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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解放战争时期，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陕甘宁边区出现灾荒。党和边区政府随即展开灾荒救治工作。经过动员群众开展粮食生产自救、推行保障政策力保粮食增产、紧急赈济缓解粮食危机、号召各界同胞相互帮扶共渡灾荒、有计划地转移受灾群众、坚决做好灾区防疫工作等一系列措施，使边区灾情得到缓解，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逐步恢复。灾荒救治工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原则、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救灾；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C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10-0092-05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模范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继续在陕甘宁边区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领导边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边区的重点进攻，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1947年底与1948年初，陕甘宁边区所在的黄土高原中北部出现了一场情况较为严重的灾荒，“旧粮损失、新粮薄收”[1]，边区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这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也是一次极大考验。
一、陕甘宁边区发生灾荒的原因
陕甘宁边区灾荒情况的出现跟自然因素以及人为因素是分不开的。在自然环境方面，陕甘宁边区所处的黄土高原向来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资料显示，20世纪40年代，黄土高原地区正处于气温逐年下降的由暖转冷时期[2]，频繁出现霜降现象，危及生产。在人为因素方面，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极大加剧了灾荒的严重程度。国民党军队1947年开始向陕甘宁边区发起进攻，所到之处，扰民甚重，甚至出现“粮食财帛抢光，壮丁、牲口拉光，鸡犬牛羊杀光，门窗用具烧光，锅盆碗盏砸光”的现象，给边区生产造成了“损失公私粮食二十五万石，牛驴六万余头，农具二十三万件，减少耕地三百六十余万亩，青苗被践踏摧毁者五十余万亩”[3]的困难（见表1）。
受灾后的边区群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造成了四十万人没饭吃的大饥荒。生活基础和生产资料遭到大幅度破坏，有些受破坏严重的地区甚至出现疫情，加剧了边区灾民的困难。
二、党和边区政府采取的救灾措施
灾荒出现后，党和边区政府迅速了解情况并很快作出相关指示，组织各方力量应对灾情。
1.动员群众组织开展粮食生产自救活动
对处于战争时期、财力紧张的边区政府来说，除去必要的生产救济之外，号召人民群众、机关、团体开展节约捐输运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边区政府发出生产备荒指示，要求边区各地发动妇女、小孩采集野菜、野果，储藏洋芋、瓜、菜、干枣、秕糠等，以备不时之需。并号召每家制订具体的节约渡荒计划，并切实执行。早在1947年12月召開的生产救灾干部会上，西北财经办事处①的贾拓夫同志就要求多种豌豆春菜等早熟作物来缩短灾荒时间[3]。
边区政府还在1948年1月和2月先后发出了搜集早粮春菜籽种和开展1948年春耕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积极进行春耕准备工作，加强对春耕生产的领导工作，发动人民进行生产竞赛、开垦荒地来尽快度过灾荒少粮时期[4]。经过人民群众的积极生产，到1948年秋，边区的耕地面积和农作物产量均大幅提升。
2.推行保障政策力保粮食增产
缺乏粮食是本次灾荒的主要问题，边区政府十分重视粮食生产问题，其推行的保障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违农事，严管土地和农贷政策。为了确保春耕顺利进行，保障后方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8年4月发布公告，严厉禁止后方机关单位在春耕时期动员民力、滋扰百姓[5]；二是加强对土地使用的管控力度。1948年3月，边区政府发现米脂等地有百姓擅自种植鸦片，迅速发函指示米脂县县长查明实情，严加禁止，努力以生产粮食为主，尽早渡过灾荒、恢复经济[6]；三是实施农业贷款政策。1948年4月，边区政府提倡和鼓励民间开展私人借贷，同时政府还在银行协助下，向边区各地发放无利息农贷本币共三十五万万元。这些举措使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和没有生产条件的农户，得以迅速恢复生产[7]。
3.紧急赈济缓解粮食危机
灾荒在1947年冬季就已出现苗头，政府对灾民的紧急赈济是缓解灾情的重要举措。赈济粮的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征粮赈济。贾拓夫同志在1947年底提出要在土改中斗争地主，通过刨出地主的藏粮和征收富农多余粮食来救济灾民[8]。二是调粮赈济。灾情发生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及陕甘边区政府很快在1948年1月发出了关于运粮救灾的指示信，并派边区惠中权同志紧急赶赴太岳军区协调运粮十万石，帮助解决灾民在春耕期间的吃粮问题[9]。同时分派数个救灾小组奔赴各灾区，拨发赈济粮食，组织开展节约运动，确保灾区粮食安全。
4.号召各界同胞相互帮扶共渡灾荒
为了帮助陕甘宁受灾同胞，1948年3月，边区政府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区发出号召，呼吁大家节衣缩食、同甘共苦、踊跃捐助使陕甘宁边区的灾荒尽早结束[10]。号召一经发出，边区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对陕甘宁灾区同胞表达了高度关切，纷纷捐款捐物。有机关工作人员捐出自己节省下来的钱，有战区医院的伤病员把用来改善生活的钱捐了出来，更有边区工人借钱捐款。他们高度发扬了阶级友爱精神来支援灾区人民渡过难关[11]。这对革命工作的开展和灾区生活复苏起了很大作用。
5.有计划地转移受灾群众
贾拓夫同志在1947年底的生产救灾干部会上提到，如果通过赈济和自主生产等方法仍无法解决灾区的粮食问题，就必须有计划地向陇东、石楼等其他地区移民来解决吃饭问题。灾情发生后，1948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救灾工作问题的指示》，指出要有计划地组织受灾群众进行转移，并预先派出工作组打前站，到达目的地后和当地政府接洽安置办法，以避免大量灾荒移民集中至某地，导致该地区社会秩序混乱[12]。 6.加强预防和救治，做好灾区防疫工作
战争时期，若部分作战遗弃物没有进行细致处理，极易造成流行性病疫暴发。加之遇到灾荒，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极差，对于抗灾防疫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边区政府在1948年2月发布了《切实组织好各地防疫治疗工作》的指示信，要求各地卫生机关重视防治工作，在群众中做好防疫宣传工作[13]。在预防和救治方面要尽量做到：组织掩埋队对战争遗弃的尸体等重新掩埋至远离水源的地方；发动群众进行大扫除，保持环境清洁；收集有效的防疫药方；做好病人的隔离工作；保证各类药品供给；组织民间医疗队，发动群众参与防治工作。到1948年秋，经过党和边区政府的不懈努力，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人民积极发展生产，互相帮扶，战胜了灾荒。到1949年1月，粮食产量大幅上升，“陕甘宁边区今年的农业收成，已经达到了战前的百分之八十”[14]。这也让中国共产党在灾荒救治、防灾抗灾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给解放事业注入动力，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救灾活动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
1.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开展各项工作时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在此次救灾活动中，党和边区政府首先保证的便是边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粮食安全。战争所引发的瘟疫是灾情加重的一个因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此非常重视，专门下发指示信，要求各地组织防疫和治疗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面对粮食危机，边区政府将运粮调剂与自主生产结合起来，一边调运粮食解决受灾群众的吃粮问题，一边通过政策引导鼓励群众开展春耕生产。在此次生产救灾活动中牢牢把握了人民至上这一原则。
2.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社会动员即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社会动员的第一个特征是广泛参与性，第二个特征是整体上呈现出一定的兴奋性，第三个特征是目的性，第四个特征是秩序性。一般来说，正常的社会动员是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而不是杂乱无章、失去控制地进行[15]。在陕甘宁边区救灾活动中，边区政府一切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灾荒防治工作。灾荒发生前，边区政府就发出指示要求群众加强生产备荒，储藏粮食，相互帮助以解决种子困难。灾荒发生后，边区政府发布的关于切实组织好各地防疫治疗工作的指示信中提出，要充分发动群众参与防疫工作，包括搜集药品、组织掩埋队、组织大扫除和整治饮水环境等[13]。这种广泛动员群众的工作方针减少了灾荒带来的危害，同时也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
3.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我们党由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为拥有近八千万党员的执政党，反官僚主义作风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和相关工作决议中，我们党要求发扬民主精神，严格纠正官僚主义倾向，消除干部和群众之间存在的一切隔阂。在组织动员群众开展春耕备荒、移民救灾等具体事宜上，皆是如此。边区政府还提倡钻研精神及深入具体工作，不断改进干部作风，号召人民群众对边区政府进行自下而上的批评、监督。在边区政府组织春耕初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在春耕工作的相关指示中提出要求：坚决反对只作一般号召、照抄上级指示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必须深入农村逐村逐户具体讨论春耕计划，并及时解决群众的各种困难[16]。到1948年夏末，在党和边区政府以及边区群众的共同的努力下，灾情逐渐得到缓解。
参考文献：
[1]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加强生产备荒的指示（1947-09-07）[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2]王毅荣，张强，江少波.黄土高原气候环境演变研究[J].气象科技进展，2011，1（2）.
[3]附录：灾情概述[N].边区政报，1947-12-25.
[4]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开展一九四八年春耕运动的指示[N].群众日报，1948-02-14.
[5]陕甘宁边区政府布告——禁止后方一切机关春耕期间动员民力（1948-04）[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6]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严禁种鸦片给米脂乔县长的函（1948-03-27）[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7]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发放农贷的指示（1948-04-23）[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8]附录：为渡过今冬明春严重灾荒而斗争——节录贾拓夫同志在生产救灾干部会上的总结报告[N]边区政报，1947-12-25.
[9]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运粮救灾工作的指示信（1948-01-11）[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10]边府号召全区捐助陕甘宁灾胞[N].人民日报，1948-03-02.
[11]建中、古田等.救济陕甘宁同胞边区人民热烈捐输[N].人民日报，1948-03-23.
[12]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救灾问题的指示（1948-04-02）[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13]陜甘宁边区政府指示信——切实组织好各地防疫治疗工作（1948-02-07）[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14]消灭胡匪，建设新西北（1949-01-06）[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15]吴忠民.重新发现社会动员[J].理论前沿，2003（21）.
[16]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开展一九四八年春耕运动的指示（1948-02-14）[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赵春燕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救灾；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C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10-0092-05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模范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继续在陕甘宁边区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领导边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边区的重点进攻，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1947年底与1948年初，陕甘宁边区所在的黄土高原中北部出现了一场情况较为严重的灾荒，“旧粮损失、新粮薄收”[1]，边区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这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也是一次极大考验。
一、陕甘宁边区发生灾荒的原因
陕甘宁边区灾荒情况的出现跟自然因素以及人为因素是分不开的。在自然环境方面，陕甘宁边区所处的黄土高原向来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资料显示，20世纪40年代，黄土高原地区正处于气温逐年下降的由暖转冷时期[2]，频繁出现霜降现象，危及生产。在人为因素方面，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极大加剧了灾荒的严重程度。国民党军队1947年开始向陕甘宁边区发起进攻，所到之处，扰民甚重，甚至出现“粮食财帛抢光，壮丁、牲口拉光，鸡犬牛羊杀光，门窗用具烧光，锅盆碗盏砸光”的现象，给边区生产造成了“损失公私粮食二十五万石，牛驴六万余头，农具二十三万件，减少耕地三百六十余万亩，青苗被践踏摧毁者五十余万亩”[3]的困难（见表1）。
受灾后的边区群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造成了四十万人没饭吃的大饥荒。生活基础和生产资料遭到大幅度破坏，有些受破坏严重的地区甚至出现疫情，加剧了边区灾民的困难。
二、党和边区政府采取的救灾措施
灾荒出现后，党和边区政府迅速了解情况并很快作出相关指示，组织各方力量应对灾情。
1.动员群众组织开展粮食生产自救活动
对处于战争时期、财力紧张的边区政府来说，除去必要的生产救济之外，号召人民群众、机关、团体开展节约捐输运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边区政府发出生产备荒指示，要求边区各地发动妇女、小孩采集野菜、野果，储藏洋芋、瓜、菜、干枣、秕糠等，以备不时之需。并号召每家制订具体的节约渡荒计划，并切实执行。早在1947年12月召開的生产救灾干部会上，西北财经办事处①的贾拓夫同志就要求多种豌豆春菜等早熟作物来缩短灾荒时间[3]。
边区政府还在1948年1月和2月先后发出了搜集早粮春菜籽种和开展1948年春耕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积极进行春耕准备工作，加强对春耕生产的领导工作，发动人民进行生产竞赛、开垦荒地来尽快度过灾荒少粮时期[4]。经过人民群众的积极生产，到1948年秋，边区的耕地面积和农作物产量均大幅提升。
2.推行保障政策力保粮食增产
缺乏粮食是本次灾荒的主要问题，边区政府十分重视粮食生产问题，其推行的保障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违农事，严管土地和农贷政策。为了确保春耕顺利进行，保障后方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8年4月发布公告，严厉禁止后方机关单位在春耕时期动员民力、滋扰百姓[5]；二是加强对土地使用的管控力度。1948年3月，边区政府发现米脂等地有百姓擅自种植鸦片，迅速发函指示米脂县县长查明实情，严加禁止，努力以生产粮食为主，尽早渡过灾荒、恢复经济[6]；三是实施农业贷款政策。1948年4月，边区政府提倡和鼓励民间开展私人借贷，同时政府还在银行协助下，向边区各地发放无利息农贷本币共三十五万万元。这些举措使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和没有生产条件的农户，得以迅速恢复生产[7]。
3.紧急赈济缓解粮食危机
灾荒在1947年冬季就已出现苗头，政府对灾民的紧急赈济是缓解灾情的重要举措。赈济粮的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征粮赈济。贾拓夫同志在1947年底提出要在土改中斗争地主，通过刨出地主的藏粮和征收富农多余粮食来救济灾民[8]。二是调粮赈济。灾情发生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及陕甘边区政府很快在1948年1月发出了关于运粮救灾的指示信，并派边区惠中权同志紧急赶赴太岳军区协调运粮十万石，帮助解决灾民在春耕期间的吃粮问题[9]。同时分派数个救灾小组奔赴各灾区，拨发赈济粮食，组织开展节约运动，确保灾区粮食安全。
4.号召各界同胞相互帮扶共渡灾荒
为了帮助陕甘宁受灾同胞，1948年3月，边区政府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区发出号召，呼吁大家节衣缩食、同甘共苦、踊跃捐助使陕甘宁边区的灾荒尽早结束[10]。号召一经发出，边区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对陕甘宁灾区同胞表达了高度关切，纷纷捐款捐物。有机关工作人员捐出自己节省下来的钱，有战区医院的伤病员把用来改善生活的钱捐了出来，更有边区工人借钱捐款。他们高度发扬了阶级友爱精神来支援灾区人民渡过难关[11]。这对革命工作的开展和灾区生活复苏起了很大作用。
5.有计划地转移受灾群众
贾拓夫同志在1947年底的生产救灾干部会上提到，如果通过赈济和自主生产等方法仍无法解决灾区的粮食问题，就必须有计划地向陇东、石楼等其他地区移民来解决吃饭问题。灾情发生后，1948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救灾工作问题的指示》，指出要有计划地组织受灾群众进行转移，并预先派出工作组打前站，到达目的地后和当地政府接洽安置办法，以避免大量灾荒移民集中至某地，导致该地区社会秩序混乱[12]。 6.加强预防和救治，做好灾区防疫工作
战争时期，若部分作战遗弃物没有进行细致处理，极易造成流行性病疫暴发。加之遇到灾荒，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极差，对于抗灾防疫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边区政府在1948年2月发布了《切实组织好各地防疫治疗工作》的指示信，要求各地卫生机关重视防治工作，在群众中做好防疫宣传工作[13]。在预防和救治方面要尽量做到：组织掩埋队对战争遗弃的尸体等重新掩埋至远离水源的地方；发动群众进行大扫除，保持环境清洁；收集有效的防疫药方；做好病人的隔离工作；保证各类药品供给；组织民间医疗队，发动群众参与防治工作。到1948年秋，经过党和边区政府的不懈努力，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人民积极发展生产，互相帮扶，战胜了灾荒。到1949年1月，粮食产量大幅上升，“陕甘宁边区今年的农业收成，已经达到了战前的百分之八十”[14]。这也让中国共产党在灾荒救治、防灾抗灾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给解放事业注入动力，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救灾活动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
1.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开展各项工作时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在此次救灾活动中，党和边区政府首先保证的便是边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粮食安全。战争所引发的瘟疫是灾情加重的一个因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此非常重视，专门下发指示信，要求各地组织防疫和治疗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面对粮食危机，边区政府将运粮调剂与自主生产结合起来，一边调运粮食解决受灾群众的吃粮问题，一边通过政策引导鼓励群众开展春耕生产。在此次生产救灾活动中牢牢把握了人民至上这一原则。
2.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社会动员即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社会动员的第一个特征是广泛参与性，第二个特征是整体上呈现出一定的兴奋性，第三个特征是目的性，第四个特征是秩序性。一般来说，正常的社会动员是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而不是杂乱无章、失去控制地进行[15]。在陕甘宁边区救灾活动中，边区政府一切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灾荒防治工作。灾荒发生前，边区政府就发出指示要求群众加强生产备荒，储藏粮食，相互帮助以解决种子困难。灾荒发生后，边区政府发布的关于切实组织好各地防疫治疗工作的指示信中提出，要充分发动群众参与防疫工作，包括搜集药品、组织掩埋队、组织大扫除和整治饮水环境等[13]。这种广泛动员群众的工作方针减少了灾荒带来的危害，同时也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
3.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我们党由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为拥有近八千万党员的执政党，反官僚主义作风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和相关工作决议中，我们党要求发扬民主精神，严格纠正官僚主义倾向，消除干部和群众之间存在的一切隔阂。在组织动员群众开展春耕备荒、移民救灾等具体事宜上，皆是如此。边区政府还提倡钻研精神及深入具体工作，不断改进干部作风，号召人民群众对边区政府进行自下而上的批评、监督。在边区政府组织春耕初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在春耕工作的相关指示中提出要求：坚决反对只作一般号召、照抄上级指示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必须深入农村逐村逐户具体讨论春耕计划，并及时解决群众的各种困难[16]。到1948年夏末，在党和边区政府以及边区群众的共同的努力下，灾情逐渐得到缓解。
参考文献：
[1]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加强生产备荒的指示（1947-09-07）[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2]王毅荣，张强，江少波.黄土高原气候环境演变研究[J].气象科技进展，2011，1（2）.
[3]附录：灾情概述[N].边区政报，1947-12-25.
[4]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开展一九四八年春耕运动的指示[N].群众日报，1948-02-14.
[5]陕甘宁边区政府布告——禁止后方一切机关春耕期间动员民力（1948-04）[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6]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严禁种鸦片给米脂乔县长的函（1948-03-27）[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7]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发放农贷的指示（1948-04-23）[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8]附录：为渡过今冬明春严重灾荒而斗争——节录贾拓夫同志在生产救灾干部会上的总结报告[N]边区政报，1947-12-25.
[9]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运粮救灾工作的指示信（1948-01-11）[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10]边府号召全区捐助陕甘宁灾胞[N].人民日报，1948-03-02.
[11]建中、古田等.救济陕甘宁同胞边区人民热烈捐输[N].人民日报，1948-03-23.
[12]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救灾问题的指示（1948-04-02）[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13]陜甘宁边区政府指示信——切实组织好各地防疫治疗工作（1948-02-07）[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14]消灭胡匪，建设新西北（1949-01-06）[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15]吴忠民.重新发现社会动员[J].理论前沿，2003（21）.
[16]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开展一九四八年春耕运动的指示（1948-02-14）[A].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赵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