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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9年末,著名金融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扬教授应邀来安徽出席一个学术活动,并作了专题学术演讲。笔者在与会期间聆听了李扬教授的学术演讲,又就“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科技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等问题专访了他。
宋宏:李扬院长,很荣幸又在合肥见到您并聆听您的学术演讲,和前些年访问您一样,这次听您演讲和访问您也是深得教益。我注意到,您在演讲时用了一个概念——“后危机时代”,那么在学术意义上,所谓“后危机时代”是什么内涵呢?
李扬:在经济周期理论中,一般地说,经济周期从危机、衰退转向为复苏再到高涨,这种转向后的阶段一般可称之为“后危机”阶段。现在人们所说的“后危机时代”,即是从这个意义上定义内涵的。从2008年开始,世界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出现大约两年时间的衰退,而时至今日,部分国家比如中国经济已经止跌回稳,出现了从衰退转向复苏的走势,主要发达国家也出现了止跌态势,经济正在向好转变。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最近的全球经济研判表明,当前世界经济的衰退阶段正在过去,而复苏正在到来。基于这个大背景,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进入了“后危机时代”。
宋宏:中国经济已经止跌回升、正趋复苏,但仍有不确定因素。在您看来,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趋势将会是什么状态?
李扬:从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看,2008年底以来,在政府的强有力调控下,我国经济在较短时间里经历了止跌、企稳、回升等几个阶段。随着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实并渐次发挥作用,国内经济已经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复苏迹象。预计2009年全年的GDP增长速度可望达到8.3%。根据我们的研究,国内、国际两大因素都对中国经济有利,如果不出意外,2010年国民经济增长保持8%左右的水平基本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做出此判断的依据有二:一是从国内因素看,消费需求保持平稳向上,投资需求可以保持相当的强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从2009年的负数转为2010年的正数。综合起来看,国内因素将能够保证2010年的国民经济沿着2009年的势头继续向上。二是从国际因素看,全球经济虽然还没有达到全面复苏程度,但至少已经企稳;尽管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究竟回归了正增长的路径。据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58%可以由世界共同因子解释。基于这种联系,全球经济的企稳,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从国内、国际两个因素看,中国2010年经济仍会持续增长。当然关于宏观经济发展的表述会有不同,虽然仍是实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2009年可能强调是宽松,2010年可能强调是适度。
宋宏:您提到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是人们关注的。我想,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宏观经济政策也会作相应的调整变化,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不能想像在复苏时仍然沿用衰退时的宏观经济政策。我接着刚才的问题,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复苏主要依靠什么因素?
李扬:从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分析,中国经济的复苏主要依靠的因素是投资。这次我国应对金融危机靠什么因素?学术界在这方面讨论很多,但据我的判断主要依靠投资。近年来,中国通过迅速启动国内投资,率先走上了经济复苏的道路。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措施,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促进投资展开的。可能有人会问,促进经济发展有三大因素:消费、出口、投资,中国为什么主要依靠投资?
因为消费主要是居民的行为,而居民要增加消费,首先必须增加收入。换言之,消费增长受制于国民收入增长及国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很快,但增长率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率。而且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占比是下降的。因此,要想启动国内消费,必须首先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提高居民收入必须压低政府财政收入,必须压低企业收入。以消费为主导拉动经济发展很难,而且时间较长。在短期内,消费增长很难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再来看看出口。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下滑,加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外需必然萎缩,出口更难依靠。2009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15578亿美元,同比下降20.9%。顺差1355亿美元,同比减少455亿美元。外商投资也呈下降趋势。2009年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348家,同比下降21.4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37.66亿美元,同比下降14.26%。随着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好转,我们的出口形势也会有所好转,但不能期望太高。
所以,中国经济选择投资拉动经济复苏是有效可行的。当然,依靠投资拉动是有风险的,可能造成产能过剩、重复建设、效率低下等等。因此可以说,中国依靠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是我们不得已的举措。
宋宏: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必需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调整经济结构,改革包括收入分配体制在内的体制,建立“三驾马车”均衡支撑发展的长效机制,这样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会呈现什么趋势?
李扬: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行到中后期,这个进程全部完成尚需要10~15年的时间。与之同时,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7%左右,距离实现70%的目标也需要10~15年的时间。另外,中国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在提高,尽管人口老龄化正在发展,但依然存在相当大的人口红利。过去,中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到1500万个,今后10~15年,大约还会保持这一势头,因此,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没有问题。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正是由于上述三个因素的存在,中国出现了高储蓄现象,而高储蓄使得中国可以保持相当高的投资率而不会造成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就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始终保持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高外汇储备、低通货膨胀的原因。高储蓄问题是理解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的关键性因素,只要高储蓄依然存在,中国经济在未来5~10年就不会出现非常剧烈的系统性风险。在这次危机中,人们可以看到,高储蓄国家和低储蓄国家在处理危机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其结果更不可同日而语。
宋宏:您指出“高储蓄问题是理解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的关键性因素”,我以为很是精辟。这也构成了中国经济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依靠投资拉动的现实可能性与可行性。从世界经济根本摆脱危机和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考量,除了中国的高储蓄因素之外,还需要依靠什么力量或因素?
李扬:事实已经表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事实上是一次经济危机。我们从金融机构的困境、全球股市的重创、国际汇市的宽幅震荡、流动性极度紧张等现象来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一是美国实体经济增长停滞,二是美国特有的赤字经济,三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四是货币政策推波助澜,五是美元霸权延缓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深入追溯其深层的根源。不妨作个回顾。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全球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长达15~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总体上增长稳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则也经历了发展奇迹。用任何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人们用“新经济”来刻画这段美好时光。推动这一时期高增长的原因,大致上可归为三类:一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代表的高新科技发展及其产业化,使得经济长周期进入上升阶段。二是全球化,国际分工重组,一大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其低廉的成本融入全球经济的分工链之中。尤其是中国加入WTO,改变了全球发展格局,使世界经济面貌一新。中国与美国双方相互依赖,真是“理不断,剪还乱”。三是全球经济自由化,使得资源全球配置更为有效。
目前谈论金融危机的根源,有各种说法,我认为科技基础式微是危机的根源。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这种危机的集中表现。其时,美国经济在2001年3月出现衰退,主要原因是,支撑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科技基础渐趋式微,这宣告了本轮长周期增长进入下滑阶段。其间,虽然美国政府采取了较强的刺激措施(例如推行“次贷”),虽然有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断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但是经济增长的科技基础式微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长周期的下滑只是被推迟而已。
应对经济危机有三种途径,:即经济救市、金融救市和新兴产业救市。经济增长的基础是科技,科技可以促进产业化,产业化可以促进就业,促进消费。未来的增长需要寻找新的科技创新,并需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大规模的创业活动。
美国最近提出重振出口大国,重新对国内技术设备进行评估,发现70%以上的设备需要更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积极寻找应对金融危机的出路,他们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冷静分析,所谓低碳经济、绿色经济云云,目前仍还处于探索阶段;在相当程度上,它还只是发达国家挥向发展中国家的一柄大棒。它是否能够像IT技术那样改变整个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并构成新的经济范式,尚待观察。所以,我们要保持冷静头脑,不能盲目跟进。因为,IT技术是做减法,主要是改进工艺,降低成本。而低碳经济是做加法,要增加投入,增加成本,产出没有增加,所以难以推广。就是美国、欧洲也没有最终确定是否用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改造传统经济,因为改造传统产业是需要花钱的。
中国在此次反危机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智慧,救市思路比较成熟。在2008年的救市方案中,除了决定进行4万亿投资、实行10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之外,还推出了16项科技专项,并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强科技支撑,增强发展后劲。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平均每月出台一项区域发展规划,其中都强调了发展新产业。这一思路集中表现在2009年11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5大创新产业。这篇讲话体现的理论逻辑是:任何一轮经济危机,总是由新经济、新产业引领而走出,并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发展之路的。所以,走出危机的根本路径是创造新的产业。从这种观点看,我们救市的举措还存在问题。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复苏主要依靠传统产业,强大的国家投资并未有效促使产业升级转化。这意味着,“科技引领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向未来的国家战略。
宋宏:熊彼特对于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就以科技产业革命为主线来考察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曾明确指出企业家为主导的科技产业创新是增长的根源,也是摆脱危机的动力。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各国经济学界和决策界通过反思而越来越认同了这一理论,对科技创新和发展新产业备加关注,并作出规划加以实施。我想接着再提一个问题:在反思本次金融危机时,我注意到我国经济学界有一观点认为,就美国而言是“金融创新过剩”,但对中国而言,则有“金融创新不足”。您是著名金融学大家,10多年前在我访问您时,您就鲜明地提出应发展中国的风险投资及创业板市场的主张,非常具有前瞻性,直至现在中国终于开设了创业板市场。我想请教您是怎么看待金融创新问题的?
李扬: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金融发展方面确实存在很大差异,可以说不在同一发展阶段。从我国金融现状分析,延续甚久且愈演愈烈的地方融资问题,资金使用的浪费和低效率问题,以及货币政策同监管政策配合不够等问题,是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长期风险。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推进金融创新。
应对金融危机也好,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也好,都需要好的依托,尤其是金融依托。以金融支撑科技,科技带动产业,产业促进经济发展。近一年来,中国金融界很热闹也很有成效,就是大力发展私募基金,英文简写为PE。这是非常值得我国各地在发展区域经济中给予关注的新的融资方式。
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发展私募基金等新的融资方式来促进高新科技产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私募股权基金起源于创业投资基金,但其如今的发展势头已经超过传统的创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在上世纪40年代便已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成长为兴盛的行业。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企业并购热潮的涌动,越来越多的创业投资基金以及其他机构开始介入企业并购重组过程,甚至出现了主要从事并购投资的大型基金。目前运作模式和投资范围的多样化,使得私募股权基金的概念日趋广义化,以至于涵盖了传统的创业投资、并购投资以及不动产投资等广泛领域。
发展PE,我们需要迎头赶上。目前,针对股权投资基金,我国已有天津(2007年)、北京(2008年)和上海(2009年)建立了三个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扩展来看,性质接近的组织,主要指的是地方性“创业投资协会”等,则已成立了超过20家。我们应当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在鼓励PE发展的同时,迅速发展自己的PE自律组织。
同时,还要完善金融结构。此次中国抗击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基本上都通过增加投资而实现。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保持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股权类资金供应严重不足。这使得我国的投资领域和生产领域中普遍存在资金结构失衡问题。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务院于几个月前决定,对现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进行调整。降低了城市轨道交通、煤炭、机场、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铁路、公路、商品住房、邮政、信息产业、钾肥等项目资本金比例,以及下调了兴建廉租房的开发商的资本金率;同时适当提高了属于“两高一资”的电石、铁合金、烧碱、焦炭、黄磷项目以及电解铝、玉米深加工项目的资本金比例。这些措施只能是临时性的,我们不能靠降低标准和增加风险来促进经济发展。
我前面说到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长期风险问题,这就意味着完善金融结构亟待创新。为了稳固经济复苏势头,我们需要金融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资本市场募集、民营资本、企业自筹、引进外资、政府投资等多种渠道来筹集股权资金。但在此次危机中,除了政府投资,其他渠道均有所阻滞。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正在制定相关文件,研究如何支持PE发展,如何利用PE培育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和企业,特别是新产业和企业它有望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点。
宋宏:从经济学的“金融深化”理论角度考量,国内不同发达程度的区域在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方面还存在差距。您对此有何建议呢?
李扬:我还是就PE来说,目前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在这方面发展得较快,但内地的发展中地区也应当做好这件事。我多次接待内地有的省市政界、企业界的领导人,他们都谈到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下文。我希望能立即做起来,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组织创新,通过发展PE等新的财产组织形式,有效动员民间资金,将债务类资金转化为股权类资金,商业银行也需要积极探讨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行股权投资问题,这样可以用金融创新结合科技创新来支持产业和企业特别是新产业和企业的成长,形成区域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
宋宏:这次专访您又让我深得教益,我想您的见解对更多的人也会深有启发。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
(责编:廉靖)
宋宏:李扬院长,很荣幸又在合肥见到您并聆听您的学术演讲,和前些年访问您一样,这次听您演讲和访问您也是深得教益。我注意到,您在演讲时用了一个概念——“后危机时代”,那么在学术意义上,所谓“后危机时代”是什么内涵呢?
李扬:在经济周期理论中,一般地说,经济周期从危机、衰退转向为复苏再到高涨,这种转向后的阶段一般可称之为“后危机”阶段。现在人们所说的“后危机时代”,即是从这个意义上定义内涵的。从2008年开始,世界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出现大约两年时间的衰退,而时至今日,部分国家比如中国经济已经止跌回稳,出现了从衰退转向复苏的走势,主要发达国家也出现了止跌态势,经济正在向好转变。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最近的全球经济研判表明,当前世界经济的衰退阶段正在过去,而复苏正在到来。基于这个大背景,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进入了“后危机时代”。
宋宏:中国经济已经止跌回升、正趋复苏,但仍有不确定因素。在您看来,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趋势将会是什么状态?
李扬:从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看,2008年底以来,在政府的强有力调控下,我国经济在较短时间里经历了止跌、企稳、回升等几个阶段。随着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实并渐次发挥作用,国内经济已经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复苏迹象。预计2009年全年的GDP增长速度可望达到8.3%。根据我们的研究,国内、国际两大因素都对中国经济有利,如果不出意外,2010年国民经济增长保持8%左右的水平基本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做出此判断的依据有二:一是从国内因素看,消费需求保持平稳向上,投资需求可以保持相当的强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从2009年的负数转为2010年的正数。综合起来看,国内因素将能够保证2010年的国民经济沿着2009年的势头继续向上。二是从国际因素看,全球经济虽然还没有达到全面复苏程度,但至少已经企稳;尽管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究竟回归了正增长的路径。据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58%可以由世界共同因子解释。基于这种联系,全球经济的企稳,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从国内、国际两个因素看,中国2010年经济仍会持续增长。当然关于宏观经济发展的表述会有不同,虽然仍是实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2009年可能强调是宽松,2010年可能强调是适度。
宋宏:您提到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是人们关注的。我想,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宏观经济政策也会作相应的调整变化,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不能想像在复苏时仍然沿用衰退时的宏观经济政策。我接着刚才的问题,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复苏主要依靠什么因素?
李扬:从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分析,中国经济的复苏主要依靠的因素是投资。这次我国应对金融危机靠什么因素?学术界在这方面讨论很多,但据我的判断主要依靠投资。近年来,中国通过迅速启动国内投资,率先走上了经济复苏的道路。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措施,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促进投资展开的。可能有人会问,促进经济发展有三大因素:消费、出口、投资,中国为什么主要依靠投资?
因为消费主要是居民的行为,而居民要增加消费,首先必须增加收入。换言之,消费增长受制于国民收入增长及国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很快,但增长率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率。而且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占比是下降的。因此,要想启动国内消费,必须首先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提高居民收入必须压低政府财政收入,必须压低企业收入。以消费为主导拉动经济发展很难,而且时间较长。在短期内,消费增长很难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再来看看出口。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下滑,加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外需必然萎缩,出口更难依靠。2009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15578亿美元,同比下降20.9%。顺差1355亿美元,同比减少455亿美元。外商投资也呈下降趋势。2009年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348家,同比下降21.4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37.66亿美元,同比下降14.26%。随着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好转,我们的出口形势也会有所好转,但不能期望太高。
所以,中国经济选择投资拉动经济复苏是有效可行的。当然,依靠投资拉动是有风险的,可能造成产能过剩、重复建设、效率低下等等。因此可以说,中国依靠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是我们不得已的举措。
宋宏: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必需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调整经济结构,改革包括收入分配体制在内的体制,建立“三驾马车”均衡支撑发展的长效机制,这样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会呈现什么趋势?
李扬: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行到中后期,这个进程全部完成尚需要10~15年的时间。与之同时,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7%左右,距离实现70%的目标也需要10~15年的时间。另外,中国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在提高,尽管人口老龄化正在发展,但依然存在相当大的人口红利。过去,中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到1500万个,今后10~15年,大约还会保持这一势头,因此,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没有问题。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正是由于上述三个因素的存在,中国出现了高储蓄现象,而高储蓄使得中国可以保持相当高的投资率而不会造成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就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始终保持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高外汇储备、低通货膨胀的原因。高储蓄问题是理解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的关键性因素,只要高储蓄依然存在,中国经济在未来5~10年就不会出现非常剧烈的系统性风险。在这次危机中,人们可以看到,高储蓄国家和低储蓄国家在处理危机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其结果更不可同日而语。
宋宏:您指出“高储蓄问题是理解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的关键性因素”,我以为很是精辟。这也构成了中国经济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依靠投资拉动的现实可能性与可行性。从世界经济根本摆脱危机和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考量,除了中国的高储蓄因素之外,还需要依靠什么力量或因素?
李扬:事实已经表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事实上是一次经济危机。我们从金融机构的困境、全球股市的重创、国际汇市的宽幅震荡、流动性极度紧张等现象来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一是美国实体经济增长停滞,二是美国特有的赤字经济,三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四是货币政策推波助澜,五是美元霸权延缓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深入追溯其深层的根源。不妨作个回顾。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全球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长达15~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总体上增长稳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则也经历了发展奇迹。用任何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人们用“新经济”来刻画这段美好时光。推动这一时期高增长的原因,大致上可归为三类:一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代表的高新科技发展及其产业化,使得经济长周期进入上升阶段。二是全球化,国际分工重组,一大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其低廉的成本融入全球经济的分工链之中。尤其是中国加入WTO,改变了全球发展格局,使世界经济面貌一新。中国与美国双方相互依赖,真是“理不断,剪还乱”。三是全球经济自由化,使得资源全球配置更为有效。
目前谈论金融危机的根源,有各种说法,我认为科技基础式微是危机的根源。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这种危机的集中表现。其时,美国经济在2001年3月出现衰退,主要原因是,支撑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科技基础渐趋式微,这宣告了本轮长周期增长进入下滑阶段。其间,虽然美国政府采取了较强的刺激措施(例如推行“次贷”),虽然有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断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但是经济增长的科技基础式微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长周期的下滑只是被推迟而已。
应对经济危机有三种途径,:即经济救市、金融救市和新兴产业救市。经济增长的基础是科技,科技可以促进产业化,产业化可以促进就业,促进消费。未来的增长需要寻找新的科技创新,并需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大规模的创业活动。
美国最近提出重振出口大国,重新对国内技术设备进行评估,发现70%以上的设备需要更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积极寻找应对金融危机的出路,他们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冷静分析,所谓低碳经济、绿色经济云云,目前仍还处于探索阶段;在相当程度上,它还只是发达国家挥向发展中国家的一柄大棒。它是否能够像IT技术那样改变整个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并构成新的经济范式,尚待观察。所以,我们要保持冷静头脑,不能盲目跟进。因为,IT技术是做减法,主要是改进工艺,降低成本。而低碳经济是做加法,要增加投入,增加成本,产出没有增加,所以难以推广。就是美国、欧洲也没有最终确定是否用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改造传统经济,因为改造传统产业是需要花钱的。
中国在此次反危机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智慧,救市思路比较成熟。在2008年的救市方案中,除了决定进行4万亿投资、实行10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之外,还推出了16项科技专项,并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强科技支撑,增强发展后劲。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平均每月出台一项区域发展规划,其中都强调了发展新产业。这一思路集中表现在2009年11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5大创新产业。这篇讲话体现的理论逻辑是:任何一轮经济危机,总是由新经济、新产业引领而走出,并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发展之路的。所以,走出危机的根本路径是创造新的产业。从这种观点看,我们救市的举措还存在问题。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复苏主要依靠传统产业,强大的国家投资并未有效促使产业升级转化。这意味着,“科技引领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向未来的国家战略。
宋宏:熊彼特对于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就以科技产业革命为主线来考察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曾明确指出企业家为主导的科技产业创新是增长的根源,也是摆脱危机的动力。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各国经济学界和决策界通过反思而越来越认同了这一理论,对科技创新和发展新产业备加关注,并作出规划加以实施。我想接着再提一个问题:在反思本次金融危机时,我注意到我国经济学界有一观点认为,就美国而言是“金融创新过剩”,但对中国而言,则有“金融创新不足”。您是著名金融学大家,10多年前在我访问您时,您就鲜明地提出应发展中国的风险投资及创业板市场的主张,非常具有前瞻性,直至现在中国终于开设了创业板市场。我想请教您是怎么看待金融创新问题的?
李扬: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金融发展方面确实存在很大差异,可以说不在同一发展阶段。从我国金融现状分析,延续甚久且愈演愈烈的地方融资问题,资金使用的浪费和低效率问题,以及货币政策同监管政策配合不够等问题,是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长期风险。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推进金融创新。
应对金融危机也好,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也好,都需要好的依托,尤其是金融依托。以金融支撑科技,科技带动产业,产业促进经济发展。近一年来,中国金融界很热闹也很有成效,就是大力发展私募基金,英文简写为PE。这是非常值得我国各地在发展区域经济中给予关注的新的融资方式。
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发展私募基金等新的融资方式来促进高新科技产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私募股权基金起源于创业投资基金,但其如今的发展势头已经超过传统的创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在上世纪40年代便已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成长为兴盛的行业。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企业并购热潮的涌动,越来越多的创业投资基金以及其他机构开始介入企业并购重组过程,甚至出现了主要从事并购投资的大型基金。目前运作模式和投资范围的多样化,使得私募股权基金的概念日趋广义化,以至于涵盖了传统的创业投资、并购投资以及不动产投资等广泛领域。
发展PE,我们需要迎头赶上。目前,针对股权投资基金,我国已有天津(2007年)、北京(2008年)和上海(2009年)建立了三个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扩展来看,性质接近的组织,主要指的是地方性“创业投资协会”等,则已成立了超过20家。我们应当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在鼓励PE发展的同时,迅速发展自己的PE自律组织。
同时,还要完善金融结构。此次中国抗击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基本上都通过增加投资而实现。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保持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股权类资金供应严重不足。这使得我国的投资领域和生产领域中普遍存在资金结构失衡问题。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务院于几个月前决定,对现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进行调整。降低了城市轨道交通、煤炭、机场、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铁路、公路、商品住房、邮政、信息产业、钾肥等项目资本金比例,以及下调了兴建廉租房的开发商的资本金率;同时适当提高了属于“两高一资”的电石、铁合金、烧碱、焦炭、黄磷项目以及电解铝、玉米深加工项目的资本金比例。这些措施只能是临时性的,我们不能靠降低标准和增加风险来促进经济发展。
我前面说到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长期风险问题,这就意味着完善金融结构亟待创新。为了稳固经济复苏势头,我们需要金融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资本市场募集、民营资本、企业自筹、引进外资、政府投资等多种渠道来筹集股权资金。但在此次危机中,除了政府投资,其他渠道均有所阻滞。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正在制定相关文件,研究如何支持PE发展,如何利用PE培育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和企业,特别是新产业和企业它有望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点。
宋宏:从经济学的“金融深化”理论角度考量,国内不同发达程度的区域在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方面还存在差距。您对此有何建议呢?
李扬:我还是就PE来说,目前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在这方面发展得较快,但内地的发展中地区也应当做好这件事。我多次接待内地有的省市政界、企业界的领导人,他们都谈到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下文。我希望能立即做起来,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组织创新,通过发展PE等新的财产组织形式,有效动员民间资金,将债务类资金转化为股权类资金,商业银行也需要积极探讨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行股权投资问题,这样可以用金融创新结合科技创新来支持产业和企业特别是新产业和企业的成长,形成区域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
宋宏:这次专访您又让我深得教益,我想您的见解对更多的人也会深有启发。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
(责编: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