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语言变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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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同文化》(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一册)中介绍了北京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其中“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这些变更,取其谐音,化俗为雅,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则是常见的语言变异现象。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同时又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文化的载体。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在某些领域为了顺应时代的需求,势必会发生变异。造成语言变异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简洁的需要
  
  用最少的字表达最丰富的意思,用最简单的词表达最深刻的思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言简意赅,简洁是语言表达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将字音、字形进行科学合理的简化,则降低了语言学习的难度,使汉字的符号系统更精炼。简化的方式有:
  1.简称
  为了方便表达,人们常常删繁就简,使用简称。如把“便携式电子计算机”称为“笔记本电脑”,把“硬盘驱动器”称为“硬驱”,把“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大”,把“奥林匹克运动会”称为“奥运会”等。至于“北大”、“消协”、“职高”、“央视”这样的称呼更是比比皆是。
  简化须以不影响理解为原则:简称要合理恰当,如“世界贸易组织”就不可简称为“世易”或“世组”;一些人们不甚熟悉的事物,不可随意简称,如一则新闻标题为“‘东突’恶行骇人听闻”,乍看不知“东突”为何物,细看文章才知“东突”指的是“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这类简称让人费解,还是少用为妙。
  2.字音的简化
  语音的变化虽然缓慢,但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1985年12月,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播电视部审核通过并联合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审定了839条异读词的读音,使汉字的符号系统更方便使用,且少了许多不必要的识记,为学生学习汉语降低了难度。如“呆”字,以前除了“dāi”音,还可念“ái”,作“死板,不灵活”解释。“凿”字以前有“záo”、“zuò”二音,现在统读“záo”。
  3.字形的简化
  1956年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2001年底教育部发布了《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公布了三百多组异形词,确立了推荐使用的形式。汉字简化方案与异体字整理对汉字书写的简便与规范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例如由于汉字简化,辽宁省“瀋阳市”改为“沈阳市”。像一些地名用字,因为生僻难认,已经国务院批准更改,如陕西“盩厔县”改为“周至县”。由于异体字整理,“轻飏”被淘汰,而推荐用“轻扬”的书写形式等。
  
  二、认知的需要
  
  语言在运用中,逐渐脱离了最初的语言环境,增添了新的义项,或者因上下文语境的习染而出现词语褒贬色彩的改变。由于新的意义在长期实践中证明更符合人们的认知心理,从而促成了语意的调整和字形的变化。
  “不赞一词”出自《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原指文章写得很好,别人不能再添一句话,现在说“不赞一词”也指一言不发,两个意义相去甚远。
  “不求甚解”语出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原指读书要领会精神实质,不必咬文嚼字。现在多指只求懂得个大概,不求深刻理解。
  熟语“一不做,二不休”原指要么不做,要么做到底。现指事实已经开始,就索性干到底。
  从源头来看,“必恭必敬”出现较早,但此成语在流传过程中意义发生了变化,由“必定恭敬”演变为“十分恭敬”,从目前的使用频率看,“毕恭毕敬”通用性强,所以《异形词整理表》以“毕恭毕敬”为推荐词形。这也是尊重社会的选择。
  
  三、审美的需要
  
  人们对语言的要求,不仅追求准确流畅,还力求生动、有美感,则势必会对语言材料进行加工处理,以达到美化的目的。
  正如胡同名的更改一样,北京极有名的“中关村”原本叫“中官村”,“中官”就是以前的太监,这个地方原是太监们的墓地。把“官”改为“关”,不仅去掉封建腐朽色彩,而且平添了一份雄关的壮美。
  “贵妃鸡”是上海梅龙镇酒家的著名风味菜。源于20年代末上海陶乐春川菜馆,此馔初创时叫“烩飞鸡”,因深受美食家及文人墨客的喜爱,后逐提议更名为“贵妃鸡”,以喻“贵妃醉酒”之意,使之成为十里洋场最出名的菜色之一!这些都是把名称加以美化。
  船上作业,经常处于危险的境地,所以船家最忌讳说“翻、沉、破、住、离、散、倒、火”等字眼儿,甚至连容易引起联想的行为也在禁忌之列。我们用的筷子以前叫“箸”,可船家不希望船“住”,而是希望它快,于是“箸”就变成了“筷”。这是种民俗文化,反映了人们的避凶求吉心理。
  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如“厕所”,由“茅坑”发展到“洗手间”、“盥洗室”,也体现了人们的审美取向。
  
  四、创新的需要
  
  当代社会的快速变迁在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等方面都给新词语增添了诸多令人眩目的多变因素,使词语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当现有的语言不能够满足表达的需要时,就出现了一大批新词汇,如“杀菌”、“贺岁”、“丁克家庭”、“第二课堂”、“倒计时”等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而涌现出一大批网络语言(包括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和特别用语,至于网民的“口头语”,则另当别论)。
  同时,很多旧有的词语被从一个惯用的领域移用到其他不同的领域,“移用”手法也大量使用,人们对一些现有词汇重新加以改造,赋予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义。如:“防火墙”指两所房子之间或一所房屋的两个部分之间厚而高的可以防止火灾蔓延的墙,现在也可指两个网络之间设立的安全设施;“老总”在旧社会是对一般军人的称呼,解放前后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某些高级领导人的尊称,如今又可称呼担任总经理、总工程师、总编辑职务的人;“下课”一般指上课时间结束,现又指辞职或被撤换。“咬文嚼字”原是个贬义词,但朱光潜先生在《咬文嚼字》一文中推陈出新,赋予其“无论阅读或写作,都有一字不可放松的谨严”的新义,启人心智,令人耳目一新。
  语言变异丰富和发展了语言,本质上可以看成是推动语言、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但语言的变异要遵守语法规则,决不可盲目改造,更不能片面地鼓励模糊、蒙眬、标新立异。目前社会上一些人为求“创新”,生搬硬套成语为其所用,例如商家“篡改”词语把涂料说成是“好色之涂”,卖布的商家树招牌“依衣布舍”,这就不符合人们的审美规律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准确、清晰、规范始终是语言教学的真正科学的追求。
  
  参考文献:
  1.《语言的河流哗哗作响》 郝铭鉴 《钱江晚报》 2005.5
  2.《汉语词汇的“移用”和“借用”及其深层社会意义》 汤志祥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3.5
  3.《社会语言学的兴起、生长和发展前景》 陈原 《中国语文》 1982年第5期
  4.《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对汉语新词语的影响》 曾祥喜 《江汉论坛》2003.12)
  5.《语言规范与变异对语言发展的作用》 (新浪网)(作者单位:浙江省遂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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