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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青，人们一度囿于张爱玲评价的“伟大的单纯”，多论述她“充满生活情趣的热闹人生的，世俗而无所顾忌”的一面，而我却认为，苏青始终如一的关心女性的实际生存地位、自觉地从女性角度观照人生百态，更值得女性文学研究者们大书特书。
在那个特殊反常的时代，溢满动荡惶惶的空气，苏青无法选择乱世，但可以选择做个“乱世里的盛世的人”，掩盖不住的是她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一种横了心的锋棱”，即要活下去就豁出去的智慧。面对“有些心酸，但却不能使人号啕大哭”的平常人生，苏青多的是俯就，而少了些执著。
一
如果没有丈夫的那一记耳光，也许就没有日后文坛上的苏青。丈夫的回心转意既迟迟无期，幼子的嗷嗷待哺却刻不容缓，“如何是好呢？我只得又想到投稿了”，对于写作，她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投稿的目的纯粹为了需要钱”。
她少年丧父，家道中落，因为经济问题差点耽误求学，当然使她对钱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没有困顿过的人是不会理解没有钱的辛酸的。中年遭受婚变，下有三个孩子，上有老母在堂，苏青单身一人来应对严峻的现实，如何顺应物欲横流、如何解决温饱问题才是最关键的。就算文人的天性让她向往浪漫，可环境绝对让她牢牢地脚踩现实。她在《如何生活下去》说到：“我要活。如何生活下去，正在设想着……”开门七件事，样样都要钱，叫她怎么能不谈阿堵物、清高脱俗起来？她一度在伪上海市政府任职员和发表文章不问地方，向为世人诟病。然而，肚子饿才是最大的真理，“据说艺术家之类是应该‘爱惜羽毛’的，但我实实在在却只求果腹，换句话说便是‘吃饭第一’，试问身先不存，毛将焉附？”被迫出家门的苏青要结结实实地在社会上生存，没有现成的少奶奶可以做了，当然要辛辛苦苦的赚铜钿。她学得精明，还被人讥为“犹太作家”，可是她的精明也“只是自卫的，从来没有想过要侵占别人的利益”。她以一个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身份坦然面对大家，尽管“也可能用不正当的手段换得较好的物质享受”，“然而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有自尊及尊重别人的心”。苏青的可爱也在于此，她毫不掩饰对“铜钿”的爱好，却又不让人讨厌。
“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孤高冷傲的张爱玲如是说。
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战乱的背景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多知识分子一时找不到人生的理想支点，不得不重新进行身份定位，不少人选择遁入市民行列，把目光投向现世人生，重视日常、安稳、可靠的东西。所以张爱玲说：“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宣布要“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苏青更是率直地感慨：“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着生活而写作的。”
在苏青小说里活跃的也是“为生存而生存”的人物：符小眉、苏怀青等；而在散文中，她也自有她的“俗人哲学”。她在《道德论——俗人哲学之一》中开篇就把王弼对“道德”的注疏“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中的“物”改为“人”，确认道德首先是利益的驱使，与人天性中的“趋利避害”是相一致的：“我相信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乃是有着求生避死、求乐避苦的天然欲望的。”而道德的本意是让人得利，得好处。“人有利可得始去由之，没有好处又哪个高兴去由他妈的呢？”这种“有好处”论彻底颠覆了人们素来称赞的尾生伯姬的守信守礼、比干申生的尽忠尽孝。
鲁迅曾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上海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将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等推举到了本体性的地位，为传统所不容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在这里最有市场。海上文人对金钱的态度是开通的，受掣于商品经济规律的“实惠性”亦蔓延于文人中，“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
一如前文张爱玲所说的她们那代人对于物质的爱悦，作为新一代物质女郎，她们固然不欣赏“损人利己”，同时也不愿意面对“损己不利人”的虚妄。她们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诠释一切：没有了纯情天真的少女，只有七巧、薇龙等早熟精明的都市女郎。不断滋生的“个人本位”开始替代传统的“人伦本位”，如苏青的散文中神圣如道德，也得为个人服务才行，“讲道德，守道德，总也得弄出些于人有好处的效果来才是”，她以比传统文人更为坦诚的目光直视人求生避死、求乐避苦的天然欲望，痛直地喊出了“我们是人，人的利他是要索代价的”，“幸福乃吾人之唯一要求，而道德无非是致幸福的工具而已”。
二
在阿波罗神庙的入口写着“认识你自己”几个大字，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创作都无法正视自己，她们更多的在男性话语中繁衍，正所谓“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象，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尼采语）。女性“按照男性的愿望和意志被造就”的社会性掩盖了她的个体性，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符号化了。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女性神话”时曾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女性神话把女性放在了一个概念化了的、超自然的观念的世界里，掩盖了分散在具体时空里的一个个具体的女人的真实面貌。这尤其体现在男性作家们创造的一系列“圣母”型女性形象上。但是事实上“神话的路对每个女人都是堵死了的，每个女人归根到底还是得独自面对自己的存在”，所以波伏娃说：“在现实中的关系越具体，就越少被神化。”
从现实出发，从以“生”为本的实用价值观出发，苏青已日益学会在现实的物质关系中重新叩问女性的意义。她笔下女性固有的母性不再是神圣不可攀的：“我相信就是爱孩子也须先自维持生存，自己连生存都不能够了，又拿什么去爱他们呢？”（《再论离婚》）她甚至以“婴儿需要吃奶的程度比需要母亲来吻他的程度高”推断出“精神的爱没有物质来补足，还是支持不下去的”（《救救孩子》）。对于传统颂扬的伟大母爱，她自有见解：“因为女子的世界太狭窄了……因此大半生光阴就非用来爱孩子不可”，“要是一个男人肯天天陪着太太上馆子、看电影，或干些别的玩意儿，那时女人定会嫌憎孩子累赘，母爱起码得打个七折”（《论女子交友》）。《牺牲论》里说有个病重的妇人挣扎着为幼儿取食，倒地而死。人多赞美她的牺牲精神。但苏青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孩子嚷着要吃的是什么东西？如果吃不吃都没有太大关系，犯得着拼上性命吗？这位具有牺牲精神的母亲，在她眼中竟成了不智之人。
苏青朴素地从合乎自己需要、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出发，琐琐碎碎地跟我们讨论穿衣吃饭、伺夫弄儿。她在还原女性原生性和世俗性的同时拒绝了超现实的家庭神话和虚幻的女性本质：什么是婚姻的基础？不是爱情，是物质。要求男人爱情专一永久办不到，“但只要丈夫能边哄边给钱，也就算了”。促使离婚的两个条件“丈夫动手殴打和故意作难不给生活费”中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后者；为什么要讲男女平等？男与女本来就是不同的，“凡男人所有的并不都是好的；凡男人所能享受的，女人也并不一定感到受用”，“一个女人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什么是幸福？“幸福乃满足自身的需要之谓，不是削足适履，把人家所使用的东西硬来满足自己不尽相同的需要”……婚姻、平等、幸福这些神圣而崇高的字眼都在她的议论中一一脱冕。
苏青其实没有颠覆的野心，更无意什么观点的确立和张扬，她是以生计为重的自说自话的妇人，她感性地提出“要合算”、要“有好处”这些生存法规，更多的是为自己解说。她只是懵懂地表示对一直以来宣扬的“光荣”、“伟大”、“舍生取义”等的质疑，以及对封建“人伦本位”的不敬。确实，随着上海都市的发展，一切神圣的传统变得不那么神圣了，正如老黑格尔说的，一切社会的进步总是以“恶”为代价的。在上海这个大熔炉中，物化的价值观决定了金钱在都市至高无上的地位，为适应都市规则，市民必须使用相应的生存策略，变得实际起来。比方说上海的月份牌美女?押在月份牌中，特定的时代、历史机遇、主人公、地域等外在条件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而重要的是其中富足而悠然的生活方式，及所带来的一种价值观念。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那个高喊女子解放、争做出走娜拉的年代，苏青特别抗议：“娜拉可是易卜生的理想，不是易卜生太太的理想……身为女子，怎可轻信人家谰言，不待预备好一个合理的社会环境，便嚷嚷跑出家庭，跑出家庭呢？”
三
苏青曾写过一篇《自己的房间》，叙述对物质生存和精神发展双重空间的渴求。有趣的是，英国现代女权主义作家伍尔芙1929年著名的讲演集也叫《自己的房间》，其中说，一个女人要想从事文学创作，“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房子”。伍尔芙觉得“一定要有钱”是职业女文人的首要条件。而苏青从来没有终身写作的愿望，她是愿意有所依附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离婚后她干过编辑、秘书、教师等工作，经济上虽然独立，精神上却没有也不想摆脱对男人的依赖。“假如女人在职业及经济上与男人平等了，我恐怕她们将失去了被屈抑的快乐，这是有失阴阳之道的……我有这样的感觉，倘若同男的一块出去，费用叫我会钞，我就觉得很骄傲，可是同时也稍微有些悲哀，因为已经失去被保护的权利了。”
“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这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剧”，也是苏青的悲剧。
苏青是矛盾的，她是新旧交替时代的那个尴尬人。她挣不脱倚赖男人的旧套，“女朋友至多只能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呀”。少女时代她的梦想是像《三国演义》中赵子龙一样白衣飘飘的英雄，长大后的理想爱人则普通得多：比她大，比她强，有男子汉气，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还要有点落拓不羁……她也没有做自由新文人的洒脱，当她不得已步入社会，男人们对她收回权利也收回了责任时，她却借《续结婚十年》苏怀青之口，难掩愤怒：“他们（男人）都是骗我的……辛辛苦苦一场空呀”，“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是男人，往往是叫人失望的，苏青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男人都是靠不住的，还是金钱和孩子着实些”。历经坎坷的萧红曾道破天机：女性的天空是低垂的，女性的翅膀是无力的。所以处于悬空状态的女人总想抓住点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顺风顺雨的冰心当然看不到人生还有抓不牢男人抓紧钱袋的悲凉一面。冰心笔下的女人是神化了的“真”、“善”、“美”：“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关于女人》）。在苏青的作品中找不到这种对女人的溢美之词，她把女人看得很透，对于女人的缺点、弱性太了解，却又不能超脱。
当代亦舒的小说《喜宝》说，一个女人，首先需要的是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的爱，就要很多很多钱，如果两者都没有，就企求健康。大约女子对物质的欲望，都源于“爱”的匮乏。“究竟是安稳的普通人生、‘与子携老’的日常生活对于动荡的中国现代历史就像一段传奇呢，还是‘现代’及现代历史对于中国的日常生活是个传奇？”如果回到沦陷区这一特殊的时空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给出的答案更趋向于前者。对于苏青、张爱玲这代人，普通人的日常幸福及其背后文化渐成“传奇”。美满幸福家庭既遥遥如彼岸之花，所以苏青转身拥抱物质社会。与其说苏青“谋生之外也谋爱”，不如说她是“谋爱不成才谋生”，因为没有爱，所以她微笑的眼睛里才有一种藐视一切的风情，所以她才对琐碎的物质津津乐道。但在这看似旷达的背后其实是辛酸。苏青的悲哀是真切的，做一个女人，看着房里的每一样东西，包括小钉子，都是自己一手买的，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人必须生活着，爱才能有所依附，面对强大的压迫用自己的智慧怡然活下去是苏青的哲学，这种哲学既不伟大也不深刻，背后甚至隐伏着漏洞和危机。但苏青本来就不是英雄，她只是那个时代广大负荷者中的一员，她“诚恳的忠实于一个井底之蛙的见识”，把焦点凝聚于一种经济、实用又不乏精致的大众化生活方式上，“繁荣的报业成全了她，庞大的市民读者成全了她”，她比英雄更能代表那个时代的重量。
在那个特殊反常的时代，溢满动荡惶惶的空气，苏青无法选择乱世，但可以选择做个“乱世里的盛世的人”，掩盖不住的是她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一种横了心的锋棱”，即要活下去就豁出去的智慧。面对“有些心酸，但却不能使人号啕大哭”的平常人生，苏青多的是俯就，而少了些执著。
一
如果没有丈夫的那一记耳光，也许就没有日后文坛上的苏青。丈夫的回心转意既迟迟无期，幼子的嗷嗷待哺却刻不容缓，“如何是好呢？我只得又想到投稿了”，对于写作，她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投稿的目的纯粹为了需要钱”。
她少年丧父，家道中落，因为经济问题差点耽误求学，当然使她对钱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没有困顿过的人是不会理解没有钱的辛酸的。中年遭受婚变，下有三个孩子，上有老母在堂，苏青单身一人来应对严峻的现实，如何顺应物欲横流、如何解决温饱问题才是最关键的。就算文人的天性让她向往浪漫，可环境绝对让她牢牢地脚踩现实。她在《如何生活下去》说到：“我要活。如何生活下去，正在设想着……”开门七件事，样样都要钱，叫她怎么能不谈阿堵物、清高脱俗起来？她一度在伪上海市政府任职员和发表文章不问地方，向为世人诟病。然而，肚子饿才是最大的真理，“据说艺术家之类是应该‘爱惜羽毛’的，但我实实在在却只求果腹，换句话说便是‘吃饭第一’，试问身先不存，毛将焉附？”被迫出家门的苏青要结结实实地在社会上生存，没有现成的少奶奶可以做了，当然要辛辛苦苦的赚铜钿。她学得精明，还被人讥为“犹太作家”，可是她的精明也“只是自卫的，从来没有想过要侵占别人的利益”。她以一个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身份坦然面对大家，尽管“也可能用不正当的手段换得较好的物质享受”，“然而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有自尊及尊重别人的心”。苏青的可爱也在于此，她毫不掩饰对“铜钿”的爱好，却又不让人讨厌。
“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孤高冷傲的张爱玲如是说。
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战乱的背景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多知识分子一时找不到人生的理想支点，不得不重新进行身份定位，不少人选择遁入市民行列，把目光投向现世人生，重视日常、安稳、可靠的东西。所以张爱玲说：“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宣布要“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苏青更是率直地感慨：“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着生活而写作的。”
在苏青小说里活跃的也是“为生存而生存”的人物：符小眉、苏怀青等；而在散文中，她也自有她的“俗人哲学”。她在《道德论——俗人哲学之一》中开篇就把王弼对“道德”的注疏“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中的“物”改为“人”，确认道德首先是利益的驱使，与人天性中的“趋利避害”是相一致的：“我相信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乃是有着求生避死、求乐避苦的天然欲望的。”而道德的本意是让人得利，得好处。“人有利可得始去由之，没有好处又哪个高兴去由他妈的呢？”这种“有好处”论彻底颠覆了人们素来称赞的尾生伯姬的守信守礼、比干申生的尽忠尽孝。
鲁迅曾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上海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将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等推举到了本体性的地位，为传统所不容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在这里最有市场。海上文人对金钱的态度是开通的，受掣于商品经济规律的“实惠性”亦蔓延于文人中，“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
一如前文张爱玲所说的她们那代人对于物质的爱悦，作为新一代物质女郎，她们固然不欣赏“损人利己”，同时也不愿意面对“损己不利人”的虚妄。她们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诠释一切：没有了纯情天真的少女，只有七巧、薇龙等早熟精明的都市女郎。不断滋生的“个人本位”开始替代传统的“人伦本位”，如苏青的散文中神圣如道德，也得为个人服务才行，“讲道德，守道德，总也得弄出些于人有好处的效果来才是”，她以比传统文人更为坦诚的目光直视人求生避死、求乐避苦的天然欲望，痛直地喊出了“我们是人，人的利他是要索代价的”，“幸福乃吾人之唯一要求，而道德无非是致幸福的工具而已”。
二
在阿波罗神庙的入口写着“认识你自己”几个大字，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创作都无法正视自己，她们更多的在男性话语中繁衍，正所谓“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象，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尼采语）。女性“按照男性的愿望和意志被造就”的社会性掩盖了她的个体性，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符号化了。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女性神话”时曾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女性神话把女性放在了一个概念化了的、超自然的观念的世界里，掩盖了分散在具体时空里的一个个具体的女人的真实面貌。这尤其体现在男性作家们创造的一系列“圣母”型女性形象上。但是事实上“神话的路对每个女人都是堵死了的，每个女人归根到底还是得独自面对自己的存在”，所以波伏娃说：“在现实中的关系越具体，就越少被神化。”
从现实出发，从以“生”为本的实用价值观出发，苏青已日益学会在现实的物质关系中重新叩问女性的意义。她笔下女性固有的母性不再是神圣不可攀的：“我相信就是爱孩子也须先自维持生存，自己连生存都不能够了，又拿什么去爱他们呢？”（《再论离婚》）她甚至以“婴儿需要吃奶的程度比需要母亲来吻他的程度高”推断出“精神的爱没有物质来补足，还是支持不下去的”（《救救孩子》）。对于传统颂扬的伟大母爱，她自有见解：“因为女子的世界太狭窄了……因此大半生光阴就非用来爱孩子不可”，“要是一个男人肯天天陪着太太上馆子、看电影，或干些别的玩意儿，那时女人定会嫌憎孩子累赘，母爱起码得打个七折”（《论女子交友》）。《牺牲论》里说有个病重的妇人挣扎着为幼儿取食，倒地而死。人多赞美她的牺牲精神。但苏青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孩子嚷着要吃的是什么东西？如果吃不吃都没有太大关系，犯得着拼上性命吗？这位具有牺牲精神的母亲，在她眼中竟成了不智之人。
苏青朴素地从合乎自己需要、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出发，琐琐碎碎地跟我们讨论穿衣吃饭、伺夫弄儿。她在还原女性原生性和世俗性的同时拒绝了超现实的家庭神话和虚幻的女性本质：什么是婚姻的基础？不是爱情，是物质。要求男人爱情专一永久办不到，“但只要丈夫能边哄边给钱，也就算了”。促使离婚的两个条件“丈夫动手殴打和故意作难不给生活费”中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后者；为什么要讲男女平等？男与女本来就是不同的，“凡男人所有的并不都是好的；凡男人所能享受的，女人也并不一定感到受用”，“一个女人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什么是幸福？“幸福乃满足自身的需要之谓，不是削足适履，把人家所使用的东西硬来满足自己不尽相同的需要”……婚姻、平等、幸福这些神圣而崇高的字眼都在她的议论中一一脱冕。
苏青其实没有颠覆的野心，更无意什么观点的确立和张扬，她是以生计为重的自说自话的妇人，她感性地提出“要合算”、要“有好处”这些生存法规，更多的是为自己解说。她只是懵懂地表示对一直以来宣扬的“光荣”、“伟大”、“舍生取义”等的质疑，以及对封建“人伦本位”的不敬。确实，随着上海都市的发展，一切神圣的传统变得不那么神圣了，正如老黑格尔说的，一切社会的进步总是以“恶”为代价的。在上海这个大熔炉中，物化的价值观决定了金钱在都市至高无上的地位，为适应都市规则，市民必须使用相应的生存策略，变得实际起来。比方说上海的月份牌美女?押在月份牌中，特定的时代、历史机遇、主人公、地域等外在条件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而重要的是其中富足而悠然的生活方式，及所带来的一种价值观念。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那个高喊女子解放、争做出走娜拉的年代，苏青特别抗议：“娜拉可是易卜生的理想，不是易卜生太太的理想……身为女子，怎可轻信人家谰言，不待预备好一个合理的社会环境，便嚷嚷跑出家庭，跑出家庭呢？”
三
苏青曾写过一篇《自己的房间》，叙述对物质生存和精神发展双重空间的渴求。有趣的是，英国现代女权主义作家伍尔芙1929年著名的讲演集也叫《自己的房间》，其中说，一个女人要想从事文学创作，“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房子”。伍尔芙觉得“一定要有钱”是职业女文人的首要条件。而苏青从来没有终身写作的愿望，她是愿意有所依附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离婚后她干过编辑、秘书、教师等工作，经济上虽然独立，精神上却没有也不想摆脱对男人的依赖。“假如女人在职业及经济上与男人平等了，我恐怕她们将失去了被屈抑的快乐，这是有失阴阳之道的……我有这样的感觉，倘若同男的一块出去，费用叫我会钞，我就觉得很骄傲，可是同时也稍微有些悲哀，因为已经失去被保护的权利了。”
“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这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剧”，也是苏青的悲剧。
苏青是矛盾的，她是新旧交替时代的那个尴尬人。她挣不脱倚赖男人的旧套，“女朋友至多只能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呀”。少女时代她的梦想是像《三国演义》中赵子龙一样白衣飘飘的英雄，长大后的理想爱人则普通得多：比她大，比她强，有男子汉气，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还要有点落拓不羁……她也没有做自由新文人的洒脱，当她不得已步入社会，男人们对她收回权利也收回了责任时，她却借《续结婚十年》苏怀青之口，难掩愤怒：“他们（男人）都是骗我的……辛辛苦苦一场空呀”，“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是男人，往往是叫人失望的，苏青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男人都是靠不住的，还是金钱和孩子着实些”。历经坎坷的萧红曾道破天机：女性的天空是低垂的，女性的翅膀是无力的。所以处于悬空状态的女人总想抓住点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顺风顺雨的冰心当然看不到人生还有抓不牢男人抓紧钱袋的悲凉一面。冰心笔下的女人是神化了的“真”、“善”、“美”：“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关于女人》）。在苏青的作品中找不到这种对女人的溢美之词，她把女人看得很透，对于女人的缺点、弱性太了解，却又不能超脱。
当代亦舒的小说《喜宝》说，一个女人，首先需要的是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的爱，就要很多很多钱，如果两者都没有，就企求健康。大约女子对物质的欲望，都源于“爱”的匮乏。“究竟是安稳的普通人生、‘与子携老’的日常生活对于动荡的中国现代历史就像一段传奇呢，还是‘现代’及现代历史对于中国的日常生活是个传奇？”如果回到沦陷区这一特殊的时空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给出的答案更趋向于前者。对于苏青、张爱玲这代人，普通人的日常幸福及其背后文化渐成“传奇”。美满幸福家庭既遥遥如彼岸之花，所以苏青转身拥抱物质社会。与其说苏青“谋生之外也谋爱”，不如说她是“谋爱不成才谋生”，因为没有爱，所以她微笑的眼睛里才有一种藐视一切的风情，所以她才对琐碎的物质津津乐道。但在这看似旷达的背后其实是辛酸。苏青的悲哀是真切的，做一个女人，看着房里的每一样东西，包括小钉子，都是自己一手买的，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人必须生活着，爱才能有所依附，面对强大的压迫用自己的智慧怡然活下去是苏青的哲学，这种哲学既不伟大也不深刻，背后甚至隐伏着漏洞和危机。但苏青本来就不是英雄，她只是那个时代广大负荷者中的一员，她“诚恳的忠实于一个井底之蛙的见识”，把焦点凝聚于一种经济、实用又不乏精致的大众化生活方式上，“繁荣的报业成全了她，庞大的市民读者成全了她”，她比英雄更能代表那个时代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