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最后挣了多少钱，拥有了多高的职位，你发现，你最终追寻的，只是一个能够安妥灵魂的地方。
　　                         ——马德《你可以是最漂亮的人》
　　书是一个教师吃饭的家什，啃书自然就成了我每日必习之功。大半辈子从事教育工作的我，与书结伴，一路走来，直到退休。自己又喜欢读书，喜欢买书、订阅书报杂志，业余还喜欢写作。当年梦寐以求的，就是何时能有间书房，有张书桌，还有个书架，能安静地读书和写作。
　　当民办教师那几年，就住在家里，卧室就兼书房，饭桌也是书桌。没有书柜，连个简易书架也没有，书就放在几个破纸箱里，和些烂鞋臭袜一起，塞在床底下，难免有鼠咬虫蛀也顾不得了。在一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心目中，这简直就是亵渎。那时的主流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我“出身”不好，到处讨人嫌，升学、参军、就业，甚至找对象，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与我失之交臂。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书的主人没有尊严，它们也不可能有尊严。
　　那时候，我感到迷茫和苦闷。我的生活中好像缺了点什么，我没法跟别人一样过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我虽然喜爱诗和远方，但在我的现实里，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没有诗、远方，也没有我的位置;我不是不喜欢与人交往，我受不了交往中那种被人鄙视、被人怜悯、疑惑与嫌恶混杂的神情，让你整个心为之颤栗不已。虽然受到那么多的伤害，但我并不自怜，也不需要别人的悲悯。人的天性，本来就惧怕孤独，只要不是行尸走肉，都是需要寄托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孤独。那时候，我的寄托就是拼命地找书看，书能把我带入另一个世界，让我燃起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只有游走在字里行间，我才会有一种安全感，找到一份安定，还有思想可以跟着这些书籍去随意飞翔的自由，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没有把读书当作任务，而是作为对抗生活、对抗平庸的一种方式，从未放弃建立尊严的努力。书中那些美好的人和事物，足以让我抵抗我所经历的黑暗、残暴和绝望，同时获得思考和挣脱的力量，顶住生活的压力，期待着明天崭新的开始。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我总觉得我的生活还在别处。
　　我当民办教师（身份依然是农民）那16年，报酬是每天10个工分，每月到生产队领3元补助，报销1公斤煤油。我们生产队是个穷队，分红最多的那一年，10个工分分到了0.28元钱，那时刚好能够买到一包“金沙江”牌香烟。自由市场（因不合法，那时叫“黑市”）大米0.5元左右一斤（那时粮食交易计量用“升”，每升大米6斤，价3元多），只能买到半斤多大米。大多数年成，10个工分只能分0.20元左右。分了口粮，生产队年底结算，反倒成了欠生产队债的“超支户”。
　　在那个极端的年代里，在社会的底层，在生存底线上苦苦挣扎，是阅读帮我渡过了人生的难关，不自卑、不沉沦，咬定精神救赎的理念，在无望中希望，在卑微中自尊，艰难地迈向有灵魂的生活。而今，还有谁能理解，1978年以及那以前漫长的岁月里，一个乡村“智识者”（鲁迅语）内心的希冀、绝望、痛苦和挣扎？内心深处那一点从未熄灭的萤火般的光亮，那就是他浪漫的理想和对自己命运的憧憬。这理想和憧憬在愚妄的时代喧嚣中显得那样另类、荒谬和孱弱，然而，这却是他赖以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
　　人有人的命运，书也有书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初始，1966年8月，红卫兵挨家挨户抄家“破四旧” （破除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书籍除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外，其他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被列为“四旧”，抄没烧毁。比如，鲁迅先生的《呐喊》和《彷徨》，系旧版竖排繁体字，且书页发黄，红卫兵小将不识，竟把它们当黄色书刊抄去烧毁了——这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县城搞运动，我并不在家，但我的书竟一本也没被抄走。据家里人说，是我们村红卫兵的头，一位叫“四海”的铁姓姑娘，对那些外村来抄家的红卫兵铁铁地甩去一句：“这是我们张老师的书，你们别动！”一句话，救了我的这些书。有《红楼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和《裴多菲诗选》，还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上中下三册一套的《古代散文选》、汝龙先生译的平明版契诃夫小说《恐怖集》，已被报纸点名批判的当代作家艾芜、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人的作品，好险哦！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用人唯才是举，不讲关系，也不讲出身、资历、学历。县里民办教师转正，公开考试，公平竞争。通过考试，我以优异的成绩得以转正。没错，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我平时就喜欢读书，本来就热爱教育工作，有幸碰上了这历史大变革的机遇，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当年，像我这样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又何止千万！
　　转正后，我被调到一个乡镇初级中学任教，卧室不仅要兼书房，自己做饭吃，还要兼厨房，摆放锅碗瓢盆柴米油盐。所幸有了一张书桌，能备课改作业，还能摆放几本工具书和订阅的书报杂志。那是间土木结构的瓦房，我在床头的土墙上钉了两根木桩，搭上一块木板，把一部分中外名著放在上面。其他的大部分书仍委屈在几个包装箱里，堆放在靠书桌一面的墙角旮旯里。要看一本什么书，或查找点什么参考资料，仍然不方便。
　　那时正赶上拨乱反正，一大批古今中外名著重新出版，我不吸烟、不喝酒，转正后待遇有所提高，买书便也大方起来，几年下来，狭小的家中塞满了书。那时，白天忙工作，晚上勤阅读，这日子不知有多惬意。有时，为了读一本好书，时常夜以继日，丝毫也不觉得累。教学相长，日积月累，厚蓄而发，其来有自，提高了自己的教学能力。同时，业余创作把触摸生活肌理的体验内化并诉诸文字，也有了收获。践约自己的憧憬和向往，在省、州报刊发表了文学作品，并获奖，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调到县完中宾川三中任教后，学校给我安排的住房是个套間，二十来平方米，还有个简易的小书架，书桌是三屉两柜的，我和我的那些书的境遇有所改观。那些自学生时代以来，一二十年间省吃俭用陆续购置的书，其中几十册，还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破四旧”抄家，幸运地得以存留下来的。它们是我的“隐形伴侣”，不离不弃，陪伴着我，熏陶着我，和我一路前行。我把它们视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让书香承载着梦想，直抵灵魂和远方。就是它们，在我最落寞的时候，温暖了我的生活，构成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不盲从，没有失去自我，没有沉沦堕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帮我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换，找到了我在生活中的位置。 　　20世纪80年代，据说有文件规定，县级机关及学校职工福利分房，县处级干部才能享有50平方米的住房。那年月，一个县能有几个县处级干部！后来我在一本什么杂志上无意中读到了，1980年，著名作家后官至文化部长的王蒙住房即为40平方米，才晓得那个“有文件规定”的据说，并非空穴来风。
　　1987年，学校修建了教师宿舍十五套，40平方米的九套，30平方米的六套——显然就是按这一“文件规定”办的，当年年底建成。福利分房，我分到一套30平方米两室一厅的住房。虽然没有一间书房，但把卧室和厨房分开了。而且，在设计修建这些教师宿舍时，学校考虑周到，利用空间，在每套住房的隔墙上装修了一个小书柜。我又跟后勤要了两个小书架摆放在卧室里。我的工作条件，也是我和书的境遇又大为改善。我在一篇散文里戏称它为“半缘居”，取唐朝诗人元稹“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之诗意以明志。
　　1998年，申报中学高级教师职称时，州教育局的领导到我们学校调研，跟我们座谈。谁也没有想到，该领导座谈中竟问到每个教师的藏书，有没有800册？他说，读书是每个人的内在需要，是自我修养的完成，它关乎一个人的人生品质与生活质量，关乎一个人的成长。他强调，在这件事上，学校和教师负担着起承传续的角色。对此，近年人文学者钱理群先生的说法则是：“什么是教育？就是爱读书的校长和爱读书的老师，带领着学生一起读书。就这么简单。”
　　进入新世纪，住房实施商品化政策，学校组织教职工集资建房，每套120平方米，四室两厅。我终于可以给自己设置一间书房了。装修时，我在书房里特意做了两个高齐屋顶的大书柜，书桌呢，与时俱进，直接就做成了电脑桌。有一间书房，有书桌、书柜，看着那些伴我大半辈子一路走来的书，静静地列队站在我的书柜里。时光流逝，书页已经泛黄，文字却依然是崭新的;潮流可以过时，而思想却永远活着。心被这特定处所的气场渗透，感觉特别踏实而充实。每次看到有那么多的好书，还没能来得及阅读和重读，总会有一种被鞭策、被鼓励的幸福感油然而生。大半生憧憬和向往的有文化品位的生活，终成现实。
　　退休之后，有间书房，安妥心灵，弃绝浮华。无事静坐，有福读书，一卷中外名著在手，在此即可与千载之上、千里之外的大师们，进行跨时空的心灵沟通和对话，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与人生经验。在全然属于自己生命的空间，为自己的心灵“美容”。偶有所感，作文遣兴。现实的情境虽然无趣，但内心的情景是最美好的。我的内心是我的梦，是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依然保持着对未来的向往。
　　择友与读书
　　小学毕业的孙女回家说，老师说了，你们找男朋友、女朋友，要到图书馆、阅览室里去找。听了让我吃了一惊。转念一想，也没有什么不妥，这个成长的年龄段给他们提个醒，也是必须的，意在鼓励他们读书学习。一般来说，一个爱读书、爱学习的人，人品不会太差。再说，图书馆、阅览室，还有书店，不比公园、饭店、歌舞厅、游乐园、棋牌室、烧烤摊人员复杂。在那里，能找到有理想信念的朋友，还能找到你自己。应该说，它们本身就是我们值得信赖的朋友。
　　新华书店就是我一生亲近守望的老友，说来话长。
　　1951年，新政权在宾川建政的第二年，新华书店落户宾川，在古镇州城南街的旧天主堂内，和县文化馆在同一个院子里。那一年，我刚好开蒙入学。那时，我常和祖母去赶州城街。祖母就在南街摆摊，出售自产自销的农产品，没我的事。我就自个儿溜进了临街的天主堂，去文化馆借小人书看。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新华书店代销处，两条板凳、三塊木板搭的摊子，出售新书新报刊。
　　两年后，代销处改为“新华书店宾川支店”，迁至州城西街南侧，铺面临街，在一坊瓦屋面楼房的底层。白底红字的木牌上，繁体行书“新华书店”四个大字，神采飞扬。人家说，那是毛主席题写的。还记得父亲在那里给我买过一本《人民画报》，奖励三年级期末考试名列榜首的我。画报封面上端画的是一只展翅飞翔的白鸽;白鸽下，是天安门和广场上庆祝国庆浩浩荡荡游行的群众队伍，是彩照。封面题为《和平的天安门》。1950年，为纪念社会主义国家在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特意挥毫，画了一只昂首展翅的鸽子，著名诗人聂鲁达把它称为“和平鸽”。鸽子是那个时代供奉的“和平”的图腾。
　　古镇州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新华书店的这两处遗址，至今仍在。
　　1954年，我从乡下老家到古镇州城上学，新华书店就成了我学生时代时常光顾的“阅览室”。我究竟在那儿买过多少书，大体上还是记得的，毕竟都是我当年心爱之物。岁月流逝，时代变迁，大都已淘汰散佚了。让我感慨的是，在我的数千册藏书中，现在还能找到在那儿买的一本《谁是最可爱的人》，青年出版社1952年出版，那种繁体字竖排右侧装订的老版本。而影响了我一生的那本《高尔基的青少年时代》，却再也无法找到。还记得这本书是根据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改写的。
　　1956年，新华书店随县委、政府迁往牛井镇，三间铺面，仍然是土木结构瓦屋面的老宅，就在下窝铺南面，牛井镇老中心街的下段。至今还面目沧桑地守望在那里。每当我从它身旁走过，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它，向它行注目礼。多少往事随之涌上了心头。
　　1958年的一天，我们在新村坡原宾川一中分校建校劳动。那天，在那儿买到刚出版的《烈火金刚》的那个同学，得意洋洋的神气，让穷学生的我，羡慕得要死。我拿不出那1.20元书钱，当时我们每天的伙食费是0.17元，那是我们一星期的伙食费。还记得那个买了《苦菜花》读了的同学，眉飞色舞，唾沫四溅，给我们讲述土匪头子柳八爷和八路军于团长比试枪法那一章，听得大家如醉如痴为之倾倒，让他大出了风头。
　　我也在那儿买过一些书，大多是参加工作以后的事，如《山乡巨变》《长长的流水》《南行记》《播火记》《战斗的青春》《李自成》等。那时，新华书店给像我这样手头并不宽裕，而又特别喜欢读书的读者不少优惠和方便。过一段时间，书店就把一部分存书打折出售，特别是有的读者因调动搬迁，或清理旧物清理出来的旧书，还可以在那儿寄售，价格便宜。我买的大多就是这两类书。现在还有一部分藏在我的书橱中，上面还有原主人的签名。比如，余冠英选注的《乐府诗选》，苏仲翔选注的《李杜诗选》，刊载何其芳《论<红楼梦>》的《文学研究集刊》，蒋天佐译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还有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尔基的《给青年作者》，艾青的《诗论》，魏巍的《黎明的风景》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色恐怖”让读书人心有余悸，“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紧箍咒言犹在耳，我仍在它开设于宾居街的门市部里，买到“文化大革命”前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它至今仍是我的枕边书之一。这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于佛教起源及其各宗派的论述，道出的宗教真相，让我震惊不已。数十年对真理真相的追寻和探索，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心中的不少疑窦，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1972年，新华书店告别栖身10余年的民房老宅，迁往新村坡，建盖了自己崭新的楼房铺面。这里曾是上世纪宾川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我在这里获得的精神食粮就更为丰厚了。我至今仍珍藏着的，1977年《世界文学》复刊内部发行的1、2两期，就是朋友私下领我到书库里买到的。上面连载了前苏联作家鲍·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巴金选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让当时因书荒十年“精神贫血”的我，差不多是一口气读完了它们。有些书你读了好多本其实就等于读了一本。比如我曾经读了很多本描写战争的小说，但直到读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才算是读到了第二本，直到读了巴别尔的《骑兵军》才算是读到了第三本。中学时代，我曾不止一遍地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又不知有多少次翻开书中“一个人的一生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一段“警语”，默默诵读。它成为我所崇尚的人生观，引导着我探求人生的道路。但直到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读了毛姆的《人生的枷锁》，知道人生的真谛绝不止这些，还有爱，还有丰富的人性，让我豁然开朗，明白应该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我力所能及地购买了解禁出版的一部分经典名著，一个个大师站在了我的书架上。缕缕书香，似阵阵清风，轻轻拂面，缓缓抚平我因生活奔波而浮躁起皱的心页。那是我读书受益最多的一段人生。
　　我喜欢的书，同一种版本，有购置了两套的。比如，傅雷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一套放在枕边，一套藏于书橱。同一外国名著，我喜欢购置不同的译本比较阅读。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草婴译;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高长荣译、范晔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张秉衡译，蓝英年、谷羽译;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吴劳译、殷惟本译。让我购置珍藏阅读的不只文学作品，还有《通往奴役之路》《万历十五年》一类学术名著。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经典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无论何时何地，与它们邂逅，总会有一种潜在的与之凝视与对话的感觉，给我以信心、定力和底气，一下子振奋起来，心里泛起生活的激情。
　　半个多世纪，一路走来，新华书店伴我成长，与之交往，即使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那个年代，也从未间断。只因一生敬重知识，崇仰文化，而读书的价值又绝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人性无法改變，读书却能扩大认知，纠正偏见，唤起你的悲悯心、反省心、进取心。当一个人无知的时候，可能会做出没有人性的事情，这才是最可怕的。在一个喧闹的世界里，多读书，多思考，不随波逐流，就是活在了人生的高地。有些东西是至死也不能丢的，比如内心的善良，比如正直，比如骨头，丢了，我们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还指望谁能做你的朋友！
　　编辑手记：
　　李维丽的《云龙的河流》是作者在写作上的一个突破，“河流”，就这两个字似乎就能预想到这将会是一篇大气磅礴、奔流澎湃的文章，而且她不只写一条河流，而是将云龙境内的几条河流并在一起写，这本身就是一大挑战，何况是对于一个惯常写“细”、写“轻”、写“情”的女性作者而言。这篇文章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大题材”与“小写法”之间的关系。面对云龙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境内奔流不息的河流，作者很巧妙、很真实地避开了地理大散文的写作，没有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的引用及感叹，她很注意写她看到的，旧州的那一座古戏台、通京桥头那一户准备早饭的人家、皂角达用小麻织布的女人、漕涧老街打瞌睡的小猫……这些活生生的场景犹如一个个衔着烟斗“讲古”的老人，历史烟云也好、沧海桑田也罢，都能于一呼一吸间为我们和盘托出。澜沧江之奔腾不息、沘江之质朴宁静、关坪河之原生态，漕涧河之古秀烂漫，每一条河都展现了自己的气质和灵气，但都无一例外地以奔流的形态流了千年，滋养着云龙那一方土地及所有生命。忆苏的《蔬笋记》则关照日常和人们最为亲密的东西，葱、韭、白菜、蕨菜这些充满烟火气息的“俗物”，在作者精、雅、灵的笔下也变得典雅灵秀了起来，一个个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和生活的本真气韵。作者笔力老道，每一个蔬笋都有着不同的气质，它们或者是水灵清秀的小姑娘，或者是敦实朴素的妇人，或者是从远古走来自带清气的女子，有着灵慧之气、澄明之质，且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都是与生俱来又浑然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