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来存在反工会的传统，一遇经济不景气，他们就认为工会必须为经济不景气负责。反工会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如果撤销工会，将会迅速地、立竿见影地恢复厂商或国家竞争力。
　　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击，中左派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认为，不能用简单的工资绝对水平来衡量增长幅度，而应与生产率的增幅进行比较；较高且平均的工资水平还使雇主们不愿意随意解雇工人，情愿通过再投资对工人进行再培训，以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力。
　　培训制度的建立使工人得到了比现时生产需要或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更高的技能，使劳动力本身产生了一种柔性，为提高企业竞争力打下了良好基础，创造了前提条件。获得就业安全保障的工人不仅比较容易接受公司培训，由此还在公司内部营造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合作气氛。
　　合作主义政制条件下企业的集体协议和共同决策，使公司拥有了较高的雇佣稳定性。为补偿这一外部刚性，正如有学者所说，“高生产率、工人权利、弹性、工会化和经济竞争力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实际上可以成为高运行效率商业体系中高度相容的组成要素”。工会势力是经济发展中一种重要的有益约束。工会的存在不仅阻止了血汗工厂的短期行为，避免了厂商仅靠低工资和提高劳动强度获得竞争力的可能性，还有助于形成产业资本的长期动力，敦促雇主通过培训上的投资来赢得竞争力。
　　经济衰退是由工会以外的原因决定的。工会势力与经济增长不存在重要的必然联系。恰恰相反，作为追求劳资关系权利和福利措施的机构，工会组织与厂商已结为一个整体，他们共同成为外部世界的经济竞争主体。产业衰退很可能是工会力量弱小的原因造成的。工会的强大不仅与产业成功的资本积累有关，而且强大的工会势力必将导致工资适度和收入平等，从而激起产业发展的推动力。这是因为，参加工会的工人作为企业代表和一员，会凭借自己的势力影响，在雇员和他们的管理人员之间传递信息和承诺，实现更优的资源配置，成为效率和收入平等强有力的发起者。
　　工会势力产生的约束力不仅约束了工人放弃短期利益去追求更大的长期利益，而且对雇主也产生约束力，即强制雇主在进行他自己觉得有利的行为之前，要与工人商量并征得工人同意，这就是共同决策。合作主义的优势在于使管理层和劳动力都拒绝和排除了投机主义的压力。劳资关系的这种制度安排，一般来说是在行业工会或政府干预之下制定出来的。
　　工会组织具有合法的社会地位来参与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不是障碍。在左派政治强大和工会运动相对集中统一的地方，一般来说经济表现要相对好一些，合作主义与国家竞争力之间具有某种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强大的工会势力已与一系列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结构结为一体，所以，合作主义政制富有竞争力，即强大工联主义支持的福利国家与社会管理费用较低的国家相比富有竞争力。有人断言，凡是福利制度比较成功的国家几乎都是合作主义或三方主义搞得较好的地方。
　　较低的劳动标准对于对外经济竞争能力与外贸结算毫无重大影响。工会势力最强大的德国在出口方面虽然稍逊于美国，但却一直强于日本，8200万德国人生产的出口产品几乎与2.7亿美国人一样多，就是说，按人均计算，德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品出口国，德国造商品依然保持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