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1985年获得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本科学位，3年后从该校研究生院毕业。1995年，王澍到同济大学攻读博士，2000年回到中国美术学院工作，从2003年起先后担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多线索平行发展
　　2月27日晚上，网络上流传着王澍是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的消息。这个消息一度受到质疑，真假难辨。几个小时后，普利兹克建筑奖官方网站正式宣布王澍获奖。对于王澍的妻子、建筑师陆文宇而言，这是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她不断收到各种短信与电话，“简直像炸了锅。”陆文宇说。
　　此时，大洋彼岸，王澍正在熟睡。到了11点多，王澍查看手机时，刚好接到陆文宇的越洋电话。“你知道普利兹克奖已经宣布了吗？”陆文宇问。“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王澍有点懵。
　　1983年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获得这个大奖，这一年，他66岁。早在三年前，就有人预言，如果中国有一个人能得到普利兹克建筑奖，这个人肯定是王澍。即便如此，包括王澍在内的所有人都觉得要拿到这个奖，至少还需要10年。
　　王澍1985年获得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本科学位，3年后从该校研究生院毕业。1995年，王澍到同济大学攻读博士，2000年回到中国美术学院工作，从2003年起先后担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刚从美国回到杭州后，王澍就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安排下与媒体见面。其后，接受记者专访时，王澍简单地将自己的经历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言论激烈，1990年代沉寂，2000年以后埋头工作。
　　在东南大学建筑系，王澍以狂傲著称，有关他在校期间的不少“传说”在建筑界广为流传。其中，版本最多、最为知名的，是王澍有关“一个半建筑师”的言论——他曾经放言：“中国没有现代建筑师。如果有的话，最多有一个半。我算一个，我的导师齐康算半个。”
　　获得普利兹克奖之后，他的这段“辉煌”经历被媒体反复追问。当记者问及是否确有其事时，坐在对面的王澍哈哈大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事隔多年，衍生出太多版本，以至于我自己都搞不清当年是怎么说的。”他强调说，“我只是想要表达，中国建筑界虽然不时地有思想的火花和批判的意见，却没有持续和深入，没有积累和传承，永远处于开端。”
　　大二时，王澍公开宣布，自己无课可上，没有老师可以教他；他曾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批判了整个近代中国建筑界的状态，从梁思成到导师齐康都被涉及；他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死屋手记》为自己的硕士论文命名，影射自己所在的建筑系乃至整个中国建筑学的状态。
　　提及当年的血气方刚，王澍称自己最早受鲁迅的影响很深，思想、言论和行为方式都像刀枪与匕首。后来，自己受沈从文的影响更大。他曾背着行李，按照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行走，用几个月的时间寻找书中提及的村落。“我喜欢沈从文，是因为他的超越性。记得他描写清廷镇压苗族起义，凤凰城头，几千颗人头，城边的水被血染红了，但阳光灿烂，青山依旧。这是一种怎样的心境？”王澍说。
　　王澍有几十张古代书画的珂罗版，用来研究传统绘画。王澍甚至借此来阐释自己的作品：“有人说从象山校区建筑的屋檐上看到了沈周的长线条，从校园里大尺度的连续控制中能看到夏圭的痕迹，细腻之处跟李公麟有点接近。当然，和巨然的层峦叠嶂相比，我还差很多，现在只能说努力向董源的感觉靠近。”
　　进入大学后，王澍就开始临帖， 最开始是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临帖的爱好；大三时，他把康德的《形而上学导论》翻烂了，还能将《世说新语》倒背如流；直到现在，他还像传统文人一样，一直用铅笔画出全部平、立、剖正图，标明门窗尺寸，再交出去用电脑翻成设计院需要的图纸，他喜欢这种氛围，好像提前进入了建造状态。
　　王澍一直有古典文人著书立说、传道授业解惑的强烈愿望。完成于2009年的南宋御街陈列馆只有几百平方米，是王澍强调的“以小见大”的典型。这个建筑的顶层，王澍给自己留了个地方。那是一块不大的、两边开放的平台，头顶就是整个建筑的木顶。王澍在指着两排木凳，对记者说，自己的私心是有一天可以在这里讲学。他的“私心”还体现在另一处代表作品——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内。在14号楼楼顶，也给自己预留了能讲学的地方。“一直到现在也没用上，只是偶尔在14号楼楼顶喝茶，会朋友。”
　　早在为象山校区选址时，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和王澍就带着恢复中国传统书院的想法。“大学应该是在山边有组院子，没有入学和毕业考试，学生可以随时进，随时出，就好像孔子带弟子，流动性很大，随时有变化。”王澍说，这种理想奠定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基本气质。
　　眼前的王澍，幽默风趣、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早已蜕去了年少时的轻狂。“我一直是多线索平行发展的，以我长期的艺术训练和自我修养，想做出不艺术的东西恐怕很难。”说这话时，王澍骨子里的傲气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如今，在王澍主持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大一的学生都要学习砌墙、木工。来自美院油画系和书法系的老师，分别教这些学建筑的学生素描和书法。带木工课的陆文宇记得，连开水都不会打的孩子们做木工时手被扎出了血，磨出了老茧。
　　对于学生的教育，王澍的目标是把他们培养成“哲匠”，“既要像哲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又有熟练的木工等技术”。
　　


　　


　　与“甲方”的“战斗”
　　王澍曾在晨曦初露的校园，用大棉袄裹上一捧石榴花献给喜欢的女孩，这个叫作陆文宇的女孩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和事业搭档。毕业后，王澍第一个独立设计的建筑项目是为海宁设计的青少年中心，这个作品于1990年完成。在接下来的7年时间里，他和妻子在杭州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没有接过任何项目。
　　“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你不做建筑项目，是如何生存的？难道没有经济压力吗？”面对记者的追问，王澍回答：“我太太有工资啊，有时候我也会帮别人画几张图纸补贴家用。”
　　1997年，王澍设计了使用面积只有五十多平米的自己的家，“甲方”是自己。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阳台上搭了个亭子，又在家里做了8个木头的、两层的灯具。在王澍看来，这些灯具界定了人和世界或者是建筑里面的两层空间的最基本的关系，很像一种智力游戏。他用“八间不能住的房子”形容这组作品，为它们赋予了哲学思辨内涵。
　　也是在这一年，王澍和陆文宇在杭州创办了“业余建筑工作室”。王澍说：“业余这个词意味着一个因为兴趣而从事某项研究、运动或者行为，而不是因为物质利益和专业因素。对我而言，不管是一个工匠还是业余的，都是一样的。”
　　三年之后，王澍完成了他的第一个重要作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这个作品体现了他的建筑哲学，即如何让建筑自然地存在于山水之间而不突出。这座图书馆近一半的体积处理成半地下，四个散落的小建筑尺度明显小于主体建筑。
　　2000年以后，王澍不再言辞激烈，而是埋头工作，但他的作品却一直备受争议。他说：“我从来没有妥协过。所有跟我相关的故事因为我不妥协，才会有这样那样的结果。作为建筑师，能够说服别人和自己一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这是一种能力。”
　　坐落在杭州南部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一、二期工程设计，是王澍最为重要的代表作。象山校园无论是体量还是建造规模都是惊人的，很多建筑形式都由王澍独创。这里的建筑相对集中，更多的土地被营造成自然的环境，30座大小不一的建筑点缀在杭州南部依山的农田中，很多地方可以种菜养殖。
　　象山校园的预算只有同时期杭州其他大学城项目的一半。项目“甲方”——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提出的 要求却是要建造原创的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校。王澍告诉许江，这可以实现，但他需要绝对的自由。许江居然答应了。
　　到2007年，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二期工程落成，在漫长的六七年时间里，许江只写过三首诗给王澍。“这是文人间的心灵唱和，写诗是给我鼓励，却没有任何具体的要求。”王澍说：“但绝对的自由也意味着巨大的责任。”在画好总图的几种可能性之后，王澍连续半个月都失眠。他知道，一旦他做出决定采用某一套总图，几百人的团队就开始运作，要调动上千个工人，机器也随之运转，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象山校园的所有建筑墙面都不抹灰，院子只造三面，进入施工阶段后，管工程的吴小华找到王澍，问他瓦可不可以用旧的，旧的比新的便宜一半。王澍说当然可以，有多少用多少。现场运来的瓦越来越多，吴小华专门找了两个砖瓦贩子，在浙江全省搜集。这些旧瓦堆在工地上，好像一望无尽的海洋。工匠如同在家里劳作般“随意砌”这些旧瓦，最后用了几百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
　　后来，一个拆迁公司的经理问王澍要不要唐代的砖头，他们刚拆的一个院子里唐宋元的砖都有。王澍突然意识到，中国的很多建筑都是循环建造的，用拆下的材料重新建造，不是简单抛弃。“这些不是简单地使用旧材料，而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对时间的很诗意的感受。”王澍说：“我终于找到一种方式，使得现代建筑的创作与设计，变成经过很多人的手创造的、人类学的作品。这不止超越文化传统，更超越建筑个人的风格。”
　　项目建成后，“文人”许江惊喜万分。他漫步校园时，猛然发现，对面的景色与宋代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颇为相似。王澍说：“你发现了？”对于建筑师而言，建筑摆在怎样的位置，门洞怎么开，如何控制建筑与山之间的距离，都是需要仔细估算的。王澍喜欢做这种事，做完了就等着人来发现。
　　坊间对于这个建筑群的批评从未间断。那些不规则的走廊和“诡异”的楼梯，让很多人迷路，形同迷宫；每幢楼的窗子都开得小，学生白天上课也要开灯，灯不够亮都看不清；楼里只有极少的空间安装了空调，以至于大多数的房子“冬冷夏热”……批评者把象山校园归为杭州最丑陋的建筑，而支持者则把它与央视大楼相提并论，认为它引领着一条中国建筑截然不同的方向。
　　杭州的住宅“钱江时代”是王澍迄今为止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商业住宅项目。住宅是城市建筑中的主体，作为建筑师，王澍希望介入这类项目，直接面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并给予正面的回答。但他的想法商业风险极高，从开始有意向做这个项目，到最终做出决定，王澍和开发商一起喝茶聊天长达2年。有一天，开发商对王澍说：“下定决心要做了，我们也理想主义一次。”
　　王澍打算从中国人原本的生活经验出发设计这个住宅项目。第一次把图拿给开发商时，对方问：“总平面图在哪里？”王澍画的是一个只有两层楼的小盒子，盒子里有4-6户人家。不管最终的高层建筑有多高，他想要让住在里面的人回到记忆中生活的两层楼的时代。每家有一个很深的阳台，或者说是院子，院子里有1米以上的浮土，可以种植6米以下的植物。王澍希望“小区的居民可以站在远方，指着那个种着桂花的地方说：‘看！那就是我家！’”，于是，这些两层楼盒子被叠加起来，形成六栋高层建筑，就是现在的钱江时代小区。打造新型邻里关系和垂直院宅的理想主义的初衷在有些住户心中并未实现，穿插堆叠形成的错层阳台方便了小偷，钱江时代小区也曾因此登上了杭州报纸的社会新闻版。
　　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消息传出后，钱江时代的开发商通策集团在微博上说：王澍获奖，是迟早的事。一个生活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的真诚甚至天真的人，总有一天会让人相信，他的艺术世界是真实的。
　　王澍几乎每个代表作的出炉都是一波三折。矗立于宁波市中心的宁波博物馆是一个令人过目不忘的庞然大物。建筑的外墙采用收集来的几十种旧砖瓦，是对浙东地区“瓦爿墙”的回溯。工人们把整个瓦片乃至瓦片的碎屑都砌在墙上，王澍统计过，在四平方米的“瓦爿墙”上，有84种不同的材料，包含了丰富的可能性，每一面墙又像艺术大师创作的巨大的抽象绘画。
　　宁波博物馆投入使用后，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的观众流，在开幕前三个月共接待了100万人次。很多人指着博物馆外墙的某个部分说：“这里和我老家的墙一模一样。”
　　还在用笔画图的王澍相信“精耕细作”。“如果对自己的作品有质的要求，必然要在量上有所控制。”王澍说，“在我得奖之前，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拒绝满怀诚意的‘甲方’，可能以后这种情况会更多，但我依然坚持每年只做一个大项目。”
　　


　　文人生活
　　王澍出生于新疆，在西安长大并考上大学。小时候有一段逗留北京的短暂时光。他回忆说，“当时新疆闹武斗，就被送回北京，一直待了四年，非常美好。我生活的那个年代，我们家出了门就是护城河，护城河对面就是现在的国际公寓。一出门外面就是一望无际 的树林，没有房子，一直可以看到远处的燕山，那是六十年代末的北京。”
　　他从小就对艺术有着浓厚兴趣，但是父母却坚持让他学科学。最终，王澍学了建筑学，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如果一定要说有家学渊源，王澍说来自父亲。父亲的工作是拉小提琴，但从来不在家里拉琴，在家的时候只喜欢做木工。父亲是一个兴趣很多的人，在家的时候会用花盆做小麦品种的改良实验，后来，王澍在象山校区种起了麦子。
　　王澍的儿子今年10岁，名字叫斗拱。斗拱小时候在野外玩，脸上被蚊子叮出了红疙瘩。同行的人要给他抹风油精，王澍却说：“没关系，应该让孩子逐渐适应与自然的亲密接触。”家里发现蜘蛛，陆文宇要消灭，王澍总是将其救下，要与它们休戚与共。
　　王澍可以连续几天陪妻子逛商场，不知疲倦，他说其实自己在饶有兴趣地观察生活；也能够在西湖边坐一整天，看日出日落，一言不发。其实，王澍一直是一个不怕孤独的人，研究生时，他曾在农村住了两年，看书、写字、爬山，独自面对漆黑的夜晚；跟王澍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手机之于王澍并不是即时通讯的工具，他极少接手机，偶尔回短信。在得奖的消息发布后，一位青年建筑师给王澍发了8条短信，几天后，王澍回了一条。这个建筑师兴奋地把这些通讯纪录发到了网上。
　　王澍一直在从文人的角度思考城市与建筑，他把自己称作一个会做建筑的17世纪的中国文人。2006年，王澍把6万片拆迁下来的旧瓦带到威尼斯，代表中国城市的大拆迁。这个名为“瓦园”的作品让人沉思整个世界建筑到底该怎么发展。
　　在建筑界，王澍被归为“实验建筑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坚持“实验”十几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当面对有关建筑功能性的指责时，他坚持认为好的建筑师应该是教人如何去使用和适应它，在一定程度上能颠覆现代人的生活经验。
　　“我在学生时代已经很突出了，很多同学很羡慕我的工作状态，但是他们又说，等我赚到钱或者等我评上职称了，我就像你一样工作。”王澍意味深长地说，“但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到他们赚够了钱、评上了职称，就已经在另外一条路上走得太远，无法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