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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进取的青少年时代
杨杰，字耿光，1889年1月25日（光绪十五年腊月二十三日），出生于云南大理古城的一个贫寒家庭。杨杰出生时，家境十分寒苦。他的祖父杨宣，字午亭，是位裁缝。祖母张氏，贫苦出身，操持家务的同时扎些零碎小花，添补零用。父亲杨汉章，字紫云，自幼习武，会医术，开小诊所，为人忠厚老实，喜欢帮助人，打抱不平，深受当地群众崇拜，对杨杰一生影响最大。母亲徐氏，白族，勤劳聪慧，相夫教子，会白族服饰、扎染等小手工，扶持家用。杨杰弟兄四人，长兄杨懋，字丽生，继承父业学医，杨杰居次，三弟杨杼，字可成，有一手好山水画，任过县长，四弟杨果，字明书，曾在东渡日本留学时的保送之列，后患肺病死于日本。
杨杰天资聪明，从小顽皮、胆大、倔强、好动、好强。1895年，当时杨杰家由于父亲行医，家境稍好，杨杰发蒙就读于大理县私塾，受业于大理优贡生杨正修先生门下。杨正修先生精通诗书历史，也懂四书五经，同时，对当时的国情也略知一二，这对杨杰的启蒙给予了很大帮助。
1900年，楊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理敷文书院读中学。敷文书院所涉课程除了中国古文外，也有数学、物理、历史和外国文学等，可以说是现代学堂了。杨杰在进入具有时代色彩的中学后，思想非常活跃，学习如鱼得水，特别是对时势和军事特别感兴趣。
那个时期的中国正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蹂躏，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01年，清政府屈辱卖国求和，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时间的敷文书院也不平静，具备了现代思想的文学、地理等老师，对于国耻和腐朽的清政府，常常也义愤填膺，给学生们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这时的杨杰在心中立下志愿：“长大了，为中国人争气。”在这以后，杨杰学习、读书更加发愤刻苦了，他如饥似渴地猎取知识，并在五年的中学学习期间，在各种考试中，基本上都是名列全班第一名。
平时，杨杰也喜欢中外古典文学，如《三国》《水浒》《战争与和平》和古希腊神话等。在他心中，也渐渐形成了“军事强国”的思想。1905年，在校读中学的杨杰不甘心于仕途读书生活，毅然报考了云南陆军小学堂，并被录取。1906年，他踏出了人生军旅生涯的第一步。云南陆军学堂，在当时是许多有志青少年梦寐以求的，它的宗旨是：“一切教育，以忠君爱国为本原，德育、体育为基础，振尚武之精神，汰叫嚣之陋习。”虽然宗旨中主要是封建忠君思想，但本原仍是习武从军。
杨杰进入陆军学堂以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拼命地学习和读书，军事、经济、文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一概不放过。他尤其喜欢《孙子兵法》，孙子十三篇，他不仅能篇篇熟背，而且能句句通晓。他认为：“孙武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军事理论家，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
随着学习知识的增加，他逐渐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最根本的是制度的保守和落伍，中国制度如果不改变，不走出去，中国还要挨打。他说：“海禁开后，外交军事无一不告失败，若不改弦更张，就会亡国灭种，缅甸、越南、印度就是榜样。”杨杰在陆军学堂中，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教官要求的军事科目，他都是十分认真准确、不折不扣地完成。如“步兵操典”“野外勤令”“兵器学”“射击教范”“地形学”“战术学”“筑城学”等，他都掌握得很好，并且成绩出众。在他18岁时，云南陆军小学堂还未毕业，就被学校保送到“保定陆军北洋速成学堂”学习，是杨杰确立立场和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
杨杰在保定速成学堂学习不久，1908年清政府又选派他和一批青年军官赴日本留学。当时，中国人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不能直接进入士官学校，一般都要先进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合格后才能正式升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杨杰在预备学校学习成绩优异，两年期满后，经考试合格，在他21岁那年，正式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律军事化，连小便都是定时的。学习、训练、生活异常紧张，但杨杰却不以为然，对教官和学校的要求，从不叫一声苦，往往还自加压力训练，在同学中是出了名的“学习迷”和“战术迷”。杨杰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不仅是在体能和技能上刻苦，而且还在深研日本的军事战略问题。他认为：日本国土小，人口少，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也算是一个弱小民族，为什么能够在短时期崛起？最根本的是学习西方，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自己的现代化国防，才免遭了别国压迫与奴役。中国清朝晚期的没落，最根本的原因是闭关自守，不重视学习先进的东西，不重视国家的国防建设。所以在杨杰后来的一生中，国防建设是他研究的重点。
杨杰还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众，是中国“了不起”的长处，同时，这些原因也是致使中国“没落”的病根。因为领土太大了，使国家国民麻木，人们不关心国家痛痒;特产丰富了，不必竞争，就可以马马虎虎过日子，使得国民与世无争，得过且过，不求进步，不努力创造发展，国力停滞不前。另外，五千年的封建帝制，使得民气消沉，人心涣散，尤其是形成了国防废坠。纵观近代史，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中国打一仗，败一仗，割地、赔款、开埠、签约，中国主权丧尽，然而，我们还没有觉醒。想起这些，作为有志之士的杨杰，心如刀绞。
在1909年，杨杰毅然参加孙中山在日本组织的同盟会，从而认定了“三民主义”的主张，在思想上由清政府的旧军官蜕变成了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可以说，杨杰留学日本，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完成了思想上的革命性飞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召回了还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留学生，作为他扩充权力的骨干。日本的学校只好以速成方法结束了各科课程，经过考试合格者发结业证回国。杨杰在1911年冬，经过考试合格，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炮兵科学生毕业回国。1912年1月，杨杰回国后出任沪军威武军第二营营长。五月任沪军威武军第一团团长，授陆军上校衔。这时，恰逢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进行封建复辟活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宣告失败。同时，袁世凯与黎元洪内讧，杨杰部下发生兵变，黎元洪通缉杨杰，杨杰只得外逃。此时的杨杰仍叫杨鸿昌。他逃到四川后，参加蔡锷的部队，同时为了逃避通缉，将原名“杨鸿昌”改为“杨杰”，从此，杨杰这个名字就伴随了他的一生。 1912年，杨杰在蔡锷部唐继尧手下任职。2月，唐继尧在清剿收复贵州陈开钊部队时，遭到陈数万部队的反攻。此时，唐的兵力不足2000人，唐十分着急，就派杨杰出去应战。杨杰应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迂回于清溪、玉屏、大渔塘、铜仁之间，最终以极少的兵力，逼退了陈开钊，赢得了胜利。杨杰以少胜多，初试“牛刀”成功。1913年3月，年仅24岁的杨杰，因在军事上的杰出表现，晋升为黔军第一旅旅长。不久，率部会合援川滇军前往四川，兼任重庆卫戍区司令、重庆道尹、四川政务厅厅长、重庆警察厅厅长，同时，晋升陆军少将。
1913年，袁世凯政府支持唐继尧在贵州的统治。11月3日，唐继尧就任云南都督，杨杰也随即被调回云南，任云南讲武堂骑兵科长兼日语教官。1914年，杨杰调任弥勒县长，在弥勒县，他鼓励农民生产，保护小工商业经营，改善居民生活，赢得了民众的信赖，得到了父老乡亲和市民的好评。
1915年，孙中山先生发表了《讨袁檄文》。得到了蔡锷在云南的积极响应，并愿同心协力一致反袁。杨杰此时也参加了蔡锷的讨袁活动。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
杨杰作为护国军第五支队长，由弥勒县带出一支团警，后成为了能攻能守转战滇、川、黔的一支劲旅。1916年春，护国军出川部队，在川南战场上与十倍于己的北洋军苦战。在双方相持状态的紧要关头，唐继尧命令以杨杰部为前锋，由贵州境地郎时南下，昼夜兼程，进入桂东旧州、顺黔桂大道直下百色，截断攻入滇境的李文富、黄恩赐两敌军后路。杨杰亲率部队对敌展开攻击，经过数日激战，终将敌部击溃，并缴获枪支弹药无数。此战不仅奠定了护国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同时，还促成了广西李宗仁部宣告反袁独立。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形式上取得了胜利。倒袁护国战争胜利后，护国军论功行赏，杨杰因在广西战场功勋卓著，以功晋升为陆军中将，获三等文虎勋章。
1917年1月，杨杰调任北京大总统府任军事咨议，兼陆军部顾问。6月，杨杰调任靖国军中央军总指挥，进驻四川泸州，与四川军阀混战。在川期间，由于川军较强，滇军处处失利。但由于滇军中杨杰等人的英勇善战，川军也不能完全取胜。后由川、滇两军将领协商，推第五师师长为四川督军，滇军退回云南，至此战斗才告一段落。之后，楊杰离开泸州回昆明，任靖国联军高级顾问。
参加北伐立奇功
1921年2月，顾品珍回昆明自任总司令兼省长，执掌云南大权。在此期间，顾品珍选送一批青年军官和讲武堂学员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委任杨杰为这批留学生的监督，一同去日本。1922年4月，杨杰以中校身份报考日本陆军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杨杰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期间，除了必修的军事、历史、地理、哲学等数十门课程外，他还利用空余时间研究世界各国最新武器、经典战例等，假期几次到国外历史上著名的大战场、大要塞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其布兵特点，从中对比得失经验，这对后来杨杰回国后的实战受益匪浅。在日本陆大学习期间的1922年10月，陆大举行实地战术演练，在上野、长野、新冯等地，杨杰被选为实地东军师团副参谋长，演练以图上作业配合进行现场实战，杨杰的战略战术图以及技术处理，深为实地指导官震惊，被视为“具有军事优秀实力之奇才”。1923年6月，同样是陆大举行战术实地训练，杨杰以超人的表现和才华当选指挥官。有一次，法国著名军事家霞飞元帅到陆大参观，对杨杰十分赞赏，称“此人将来必成杰出的军事人才”。在日本陆大学习期间，杨杰也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军事演练，其战略战术正在走向未来的战争倾向，并有矛头直指中国的潜在隐患。他不时提醒同学，不忘国耻，不忘祖国的苦难。1924年冬，杨杰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日本天皇得知后，也感到十分惊异。日本当局敬佩他的军事才能，并许以优厚的待遇留在日本任职。杨杰毅然拒绝，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杨杰回国后，任国民联军第三军参谋长。1925年3月，任国民军第三军前敌指挥官，9月，任河南陆军训练处教育长。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后，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培养了军事、政治人才。1926年5月，杨杰在广东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议。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因杨杰在北伐战争中功勋卓著，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军副军长，代理军长。1927年5月1日，杨杰为第二路军第五军的一、三师和第六军指挥，继续参战。7月，杨杰为第十八军军长。8月，杨杰受命率第十八军、十四军和三十一军渡江追击孙传芳残部，在攻克扬州后，连克宝应、淮阴等地，对整个北伐战争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12月，北伐战争胜利后，杨杰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为国民政府培养军事人才。
北伐战争以后，蒋、桂、冯、阎四派之间矛盾又风声再起，围绕地盘分配和军队“编遣”的问题展开了新的混战。1929年3月，蒋介石任命杨杰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行营总参谋长，参加了蒋桂战争。战争结果，李宗仁、白崇禧被迫逃往香港，蒋介石平定了桂系军阀。1929年10月，蒋介石又调杨杰任讨逆军第十军军长，兼右翼军总指挥，参加蒋冯战争。1929年10月31日，杨杰指挥了在临海县与冯军的激战，此战役，蒋、杨密切配合，取得歼冯数个师的战果，经过从10月到11月，冯玉祥的大部分力量已被消灭。在蒋、冯战争中，杨杰指挥得当，充分发挥了他围攻、夹攻、腰击、口袋战等战术，军事雄才一展无遗，同时也亲密了蒋、杨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
1929年12月，蒋介石任命杨杰为陆、海、空司令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并兼任第十军军长。同时，蒋介石开始谋划对策对付阎锡山。1930年2月，蒋介石任命杨杰为宁、镇、澄、淞四路要塞司令，镇守民国东部大门。
中原大战时，蒋介石任命杨杰为第二炮兵集团总指挥和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此次战役，杨杰指挥的炮兵起了关键的作用。在津、浦线，在兖州和郑州几个大战役中，炮兵都能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最终取得胜利。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通电，进兵关内，这使混战双方形势发生重大改变，冯玉祥部队被蒋介石改编，阎锡山的部队退回山西，阎、冯通电下野，历时半年多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集团的胜利而告结束。 杨杰是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认识蒋介石的，后来同被清政府送往日本士官预备学校学习，蒋介石止于预备学校，而杨杰则升为士官正式科班。蒋介石对杨杰的才气甚为了解，称杨杰为“学兄”，杨对蒋介石也是“尽诚尽忠，直言不讳”。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打败了与他为敌的各路军阀，维持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但是蒋介石在夺取政权后，推行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中国又生活在新的血腥恐怖之中，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对共产党进行血腥的数次“围剿”。
杨杰参加同盟会，与蒋一同参加了北伐、中原大战，本意是实现中国的统一后，建立强大的中华民国，对共产党人，他认为应该是团结，共同建立真正的三民主义国家。同时，他在日本读书和研究军事以及近代中国的情况中深知，日本等帝国主义一直窥视中国，特别是日本，由于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最终想变中国为寄生地。中、日之间迟早都会有一场战争。中国在平定军阀后，国、共应该团结一致，准备应对日本侵略。所以，蒋介石与杨杰在剿不剿共的问题上产生了本质上的分歧。对于蒋介石“剿共”，杨杰“愤其所为”，并化装后脱离。蒋介石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几次“围剿”，最终以失败告终后，把失败的原因也迁怒于杨杰不帮助所为，同时对杨杰产生了“忌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 “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愿望，发表了反日宣言。而此时的蒋介石，仍以共产党为“心患”，提出了“攘外先安内”的口号，激起了包括杨杰在内的有志中国人的反对。“九·一八”事变以后，杨杰在几次国民党中央会议和庐山会议上疾呼，坚决抗日，同时他认为“打起来日本一定会垮。”杨杰认为：“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华民族，完全可以把以往和现在的知识及技术成就，应用于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的抗日战争中。在战争的实践中建设我们的国防，以组织足以战胜敌人的军队，与日开战。”
1931年12月15日，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他再次下野。杨杰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任陆军大学校长。1932年1月21日，蒋介石重回南京，撤销陆、海、空总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杨杰任参谋部第一次长。1933年3月，杨杰任第九军团司令，在古北口、长城沿线阻止日军，给予日军沉重打击。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命令古北口中央军四个师团后退，5月下旬，中国军人退出长城各口，杨杰此时心如刀绞，看着祖国美好河山被蹂躏，作为军人，无力回天，愤然辞职。
出使欧洲考察
1933年12月，蒋介石派杨杰以中央执法委员、国防委参谋次长、陆军大学校长的身份到欧洲考察。
1933年底到1934年9月，杨杰先后出访意大利、德国、捷克、奥地利、土耳其、苏联、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丹麦、挪威、瑞典等14个国家。1934年9月杨杰考察回国后，写成了10多万字的《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杨杰在考察中发现，各个大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军备战。他预料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中国必须进行准备应对。他同时给蒋介石写了一份《呈蒋委员长兵工业根本建设之计劃》，在精辟分析了各国富强的情况后，中国必须如何应对，并提出全面系统具体化的建设兵工业独立的计划。他同时指出，中国要富强必须要做到“五要素、三基础、三教育”。所谓五要素，一是人强（国民的体力、智力要强），二是物质要可（工业、粮食保障要强），三是军队要强（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做到兵强），四是组织要强（守纪律，血脉一贯），五是外交要强（弱国无外交，强国要强外交）。所谓三基础，是指国民的体力、智力、德力是强国的基础。所谓三教育是指美德教育、群体教育、音乐教育。杨杰还认为，国家要富强，国民必须团结一致，举国上下一致的埋头苦干，才能迎头赶上。他认为，现在欧洲三百年的文明，日本三十年就学去了，意大利学习更是青出于蓝，收获颇丰。而日本三十年学习所得，苏联用10年时间，也学好了。我们有条件，但决不能墨守成规。
杨杰还认为：“日本虽自称强大，其战斗方向超英、美而比肩德国，战术指挥运用亦成熟;但对战略之研究颇显粗疏，勇于斗力，掘于斗智”。“天使中国有广大之国土，有不甘屈辱的国民”，只要我们“坚持不谈和不妥协之原则，利用举国义愤填膺之民心，歼彼气短而易怒，久战疲惰之师，必可使侵我之敌寇尽入网罗，则最后胜利，舍我其谁？”
蒋介石看了杨杰的几个报告，任命他为参总谋次长、代任总长、陆军大学教育长、城塞组长、防空委员会主任等五要职。
培养国家自己的军事人才
杨杰作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经过半生的风云，特别是对欧洲的考察后，对几个国家的制度对比，他有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必须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道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建立和平、民主的共和国家。
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威胁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此时，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与蒋介石敷衍国人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心抗日的杨杰，从此和蒋介石的关系也产生深深的裂痕。他辞去了防空委员会主任职务，主要精力用于潜心培养军事人才的陆军大学的教育和教学上。
杨杰在陆军大学的教学，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结合现代化的兵器工业以及中国的特点进行的，他在教学中强调：“将帅无才，累死三军。”军队的好坏，关系国家的存亡，特别是高级指挥官，要真正做到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具体的作战中，要求将帅必须要有预见、能果断。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神。他还批评中国的指挥官爱面子，生怕别人指责他的过失，认为这是旧官僚的恶习，若不纠正，是不可救药和自甘堕落，是国家的大害。在学习中，他要求学员学科学，做事认真，尤其是探讨战事问题，必须丝丝入扣，兢兢业业地完成。同时，他还编集了多问题作业，让学员做到“知行合一”，产生了好的效果。
在杨杰的心中，建立强大的国家是他的唯一目标，他教育中国的现代军人，首先要求的是必须要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他认为，自救首重“革心”，具体在行动中，中国人要首先向西欧国家人民学习，在重大牺牲面前，革掉怕死的劣根性。杨杰在办陆大以及平时在办参谋补习班教育过程中，除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及军事科目训练外，爱国主义教育，自我牺牲教育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他是以国家民族命运为重点教学目标的，他要求他的学生，必须是“真善美”，在当好指挥官运筹帷幄的同时，起到国人的表率作用，达到人强后而国强的目的，他针对蒋介石及其机构中，人格不济，贪生怕死，损人利己，尽干害国害民的官僚，深恶痛绝。 杨杰对学员要求极为严格，除学制要求的学习外，也重视国际形势的大局观教育。在军事建制方面，他结合中外的近代战例，一是高度重视演练，把演练作为中国战争的前奏。他把演练分为实战演练，包括战前计划、实战修编和主动作战等。二是后勤供给保障演练，他认为战争的主动权和最终的胜败，往往也取决于后勤保障要求。杨杰的勤务演习，后被公认为是他军事史上的一大贡献，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
杨杰的另一大军事贡献，是他独创的“五团制”，即在原来的三个团的基础上，增加炮兵和机动团。五团制的创新，改变了世界上“三团制”、“四团制”许多弊端，在后来的抗战中，五团制在“以弱制强，以持久制速决”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杰通过陆大培养造就了一批正直的有才学、有品德、有人格的高尚军事人才，对中华民族建设强大的国防和十四年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培养的陆大人才，在蒋军中支撑了抗日战争的大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在南京办军事学院，其中第一批调任学院的200多名教官中，多数也是杨杰培养出的原陆大毕业生。杨杰，这位出身白族的军事理论家，为新中国也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
杨杰在注重培养中国军事人才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和研究中国的国防战略和战术。他通过在西欧的考察，结合中国的地理环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以及冷兵器时期的陈腐观念等对比研究，写出了中国《战术战略解剖及其研究方法与修养》作为总要的创造性的中国国防战略战术理论。
在战略上，杨杰深谙中国的《孙子兵法》，后加以扩展，他说：“战争战略，何为是？大凡以若干法则作基准，在同一场合下去做事情。如三加二得五，一加四得五，五个一相加得五，二加二再加一得五，只要上述诸数运用得当，其加法所得结果相同。”杨杰的国防战略，其本质就是实地加区域防守，即以若干法则（各兵种和区域计划）作基准，然后灵活运用加法运作，形成动态的变化的整体的防御体系，合成完整的相同结果——不同地形环境，不同时期情况下，有效防止和抵御入侵，应用自如地对付敌人，保卫国家。
在战术上，杨杰根据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时代特征，创造性地提出其独特的战术理论，其重点理论有《遭遇战术》《海岸战术》《防御之成功要诀》《迂回战术》《攻击战术》。杨杰独出心裁的战略战术，不仅发挥了古今中外的战例优点，同时结合了中国国情，强调灵活机动和心理要素，他的这些理论，对中国的国防建设都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
杨杰热爱祖国，特别希望能在他们那一代人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国防军。在办好陆大、研究中国的国防战略战术的同时，结合世界各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特色，提出建设好中国国防军的意见。杨杰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军队，因为受封建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实在很少有国防军价值。”主要是统治者，用来防范野心家的夺权和清剿土匪的作用，要赶上时代潮流，必须建立一支包括陸海空三军的现代化军队。杨杰对于建设中国国防陆、海、空三军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意见，均被当时民国政府酌情采纳，对于后来的中国抗战，具有非常的前瞻性和指导性。可以说，杨杰对中华民国乃至近现代中国的国防三军建设都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蓄谋已久，是他们数百年的既定方针和国策。杨杰认为，这一战争不似以往历史上的一城一池之争，不是几万两银子、一个条约可以解决的。这一战争是他们想置中国人民于死地，要灭亡中国消灭中华民族的。所以对这场战争，中国人民必须认真对待，坚决抵抗，必须动员全民参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是蓄谋已久、精心准备的，所以，对于这场战争，必然也是持久的，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中国人民必须要有持久抗战的准备。
对于如何把握命运，如何进行战争，杨杰写了《国民军事必读》和《战争要诀》两本书。在这两本书里，杨杰从中国历史以及现代状况，同时对比西欧列强的成长过程，用古今中外的实例说明中华民族目前虽然贫弱，但许多古代欧洲国家方方面面都落后于中国，通过奋斗他们也崛起了。中国人民有奋起自卫的能力，日本乃弹丸之国，貌似强大，但经不住持久战争的消耗，只要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全民一心，战胜日本是必然的。
在战争准备方面，他认为最重要的有六方面：一是教育方针之确立，即如何了解战争，教育国民如何正确树立必胜的信心。二是身心锻炼。国民要强身强体的体魄，有御敌之身心。三是了解国与立国之真义。国与家与个人是一体的，国民要把国与家与本人的结合含义了解透彻，树立自我牺牲的精神。四是物质准备之储备。五是国家总动员之准备及计划。六是要制定直接的战争准备与计划。
杨杰还认为，战争的要素无非是两方面，即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有形的如天时、地利、人和武器之类。无形的是智、情、意。有形的要素中以兵为第一。无形要素中，智重谋略，情重团结，意重必死之心。
《战争要诀》一书还对现代的新兵器，如理学兵器、化学兵器、艺术兵器、病菌兵器、传统兵器等都一一作了绘图，说明其种类、性能、作用等，提供参考。
杨杰的《国民军事必读》和《战争要诀》，在20世纪30年代，对全国民众，特别是中上层人士，都起到了深刻的教育作用，使许多中国人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中日必然的战争，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国人民必须全力以赴，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属于中国。
致力于中国的抗战外交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又大举进攻上海。从此中国进入了全国性的全面抗击日寇的战争。
在全面抗战初期，首先是华北人民，在继东北沦陷后，掀起了空前抗日救亡高潮，发出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响亮口号，上海、武汉、南京、太原等地工人相继组织抗日救援会，在全国范围内抗日救亡形成浪潮。
蒋介石集团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席卷下，终于改变了过去长期实行的错误对内对外政策，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蒋介石的内政转变，杨杰尤为高兴，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似乎看到了“中国国共团结，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为了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任命杨杰为特派军事代表团团长，张冲为副团长前往苏联。9月8日，杨杰和张冲抵达苏联莫斯科，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罗希洛夫元帅接见了杨杰，对中国的援助要求，苏联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杨杰的带领下，几经交涉后，苏联方面根据中国方面的要求，决定给予军事装备和战斗技术人员的援助。此后，苏联还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大量的物资和技术人员等援助。苏联对中国的抗战援助，除了军事物资外，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1938年1月28日，蒋介石任命杨杰为军令部次长，继续进驻在苏联，落实苏联援助等事宜。当时，美、英、法没有参战，中国需要他们的物资和贷款援助十分艰难。苏联还给了中国数次信用借款，这些都是以杨杰为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签字的。
杨杰在苏联任职期间，他还通过各种渠道和外交关系，走访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国，争取军事援助和贷款问题。1939年1月，得到了法国的部分军事物资援助，并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同时，争取到了荷兰商人的借款。经过杨杰多方努力，中国还得到英国等一系列国家的军械援助和无息贷款援助等。在积极争取外交的同时，杨杰还着手借助外力建立中国自己的飞机厂、制炮厂、兵工厂，并积极探索开采中国自己的石油。
1938年8月，蒋介石将驻苏联办事处升格为驻苏联大使，任命杨杰为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9月3日，杨杰向苏联最高国务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呈递了国书，至此，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又更加深了一级。在苏任大使期间，杨杰深知苏联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其他国际事务的作用，尽心尽力致力于中苏亲善。
杨杰在任大使期间，由于其军事和外交才能，受到了斯大林、伏罗希罗夫、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一次，他受邀去莫斯科参加一次外交使节宴会，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出席宴会。宴会毕，在回去的路上，斯大林親自吩咐杨杰的驾驶员：“你要小心开车，你车里坐的不是一般的外宾，是中国陆军上将参谋长，著名的军事家。”说完，还与驾驶员握手。还有一次，斯大林邀杨杰商讨国事，他们无话不谈，相互畅谈五小时之久，这在斯大林的接见中是极为少见的。在杨杰的争取下，苏联不仅在物资上支持中国的抗战，同时帮助中国筹办航校。如新疆的伊宁航校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从起初“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抗战，到“西安事变”后的通电抗日，再到国共合作抗战，他在心底里始终把共产党作为主要敌人，在抗战的同时，念念不忘消灭共产党。1939年，蒋介石暗中又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致使中国的抗战在国内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和共识。同时，国际上，由于苏联属于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英、美、法三国操纵国联，于1939年12月，通过了开除苏联的决议，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国联大会上，对于大力支援中国的苏联，竟毫无表示，这使杨杰对蒋介石的为人也十分恼火。此后，蒋介石倒向英、美，受英、美的庇护。在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蒋介石免去了杨杰驻苏联全权大使职务，令其回国。
杨杰在苏联的三年，专门研究了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外交制度，同时，对比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苏联的制度是最优越的，中国学苏联，是符合国情的。这三年，也使他从一个旧军人，逐步转变成为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增强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而走向了决心向蒋介石决裂的关键一步，同时，他也种下了蒋一心要置杨杰于死地的祸根。
呕心沥血于抗日战争
杨杰一心致力于报效祖国，建立中华一统的国防建设。抗战爆发后，又一心致力于抗战。特别是通过欧洲考察和任驻苏大使后，他深刻认识到，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到清朝末年，积贪积弱，一贫如洗，后又遇倭寇侵犯，中华民族要崛起，一是必须要清除内耗，团结一致，集中力量消灭来犯之敌;二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国家。他对比西欧和苏联后，认为苏联的制度最为优越，中国应该向苏联学习，走和平进步之路，特别是在国家体制建设上，要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尤其是目前，一定要团结共产党等进步力量，共同对付来势凶猛的日本帝国主义，这样，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然而，杨杰的这一腔热血和建国理想，与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和建立蒋家独裁统治，在本质上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蒋介石在生活上、职务上千方百计拉拢杨杰，没有得逞后，最后认为，杨杰“不可救药！”在杨杰回国后，只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职，为了便于监督，将他留在重庆。同时，杨杰也亲眼看到了其他许多主战的爱国将领也被排斥、被逼走，让亲日派掌实权。更有甚者，蒋介石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抗日大敌当前，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连续策划了三次反共摩擦，企图削弱和消灭人民的抗日革命力量。
至此，杨杰对蒋介石有了本质认识，并不再把国家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了。同时，他开始大胆抨击蒋介石政权，他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讲：“中国老是徘徊歧途，不能当机立断，决定联苏外交政策，将必成为波兰之续。”蒋介石看后大怒，至此，蒋介石也把杨杰作为了眼中钉。
但是，杨杰作为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在与蒋的关系转为对立后，他仍然一心致力于抗日战争，用自己渊博的军事才能指导抗战。在他心中，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族的事，任何时候都不能忘，都要做。
1941年1月4日，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9000多新四军战士大部分被杀，军长叶挺被囚。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了对苏战争。至此，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
在此期间，杨杰又致力于二战包括中国战场的研究，他预言：“在未来的战争中，新战术和新武器一定会出现。”对于欧洲战场，他认为“苏联和英、美无论如何不得不使德国的春季攻势归于失败。”“击败希特勒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情，必须英、美和苏联密切合作，整个消灭德国要作出两年的打算。”
对于中国战场，杨杰断言：“只要中、苏、英、美紧密合作，以中、苏为两大兵工厂，解决日本并不是很难的。” 1941年12月，继苏、德战争以后，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一些亲日派、主和派就大造舆论，叫嚣中国“再战必败”谬论。这时，杨杰以杰出军事家的身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在《大公报》发表了《世界大战形势与发展》，他认为：“目前世界有三大战场，即欧洲战场、海洋战场（包括澳洲）和中国战场，此外北非也是一个战场。”从战争的物质力量比较，英国、美国、苏联无论从技术方面、工业生产能力方面、物资生产资源方面，同盟国都占绝对优势。德国、日本均处于绝对下风，时间一长，优势越明显。
1941年至1944年期间，杨杰和蒋介石在抗日和共产党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岐后，蒋对杨尽可能闲置。但是，为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杨杰仍然不计个人恩怨，尽心尽力为抗日作贡献。他竭力呼吁：“中、英、美、苏同盟合力击灭日本是唯一无二的法门。在时段上，最好是中国战场和海洋战场同时合并进行。”在外交方面，杨杰总结了他多年来对外的外交经验，提出外交必须与国防相结合，必须建立以国防建设为利害的外交原则，这些，对当今的国际外交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他还提出，中国必须建立亲苏的外交关系，学习苏联的制度模式。同时，要团结共产党抗日，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等，这些均为蒋介石所不容。
1943年11月，蒋介石为了堵杨杰的嘴，任命他为英、美军事考察团团长，去国外考察，期限一年。但由于杨杰在英国考察时赞扬真正民主，痛斥法西斯主义，蒋介石得知后，大发雷霆，马上电召杨杰回国。
在军事方面，杨杰虽然没有掌握兵权，但鉴于国民军在抗日战争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杨杰对军队建设也提出他多年调查研究后的治军意见。他认为中国的军队建设落伍了，落伍的主要原因一是时代病（落后于时代），二是不辨环境，不尚科学（只讲仁义道德），三是不总结，不会醒悟，四是依赖心理严重，缺乏主动性，五是更可怕的军队腐败，六是墨守成规，训练老套。针对这些落伍原因，杨杰提出改良军队的办法：一是全方位提高战斗力，提倡对敌使用阴性战术，即阻塞战术，游击战术，反攻战术。二是教育方式上，加强实战培训。三是将官以上指挥人物精通战术战略，校级以上指挥中心人物懂得打胜仗方法，培养一线指挥人员战斗本领，训练特殊战斗人员的忍耐力和兵器使用等。
杨杰希望军队改善，提高素质，打败日本。他不顾一切地指出，“打胜仗的唯一方法是，各官兵有专精的技术和不怕死的精神”，“根本改造军队，是中国唯一的急务。”中国军队“要学习英、美、苏，别国能做的，中国人亦能做到。”
创建国防理论
杨杰所创建的国防理论，可以说是他对中华民族的另一大贡献。
在抗日战争艰难的1943、1944、1945三年里，杨杰虽然被蒋介石踢出官场，但他仍以坚强的毅力，结合中国的国情，写出了集近代国防理论之大成的《国防新论》。
《国防新论》是一部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一本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全书共三篇十七章，主要内容是“战争与国防”，介绍古今中外的国防现状，人们对国防的认识，同时注释了“国防”的本质、特点和实质;“近代国防的形式及其组织”，阐述了现代国防需要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各种要素的相互关系;“如何建设中国的国防”，讲述中国国防建设的方式方法，建设中国国防急需解决的重点和难题等。
《国防新论》把国防与国策和社会科学进步结合起研究，客观、辩证地分析问题，把国防建设提高到了保障国家生存、独立、发展的先决条件来考虑，破解了中国数千年不注重国防建设致使近代挨打、受压迫的四大原因。同时《国防新论》提出国防建设必须遵循“三要素”和“四面体”要求。“三要素”是人、物、混合要素。 “四面体”是经济基础扎实，包括财政、金融、资源等;技术全面精良，包括创造、生产、使用、交通等;军事布局合理，包括海、陆、空、防合理设置，合理布防;强盛外交，做到能延伸国家政治作用。
对于国防建设，杨杰还强调：第一要把握时代性，即国防建设一定要和时代相适应，陈旧和过分超前都是错误的;第二把握特殊性，即国防建设一定要结合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等因素建设;第三把握重心，即國防建设必须根据防范范围和对象选择重点建设。在组织方面，注重全体性和平时积累。
杨杰的《国防新论》，把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建设，符合中国实际，提出的理论，时至今日，在很多方面都不失时效性。同时，可以说具有非凡的影响力，是杨杰一生中对中华民族的又一重大贡献。
做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
杨杰将军对祖国一片赤胆忠心，对于不利于国家、民族的事和言行，他都不做不说。同时，对于蒋介石一伙的独裁行为，他也不计较个人得失，敢于仗义直言，伸张正义，这一切，受到了共产党的重视和关怀。
1941年，他从苏联回来后，周恩来通过宋庆龄跟杨杰作了联系，共产党把杨杰作为亲密朋友，具体的单线联系人是董必武。中共遇到重大事情，周恩来都要与杨杰通气。
1942年以后，由于杨杰将军在重大场合，特别是回到昆明后作演讲，除了宣传抗日主张外，都要竭力宣传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国家等主张，但是，此时杨杰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蒋介石特务的监视。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投降，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的杨杰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了喜悦之中。同时，他也迫切希望和平、民主，实现民族独立后，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仍然一心想搞独裁，消灭共产党及其进步力量，新的内战又在酝酿之中。
这时的杨杰，为了推动和平、民主，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与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关心下，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1946年，蒋介石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为了“一箭双雕”，再次启用杨杰，希望杨杰到云南任省主席，解决龙云问题。杨杰知道是蒋介石的阴谋，坚决拒绝。蒋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委任杨杰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控制杨杰。但这些都没有阻止杨杰坚定地走反蒋的民主革命道路。同时，杨杰也常常陷入了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之中。 1947年，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人民解放军先后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97个旅，约110余万，蒋家王朝逐步进入飘摇时期。
中国共产党历来真诚关心各民主党派和朋友，杨杰参加了1948年1月1日宣告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
1949年，杨杰当选为“民革”执委后，负责担任西南四省（川、康、滇、黔）的组织、活动等工作，积极领导和策动云南人民自卫军配合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工作。
同时，杨杰为了帮助共产党尽快结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利用他在军界的影响，多方奔走，一直往返于昆明与重庆之间，活动于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界，积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然而这些也进一步加深蒋介石对杨杰的仇恨，蒋介石也下了决心，对杨杰准备下手，并派大特务徐远举专程“看望”杨杰。
此时的杨杰将军，也随时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然而，作为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国民党上将杨杰将军，为了一生追求的民族解放、建立民主国家，他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1949年5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对杨杰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的国防建设，至力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致力于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对中国未来的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非常关心杨杰的安危。同时，邀请杨杰作为代表，参加即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讨建立新中国事宜。
当时，从云南到北平，没有火车与飞机和专线，只能先到香港，然后转道北平。
然而，自从杨杰1948年回云南后，蒋介石就派沈醉在昆明暗杀杨杰。在昆明，沈醉几次精心策划暗杀，但由于杨杰早有防备，他们没有得到下手机会。
1949年9月19日，杨杰秘密到达香港后，住在香港轩尼诗道260号四楼朋友家，本来他的行程和住宿也都是有防备的。但是，此时毛人凤、沈醉在昆明没有实现刺杀目的，早已在昆明通过各种渠道，查看了楊杰平时日记、信件等，摸清楚了杨杰到香港后的住址。然后派台湾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率特务韩世昌等四人，事先伪造了一封介绍信，去找杨杰。因杨杰出走时是秘密的，加上朋友可靠，没有防到特务的这一手，果然开门接信，结果，当杨杰正拆开信封低头看信时，特务使用无声手枪向杨杰头部连开两枪，将杨杰将军击毙后逃去。
一代英雄驰骋疆场数十年，享誉国际的著名国防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无畏的民主战士杨杰，终遭他曾辅佐过的蒋介石暗杀，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
杨杰不幸被蒋介石特务杀害的消息传到北平，中共中央极为震惊。时任政协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的周恩来向全体代表沉痛宣布：“特许列名缺席代表中的杨杰将军，已不幸于本月19日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逝世”。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临时决议，由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民革”中央和杨杰将军家属致唁。《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各大报纸也分别作了报道，谴责了国民党这一无耻行为，并纷纷发表纪念文章，对杨杰将军给予了评述。1982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杨杰为革命烈士。
杨杰，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在国际上具有很高声誉，但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不愿与蒋介石同流合污，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并给祖国留下了上百万字的国防军事理论著作，至今这仍是我们国家的宝贵文化遗产。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今天，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走上国家富强、生活安定的道路，杨杰将军建立强大国防的遗愿早已实现，我们美丽的中国，早已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我们相信，九泉之下的杨杰也是欣慰的。
杨杰将军作为白族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优秀儿子，他的不屈精神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杨杰，字耿光，1889年1月25日（光绪十五年腊月二十三日），出生于云南大理古城的一个贫寒家庭。杨杰出生时，家境十分寒苦。他的祖父杨宣，字午亭，是位裁缝。祖母张氏，贫苦出身，操持家务的同时扎些零碎小花，添补零用。父亲杨汉章，字紫云，自幼习武，会医术，开小诊所，为人忠厚老实，喜欢帮助人，打抱不平，深受当地群众崇拜，对杨杰一生影响最大。母亲徐氏，白族，勤劳聪慧，相夫教子，会白族服饰、扎染等小手工，扶持家用。杨杰弟兄四人，长兄杨懋，字丽生，继承父业学医，杨杰居次，三弟杨杼，字可成，有一手好山水画，任过县长，四弟杨果，字明书，曾在东渡日本留学时的保送之列，后患肺病死于日本。
杨杰天资聪明，从小顽皮、胆大、倔强、好动、好强。1895年，当时杨杰家由于父亲行医，家境稍好，杨杰发蒙就读于大理县私塾，受业于大理优贡生杨正修先生门下。杨正修先生精通诗书历史，也懂四书五经，同时，对当时的国情也略知一二，这对杨杰的启蒙给予了很大帮助。
1900年，楊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理敷文书院读中学。敷文书院所涉课程除了中国古文外，也有数学、物理、历史和外国文学等，可以说是现代学堂了。杨杰在进入具有时代色彩的中学后，思想非常活跃，学习如鱼得水，特别是对时势和军事特别感兴趣。
那个时期的中国正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蹂躏，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01年，清政府屈辱卖国求和，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时间的敷文书院也不平静，具备了现代思想的文学、地理等老师，对于国耻和腐朽的清政府，常常也义愤填膺，给学生们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这时的杨杰在心中立下志愿：“长大了，为中国人争气。”在这以后，杨杰学习、读书更加发愤刻苦了，他如饥似渴地猎取知识，并在五年的中学学习期间，在各种考试中，基本上都是名列全班第一名。
平时，杨杰也喜欢中外古典文学，如《三国》《水浒》《战争与和平》和古希腊神话等。在他心中，也渐渐形成了“军事强国”的思想。1905年，在校读中学的杨杰不甘心于仕途读书生活，毅然报考了云南陆军小学堂，并被录取。1906年，他踏出了人生军旅生涯的第一步。云南陆军学堂，在当时是许多有志青少年梦寐以求的，它的宗旨是：“一切教育，以忠君爱国为本原，德育、体育为基础，振尚武之精神，汰叫嚣之陋习。”虽然宗旨中主要是封建忠君思想，但本原仍是习武从军。
杨杰进入陆军学堂以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拼命地学习和读书，军事、经济、文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一概不放过。他尤其喜欢《孙子兵法》，孙子十三篇，他不仅能篇篇熟背，而且能句句通晓。他认为：“孙武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军事理论家，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
随着学习知识的增加，他逐渐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最根本的是制度的保守和落伍，中国制度如果不改变，不走出去，中国还要挨打。他说：“海禁开后，外交军事无一不告失败，若不改弦更张，就会亡国灭种，缅甸、越南、印度就是榜样。”杨杰在陆军学堂中，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教官要求的军事科目，他都是十分认真准确、不折不扣地完成。如“步兵操典”“野外勤令”“兵器学”“射击教范”“地形学”“战术学”“筑城学”等，他都掌握得很好，并且成绩出众。在他18岁时，云南陆军小学堂还未毕业，就被学校保送到“保定陆军北洋速成学堂”学习，是杨杰确立立场和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
杨杰在保定速成学堂学习不久，1908年清政府又选派他和一批青年军官赴日本留学。当时，中国人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不能直接进入士官学校，一般都要先进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合格后才能正式升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杨杰在预备学校学习成绩优异，两年期满后，经考试合格，在他21岁那年，正式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律军事化，连小便都是定时的。学习、训练、生活异常紧张，但杨杰却不以为然，对教官和学校的要求，从不叫一声苦，往往还自加压力训练，在同学中是出了名的“学习迷”和“战术迷”。杨杰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不仅是在体能和技能上刻苦，而且还在深研日本的军事战略问题。他认为：日本国土小，人口少，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也算是一个弱小民族，为什么能够在短时期崛起？最根本的是学习西方，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自己的现代化国防，才免遭了别国压迫与奴役。中国清朝晚期的没落，最根本的原因是闭关自守，不重视学习先进的东西，不重视国家的国防建设。所以在杨杰后来的一生中，国防建设是他研究的重点。
杨杰还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众，是中国“了不起”的长处，同时，这些原因也是致使中国“没落”的病根。因为领土太大了，使国家国民麻木，人们不关心国家痛痒;特产丰富了，不必竞争，就可以马马虎虎过日子，使得国民与世无争，得过且过，不求进步，不努力创造发展，国力停滞不前。另外，五千年的封建帝制，使得民气消沉，人心涣散，尤其是形成了国防废坠。纵观近代史，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中国打一仗，败一仗，割地、赔款、开埠、签约，中国主权丧尽，然而，我们还没有觉醒。想起这些，作为有志之士的杨杰，心如刀绞。
在1909年，杨杰毅然参加孙中山在日本组织的同盟会，从而认定了“三民主义”的主张，在思想上由清政府的旧军官蜕变成了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可以说，杨杰留学日本，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完成了思想上的革命性飞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召回了还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留学生，作为他扩充权力的骨干。日本的学校只好以速成方法结束了各科课程，经过考试合格者发结业证回国。杨杰在1911年冬，经过考试合格，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炮兵科学生毕业回国。1912年1月，杨杰回国后出任沪军威武军第二营营长。五月任沪军威武军第一团团长，授陆军上校衔。这时，恰逢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进行封建复辟活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宣告失败。同时，袁世凯与黎元洪内讧，杨杰部下发生兵变，黎元洪通缉杨杰，杨杰只得外逃。此时的杨杰仍叫杨鸿昌。他逃到四川后，参加蔡锷的部队，同时为了逃避通缉，将原名“杨鸿昌”改为“杨杰”，从此，杨杰这个名字就伴随了他的一生。 1912年，杨杰在蔡锷部唐继尧手下任职。2月，唐继尧在清剿收复贵州陈开钊部队时，遭到陈数万部队的反攻。此时，唐的兵力不足2000人，唐十分着急，就派杨杰出去应战。杨杰应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迂回于清溪、玉屏、大渔塘、铜仁之间，最终以极少的兵力，逼退了陈开钊，赢得了胜利。杨杰以少胜多，初试“牛刀”成功。1913年3月，年仅24岁的杨杰，因在军事上的杰出表现，晋升为黔军第一旅旅长。不久，率部会合援川滇军前往四川，兼任重庆卫戍区司令、重庆道尹、四川政务厅厅长、重庆警察厅厅长，同时，晋升陆军少将。
1913年，袁世凯政府支持唐继尧在贵州的统治。11月3日，唐继尧就任云南都督，杨杰也随即被调回云南，任云南讲武堂骑兵科长兼日语教官。1914年，杨杰调任弥勒县长，在弥勒县，他鼓励农民生产，保护小工商业经营，改善居民生活，赢得了民众的信赖，得到了父老乡亲和市民的好评。
1915年，孙中山先生发表了《讨袁檄文》。得到了蔡锷在云南的积极响应，并愿同心协力一致反袁。杨杰此时也参加了蔡锷的讨袁活动。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
杨杰作为护国军第五支队长，由弥勒县带出一支团警，后成为了能攻能守转战滇、川、黔的一支劲旅。1916年春，护国军出川部队，在川南战场上与十倍于己的北洋军苦战。在双方相持状态的紧要关头，唐继尧命令以杨杰部为前锋，由贵州境地郎时南下，昼夜兼程，进入桂东旧州、顺黔桂大道直下百色，截断攻入滇境的李文富、黄恩赐两敌军后路。杨杰亲率部队对敌展开攻击，经过数日激战，终将敌部击溃，并缴获枪支弹药无数。此战不仅奠定了护国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同时，还促成了广西李宗仁部宣告反袁独立。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形式上取得了胜利。倒袁护国战争胜利后，护国军论功行赏，杨杰因在广西战场功勋卓著，以功晋升为陆军中将，获三等文虎勋章。
1917年1月，杨杰调任北京大总统府任军事咨议，兼陆军部顾问。6月，杨杰调任靖国军中央军总指挥，进驻四川泸州，与四川军阀混战。在川期间，由于川军较强，滇军处处失利。但由于滇军中杨杰等人的英勇善战，川军也不能完全取胜。后由川、滇两军将领协商，推第五师师长为四川督军，滇军退回云南，至此战斗才告一段落。之后，楊杰离开泸州回昆明，任靖国联军高级顾问。
参加北伐立奇功
1921年2月，顾品珍回昆明自任总司令兼省长，执掌云南大权。在此期间，顾品珍选送一批青年军官和讲武堂学员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委任杨杰为这批留学生的监督，一同去日本。1922年4月，杨杰以中校身份报考日本陆军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杨杰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期间，除了必修的军事、历史、地理、哲学等数十门课程外，他还利用空余时间研究世界各国最新武器、经典战例等，假期几次到国外历史上著名的大战场、大要塞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其布兵特点，从中对比得失经验，这对后来杨杰回国后的实战受益匪浅。在日本陆大学习期间的1922年10月，陆大举行实地战术演练，在上野、长野、新冯等地，杨杰被选为实地东军师团副参谋长，演练以图上作业配合进行现场实战，杨杰的战略战术图以及技术处理，深为实地指导官震惊，被视为“具有军事优秀实力之奇才”。1923年6月，同样是陆大举行战术实地训练，杨杰以超人的表现和才华当选指挥官。有一次，法国著名军事家霞飞元帅到陆大参观，对杨杰十分赞赏，称“此人将来必成杰出的军事人才”。在日本陆大学习期间，杨杰也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军事演练，其战略战术正在走向未来的战争倾向，并有矛头直指中国的潜在隐患。他不时提醒同学，不忘国耻，不忘祖国的苦难。1924年冬，杨杰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日本天皇得知后，也感到十分惊异。日本当局敬佩他的军事才能，并许以优厚的待遇留在日本任职。杨杰毅然拒绝，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杨杰回国后，任国民联军第三军参谋长。1925年3月，任国民军第三军前敌指挥官，9月，任河南陆军训练处教育长。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后，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培养了军事、政治人才。1926年5月，杨杰在广东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议。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因杨杰在北伐战争中功勋卓著，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军副军长，代理军长。1927年5月1日，杨杰为第二路军第五军的一、三师和第六军指挥，继续参战。7月，杨杰为第十八军军长。8月，杨杰受命率第十八军、十四军和三十一军渡江追击孙传芳残部，在攻克扬州后，连克宝应、淮阴等地，对整个北伐战争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12月，北伐战争胜利后，杨杰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为国民政府培养军事人才。
北伐战争以后，蒋、桂、冯、阎四派之间矛盾又风声再起，围绕地盘分配和军队“编遣”的问题展开了新的混战。1929年3月，蒋介石任命杨杰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行营总参谋长，参加了蒋桂战争。战争结果，李宗仁、白崇禧被迫逃往香港，蒋介石平定了桂系军阀。1929年10月，蒋介石又调杨杰任讨逆军第十军军长，兼右翼军总指挥，参加蒋冯战争。1929年10月31日，杨杰指挥了在临海县与冯军的激战，此战役，蒋、杨密切配合，取得歼冯数个师的战果，经过从10月到11月，冯玉祥的大部分力量已被消灭。在蒋、冯战争中，杨杰指挥得当，充分发挥了他围攻、夹攻、腰击、口袋战等战术，军事雄才一展无遗，同时也亲密了蒋、杨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
1929年12月，蒋介石任命杨杰为陆、海、空司令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并兼任第十军军长。同时，蒋介石开始谋划对策对付阎锡山。1930年2月，蒋介石任命杨杰为宁、镇、澄、淞四路要塞司令，镇守民国东部大门。
中原大战时，蒋介石任命杨杰为第二炮兵集团总指挥和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此次战役，杨杰指挥的炮兵起了关键的作用。在津、浦线，在兖州和郑州几个大战役中，炮兵都能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最终取得胜利。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通电，进兵关内，这使混战双方形势发生重大改变，冯玉祥部队被蒋介石改编，阎锡山的部队退回山西，阎、冯通电下野，历时半年多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集团的胜利而告结束。 杨杰是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认识蒋介石的，后来同被清政府送往日本士官预备学校学习，蒋介石止于预备学校，而杨杰则升为士官正式科班。蒋介石对杨杰的才气甚为了解，称杨杰为“学兄”，杨对蒋介石也是“尽诚尽忠，直言不讳”。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打败了与他为敌的各路军阀，维持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但是蒋介石在夺取政权后，推行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中国又生活在新的血腥恐怖之中，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对共产党进行血腥的数次“围剿”。
杨杰参加同盟会，与蒋一同参加了北伐、中原大战，本意是实现中国的统一后，建立强大的中华民国，对共产党人，他认为应该是团结，共同建立真正的三民主义国家。同时，他在日本读书和研究军事以及近代中国的情况中深知，日本等帝国主义一直窥视中国，特别是日本，由于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最终想变中国为寄生地。中、日之间迟早都会有一场战争。中国在平定军阀后，国、共应该团结一致，准备应对日本侵略。所以，蒋介石与杨杰在剿不剿共的问题上产生了本质上的分歧。对于蒋介石“剿共”，杨杰“愤其所为”，并化装后脱离。蒋介石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几次“围剿”，最终以失败告终后，把失败的原因也迁怒于杨杰不帮助所为，同时对杨杰产生了“忌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 “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愿望，发表了反日宣言。而此时的蒋介石，仍以共产党为“心患”，提出了“攘外先安内”的口号，激起了包括杨杰在内的有志中国人的反对。“九·一八”事变以后，杨杰在几次国民党中央会议和庐山会议上疾呼，坚决抗日，同时他认为“打起来日本一定会垮。”杨杰认为：“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华民族，完全可以把以往和现在的知识及技术成就，应用于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的抗日战争中。在战争的实践中建设我们的国防，以组织足以战胜敌人的军队，与日开战。”
1931年12月15日，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他再次下野。杨杰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任陆军大学校长。1932年1月21日，蒋介石重回南京，撤销陆、海、空总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杨杰任参谋部第一次长。1933年3月，杨杰任第九军团司令，在古北口、长城沿线阻止日军，给予日军沉重打击。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命令古北口中央军四个师团后退，5月下旬，中国军人退出长城各口，杨杰此时心如刀绞，看着祖国美好河山被蹂躏，作为军人，无力回天，愤然辞职。
出使欧洲考察
1933年12月，蒋介石派杨杰以中央执法委员、国防委参谋次长、陆军大学校长的身份到欧洲考察。
1933年底到1934年9月，杨杰先后出访意大利、德国、捷克、奥地利、土耳其、苏联、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丹麦、挪威、瑞典等14个国家。1934年9月杨杰考察回国后，写成了10多万字的《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杨杰在考察中发现，各个大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军备战。他预料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中国必须进行准备应对。他同时给蒋介石写了一份《呈蒋委员长兵工业根本建设之计劃》，在精辟分析了各国富强的情况后，中国必须如何应对，并提出全面系统具体化的建设兵工业独立的计划。他同时指出，中国要富强必须要做到“五要素、三基础、三教育”。所谓五要素，一是人强（国民的体力、智力要强），二是物质要可（工业、粮食保障要强），三是军队要强（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做到兵强），四是组织要强（守纪律，血脉一贯），五是外交要强（弱国无外交，强国要强外交）。所谓三基础，是指国民的体力、智力、德力是强国的基础。所谓三教育是指美德教育、群体教育、音乐教育。杨杰还认为，国家要富强，国民必须团结一致，举国上下一致的埋头苦干，才能迎头赶上。他认为，现在欧洲三百年的文明，日本三十年就学去了，意大利学习更是青出于蓝，收获颇丰。而日本三十年学习所得，苏联用10年时间，也学好了。我们有条件，但决不能墨守成规。
杨杰还认为：“日本虽自称强大，其战斗方向超英、美而比肩德国，战术指挥运用亦成熟;但对战略之研究颇显粗疏，勇于斗力，掘于斗智”。“天使中国有广大之国土，有不甘屈辱的国民”，只要我们“坚持不谈和不妥协之原则，利用举国义愤填膺之民心，歼彼气短而易怒，久战疲惰之师，必可使侵我之敌寇尽入网罗，则最后胜利，舍我其谁？”
蒋介石看了杨杰的几个报告，任命他为参总谋次长、代任总长、陆军大学教育长、城塞组长、防空委员会主任等五要职。
培养国家自己的军事人才
杨杰作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经过半生的风云，特别是对欧洲的考察后，对几个国家的制度对比，他有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必须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道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建立和平、民主的共和国家。
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威胁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此时，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与蒋介石敷衍国人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心抗日的杨杰，从此和蒋介石的关系也产生深深的裂痕。他辞去了防空委员会主任职务，主要精力用于潜心培养军事人才的陆军大学的教育和教学上。
杨杰在陆军大学的教学，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结合现代化的兵器工业以及中国的特点进行的，他在教学中强调：“将帅无才，累死三军。”军队的好坏，关系国家的存亡，特别是高级指挥官，要真正做到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具体的作战中，要求将帅必须要有预见、能果断。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神。他还批评中国的指挥官爱面子，生怕别人指责他的过失，认为这是旧官僚的恶习，若不纠正，是不可救药和自甘堕落，是国家的大害。在学习中，他要求学员学科学，做事认真，尤其是探讨战事问题，必须丝丝入扣，兢兢业业地完成。同时，他还编集了多问题作业，让学员做到“知行合一”，产生了好的效果。
在杨杰的心中，建立强大的国家是他的唯一目标，他教育中国的现代军人，首先要求的是必须要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他认为，自救首重“革心”，具体在行动中，中国人要首先向西欧国家人民学习，在重大牺牲面前，革掉怕死的劣根性。杨杰在办陆大以及平时在办参谋补习班教育过程中，除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及军事科目训练外，爱国主义教育，自我牺牲教育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他是以国家民族命运为重点教学目标的，他要求他的学生，必须是“真善美”，在当好指挥官运筹帷幄的同时，起到国人的表率作用，达到人强后而国强的目的，他针对蒋介石及其机构中，人格不济，贪生怕死，损人利己，尽干害国害民的官僚，深恶痛绝。 杨杰对学员要求极为严格，除学制要求的学习外，也重视国际形势的大局观教育。在军事建制方面，他结合中外的近代战例，一是高度重视演练，把演练作为中国战争的前奏。他把演练分为实战演练，包括战前计划、实战修编和主动作战等。二是后勤供给保障演练，他认为战争的主动权和最终的胜败，往往也取决于后勤保障要求。杨杰的勤务演习，后被公认为是他军事史上的一大贡献，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
杨杰的另一大军事贡献，是他独创的“五团制”，即在原来的三个团的基础上，增加炮兵和机动团。五团制的创新，改变了世界上“三团制”、“四团制”许多弊端，在后来的抗战中，五团制在“以弱制强，以持久制速决”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杰通过陆大培养造就了一批正直的有才学、有品德、有人格的高尚军事人才，对中华民族建设强大的国防和十四年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培养的陆大人才，在蒋军中支撑了抗日战争的大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在南京办军事学院，其中第一批调任学院的200多名教官中，多数也是杨杰培养出的原陆大毕业生。杨杰，这位出身白族的军事理论家，为新中国也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
杨杰在注重培养中国军事人才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和研究中国的国防战略和战术。他通过在西欧的考察，结合中国的地理环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以及冷兵器时期的陈腐观念等对比研究，写出了中国《战术战略解剖及其研究方法与修养》作为总要的创造性的中国国防战略战术理论。
在战略上，杨杰深谙中国的《孙子兵法》，后加以扩展，他说：“战争战略，何为是？大凡以若干法则作基准，在同一场合下去做事情。如三加二得五，一加四得五，五个一相加得五，二加二再加一得五，只要上述诸数运用得当，其加法所得结果相同。”杨杰的国防战略，其本质就是实地加区域防守，即以若干法则（各兵种和区域计划）作基准，然后灵活运用加法运作，形成动态的变化的整体的防御体系，合成完整的相同结果——不同地形环境，不同时期情况下，有效防止和抵御入侵，应用自如地对付敌人，保卫国家。
在战术上，杨杰根据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时代特征，创造性地提出其独特的战术理论，其重点理论有《遭遇战术》《海岸战术》《防御之成功要诀》《迂回战术》《攻击战术》。杨杰独出心裁的战略战术，不仅发挥了古今中外的战例优点，同时结合了中国国情，强调灵活机动和心理要素，他的这些理论，对中国的国防建设都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
杨杰热爱祖国，特别希望能在他们那一代人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国防军。在办好陆大、研究中国的国防战略战术的同时，结合世界各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特色，提出建设好中国国防军的意见。杨杰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军队，因为受封建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实在很少有国防军价值。”主要是统治者，用来防范野心家的夺权和清剿土匪的作用，要赶上时代潮流，必须建立一支包括陸海空三军的现代化军队。杨杰对于建设中国国防陆、海、空三军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意见，均被当时民国政府酌情采纳，对于后来的中国抗战，具有非常的前瞻性和指导性。可以说，杨杰对中华民国乃至近现代中国的国防三军建设都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蓄谋已久，是他们数百年的既定方针和国策。杨杰认为，这一战争不似以往历史上的一城一池之争，不是几万两银子、一个条约可以解决的。这一战争是他们想置中国人民于死地，要灭亡中国消灭中华民族的。所以对这场战争，中国人民必须认真对待，坚决抵抗，必须动员全民参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是蓄谋已久、精心准备的，所以，对于这场战争，必然也是持久的，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中国人民必须要有持久抗战的准备。
对于如何把握命运，如何进行战争，杨杰写了《国民军事必读》和《战争要诀》两本书。在这两本书里，杨杰从中国历史以及现代状况，同时对比西欧列强的成长过程，用古今中外的实例说明中华民族目前虽然贫弱，但许多古代欧洲国家方方面面都落后于中国，通过奋斗他们也崛起了。中国人民有奋起自卫的能力，日本乃弹丸之国，貌似强大，但经不住持久战争的消耗，只要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全民一心，战胜日本是必然的。
在战争准备方面，他认为最重要的有六方面：一是教育方针之确立，即如何了解战争，教育国民如何正确树立必胜的信心。二是身心锻炼。国民要强身强体的体魄，有御敌之身心。三是了解国与立国之真义。国与家与个人是一体的，国民要把国与家与本人的结合含义了解透彻，树立自我牺牲的精神。四是物质准备之储备。五是国家总动员之准备及计划。六是要制定直接的战争准备与计划。
杨杰还认为，战争的要素无非是两方面，即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有形的如天时、地利、人和武器之类。无形的是智、情、意。有形的要素中以兵为第一。无形要素中，智重谋略，情重团结，意重必死之心。
《战争要诀》一书还对现代的新兵器，如理学兵器、化学兵器、艺术兵器、病菌兵器、传统兵器等都一一作了绘图，说明其种类、性能、作用等，提供参考。
杨杰的《国民军事必读》和《战争要诀》，在20世纪30年代，对全国民众，特别是中上层人士，都起到了深刻的教育作用，使许多中国人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中日必然的战争，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国人民必须全力以赴，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属于中国。
致力于中国的抗战外交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又大举进攻上海。从此中国进入了全国性的全面抗击日寇的战争。
在全面抗战初期，首先是华北人民，在继东北沦陷后，掀起了空前抗日救亡高潮，发出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响亮口号，上海、武汉、南京、太原等地工人相继组织抗日救援会，在全国范围内抗日救亡形成浪潮。
蒋介石集团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席卷下，终于改变了过去长期实行的错误对内对外政策，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蒋介石的内政转变，杨杰尤为高兴，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似乎看到了“中国国共团结，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为了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任命杨杰为特派军事代表团团长，张冲为副团长前往苏联。9月8日，杨杰和张冲抵达苏联莫斯科，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罗希洛夫元帅接见了杨杰，对中国的援助要求，苏联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杨杰的带领下，几经交涉后，苏联方面根据中国方面的要求，决定给予军事装备和战斗技术人员的援助。此后，苏联还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大量的物资和技术人员等援助。苏联对中国的抗战援助，除了军事物资外，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1938年1月28日，蒋介石任命杨杰为军令部次长，继续进驻在苏联，落实苏联援助等事宜。当时，美、英、法没有参战，中国需要他们的物资和贷款援助十分艰难。苏联还给了中国数次信用借款，这些都是以杨杰为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签字的。
杨杰在苏联任职期间，他还通过各种渠道和外交关系，走访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国，争取军事援助和贷款问题。1939年1月，得到了法国的部分军事物资援助，并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同时，争取到了荷兰商人的借款。经过杨杰多方努力，中国还得到英国等一系列国家的军械援助和无息贷款援助等。在积极争取外交的同时，杨杰还着手借助外力建立中国自己的飞机厂、制炮厂、兵工厂，并积极探索开采中国自己的石油。
1938年8月，蒋介石将驻苏联办事处升格为驻苏联大使，任命杨杰为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9月3日，杨杰向苏联最高国务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呈递了国书，至此，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又更加深了一级。在苏任大使期间，杨杰深知苏联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其他国际事务的作用，尽心尽力致力于中苏亲善。
杨杰在任大使期间，由于其军事和外交才能，受到了斯大林、伏罗希罗夫、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一次，他受邀去莫斯科参加一次外交使节宴会，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出席宴会。宴会毕，在回去的路上，斯大林親自吩咐杨杰的驾驶员：“你要小心开车，你车里坐的不是一般的外宾，是中国陆军上将参谋长，著名的军事家。”说完，还与驾驶员握手。还有一次，斯大林邀杨杰商讨国事，他们无话不谈，相互畅谈五小时之久，这在斯大林的接见中是极为少见的。在杨杰的争取下，苏联不仅在物资上支持中国的抗战，同时帮助中国筹办航校。如新疆的伊宁航校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从起初“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抗战，到“西安事变”后的通电抗日，再到国共合作抗战，他在心底里始终把共产党作为主要敌人，在抗战的同时，念念不忘消灭共产党。1939年，蒋介石暗中又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致使中国的抗战在国内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和共识。同时，国际上，由于苏联属于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英、美、法三国操纵国联，于1939年12月，通过了开除苏联的决议，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国联大会上，对于大力支援中国的苏联，竟毫无表示，这使杨杰对蒋介石的为人也十分恼火。此后，蒋介石倒向英、美，受英、美的庇护。在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蒋介石免去了杨杰驻苏联全权大使职务，令其回国。
杨杰在苏联的三年，专门研究了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外交制度，同时，对比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苏联的制度是最优越的，中国学苏联，是符合国情的。这三年，也使他从一个旧军人，逐步转变成为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增强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而走向了决心向蒋介石决裂的关键一步，同时，他也种下了蒋一心要置杨杰于死地的祸根。
呕心沥血于抗日战争
杨杰一心致力于报效祖国，建立中华一统的国防建设。抗战爆发后，又一心致力于抗战。特别是通过欧洲考察和任驻苏大使后，他深刻认识到，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到清朝末年，积贪积弱，一贫如洗，后又遇倭寇侵犯，中华民族要崛起，一是必须要清除内耗，团结一致，集中力量消灭来犯之敌;二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国家。他对比西欧和苏联后，认为苏联的制度最为优越，中国应该向苏联学习，走和平进步之路，特别是在国家体制建设上，要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尤其是目前，一定要团结共产党等进步力量，共同对付来势凶猛的日本帝国主义，这样，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然而，杨杰的这一腔热血和建国理想，与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和建立蒋家独裁统治，在本质上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蒋介石在生活上、职务上千方百计拉拢杨杰，没有得逞后，最后认为，杨杰“不可救药！”在杨杰回国后，只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职，为了便于监督，将他留在重庆。同时，杨杰也亲眼看到了其他许多主战的爱国将领也被排斥、被逼走，让亲日派掌实权。更有甚者，蒋介石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抗日大敌当前，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连续策划了三次反共摩擦，企图削弱和消灭人民的抗日革命力量。
至此，杨杰对蒋介石有了本质认识，并不再把国家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了。同时，他开始大胆抨击蒋介石政权，他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讲：“中国老是徘徊歧途，不能当机立断，决定联苏外交政策，将必成为波兰之续。”蒋介石看后大怒，至此，蒋介石也把杨杰作为了眼中钉。
但是，杨杰作为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在与蒋的关系转为对立后，他仍然一心致力于抗日战争，用自己渊博的军事才能指导抗战。在他心中，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族的事，任何时候都不能忘，都要做。
1941年1月4日，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9000多新四军战士大部分被杀，军长叶挺被囚。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了对苏战争。至此，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
在此期间，杨杰又致力于二战包括中国战场的研究，他预言：“在未来的战争中，新战术和新武器一定会出现。”对于欧洲战场，他认为“苏联和英、美无论如何不得不使德国的春季攻势归于失败。”“击败希特勒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情，必须英、美和苏联密切合作，整个消灭德国要作出两年的打算。”
对于中国战场，杨杰断言：“只要中、苏、英、美紧密合作，以中、苏为两大兵工厂，解决日本并不是很难的。” 1941年12月，继苏、德战争以后，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一些亲日派、主和派就大造舆论，叫嚣中国“再战必败”谬论。这时，杨杰以杰出军事家的身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在《大公报》发表了《世界大战形势与发展》，他认为：“目前世界有三大战场，即欧洲战场、海洋战场（包括澳洲）和中国战场，此外北非也是一个战场。”从战争的物质力量比较，英国、美国、苏联无论从技术方面、工业生产能力方面、物资生产资源方面，同盟国都占绝对优势。德国、日本均处于绝对下风，时间一长，优势越明显。
1941年至1944年期间，杨杰和蒋介石在抗日和共产党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岐后，蒋对杨尽可能闲置。但是，为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杨杰仍然不计个人恩怨，尽心尽力为抗日作贡献。他竭力呼吁：“中、英、美、苏同盟合力击灭日本是唯一无二的法门。在时段上，最好是中国战场和海洋战场同时合并进行。”在外交方面，杨杰总结了他多年来对外的外交经验，提出外交必须与国防相结合，必须建立以国防建设为利害的外交原则，这些，对当今的国际外交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他还提出，中国必须建立亲苏的外交关系，学习苏联的制度模式。同时，要团结共产党抗日，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等，这些均为蒋介石所不容。
1943年11月，蒋介石为了堵杨杰的嘴，任命他为英、美军事考察团团长，去国外考察，期限一年。但由于杨杰在英国考察时赞扬真正民主，痛斥法西斯主义，蒋介石得知后，大发雷霆，马上电召杨杰回国。
在军事方面，杨杰虽然没有掌握兵权，但鉴于国民军在抗日战争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杨杰对军队建设也提出他多年调查研究后的治军意见。他认为中国的军队建设落伍了，落伍的主要原因一是时代病（落后于时代），二是不辨环境，不尚科学（只讲仁义道德），三是不总结，不会醒悟，四是依赖心理严重，缺乏主动性，五是更可怕的军队腐败，六是墨守成规，训练老套。针对这些落伍原因，杨杰提出改良军队的办法：一是全方位提高战斗力，提倡对敌使用阴性战术，即阻塞战术，游击战术，反攻战术。二是教育方式上，加强实战培训。三是将官以上指挥人物精通战术战略，校级以上指挥中心人物懂得打胜仗方法，培养一线指挥人员战斗本领，训练特殊战斗人员的忍耐力和兵器使用等。
杨杰希望军队改善，提高素质，打败日本。他不顾一切地指出，“打胜仗的唯一方法是，各官兵有专精的技术和不怕死的精神”，“根本改造军队，是中国唯一的急务。”中国军队“要学习英、美、苏，别国能做的，中国人亦能做到。”
创建国防理论
杨杰所创建的国防理论，可以说是他对中华民族的另一大贡献。
在抗日战争艰难的1943、1944、1945三年里，杨杰虽然被蒋介石踢出官场，但他仍以坚强的毅力，结合中国的国情，写出了集近代国防理论之大成的《国防新论》。
《国防新论》是一部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一本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全书共三篇十七章，主要内容是“战争与国防”，介绍古今中外的国防现状，人们对国防的认识，同时注释了“国防”的本质、特点和实质;“近代国防的形式及其组织”，阐述了现代国防需要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各种要素的相互关系;“如何建设中国的国防”，讲述中国国防建设的方式方法，建设中国国防急需解决的重点和难题等。
《国防新论》把国防与国策和社会科学进步结合起研究，客观、辩证地分析问题，把国防建设提高到了保障国家生存、独立、发展的先决条件来考虑，破解了中国数千年不注重国防建设致使近代挨打、受压迫的四大原因。同时《国防新论》提出国防建设必须遵循“三要素”和“四面体”要求。“三要素”是人、物、混合要素。 “四面体”是经济基础扎实，包括财政、金融、资源等;技术全面精良，包括创造、生产、使用、交通等;军事布局合理，包括海、陆、空、防合理设置，合理布防;强盛外交，做到能延伸国家政治作用。
对于国防建设，杨杰还强调：第一要把握时代性，即国防建设一定要和时代相适应，陈旧和过分超前都是错误的;第二把握特殊性，即国防建设一定要结合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等因素建设;第三把握重心，即國防建设必须根据防范范围和对象选择重点建设。在组织方面，注重全体性和平时积累。
杨杰的《国防新论》，把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建设，符合中国实际，提出的理论，时至今日，在很多方面都不失时效性。同时，可以说具有非凡的影响力，是杨杰一生中对中华民族的又一重大贡献。
做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
杨杰将军对祖国一片赤胆忠心，对于不利于国家、民族的事和言行，他都不做不说。同时，对于蒋介石一伙的独裁行为，他也不计较个人得失，敢于仗义直言，伸张正义，这一切，受到了共产党的重视和关怀。
1941年，他从苏联回来后，周恩来通过宋庆龄跟杨杰作了联系，共产党把杨杰作为亲密朋友，具体的单线联系人是董必武。中共遇到重大事情，周恩来都要与杨杰通气。
1942年以后，由于杨杰将军在重大场合，特别是回到昆明后作演讲，除了宣传抗日主张外，都要竭力宣传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国家等主张，但是，此时杨杰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蒋介石特务的监视。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投降，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的杨杰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了喜悦之中。同时，他也迫切希望和平、民主，实现民族独立后，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仍然一心想搞独裁，消灭共产党及其进步力量，新的内战又在酝酿之中。
这时的杨杰，为了推动和平、民主，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与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关心下，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1946年，蒋介石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为了“一箭双雕”，再次启用杨杰，希望杨杰到云南任省主席，解决龙云问题。杨杰知道是蒋介石的阴谋，坚决拒绝。蒋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委任杨杰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控制杨杰。但这些都没有阻止杨杰坚定地走反蒋的民主革命道路。同时，杨杰也常常陷入了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之中。 1947年，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人民解放军先后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97个旅，约110余万，蒋家王朝逐步进入飘摇时期。
中国共产党历来真诚关心各民主党派和朋友，杨杰参加了1948年1月1日宣告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
1949年，杨杰当选为“民革”执委后，负责担任西南四省（川、康、滇、黔）的组织、活动等工作，积极领导和策动云南人民自卫军配合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工作。
同时，杨杰为了帮助共产党尽快结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利用他在军界的影响，多方奔走，一直往返于昆明与重庆之间，活动于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界，积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然而这些也进一步加深蒋介石对杨杰的仇恨，蒋介石也下了决心，对杨杰准备下手，并派大特务徐远举专程“看望”杨杰。
此时的杨杰将军，也随时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然而，作为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国民党上将杨杰将军，为了一生追求的民族解放、建立民主国家，他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1949年5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对杨杰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的国防建设，至力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致力于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对中国未来的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非常关心杨杰的安危。同时，邀请杨杰作为代表，参加即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讨建立新中国事宜。
当时，从云南到北平，没有火车与飞机和专线，只能先到香港，然后转道北平。
然而，自从杨杰1948年回云南后，蒋介石就派沈醉在昆明暗杀杨杰。在昆明，沈醉几次精心策划暗杀，但由于杨杰早有防备，他们没有得到下手机会。
1949年9月19日，杨杰秘密到达香港后，住在香港轩尼诗道260号四楼朋友家，本来他的行程和住宿也都是有防备的。但是，此时毛人凤、沈醉在昆明没有实现刺杀目的，早已在昆明通过各种渠道，查看了楊杰平时日记、信件等，摸清楚了杨杰到香港后的住址。然后派台湾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率特务韩世昌等四人，事先伪造了一封介绍信，去找杨杰。因杨杰出走时是秘密的，加上朋友可靠，没有防到特务的这一手，果然开门接信，结果，当杨杰正拆开信封低头看信时，特务使用无声手枪向杨杰头部连开两枪，将杨杰将军击毙后逃去。
一代英雄驰骋疆场数十年，享誉国际的著名国防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无畏的民主战士杨杰，终遭他曾辅佐过的蒋介石暗杀，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
杨杰不幸被蒋介石特务杀害的消息传到北平，中共中央极为震惊。时任政协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的周恩来向全体代表沉痛宣布：“特许列名缺席代表中的杨杰将军，已不幸于本月19日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逝世”。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临时决议，由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民革”中央和杨杰将军家属致唁。《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各大报纸也分别作了报道，谴责了国民党这一无耻行为，并纷纷发表纪念文章，对杨杰将军给予了评述。1982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杨杰为革命烈士。
杨杰，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在国际上具有很高声誉，但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不愿与蒋介石同流合污，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并给祖国留下了上百万字的国防军事理论著作，至今这仍是我们国家的宝贵文化遗产。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今天，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走上国家富强、生活安定的道路，杨杰将军建立强大国防的遗愿早已实现，我们美丽的中国，早已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我们相信，九泉之下的杨杰也是欣慰的。
杨杰将军作为白族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优秀儿子，他的不屈精神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