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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初，我们古典文献专业七七级半个班、九名同学一块儿分配到中华书局，大家抱着铺盖卷、扛着书箱，从海淀区的北大，被一车拉到丰台区的蒲黄榆宿舍，安营扎寨。从此我在中华书局，一待就是十五年。去年在上海图书馆的中华书局百年局史展览里，有一张我们班的毕业照，看见之后我才意识到，在中华书局一百年的历史当中，我也是它百分之十五的一个见证人。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华书局事实上也有了很大改变，不光人非，楼也早已不是王府井大街三十六号的那座楼。去年与老同学冯宝志见面，他说人这一生里头，进的第一个单位，与上的第一所大学，在你心里会是同样的分量。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发现自己的很多工作习惯，的确还是在中华书局养成的。
我是在读了四年古典文献专业，也就是上过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一系列课程以后，到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从小编辑做起的。大学里的系统学习，如果说是纸上练兵的话，学以致用，通过亲手摸文献解决问题，而积累出自己的一点经验，还是在工作当中。
我在中华书局看的第一部稿子，是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在我接手之前，这部稿子有人看过，提了意见改回来，我看的时候，已经大体成形，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受命做的第一件事情，仍然是跑图书馆，去查找《世说新语》的各种版本、各家注释以及相关的研究论著。中华书局自己有一个特别棒的图书馆，马路斜对过又有个中科院图书馆，再远一点是北图的文津馆和柏林寺图书馆，年轻时真不怕跑腿，很快把要用的资料搜罗齐，搬回办公室，然后像老编辑们一样趴在桌子上，每天对着徐震堮的原稿，从正文，到校注，一点一点地比照，有疑问的地方就贴个条，在条子上写下自己的意见，提交给二审和三审定谳。
那时中华书局流行的说法，是自己好比“前店后厂”，好编辑都要既能够编别人的书稿，也能够自己整理古籍、自己做研究，再加上过去对出版的控制也严，出版社都有替作者“把关”的思想，所以编辑审稿，多少有点像是在同作者较劲儿，而要较得人家心服口服，起码你就得把人家做过的工作，事无巨细，从头再来一遍。这是一个投入极大、极笨的办法，有时候还费力不讨好，作者不满意，嫌出版社“店大欺客”，编辑也不痛快，因为毕竟是在“替他人做嫁衣裳”，不过现在想起来，那终归是真刀真枪的实战。古籍整理这一行，因为做的人少，有时也会被人想象得多么玄妙；其实未必，问题只在于是不是真的经过眼、动过手，说到底，它到底是一个需要耐心、不怕枯燥的力气活儿。
碰巧的是，在我编《世说新语校笺》时，历史室的张忱石先生也同时在编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两部书赶在一起，不免给人“打擂台”的印象。而余著乃是由周祖谟先生整理，张忱石先生的能力和经验也是我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尽管这两部书各有自己的侧重，体例也不相同，可顶头上司许逸民先生还是会经常敲打我。许先生上面又有程毅中先生，程先生为人方正，做什么都一丝不苟，在这样的前辈手底下做事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都还唯恐不够。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审这第一部稿子，对我的锻炼就非常之大。且不说《世说新语》及其注释文本原来就颇复杂，要编成一个好的校注本其实不易，又还有余著在那儿摆着随时做对比，这书的长短是非包括后期编辑的状况，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清楚楚。
这样，到编辑《建安七子集》的时候，我就有了一点小小的经验，能够就卷目、附录和年谱的编次、校勘记的写法、标点符号的统一等大大小小的问题，与作者俞绍初先生展开讨论。也是受益于程毅中陆陆续续编写出来的“古籍整理条例”，在编辑《建安七子集》的过程中，对于古籍整理的“体例”，我有了更深的认识。古籍整理，过去说它是个板凳活儿，因为首先要坐得住，舍得下死功夫，但是久而久之，我也发现这种板凳活儿，其实也有高下之分。分别在哪里？可能有多重因素，以我的经验及所受训练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体例设计得怎么样。这个体例，主要指文献处理的方法，大到版本的择取、注释的原则，小到标点的使用、校勘记的表述。如果能够有一个好的体例，于作者便是纲举目张、事半功倍，于读者则是体辨源流、一目了然。我是见过相反的例子的，也是很好的学者，在做自己那一行古籍整理的时候，却由于体例不严而破绽百出，几乎收不了尾。
当然，一个好的体例，是要在对文献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尤其要对文献整理的目标有一个清楚的定位，是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够设计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光有做笨功夫的力气还远远不够。古籍整理的目的，最终还是要给今人提供一个便于阅读的版本，并不是越繁复庞杂就越高明，这便要求你得先有一个能够部勒全局的严格、周密的体例。就此而言，在新整理出版的同时段文集里面，我觉得《建安七子集》说得上比较规范，规范而有条理的古籍，用起来也让人放心。
我在中华书局看的最后一部古籍整理稿，大概是范宁校点的《异苑》。这是一部很容易看的小稿子，之所以记得，是由于一面随手翻阅原稿的时候，一面就发现其中的一些断句错误，好像是自动跳进我的眼睛里。对于一个古典文献专业出身的人来说，这或许可以看作达到了某个及格线的标志，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让我理解到什么叫“术业有专攻”。古籍整理别是一行，这一行确实有这一行的习惯、有这一行不可缺少的训练。
上面谈到的三本书，都是我现在经常要用到的，我手里常备的还都是它们的初版本。初版本的版权页上，并没有编辑的名字，这是因为在我年轻时，编辑还都要做“无名英雄”，我们不但没有与作者碰面的机会，写给作者的信，也一律要署编辑部的大名。我猜想有些书的作者，到今天也未必知道有过我这样一个编辑的存在。
在我看过的稿子里面，有一部可以说最重要的，是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三位先生合作的《屈原集校注》。说它重要，当然还不是指它被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的项目，而是说它在我个人对于学问的看法上面，产生过非常深刻的影响。由于金先生等三位作者都是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老师，都教过我课，编辑的过程，于是变成了继续问学的过程。 在《屈原集校注》之前，中华书局已经出版有游国恩的《楚辞纂义》和《天问纂义》。游先生的名字，在我们这一班同学中间也并不陌生，他是一九二六年毕业的北大中文系老前辈，我们进大学那一年，他在中文系去世。虽然无缘受教，但在不久后的中国文学史课上，我们就读到了他的成名作《楚辞概论》，对他的研究方法有了一个粗浅的印象。这个方法，就是与他同时代的另外一位重量级古典文学学者陆侃如总结的“历史的眼光”，即不但研究楚辞本身，还研究“它的来源和去路”。沈玉成先生曾经撰文指出“游先生在总体观念和方法论上受过胡适一派的影响”，这话不是没有根据，因为“文学的历史观念”，正是胡适当年在北大着力倡导的研究观念、治学方法。
在拼着一股锐气写出《楚辞概论》之后，游先生便开始了他庞大的“楚辞注疏长编”的计划，意图汇纂前人之说，集训诂、义理、考据为一体，而对“楚辞”做一个集大成式的研究。这个庞大的计划，沈先生视之为对乾嘉朴学的回归，却因为有现代观念的引导，又较清人有更加宏观的认识。我在这里引述沈先生的话，是因为：第一，他是一九五五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金开诚先生的同学；第二，他也做过游先生的助手；第三，他又是中华书局的前辈。我当年就是因了这些缘故，听他讲过不少这方面的“掌故”，受益良多。
“楚辞注疏长编”里的《楚辞纂义》、《天问纂义》最终是在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三位先生的协力之下编定出版的，想来这也为他们以后编著《屈原集校注》奠定了非同一般的坚实基础。我们读书时，金先生在学校里就开有楚辞的课，他当时出版的《楚辞选注》及以后出版的《屈原辞研究》，似乎都与课程有关。他讲楚辞，最能够在疏通众家学说的基础上，原原本本，而又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从他的讲述和著作中，是可以看到游先生那种“历史的眼光”之延续的。
从资料的有序、考辨的细致、按断的通达等各方面来看，《屈原集校注》都是非常值得推重的，这一点，自不必我在这里多费唇舌。我想要说的是，它不但在每一节后面都附了白话的讲解，在每两句注释后面，也必附上相应的白话文的串讲。而当初为了这一串讲，我们去找金先生商量，问他可不可以删去，因为从出版社所持古籍整理的立场来看，像这样突然在一片文言的旧注里插进几句白话，势必造成注释文体的不纯，从而影响到对《屈原集校注》的整体定位；可是金先生非常坚持。当年的中华书局，百分之八九十的编辑毕业于北大，大家都是北大的子弟兵，谁也不好意思冲撞自己的老师，这回当然也是“客大欺店”，只能一字不动地发排。不过这件事情在我心里，事实上很长时间都结着一个疙瘩，一直要到最近这几年，我自己上课教学生，有时用到这部书，才逐渐体会出白话串讲的必要，以及金先生的用心。我们读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势必要用到细读的办法，而真正细读起来，拿文言解文言还不算本事，因为文言往往已变成套话，只有用白话也就是自己平常讲的话去解读文言，解通了、讲顺了，才见出真的功夫，那是吃进去嚼碎了再吐出来的功夫。我想，这或许就是金先生执意保留白话串讲的原因，他是要拿自己的真功夫来“金针度人”。
回想我自己编辑《屈原集校注》，基本上是一个补课的过程，补上这一课，才让我从金开诚这一页，往上翻到了游国恩的一页。我的有关学术的概念，实际上都是从这时开始明晰起来的，是从《屈原集校注》与《楚辞纂义》、《天问纂义》等著作里面学习到的，而这也触发了我自己对于文学史以及近代学术史一些问题的思考。我编这部书，付出的心力最小，收获却最大。做编辑的，某种意义上说是靠天吃饭，好稿子可遇不可求，更何况在我那个年代，看稿子要靠分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编辑相当被动，能够遇上像《屈原集校注》这样好的书稿，真是一件幸运得不能再幸运的事情。
编辑本来是个打杂的行业，人称“万金油”，遇到什么稿就要编什么稿，没理由去挑肥拣瘦。今年初回六里桥的中华书局，闲谈之间，我和新任“大总管”的徐俊还都回忆起为了编印那一大部列宁格勒所藏《石头记》抄本，两个人守着一堆杂乱无章的照片，加班加点地一张张拼接连缀的日子。记得我还编过李宗为的《唐人小说》，编过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编过由八九十人共著的《名家精译古文观止》……让我始终心存遗憾的是，曾经有过一个“中国学研究手册”的编辑计划。计划中，是邀请海内外文史学界公认最好的二三十名学者，分别以撰写数千字提要的方式，推荐他们各自专业领域的两本名著，一本国内的，一本海外的。这个计划在当时得到不少学界前辈与同辈朋友的支持，蔡尚思、周振鹤、吉川忠夫、兴膳宏等先生都及时写来了稿子。可惜的是，收齐全部文稿，比预想中要困难许多，因为约请到的学者个个忙得像陀螺，要一遍遍催稿。然后我自己也离开了中华书局，不得已，只好眼睁睁看着计划中断。
我在中华书局编的最后一本书，算起来，恐怕是《说八股》这个小册子，这也是我编得最轻松的一本书。起因是有一天翻看北师大学报，读到启功先生一篇谈八股文的文章，文章把八股文讲得脉络清晰，举的例子也都有趣。不久后，在《读书》上又读到张中行先生的文章，是呼应启功的。两篇文章凑在一起，当即算了算，距离编成一本书还差那么一点字数，想来想去，只能去向金克木先生求救。金先生博闻多识，是出了名的既聪明又手快的大学者，是编辑们最爱的一种作者类型。我这边一开口，金先生二话不说，马上写出第三篇来。这样，便有了这本好看的小书。
书出版，当时很有点影响，中央电视台早已停播的一个读书频道曾为它做过一期节目，还采访过启功和金克木。那以后，来找我谈出版的人也一度络绎不绝，都是希望更多介绍或研究八股文的。好些人以为八股文绝迹了几十年，忽然有这么一本《说八股》出版，是不是到了要为它翻案的时候？那些年，传统思想文化回潮的趋势已经明显，虽然还没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可是有些人对于过去的物质、文化，已经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表现出依恋、赏玩的态度，似乎传统的一切皆好，越是被“五四”新文化亦即现代文化冲击过的越有价值。就连八股文，也变成了妙不可言的东西，可是这与我的初衷截然不同。我的想法本来简单，因为启功他们这一代人，有可能是接触过八股文的最后一代，不管他们内心对于八股文的情感如何，由于小时候多少学过一点，他们的分析和评价，总是带有切身经验的，与完全不懂八股文作法的后来人就有很大的差别。我想“一代有一代的学问”，这也就是即将消失的一代的学问，作为编辑，不但应该有一种对于学界各种动向、走势的敏感，还应该有一份保存学术历史的责任心。至于历史上的八股文，以及与之相关的早被废止的科举制度，我对它们并没有丝毫的欣赏和同情，所以就算是一个可以趁热打铁的题目，我却是毫无兴趣去再“炒”它们。
金先生去世前的几年，我时常去他家聊天，有时候，是他来电话和我们谈天说地。他足不出户，可是对待世事和学问，永远葆有一颗令人感佩的旺盛的好奇心。《说八股》这本书，要说最该感谢的就是金先生，如果没有他的救场，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一本书的出版。现在，书的三位作者都已谢世，我手里唯一的一本样书也不知所终，可是当年为编辑这本小书而与三位老先生见面、谈话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
我在中华书局的最后几年，奉傅璇琮先生之命，兼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的编辑。这本双月刊，挂名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之下，实际上，它的编辑、出版还都在中华书局。假如我记忆不错的话，杂志创办之初，得到过钱锺书、李慎之等先生的支持，杂志的英文名称似乎也是钱先生所拟。而杂志的定位，亦如刊名所示，既可理解为立足于传统而谈论现代，也可理解为立足于现代而研究传统。傅先生当时主持古籍小组的工作，我在他手下做编辑好些年，他是一个颇能发掘年轻人潜力的前辈，他管杂志的办法也相当民主，就是让几个执行编辑轮流出刊，我负责每一年的两期，从组稿、编刊，到写编后记，他一点都不来干涉。这一次的兼职，让我有机会尝试通过杂志的平台，超越出单纯的古典视角，介入到当代思想文化的现场，观察并参与其中的讨论，也让我有机会在极冷的专业与极热的社会中间，寻找到沟通的桥梁。因此，它成了我编辑生涯中虽则短暂，却也极为宝贵的一段经历。
我离开中华书局已将近二十年，可是并不觉得离它很远，因为每天都要用到它出版的书，又因为时常能与过去极亲密的同学同事晤面。也许就像冯宝志说的那样，人对于自己就职的第一个单位，都会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最近也常常问自己：我的未来，会不会是不管走到哪里，都必将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与中华书局联系在一起？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华书局事实上也有了很大改变，不光人非，楼也早已不是王府井大街三十六号的那座楼。去年与老同学冯宝志见面，他说人这一生里头，进的第一个单位，与上的第一所大学，在你心里会是同样的分量。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发现自己的很多工作习惯，的确还是在中华书局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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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读了四年古典文献专业，也就是上过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一系列课程以后，到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从小编辑做起的。大学里的系统学习，如果说是纸上练兵的话，学以致用，通过亲手摸文献解决问题，而积累出自己的一点经验，还是在工作当中。
我在中华书局看的第一部稿子，是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在我接手之前，这部稿子有人看过，提了意见改回来，我看的时候，已经大体成形，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受命做的第一件事情，仍然是跑图书馆，去查找《世说新语》的各种版本、各家注释以及相关的研究论著。中华书局自己有一个特别棒的图书馆，马路斜对过又有个中科院图书馆，再远一点是北图的文津馆和柏林寺图书馆，年轻时真不怕跑腿，很快把要用的资料搜罗齐，搬回办公室，然后像老编辑们一样趴在桌子上，每天对着徐震堮的原稿，从正文，到校注，一点一点地比照，有疑问的地方就贴个条，在条子上写下自己的意见，提交给二审和三审定谳。
那时中华书局流行的说法，是自己好比“前店后厂”，好编辑都要既能够编别人的书稿，也能够自己整理古籍、自己做研究，再加上过去对出版的控制也严，出版社都有替作者“把关”的思想，所以编辑审稿，多少有点像是在同作者较劲儿，而要较得人家心服口服，起码你就得把人家做过的工作，事无巨细，从头再来一遍。这是一个投入极大、极笨的办法，有时候还费力不讨好，作者不满意，嫌出版社“店大欺客”，编辑也不痛快，因为毕竟是在“替他人做嫁衣裳”，不过现在想起来，那终归是真刀真枪的实战。古籍整理这一行，因为做的人少，有时也会被人想象得多么玄妙；其实未必，问题只在于是不是真的经过眼、动过手，说到底，它到底是一个需要耐心、不怕枯燥的力气活儿。
碰巧的是，在我编《世说新语校笺》时，历史室的张忱石先生也同时在编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两部书赶在一起，不免给人“打擂台”的印象。而余著乃是由周祖谟先生整理，张忱石先生的能力和经验也是我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尽管这两部书各有自己的侧重，体例也不相同，可顶头上司许逸民先生还是会经常敲打我。许先生上面又有程毅中先生，程先生为人方正，做什么都一丝不苟，在这样的前辈手底下做事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都还唯恐不够。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审这第一部稿子，对我的锻炼就非常之大。且不说《世说新语》及其注释文本原来就颇复杂，要编成一个好的校注本其实不易，又还有余著在那儿摆着随时做对比，这书的长短是非包括后期编辑的状况，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清楚楚。
这样，到编辑《建安七子集》的时候，我就有了一点小小的经验，能够就卷目、附录和年谱的编次、校勘记的写法、标点符号的统一等大大小小的问题，与作者俞绍初先生展开讨论。也是受益于程毅中陆陆续续编写出来的“古籍整理条例”，在编辑《建安七子集》的过程中，对于古籍整理的“体例”，我有了更深的认识。古籍整理，过去说它是个板凳活儿，因为首先要坐得住，舍得下死功夫，但是久而久之，我也发现这种板凳活儿，其实也有高下之分。分别在哪里？可能有多重因素，以我的经验及所受训练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体例设计得怎么样。这个体例，主要指文献处理的方法，大到版本的择取、注释的原则，小到标点的使用、校勘记的表述。如果能够有一个好的体例，于作者便是纲举目张、事半功倍，于读者则是体辨源流、一目了然。我是见过相反的例子的，也是很好的学者，在做自己那一行古籍整理的时候，却由于体例不严而破绽百出，几乎收不了尾。
当然，一个好的体例，是要在对文献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尤其要对文献整理的目标有一个清楚的定位，是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够设计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光有做笨功夫的力气还远远不够。古籍整理的目的，最终还是要给今人提供一个便于阅读的版本，并不是越繁复庞杂就越高明，这便要求你得先有一个能够部勒全局的严格、周密的体例。就此而言，在新整理出版的同时段文集里面，我觉得《建安七子集》说得上比较规范，规范而有条理的古籍，用起来也让人放心。
我在中华书局看的最后一部古籍整理稿，大概是范宁校点的《异苑》。这是一部很容易看的小稿子，之所以记得，是由于一面随手翻阅原稿的时候，一面就发现其中的一些断句错误，好像是自动跳进我的眼睛里。对于一个古典文献专业出身的人来说，这或许可以看作达到了某个及格线的标志，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让我理解到什么叫“术业有专攻”。古籍整理别是一行，这一行确实有这一行的习惯、有这一行不可缺少的训练。
上面谈到的三本书，都是我现在经常要用到的，我手里常备的还都是它们的初版本。初版本的版权页上，并没有编辑的名字，这是因为在我年轻时，编辑还都要做“无名英雄”，我们不但没有与作者碰面的机会，写给作者的信，也一律要署编辑部的大名。我猜想有些书的作者，到今天也未必知道有过我这样一个编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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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过的稿子里面，有一部可以说最重要的，是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三位先生合作的《屈原集校注》。说它重要，当然还不是指它被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的项目，而是说它在我个人对于学问的看法上面，产生过非常深刻的影响。由于金先生等三位作者都是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老师，都教过我课，编辑的过程，于是变成了继续问学的过程。 在《屈原集校注》之前，中华书局已经出版有游国恩的《楚辞纂义》和《天问纂义》。游先生的名字，在我们这一班同学中间也并不陌生，他是一九二六年毕业的北大中文系老前辈，我们进大学那一年，他在中文系去世。虽然无缘受教，但在不久后的中国文学史课上，我们就读到了他的成名作《楚辞概论》，对他的研究方法有了一个粗浅的印象。这个方法，就是与他同时代的另外一位重量级古典文学学者陆侃如总结的“历史的眼光”，即不但研究楚辞本身，还研究“它的来源和去路”。沈玉成先生曾经撰文指出“游先生在总体观念和方法论上受过胡适一派的影响”，这话不是没有根据，因为“文学的历史观念”，正是胡适当年在北大着力倡导的研究观念、治学方法。
在拼着一股锐气写出《楚辞概论》之后，游先生便开始了他庞大的“楚辞注疏长编”的计划，意图汇纂前人之说，集训诂、义理、考据为一体，而对“楚辞”做一个集大成式的研究。这个庞大的计划，沈先生视之为对乾嘉朴学的回归，却因为有现代观念的引导，又较清人有更加宏观的认识。我在这里引述沈先生的话，是因为：第一，他是一九五五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金开诚先生的同学；第二，他也做过游先生的助手；第三，他又是中华书局的前辈。我当年就是因了这些缘故，听他讲过不少这方面的“掌故”，受益良多。
“楚辞注疏长编”里的《楚辞纂义》、《天问纂义》最终是在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三位先生的协力之下编定出版的，想来这也为他们以后编著《屈原集校注》奠定了非同一般的坚实基础。我们读书时，金先生在学校里就开有楚辞的课，他当时出版的《楚辞选注》及以后出版的《屈原辞研究》，似乎都与课程有关。他讲楚辞，最能够在疏通众家学说的基础上，原原本本，而又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从他的讲述和著作中，是可以看到游先生那种“历史的眼光”之延续的。
从资料的有序、考辨的细致、按断的通达等各方面来看，《屈原集校注》都是非常值得推重的，这一点，自不必我在这里多费唇舌。我想要说的是，它不但在每一节后面都附了白话的讲解，在每两句注释后面，也必附上相应的白话文的串讲。而当初为了这一串讲，我们去找金先生商量，问他可不可以删去，因为从出版社所持古籍整理的立场来看，像这样突然在一片文言的旧注里插进几句白话，势必造成注释文体的不纯，从而影响到对《屈原集校注》的整体定位；可是金先生非常坚持。当年的中华书局，百分之八九十的编辑毕业于北大，大家都是北大的子弟兵，谁也不好意思冲撞自己的老师，这回当然也是“客大欺店”，只能一字不动地发排。不过这件事情在我心里，事实上很长时间都结着一个疙瘩，一直要到最近这几年，我自己上课教学生，有时用到这部书，才逐渐体会出白话串讲的必要，以及金先生的用心。我们读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势必要用到细读的办法，而真正细读起来，拿文言解文言还不算本事，因为文言往往已变成套话，只有用白话也就是自己平常讲的话去解读文言，解通了、讲顺了，才见出真的功夫，那是吃进去嚼碎了再吐出来的功夫。我想，这或许就是金先生执意保留白话串讲的原因，他是要拿自己的真功夫来“金针度人”。
回想我自己编辑《屈原集校注》，基本上是一个补课的过程，补上这一课，才让我从金开诚这一页，往上翻到了游国恩的一页。我的有关学术的概念，实际上都是从这时开始明晰起来的，是从《屈原集校注》与《楚辞纂义》、《天问纂义》等著作里面学习到的，而这也触发了我自己对于文学史以及近代学术史一些问题的思考。我编这部书，付出的心力最小，收获却最大。做编辑的，某种意义上说是靠天吃饭，好稿子可遇不可求，更何况在我那个年代，看稿子要靠分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编辑相当被动，能够遇上像《屈原集校注》这样好的书稿，真是一件幸运得不能再幸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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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来是个打杂的行业，人称“万金油”，遇到什么稿就要编什么稿，没理由去挑肥拣瘦。今年初回六里桥的中华书局，闲谈之间，我和新任“大总管”的徐俊还都回忆起为了编印那一大部列宁格勒所藏《石头记》抄本，两个人守着一堆杂乱无章的照片，加班加点地一张张拼接连缀的日子。记得我还编过李宗为的《唐人小说》，编过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编过由八九十人共著的《名家精译古文观止》……让我始终心存遗憾的是，曾经有过一个“中国学研究手册”的编辑计划。计划中，是邀请海内外文史学界公认最好的二三十名学者，分别以撰写数千字提要的方式，推荐他们各自专业领域的两本名著，一本国内的，一本海外的。这个计划在当时得到不少学界前辈与同辈朋友的支持，蔡尚思、周振鹤、吉川忠夫、兴膳宏等先生都及时写来了稿子。可惜的是，收齐全部文稿，比预想中要困难许多，因为约请到的学者个个忙得像陀螺，要一遍遍催稿。然后我自己也离开了中华书局，不得已，只好眼睁睁看着计划中断。
我在中华书局编的最后一本书，算起来，恐怕是《说八股》这个小册子，这也是我编得最轻松的一本书。起因是有一天翻看北师大学报，读到启功先生一篇谈八股文的文章，文章把八股文讲得脉络清晰，举的例子也都有趣。不久后，在《读书》上又读到张中行先生的文章，是呼应启功的。两篇文章凑在一起，当即算了算，距离编成一本书还差那么一点字数，想来想去，只能去向金克木先生求救。金先生博闻多识，是出了名的既聪明又手快的大学者，是编辑们最爱的一种作者类型。我这边一开口，金先生二话不说，马上写出第三篇来。这样，便有了这本好看的小书。
书出版，当时很有点影响，中央电视台早已停播的一个读书频道曾为它做过一期节目，还采访过启功和金克木。那以后，来找我谈出版的人也一度络绎不绝，都是希望更多介绍或研究八股文的。好些人以为八股文绝迹了几十年，忽然有这么一本《说八股》出版，是不是到了要为它翻案的时候？那些年，传统思想文化回潮的趋势已经明显，虽然还没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可是有些人对于过去的物质、文化，已经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表现出依恋、赏玩的态度，似乎传统的一切皆好，越是被“五四”新文化亦即现代文化冲击过的越有价值。就连八股文，也变成了妙不可言的东西，可是这与我的初衷截然不同。我的想法本来简单，因为启功他们这一代人，有可能是接触过八股文的最后一代，不管他们内心对于八股文的情感如何，由于小时候多少学过一点，他们的分析和评价，总是带有切身经验的，与完全不懂八股文作法的后来人就有很大的差别。我想“一代有一代的学问”，这也就是即将消失的一代的学问，作为编辑，不但应该有一种对于学界各种动向、走势的敏感，还应该有一份保存学术历史的责任心。至于历史上的八股文，以及与之相关的早被废止的科举制度，我对它们并没有丝毫的欣赏和同情，所以就算是一个可以趁热打铁的题目，我却是毫无兴趣去再“炒”它们。
金先生去世前的几年，我时常去他家聊天，有时候，是他来电话和我们谈天说地。他足不出户，可是对待世事和学问，永远葆有一颗令人感佩的旺盛的好奇心。《说八股》这本书，要说最该感谢的就是金先生，如果没有他的救场，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一本书的出版。现在，书的三位作者都已谢世，我手里唯一的一本样书也不知所终，可是当年为编辑这本小书而与三位老先生见面、谈话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
我在中华书局的最后几年，奉傅璇琮先生之命，兼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的编辑。这本双月刊，挂名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之下，实际上，它的编辑、出版还都在中华书局。假如我记忆不错的话，杂志创办之初，得到过钱锺书、李慎之等先生的支持，杂志的英文名称似乎也是钱先生所拟。而杂志的定位，亦如刊名所示，既可理解为立足于传统而谈论现代，也可理解为立足于现代而研究传统。傅先生当时主持古籍小组的工作，我在他手下做编辑好些年，他是一个颇能发掘年轻人潜力的前辈，他管杂志的办法也相当民主，就是让几个执行编辑轮流出刊，我负责每一年的两期，从组稿、编刊，到写编后记，他一点都不来干涉。这一次的兼职，让我有机会尝试通过杂志的平台，超越出单纯的古典视角，介入到当代思想文化的现场，观察并参与其中的讨论，也让我有机会在极冷的专业与极热的社会中间，寻找到沟通的桥梁。因此，它成了我编辑生涯中虽则短暂，却也极为宝贵的一段经历。
我离开中华书局已将近二十年，可是并不觉得离它很远，因为每天都要用到它出版的书，又因为时常能与过去极亲密的同学同事晤面。也许就像冯宝志说的那样，人对于自己就职的第一个单位，都会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最近也常常问自己：我的未来，会不会是不管走到哪里，都必将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与中华书局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