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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后,温州人宋恕首先发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启蒙价值,积极向友人推荐。1903年,梁启超明确指出黄宗羲为中国之卢梭。同年,时为革命派的刘师培,也著文论述了《待访录》具有中国《民约》的精义。严复虽反对黄宗羲,但他在翻译中仍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先辈们探索民主中国化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为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