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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增长目标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新中国成产以来主要领导人的经济思想由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必然结果。经济落后时期，领导人着重解决的是国内经济增长数量的问题，即增长的速度问题。改革带来的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领导人的经济思想由赶超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经济进入新常態后，现任领导人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后果和前景，对当前我国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有积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质量创新驱动发展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的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其中，生产要素积累强调生产投入规模的扩大，产出数量的增长，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则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具体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对经济增长进行定义，但他赋予经济增长以丰富的内涵，如生产扩大了、产品增加了、价值增大了等。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增长就是财富的增加、生产的增加或产出的增加。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经济增长表现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马克思强调经济增长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过程，是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更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生产的动态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积累率呈同向变动，与资本有机构成呈反方向变动。
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欠发达国家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缓慢所带来的贫困，所以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发展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即“发展—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商品物质丰富之后，社会的其他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经济增长即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发展。许多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确实获得了较大的成功，然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道德水平急剧沦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使我们不得不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
但是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到处都在用宽泛的数量指标来描述增长过程，而发展过程的质量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数量型的经济增长追求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学术界多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测度。质量型的经济增长是数量型增长基础上优劣程度的价值判断。一般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和生态环境代价等维度来评价。所以，一个完整经济增长应该外在表现为总数量的扩张，而内在表现为质量的提高。数量和质量其实是经济增长的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经济增长的结构以及稳定性问题构成了经济增长的过程主要内容，经济增长质量的结果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和生态环境代价。所以，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还是一个质的概念，不仅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和人均占有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整体演进。
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国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中国的增长模式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奇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是101%，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是107%。2010年我国GDP超过39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转型期，宏观上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要从数量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国领导人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调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创新驱动，简而言之就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带来效益，在经济发展中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大增加，即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大大提高。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而言更高级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但并不意味着创新驱动阶段不需要投入要素和投资，而是指要素和投资由创新来带动。科学技术的创新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由较为低级的马克思类型增长向更为高级的库兹涅茨类型经济增长的转变的充分条件。
在中国这样一个由强中央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家里，领导人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思想转变会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一定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要素配置，实现创新驱动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有质量的增长意味着效率的提高，结构的优化，稳定性的提高，福利分配的改善，生态环境代价的降低，创新能力的提高，是更“好”的经济发展方式。本文总结了我国领导人经济增长质量的思想，对当今中国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经济有质量增长具有理论及现实指导意义。
二、“多快好省”和“赶超战略”
“多快好省”的经济发展路线是在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国内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国情下，毛泽东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我国早期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我国“一五”建设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快，效果好，重要的经济部门之间比例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对“多快好省”，《人民日报》社论给出的具体解释是：“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这篇社论虽然也指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但其所要强调的基调是争取实现更高的发展速度。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在“一五”取得的辉煌经济成果面前，我党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急躁倾向，原本必不可分的“多快好省”变成了以“快”为中心，为了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赶英超美”，全国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大跃进运动靠制定农业生产高指标，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甚至几十倍增长。为实现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大跃进”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在组织形式上大搞群众运动，进行粗放的扩大再生产。1958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213%，超高速过热增长，引起生产资料及工业消费品的供给紧张，加之自然灾害，之后的三年经济均为负增长。1961年降幅最大，达到-273%，造成了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多快好省”、“大跃进”和“赶英超美”的赶超战略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但是由于建国初期对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急于求成，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1964年1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左右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在世界前列”。
尽管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遭遇了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从“一五”期间到1976年的20多年，我国经济仍然取得了比较高的发展速度。1952至1978年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增长两倍多，完成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跨越，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立国”的艰巨任务，为我国今后的进一步的经济独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发展是硬道理”
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即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当时沿用了“高速度”一词，但开始强调“稳定”发展，提出“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 1981年底，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是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经济效益”问题，把“质量”和“效益”联系起来，并把它作为经济建设的方针，并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首次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入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中。
“三步走”战略和“台阶式”发展和“波浪式”前进的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对经济增长要求数量和质量统一的根本指导思想。“三步走”战略不仅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数量有明确的要求，而且十分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及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邓小平同志指出：“一定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只要讲究效益， 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强调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经济增长。”“以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是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可见他强调的“快”是在质量效益前提下的速度，这样的经济发展才是我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经济发展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对于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他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的，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上一个台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同志认为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但经济发展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波浪式前进的，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台阶式”发展和“波浪式”前进是指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每隔几年要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其中既包括经济增长速度上的要求，又包括对经济波动性的合理预期，即经济增长整体向上，但是允许存在合理的调整和波动。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科技进步取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邓小平同志重视人才，重视教育，对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重视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力技术支持。科教兴国的战略大大缩小了我国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提高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有重要的意义。
他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理论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开创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这一核心问题，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体制保障。“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同时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
在經济结构维度，他主张三次产业关系上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他重视农业发展，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他指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 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工业本身必须着力解决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强调铁路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后来又把属于基础工业的能源等作为骨干项目。他强调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贯彻综合平衡，比例协调的原则针对性地解决了过去我国经济建设工作没有处理好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在内的多种比例关系，抓住重点，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协调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体现经济增长质量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方面的重要环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体现“按劳分配”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指导方针和原则，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于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贫穷的目地。
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一直处于高速的经济增长中，以“计划为导向”的国家意愿向以“市场化为导向”转变，及时纠正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重新明确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改革开放战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克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实现了以市场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模式，发挥了价值规律的引导作用，激励了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并引领了经济、法律及政治等制度的变迁与完善，最终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艰苦奋斗，“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战略部署，在1988年提前完成。第二步战略部署中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也已于1995年提前完成，中国已踏上了“富国”之路。 四、“又快又好”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完成根本转型，片面追求速度的弊端还没有真正克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冲到了新的速度高峰。为治理经济过热，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了“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并强调：“更好地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进一步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目标任务贯彻好、落实好，确保经济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充分调动、保护、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在“又快又好”的思想指导下，1993年下半年至1996年，国民经济运行实现了“软着陆”，既大幅降低了物价涨幅，又保持了经济适度的快速增长。对我国曾一度不切实际地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遍地开花搞重复建设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他认为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重申“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提法，并进一步提出“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江泽民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这时我国领导人对经济的发展不止要求“又快又好”，而且增加了“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他认为没有很好地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是导致我国经济整体素质不高的主要原因。要正确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他指出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具有全局意义关键的根本性转变。
五、“又好又快”和“科学发展观”
随着改革进入加速期，经济增长成绩斐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供求关系已经由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经济运行由大起大落转为平稳运行，经济总量上升至世界前列，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民的生活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然而中国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也暴露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容易出现“大起大落”；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中，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资源紧缺的问题也十分突出。考虑到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带来的尖锐矛盾，胡锦涛总书记始终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关键环节来抓。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针对我国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日益突出保护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问题而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形成和提出了更高层次和更丰富内涵的科学发展观，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 年12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在谈到我国经济发展目前处在关键阶段，有不少长期积累、制约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时，首先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经济增长的粗放方式带来十分尖锐的资源环境矛盾，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资源消耗不断增加，这种矛盾还会进一步发展，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现在难以承受，而且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最终也无法实现。”他认为要缓解环境人口资源的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必须加快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出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特殊阶段的科学判断和对国际经济发展大势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准确把握，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时指出：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经济正处在产业结构朝着技术、知识、服务密集的方向发展的新的调整时期，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才能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 确保实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发展目标，才能切实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确保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才能应对激烈的国际經济、科技竞争， 切实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确保在国际分工中取得有利地位。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提出“在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时，把工作重心放到全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增长速度。强调指出“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至此，领导人已经将“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放在了“更要注重”的位置上，“又好又快”取代“又快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好”字放在首位，决不是不要“快”，而是要好中求快，使“快”更能持久。
六、“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
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催生经济高速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日益衰减，拼投入、拼资源、拼环境、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续。我国经济在中高端领域受到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在低端技术领域则面临要素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的追赶。在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我国现任领导人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号召通过改革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 他要求把经济工作的立足点转移到追求质量和效益上来，在经济建设上，既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反对盲目的、蛮干式的发展；不能搞拼资源的发展、竭泽而渔的发展、砖头搬来搬去的空头发展，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他在二十国领导人第八次峰会上提出：发展和创新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各国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增强经济竞争力。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我们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 党的十八大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并明确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肯定未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道路，要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良序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工作的重心正在转向深化改革，强化创新驱动，转向扩大内需和经济战略结构调整，转向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要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让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这就要求破除“唯GDP神话”、摆脱高速度增长的“纠结”。要坚守转方式、调结构的总体目标，以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根本手段，缜密谋划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新态势。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由经济规模扩张为主转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主，这些成为习近平谋划经济发展新常态基本事实和重要基础。
习近平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特别是科技型增长，重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要从外生性动力转向内生性动力，而创新是内生性动力的源头，因此依靠创新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技术进步和创新才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手段，也是我国经济有质量增长的动力源泉。近代史证明中国每一次受屈辱，并不是因为经济体量不够大，而是科技不够强大，没有起到支撑作用。创新驱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和新方向，由创新驱动的有质量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经济屹立于经济强国之林。
七、总结与启示
中国60余年的经济发展历史是国民财富数量的扩张过程，也是质量不断提升的过程，领导人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思想体现出数量和质量的动态变化和均衡的统一，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纵观我国领导人经济增长质量发展的思想，不难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从重视经济增长数量到重视经济发展质量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是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往往会选择要素驱动和资本驱动，以实现发展赶超目标。在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落后的时期，经济面临的是供给不足，是典型的短缺经济，领导人需要着重解决的是国内经济增长数量的问题，即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发动经济增长的初期一般都追求以“快”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如果不能迅速解决温饱问题，带领全国人民脱贫致富，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作为基础，经济增长质量就无从谈起，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民生就缺乏物质基础。
邓小平提出“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的要求，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增长的导向仍定位在数量上。国家用数量指标来衡量企业和官员的业绩，“唯GDP论英雄”的考核模式使国内各地不切实际地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人们只关心产出有多大，而不顾实现这些产出付出的成本有多少，也不顾这些产出有多大价值。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采取的均是粗放式的增长模式，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的增长模式日渐暴露了“高速度，低质量”，“有增长，无发展”的问题，结果导致国内经济结构全面失衡，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增长数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经济供求关系由供给不足转为供给过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这些矛盾不解决，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经济的赶超战略只能解决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并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此时领导人的经济思想开始由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思想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不仅要求经济“又快又好”的同时增加了“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此时的经济增长质量应以国内经济增长数量提高为基础的情况下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增长稳定性，合理化福利分配，将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最终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实现质量的提高。
胡锦涛提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路线，将“好”放在了“快”的前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此时我国领导人认为经济发展的质量已经超过经济增长数量的重要性，在关注经济增长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后果和前景，实现经济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的统一。科学发展观不仅仅强调经济发展的质和量，而且强调经济发展的质和量的统一，其最终结果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现了较高增长并进入发展的较高阶段后，则会选择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
中国经济经过了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的整体运行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在传统增长动力减弱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将走向何方？中国能够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实现由马克思类型向库兹涅茨类型增长的顺利过渡呢？还是如同保罗·克鲁格曼所担心的那样，中国和亚洲“四小虎”一样，也将陷入马克思类型增长的僵局？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大趋势的。这是领导人基于对我国当前和未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需求，基于对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的深刻认识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强调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时代适然性，也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城市内涵、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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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广州国家创新型城市发展研究中心资助〕
（丁焕峰，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周艳霞，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质量创新驱动发展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的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其中，生产要素积累强调生产投入规模的扩大，产出数量的增长，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则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具体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对经济增长进行定义，但他赋予经济增长以丰富的内涵，如生产扩大了、产品增加了、价值增大了等。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增长就是财富的增加、生产的增加或产出的增加。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经济增长表现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马克思强调经济增长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过程，是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更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生产的动态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积累率呈同向变动，与资本有机构成呈反方向变动。
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欠发达国家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缓慢所带来的贫困，所以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发展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即“发展—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商品物质丰富之后，社会的其他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经济增长即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发展。许多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确实获得了较大的成功，然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道德水平急剧沦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使我们不得不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
但是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到处都在用宽泛的数量指标来描述增长过程，而发展过程的质量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数量型的经济增长追求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学术界多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测度。质量型的经济增长是数量型增长基础上优劣程度的价值判断。一般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和生态环境代价等维度来评价。所以，一个完整经济增长应该外在表现为总数量的扩张，而内在表现为质量的提高。数量和质量其实是经济增长的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经济增长的结构以及稳定性问题构成了经济增长的过程主要内容，经济增长质量的结果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和生态环境代价。所以，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还是一个质的概念，不仅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和人均占有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整体演进。
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国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中国的增长模式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奇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是101%，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是107%。2010年我国GDP超过39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转型期，宏观上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要从数量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国领导人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调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创新驱动，简而言之就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带来效益，在经济发展中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大增加，即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大大提高。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而言更高级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但并不意味着创新驱动阶段不需要投入要素和投资，而是指要素和投资由创新来带动。科学技术的创新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由较为低级的马克思类型增长向更为高级的库兹涅茨类型经济增长的转变的充分条件。
在中国这样一个由强中央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家里，领导人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思想转变会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一定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要素配置，实现创新驱动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有质量的增长意味着效率的提高，结构的优化，稳定性的提高，福利分配的改善，生态环境代价的降低，创新能力的提高，是更“好”的经济发展方式。本文总结了我国领导人经济增长质量的思想，对当今中国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经济有质量增长具有理论及现实指导意义。
二、“多快好省”和“赶超战略”
“多快好省”的经济发展路线是在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国内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国情下，毛泽东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我国早期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我国“一五”建设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快，效果好，重要的经济部门之间比例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对“多快好省”，《人民日报》社论给出的具体解释是：“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这篇社论虽然也指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但其所要强调的基调是争取实现更高的发展速度。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在“一五”取得的辉煌经济成果面前，我党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急躁倾向，原本必不可分的“多快好省”变成了以“快”为中心，为了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赶英超美”，全国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大跃进运动靠制定农业生产高指标，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甚至几十倍增长。为实现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大跃进”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在组织形式上大搞群众运动，进行粗放的扩大再生产。1958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213%，超高速过热增长，引起生产资料及工业消费品的供给紧张，加之自然灾害，之后的三年经济均为负增长。1961年降幅最大，达到-273%，造成了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多快好省”、“大跃进”和“赶英超美”的赶超战略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但是由于建国初期对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急于求成，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1964年1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左右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在世界前列”。
尽管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遭遇了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从“一五”期间到1976年的20多年，我国经济仍然取得了比较高的发展速度。1952至1978年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增长两倍多，完成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跨越，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立国”的艰巨任务，为我国今后的进一步的经济独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发展是硬道理”
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即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当时沿用了“高速度”一词，但开始强调“稳定”发展，提出“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 1981年底，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是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经济效益”问题，把“质量”和“效益”联系起来，并把它作为经济建设的方针，并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首次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入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中。
“三步走”战略和“台阶式”发展和“波浪式”前进的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对经济增长要求数量和质量统一的根本指导思想。“三步走”战略不仅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数量有明确的要求，而且十分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及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邓小平同志指出：“一定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只要讲究效益， 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强调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经济增长。”“以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是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可见他强调的“快”是在质量效益前提下的速度，这样的经济发展才是我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经济发展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对于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他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的，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上一个台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同志认为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但经济发展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波浪式前进的，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台阶式”发展和“波浪式”前进是指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每隔几年要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其中既包括经济增长速度上的要求，又包括对经济波动性的合理预期，即经济增长整体向上，但是允许存在合理的调整和波动。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科技进步取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邓小平同志重视人才，重视教育，对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重视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力技术支持。科教兴国的战略大大缩小了我国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提高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有重要的意义。
他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理论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开创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这一核心问题，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体制保障。“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同时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
在經济结构维度，他主张三次产业关系上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他重视农业发展，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他指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 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工业本身必须着力解决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强调铁路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后来又把属于基础工业的能源等作为骨干项目。他强调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贯彻综合平衡，比例协调的原则针对性地解决了过去我国经济建设工作没有处理好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在内的多种比例关系，抓住重点，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协调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体现经济增长质量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方面的重要环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体现“按劳分配”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指导方针和原则，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于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贫穷的目地。
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一直处于高速的经济增长中，以“计划为导向”的国家意愿向以“市场化为导向”转变，及时纠正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重新明确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改革开放战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克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实现了以市场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模式，发挥了价值规律的引导作用，激励了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并引领了经济、法律及政治等制度的变迁与完善，最终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艰苦奋斗，“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战略部署，在1988年提前完成。第二步战略部署中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也已于1995年提前完成，中国已踏上了“富国”之路。 四、“又快又好”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完成根本转型，片面追求速度的弊端还没有真正克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冲到了新的速度高峰。为治理经济过热，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了“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并强调：“更好地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进一步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目标任务贯彻好、落实好，确保经济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充分调动、保护、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在“又快又好”的思想指导下，1993年下半年至1996年，国民经济运行实现了“软着陆”，既大幅降低了物价涨幅，又保持了经济适度的快速增长。对我国曾一度不切实际地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遍地开花搞重复建设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他认为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重申“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提法，并进一步提出“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江泽民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这时我国领导人对经济的发展不止要求“又快又好”，而且增加了“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他认为没有很好地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是导致我国经济整体素质不高的主要原因。要正确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他指出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具有全局意义关键的根本性转变。
五、“又好又快”和“科学发展观”
随着改革进入加速期，经济增长成绩斐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供求关系已经由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经济运行由大起大落转为平稳运行，经济总量上升至世界前列，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民的生活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然而中国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也暴露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容易出现“大起大落”；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中，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资源紧缺的问题也十分突出。考虑到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带来的尖锐矛盾，胡锦涛总书记始终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关键环节来抓。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针对我国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日益突出保护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问题而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形成和提出了更高层次和更丰富内涵的科学发展观，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 年12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在谈到我国经济发展目前处在关键阶段，有不少长期积累、制约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时，首先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经济增长的粗放方式带来十分尖锐的资源环境矛盾，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资源消耗不断增加，这种矛盾还会进一步发展，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现在难以承受，而且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最终也无法实现。”他认为要缓解环境人口资源的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必须加快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出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特殊阶段的科学判断和对国际经济发展大势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准确把握，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时指出：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经济正处在产业结构朝着技术、知识、服务密集的方向发展的新的调整时期，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才能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 确保实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发展目标，才能切实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确保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才能应对激烈的国际經济、科技竞争， 切实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确保在国际分工中取得有利地位。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提出“在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时，把工作重心放到全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增长速度。强调指出“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至此，领导人已经将“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放在了“更要注重”的位置上，“又好又快”取代“又快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好”字放在首位，决不是不要“快”，而是要好中求快，使“快”更能持久。
六、“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
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催生经济高速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日益衰减，拼投入、拼资源、拼环境、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续。我国经济在中高端领域受到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在低端技术领域则面临要素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的追赶。在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我国现任领导人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号召通过改革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 他要求把经济工作的立足点转移到追求质量和效益上来，在经济建设上，既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反对盲目的、蛮干式的发展；不能搞拼资源的发展、竭泽而渔的发展、砖头搬来搬去的空头发展，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他在二十国领导人第八次峰会上提出：发展和创新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各国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增强经济竞争力。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我们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 党的十八大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并明确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肯定未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道路，要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良序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工作的重心正在转向深化改革，强化创新驱动，转向扩大内需和经济战略结构调整，转向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要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让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这就要求破除“唯GDP神话”、摆脱高速度增长的“纠结”。要坚守转方式、调结构的总体目标，以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根本手段，缜密谋划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新态势。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由经济规模扩张为主转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主，这些成为习近平谋划经济发展新常态基本事实和重要基础。
习近平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特别是科技型增长，重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要从外生性动力转向内生性动力，而创新是内生性动力的源头，因此依靠创新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技术进步和创新才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手段，也是我国经济有质量增长的动力源泉。近代史证明中国每一次受屈辱，并不是因为经济体量不够大，而是科技不够强大，没有起到支撑作用。创新驱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和新方向，由创新驱动的有质量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经济屹立于经济强国之林。
七、总结与启示
中国60余年的经济发展历史是国民财富数量的扩张过程，也是质量不断提升的过程，领导人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思想体现出数量和质量的动态变化和均衡的统一，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纵观我国领导人经济增长质量发展的思想，不难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从重视经济增长数量到重视经济发展质量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是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往往会选择要素驱动和资本驱动，以实现发展赶超目标。在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落后的时期，经济面临的是供给不足，是典型的短缺经济，领导人需要着重解决的是国内经济增长数量的问题，即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发动经济增长的初期一般都追求以“快”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如果不能迅速解决温饱问题，带领全国人民脱贫致富，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作为基础，经济增长质量就无从谈起，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民生就缺乏物质基础。
邓小平提出“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的要求，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增长的导向仍定位在数量上。国家用数量指标来衡量企业和官员的业绩，“唯GDP论英雄”的考核模式使国内各地不切实际地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人们只关心产出有多大，而不顾实现这些产出付出的成本有多少，也不顾这些产出有多大价值。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采取的均是粗放式的增长模式，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的增长模式日渐暴露了“高速度，低质量”，“有增长，无发展”的问题，结果导致国内经济结构全面失衡，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增长数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经济供求关系由供给不足转为供给过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这些矛盾不解决，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经济的赶超战略只能解决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并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此时领导人的经济思想开始由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思想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不仅要求经济“又快又好”的同时增加了“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此时的经济增长质量应以国内经济增长数量提高为基础的情况下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增长稳定性，合理化福利分配，将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最终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实现质量的提高。
胡锦涛提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路线，将“好”放在了“快”的前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此时我国领导人认为经济发展的质量已经超过经济增长数量的重要性，在关注经济增长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后果和前景，实现经济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的统一。科学发展观不仅仅强调经济发展的质和量，而且强调经济发展的质和量的统一，其最终结果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现了较高增长并进入发展的较高阶段后，则会选择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
中国经济经过了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的整体运行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在传统增长动力减弱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将走向何方？中国能够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实现由马克思类型向库兹涅茨类型增长的顺利过渡呢？还是如同保罗·克鲁格曼所担心的那样，中国和亚洲“四小虎”一样，也将陷入马克思类型增长的僵局？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大趋势的。这是领导人基于对我国当前和未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需求，基于对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的深刻认识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强调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时代适然性，也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城市内涵、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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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广州国家创新型城市发展研究中心资助〕
（丁焕峰，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周艳霞，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