九九五年七期）。谈话一开始，渡边先生就问我为什么要办《学人》集刊，我的回答是：“如果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报刊、书籍的生产方式有所了解，不难明白《学人》作为独立的集刊出现的意义。在基金会及出版社的支持下，学者独立办刊，这与此前只能由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组稿、审稿的运作方式大不相同。现在中国国内此类学术集刊逐渐多起来，我以为是件大好事。也有一些名义上有挂靠单位，但基本上由学者独立操作的。这是近年中国思想、学术日趋多元化的前提。”（参见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发表”及“出版”本身不是“学术”，属于辅助性工作，但却反过来严重制约着学者们的思考与创造。熟悉“研究无禁区，发表有纪律”之类论述的，当能明白此“纪律”可能扼杀各种不合时宜的独立思考。长此以往，即便政府不明说，也会形成许多不成文的“禁区”。
稍微了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政治的剧变，对当时人文学者的“幻灭”、“动摇”与“追求”（套用茅盾的《蚀》三部曲），多少会有所体会。作为“追求”的一部分，我和王守常、汪晖合作，在日本“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备委员会”的鼎力支持下，主编人文学术集刊《学人》（江苏文艺出版社刊行）。此集刊一九九一年创办，二○○○年停刊，十年间共发行了十五册。无论作者名声、论文质量，还是民间学刊的象征意义，《学人》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都有其地位。正因此，近年来不断有人建议我重出江湖，复办《学人》，我都谢绝了。不是经费问题，也不是政策问题，困难在于，到哪里去找好文章。一个没有“刊号”、并非“官办”、不算“分数”的学术集刊，很难吸引优秀的学术论文。“友情出演”，一次可以，多了做不到。这就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民间学术的路子基本上已被堵死。
《学人》第二辑（一九九二年七月）上，刊有我撰写的专业论文《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其中特别提及章太炎对于“学在民间”的自信。某种意义上，那也是当初我们的心态与立场。此文与前一年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学人》第一辑，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以及后一年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东方》创刊号，一九九三年十月），共同构成了当年我对人文学者命运及责任的思考。后者的结尾是：“我曾经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一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但并非逻辑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一种无可奈何但仍不乏进取之心的‘回应’。”（《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33页）这三句“悲壮”的大白话，明显带有精英主义色彩，在“拒绝崇高”的九十年代，或读书人争相标榜“底层写作”的新世纪，都显得不合时宜。我明白这些，但不改初衷。虽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且最早在北大开设“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专题课，还是“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但无论文学趣味还是文化立场，我都不够“大众化”。承认自家局限性，好处是敢于坚持，不随风转舵。而这一立场，既针对人多势众的“大众”，也针对财大气粗的“官府”。
传统中国讲究“学为政本”，照张之洞《劝学篇·序》的说法：“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问题在于，引领或制约一个时代学术风尚及士林气象的，到底是官府还是民间。以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路，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学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间学术全线溃散。随着教育行政化、学术数字化，整个评价体系基本上被政府垄断。我的判断是，下一个三十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将相当艰难。你可以“只讲耕耘不问收获”——即不追随潮流、不寻求获奖、不申报课题、不谋求晋升，全凭个人兴趣读书写作，但这只能算是“自我放逐”，其结果必定是迅速淡出公众视野。
第三，为何人文学“最受伤”。既然中国社会在转型，各学科都须重新定位。我关心的是，在这一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为何人文学所受的伤害最深？最近十几年，中国教育界及学术界喜欢避“虚”就“实”，不断呼吁政府加大投入，而很少思考制度上的改良以及精神上的提升。随着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加大，强化引导与管理是大趋势。管理者的策略很明确：宽猛相济，王霸杂用，奖勤罚懒，扶正驱邪。在这一切分蛋糕的过程中，人文学处境相当尴尬。因为，比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来，人文学评价标准不一，其成果很难量化。所有的“数字”——包括排行榜、影响因子、引用率、获奖著作等，用来衡量人文学，都显得有点可疑。确定一个物理学家在国际学界的地位相对容易，确定一个人文学者的“价值”则很难——后者容易受政治立场、社会风潮及个人趣味左右。
对于管理者来说，人文学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标准”模糊；二是“用处”不大（虽然不好公开说出来）。分配资源时，必定往“有用”的社会科学倾斜。经由十几年磨合，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转过弯来了，因应时局变化，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显得非常“有用”——其实用性一点都不比社会科学差。比如，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则有“世博会研究中心”，不少人文学者借此完成华丽转身。至于申请“重大课题”，更是一门学问，需要编造激动人心的故事。比如，若编纂大书，非论证“乱世扬武，盛世修典”不可；若研究西藏佛教，必从维护祖国统一说起；若探討西域历史，则强调“东突”的危害性；至于谈论东南亚华文文学，甚至扯到了南海主权问题……表面上是权宜之计，目的是拉大旗作虎皮；可实际上，一次次编撰申请材料，不知不觉中，已经在移步变形了。为了获得政府资助（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涉及晋升职称等），不少人文学者扭曲自身的学术思路及价值观念，努力向“有用”的社会科学靠拢。
我曾戏称当下中国人文学面临“三座大山——政治权威，市场经济，大众传媒。其实，还应该加上社会科学的思路、方法及趣味。如今，衡量人文学者成功与否的标准，已经跟社会科学家很接近：申请重大项目、获得巨额资金、拥有庞大团队、辅助现实决策。此等研究思路自有其合理性，但相对压抑个人化的思考与表达，对文学、哲学等专业明显不利。原本心高气傲、思接千古的人文学者，如今远离“文辞”、“趣味”与“想象力”，彻底摒弃老辈学者的“文人气”，恨不得马上变成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
对所有学者来说，过于急功近利或片面追求科研项目，都不是好事；但人文学最容易受伤。为什么？梅贻琦、潘光旦在《大学一解》中，努力阐述大学需要“闲暇”，因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现在的状态，即便是幽雅的北大校园，也都极少“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借用卢梭书名），更多的是步履匆匆，像在赶地铁。如果连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教授及学生都没有“闲暇”，没有不讲功利的思考，没有“脱离实际”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训”了。
近年的中国大学，还有若干抗争，过了这个震荡期，那些崇信“为己之学”的老派学者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将很快适应新的游戏规则。那个时候，充分职业化的人文学者，再没有那么多胡思乱想，一心一意争项目、做课题、谋晋升。至于人文学本该有的诗意、豪情、侠气与想象力，很可能难觅踪影。唐人杜甫有“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的感叹，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将其铺排成一首七律：“独立苍茫自咏诗，江湖侠气有谁知？千金结客浑闲事，一笑相逢在此时。浪把文章震流俗，果然意气是男儿。关山满目斜阳暮，匹马秋风何所之。”（《赠宫崎寅藏》）此等侠气与豪情，不仅属于革命家，同样属于志向远大、独立不羁的人文学者。我担心的是，随着人文学的“项目化”，绝大部分人文学者将变得越来越平庸，越来越猥琐，越来越没有“气象”。
第四，能否拒绝“大跃进”。最近十五年，大学扩招、经费猛增以及数字化管理，三者合力，共同促成了中国的“学术大跃进”。教育部对此沾沾自喜，我则忧心忡忡。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环球时报》刊《英报告称中国将于二○一三年超美国成超级科研大国》，说的是英国皇家学会三月二十八日发布了题为《知识、网络、国家：二十一世纪下的全球科技合作》的科技调研报告，称中国有望在二○一三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科技出版物数量最大的国家。诸如此类的“好消息”充斥各种报刊，让人应接不暇。从事专业研究的人都明白，数量与质量并不同步；而英美大学校长之所以热衷于表彰中国大学“进步神速”，并非想“捧杀”，主要是说给本国政府听，以争取更多办学经费。
四年前，我在新加坡旧国会大厅做题为《解读“当代中国大学”》的演讲，选择十个关键词，建构起我对这十五年中国大学的叙述思路与阐释框架。我发现，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大学扩招”。这是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措施，是谈论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乃至政治、经济等，都必须顾及的“背景”。中国大学生毛入学率，一九九八年是百分之十，二○一○年是百分之二十六点五，教育部希望二○二○年达到百分之四十。如此迅猛的“扩招”，除了使大学生及研究生面临越来越严酷的就业市场，再就是中国大学整体的学术水平及教学质量明显下降。而我更关心的是，此举背后那个“跨越式发展”的思路。不愿夯实基础，步步为营，而是希望一路快跑，多快好省，主政者似乎忘了当年“大跃进”的教训（参见陈平原：《大学·文学与文学教育》，7—38页，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二○一○年版）。
不否认近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神速（尤其在硬件设施及科研经费方面），我担心的是走得太快、太急，方向不明确，没有建立起合理的评价体系，也未能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如此“大跃进”，必会留下无数隐忧。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在一段时间内，不谈三七二十一，先竭尽全力“把饼做大”，有问题以后再说。结果怎样？做得好叫“广种薄收”，做不好则是“劣币驱逐良币”——就看你的立足点及视野了。提倡者称，原本招一百个学生，现在扩大到一千，那一百个肯定还在其中；原来只需一百名教授，现在扩大十倍，理论上那一百名也在里面。即便很多毕业生不合格，但好学生总是有的吧？反对者则担心风气不正，那一百个优秀学生被挤到了边缘，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以中文专业为例，最近这些年，每年培养一千多名博士。这些博士将来是要当教授的，说不定还要当系主任、院长或校长，若他们中有百分之三十甚至百分之六十不合格，日后将是何等局面？中文专业底子厚，还不太离谱；很多“新兴学科”步子迈得更大，真不知日后如何收场。
与“大学扩招”相呼应的，是各种各样的评估与奖励。人文学本讲究“博学深思”、“沉潜把玩”，是寂寞而又有趣的事业。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做学问就像江湖卖艺，敲锣打鼓，热火朝天。三分学问，七分吆喝，场面上很好看，但属于“雷声大雨点小”，学术上没有明显推进。可你不服气还不行，人家每一步都踩到鼓点上，紧跟评价指标做学问，属于数字化管理时代的“当代英雄”。
当下中国学界，因权威的缺失，对具体学者的评判，除了科研经费，就是论文数量。后者间接鼓励粗制滥造，会有严重的后遗症，大家都明白。前者呢？工科院系的研究水平，或许真的钱多钱少见分晓；社会科学若做大型社会调查，对经费也有很大的依赖性；人文学并非如此——除非你是编纂性质，需要拉一杆大旗，集合大批人马，否则，千里走单骑，头脑是第一位的。现在可好，各大学全都买椟还珠，不看成果，单看科研经费。
既然谁都明白，为何不实事求是，给教授及研究生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就是评估体系造成的。你当领导，就得肩起责任，努力抗拒这个潮流，即便因此而脸上无光，甚至被撤职，也在所不惜。记得当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当史语所所长，曾要求所有刚进所的助理研究员三年内不写文章；即便写了，也不要发表。有些特立独行的，希望早出成果，惹得傅先生很不高兴。傅斯年是史语所的大家长，有这个权威，大家听他的。这么做有他的道理，那就是逼着你认真读书，沉下心来做学问。我在北大读博期间的导师王瑶先生，也认定研究生在学期间不必发论文。他指导的硕士生钱理群、赵园、吴福辉、凌宇、温儒敏等，都是在毕业后才开始大发文章的。因为在学这几年，你可以心无旁骛，拼命读书，这种训练与积累，是管一辈子的。现在不一样，硕士生、博士生都被要求多发文章，整个学习状态完全变了。
以前我指导研究生，也是让他/她们多读书，勤思考，少写作，不一定发表文章。现在不行了，扛不住，因为学生找工作需要“靓丽”的成绩单。以前招聘单位一看是北大博士，出自名教授门下，质量肯定有保证，这样就行了。现在各大学为“公平”起见，由人事部负责招聘新人。人事干部只管数你有多少篇文章，发在哪个级别的杂志上。在国外，博士论文答辩前，不允许提前发表；在中国则相反，答辩前最好先刊出若干章节。可这不等于把评鉴论文、发现人才的重任，交给了杂志社的编辑？
这是个恶性循环：管理者缺乏足够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无法判定学者学术水平之高低，只好数字里出英雄；而一旦数篇数成风，必定催生很多滥竽充数者。除非你是名家，否则，不随波逐流，就可能会被淘汰出局。怎么办？一方面，敦促教育主管部门调整评价体系,以治理中国学术之“虚胖症”；另一方面，学者自觉追求“减产增效”——少写文章，写好文章，写大文章。
第五，一代人的情怀与愿望。所謂“三十年”，学术史上明显就是一个世代。上世纪八十年代登上舞台的，如今正陆续谢幕。下一个“三十年”，不属于今天活跃在台面上的人物。又到了转折关头，只好先“瞻前”，再“顾后”。
回头看八十年代登台的这一代学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高歌猛进，闯出一条新路，确实有贡献，但专业成绩并不理想，起码不像媒体渲染得那么“伟大”。
二○一○年，北大中文系为百年庆典而编写了《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青春》等六书，让我得以对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有更多体认。上面两代学人，因多年战乱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浪费了很多年华，在学术上是有遗憾的。而最近三十年，基本上是承平岁月，政治运动少，出版条件好，教学任务比较轻，出国开会或进修更是相当便利，我们这代人可谓“躬逢其盛”。虽有如此好的条件，反躬自省，仍不敢说在学术上全面超越前辈。以北大中文系的语言学专业为例，按年龄排，比起已去世的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高名凯、周祖谟、朱德熙、林焘、徐通锵等，现有的教授虽然也很努力，但很难说已经超越前贤。是什么原因妨碍我们成为像王力、魏建功那样的大家呢？小时学术环境不好，国学底子薄或西学修养不够，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心境与情怀——要说对学问的极端执著、志存高远且心无旁骛，我们这一代明显不如前辈。
一代人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不只取决于其知识结构，更与所处的政治环境、思想潮流、社会氛围密切相关。中国人喜欢说“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是一种恭维，当然也是鞭策。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不一样，我们这一代没能超越在颠沛流离中治学的民国学人，实在很遗憾。那么，下一代呢？人们常说现在的年轻教师很幸福，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虽然还不尽如人意），求学路上也没有碰到大的障碍（不像我们这一代深受十年“文革”的荼毒）。我很怀疑这种说法。
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机遇不一样。现在的年轻博士要出头，比我们当年难得多。我是七七级大学生，“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们那一代人，只要有才华，肯努力，就有机会“站到前排”来。因为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年轻人更能感受新时代的曙光，也很容易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而现在，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都处于“平台期”，要想取得“革命性”的突破，谈何容易！
前面提及，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社会科学容易适应，人文学则很受伤害。从长远看，受害最严重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人。稍微年长的，或足够优秀，或“死猪不怕开水烫”；四十岁以下的副教授或刚刚入职的青年教师，一方面有朝气，还想往上走，不愿意就此停下来；另一方面呢，学校压给他们的任务比较重，因而心力交瘁。人文学需要厚积薄发，很难适应眼下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的“时代潮流”，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容易被边缘化，甚至被甩出轨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大概是念现代文学的缘故，我相信前路茫茫，既是坟墓，也有鲜花。在座诸君，肯定有毕业后愿意申请中国大学教职的。我先表示欢迎（北大中文系连续好几年都有欧美大学博士入职），再打预防针，告诉大家，在中国，人文学及人文学者所面临的“机遇”与“陷阱”。有此心理准备，碰到难题，不至于大起大落或仓皇失措。
诸位既然选择了人文学，也就选择了独立思考。因此，我专门挑胡适的一段话，作为此次演讲的结语，也算是一种临别赠言。记得胡适《〈王小航先生文存〉序》曾引晚清维新志士、官话字母的创始人王照《贤者之责》的末段：“朋友朋友，说真的吧！”然后大加发挥，称生活在今日社会，在古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外，还得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不怕“落伍”或“笨拙”的讥笑，方能有属于自己的选择；只要认准了，就一直往前走。我不是教育部长，也不是北大校长，既不负责宣讲祖国形势一片大好，也无权力当场拍板招聘人才。作为一个任职北大且关注中国教育的学者，我只能剖析当代中国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至于接下来的“三十年河西”，题目如何定，文章怎么做，拜托在座诸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