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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西贡河,偶尔有油轮经过,橘红色的河面漂浮着不少浮萍和垃圾,在夕阳下变得忧伤无比,眼前的场景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杜拉斯笔下的《情人》。这是我第一次到胡志明市。因为拿的是记者签证,一名来自河内、能讲流利中文的外交官决定全程陪同我们访问。入关时,头发上洒满了定型胶水的边检员不怀好意地冲我笑了笑,故意盘问了几个问题。这个小插曲无意中释放出了来自这个国家的信号。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贡”被改名为“胡志明”,但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并没有被抹去。一路上随处可见众多法式建筑,古朴老旧。市中心红教堂附近的设计和巴黎香榭丽舍大道风格如出一辙,就连街心公园也充满了一种法式的娴静。路边的小咖啡摊上,坐满了各种肤色的人,聊天的、读报的、发呆的,每个人看起来都耐心十足。
最壮观的还要数迎面而来的摩托车车流。马路上隆隆声四起,各色的摩托车首尾相连,一会如涓涓细流,一会如江河奔涌,一会又像万马奔腾。看得人热血沸腾,又心惊胆战。市区内的十字路口大都没有交通灯,过马路就成了一个挑战。面对随时可能与你亲密接触的车流,你得瞻前顾后、左顾右盼,还得养精蓄锐、当机立断。
到过越南的人,常常把它形容为“一个骑在摩托车上的国度”。这句话里或许还隐喻:越南正骑着摩托疾驰在一条以经济建设为目的地的马路上,起点不高,动力不足,但速度飞快,人们亦乐此不疲,以至于来不及看一眼沿途的风景。站在这里,时光就像穿越到了20年前的中国。
“意外”的污染
我们的酒店在一栋很古朴的法式小楼里,离著名的市政厅不过300米的距离。大厅被装修得金碧辉煌,但电梯却只能勉强挤进去3个人。狭长的过道,逼仄的房间,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也许是被“打了招呼”,酒店的服务生礼貌地要求扣押我们的护照,只能同意。这里是胡志明市的第一区,最黄金的地段,满大街都是从世界各地涌进来的游客,物价贵得离谱。同行的伙伴去隔壁买了一听可乐,标价2万越南盾,相当于人民币8块钱。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越南环境记者论坛的带头人黄国勇,在他身边还多了一位负责管理宣传工作的官员。行程的第一站是去南部同奈省隆城工业区,距离胡志明市大约2小时车程。为了避开车流高峰,我们必须在凌晨6点出门,赶在7点前出城。
一切还算顺利,到达工业区时已将近9点。车在一家名为苏拿迪兹的污水处理厂门口停下来。走进去,偌大的会议室里满满当当坐了十几个人。
苏拿迪兹污水处理厂是隆城工业区的配套设施,负责处理园区内42家企业的排污情况。2011年8月,苏拿迪兹污水厂被发现利用3条地下管线,向巴隆运河中排放了大约9300立方米的污水,恶臭的河水污染了附近谭公社区的水源,超过113公顷的流域瞬间被废物填满。滚滚的黑水甚至流向了胡志明市的重要水源——同奈河。
胡志明国家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受污染影响,巴隆运河内的天然捕捞业已完全被摧毁,老运河周边栽种5年以上的果树也全部死亡。自2008年以来,养殖户不断受到疫病的困扰,鸡鸭的产量分别下降了76%和62.9%。由于该事件影响巨大,当地居民递交的请愿书超过260封,索要的赔偿总额超过160亿越南盾,相当于76.8万美元。
负责人解释称,污染事件只是个“意外”,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究其原因主要是一家韩国公司排出的污水温度过高,杀死了处理厂内不少用于生化处理的微生物,处理厂设备有限,无法补救才导致的。为此,他们不但承担了95%的赔偿,还被开出了最高额度的罚单——5亿越币(折合人民币约17万元)。
被放宽的标准
在我们的追问下,苏拿迪兹污水处理厂还出具了一份最新的越南环保控制指标表。正是这个“错误”的公关动作,引发了我们更大的好奇。
这份越南的环境控制标准上有4个指标,在2009年的时候,制定得更为严格,而到2011年修改之后,却变得宽松起来。例如,化学氧需求(COD)标准由过去的81mg/L 放宽到了121.5mg/L,色度标准也由70放宽到了150。
难道是在为经济发展让路?这种老路中国也曾走过。
下午,我们被安排与同奈省的政府官员座谈。有关环保标准放宽的问题成为了追问的焦点,但是对方一直闪烁其词,不愿正面回答。倒是坐在我对面的一名环保警察引起了我的注意。越南的环保警察相当于国内的环境监察大队,有执法权,总是和各类排污企业打交道。一坐下,对方当即露出了手上戴着的一枚硕大无比的戒指和价格不菲的名表,活脱脱一个越南“表哥”。
座谈会信息量不高,官员们的话语体系惊人地一致,真难为了翻译,内容雷同的话翻来覆去地讲。
为了证明水质无害,离开工厂后,司机被授意拉我们到位于巴隆运河附近的排污口检验。滚滚的水流就从眼前两个1米粗的管眼里缓缓流入同奈河。有人问,这样的水能养鱼吗?一名负责人缓缓地答:“我们又不在这水里养鱼。”
湄公河畔的忧伤
尽管我们再三要求,但是仍然没有被允许与当地社区受污染的村民接触,组织者给出的答复是时间不够。其实也能想象,即使同意,当局给的名单也多半会是官方代表。无法听见来自民间真正的声音,实属遗憾。
离开越南的前一天,我们选择了去越战纪念馆参观。纪念馆门前摆满了各种美式轰炸机,处处彰显着这个国家的骄傲。来这里参观的,大多数是白皮肤、蓝眼睛的外国人,倒让我们这几个亚洲人看起来成了异类。墙面上的照片残忍而刺目,沉重得令人无法呼吸。在一幅大照片前,我们停下了脚步。照片里全是光秃秃的树木,没有枝叶,一个全身赤裸的孩子矗立在中央,目光恐惧。这是在美军大量使用“橙剂”后拍摄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军为了消灭藏身于茂密丛林中的越共游击队,用飞机向越南丛林中喷洒了7600万升落叶型除草剂,清除了遮天蔽日的树木,也毁掉了大片的水稻和农作物。喷洒的面积占越南南方总面积的10%,其中有34%的地区被多次喷洒。“橙剂”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也让不少越南人和美国老兵深受其害。毒素破坏了他们的身体,也改变了他们的生育和遗传基因。时至今日,在越南长山地区,还保持着很高的畸形儿出生率。苏拿迪兹污水处理厂附近的谭公社区也仍在受其影响。
这是一个在环境创伤中挣扎的国家。也许杜拉斯早就为它奠定了基调——充满了悲怆、欲望和哀愁。那天晚上,我们坐在西贡河边喝咖啡。身后的马路上,是呼啸而过的摩托大军。刚下过雨,风从河面吹来,夹杂着一股湿热和腥臭的刺鼻气味。2000多公里的湄公河,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剖开大地的伤痕涌向西贡,沿途所到之处竟然都如此浑浊不堪,无一幸免。想到这里,我的心黯然了下来。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贡”被改名为“胡志明”,但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并没有被抹去。一路上随处可见众多法式建筑,古朴老旧。市中心红教堂附近的设计和巴黎香榭丽舍大道风格如出一辙,就连街心公园也充满了一种法式的娴静。路边的小咖啡摊上,坐满了各种肤色的人,聊天的、读报的、发呆的,每个人看起来都耐心十足。
最壮观的还要数迎面而来的摩托车车流。马路上隆隆声四起,各色的摩托车首尾相连,一会如涓涓细流,一会如江河奔涌,一会又像万马奔腾。看得人热血沸腾,又心惊胆战。市区内的十字路口大都没有交通灯,过马路就成了一个挑战。面对随时可能与你亲密接触的车流,你得瞻前顾后、左顾右盼,还得养精蓄锐、当机立断。
到过越南的人,常常把它形容为“一个骑在摩托车上的国度”。这句话里或许还隐喻:越南正骑着摩托疾驰在一条以经济建设为目的地的马路上,起点不高,动力不足,但速度飞快,人们亦乐此不疲,以至于来不及看一眼沿途的风景。站在这里,时光就像穿越到了20年前的中国。
“意外”的污染
我们的酒店在一栋很古朴的法式小楼里,离著名的市政厅不过300米的距离。大厅被装修得金碧辉煌,但电梯却只能勉强挤进去3个人。狭长的过道,逼仄的房间,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也许是被“打了招呼”,酒店的服务生礼貌地要求扣押我们的护照,只能同意。这里是胡志明市的第一区,最黄金的地段,满大街都是从世界各地涌进来的游客,物价贵得离谱。同行的伙伴去隔壁买了一听可乐,标价2万越南盾,相当于人民币8块钱。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越南环境记者论坛的带头人黄国勇,在他身边还多了一位负责管理宣传工作的官员。行程的第一站是去南部同奈省隆城工业区,距离胡志明市大约2小时车程。为了避开车流高峰,我们必须在凌晨6点出门,赶在7点前出城。
一切还算顺利,到达工业区时已将近9点。车在一家名为苏拿迪兹的污水处理厂门口停下来。走进去,偌大的会议室里满满当当坐了十几个人。
苏拿迪兹污水处理厂是隆城工业区的配套设施,负责处理园区内42家企业的排污情况。2011年8月,苏拿迪兹污水厂被发现利用3条地下管线,向巴隆运河中排放了大约9300立方米的污水,恶臭的河水污染了附近谭公社区的水源,超过113公顷的流域瞬间被废物填满。滚滚的黑水甚至流向了胡志明市的重要水源——同奈河。
胡志明国家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受污染影响,巴隆运河内的天然捕捞业已完全被摧毁,老运河周边栽种5年以上的果树也全部死亡。自2008年以来,养殖户不断受到疫病的困扰,鸡鸭的产量分别下降了76%和62.9%。由于该事件影响巨大,当地居民递交的请愿书超过260封,索要的赔偿总额超过160亿越南盾,相当于76.8万美元。
负责人解释称,污染事件只是个“意外”,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究其原因主要是一家韩国公司排出的污水温度过高,杀死了处理厂内不少用于生化处理的微生物,处理厂设备有限,无法补救才导致的。为此,他们不但承担了95%的赔偿,还被开出了最高额度的罚单——5亿越币(折合人民币约17万元)。
被放宽的标准
在我们的追问下,苏拿迪兹污水处理厂还出具了一份最新的越南环保控制指标表。正是这个“错误”的公关动作,引发了我们更大的好奇。
这份越南的环境控制标准上有4个指标,在2009年的时候,制定得更为严格,而到2011年修改之后,却变得宽松起来。例如,化学氧需求(COD)标准由过去的81mg/L 放宽到了121.5mg/L,色度标准也由70放宽到了150。
难道是在为经济发展让路?这种老路中国也曾走过。
下午,我们被安排与同奈省的政府官员座谈。有关环保标准放宽的问题成为了追问的焦点,但是对方一直闪烁其词,不愿正面回答。倒是坐在我对面的一名环保警察引起了我的注意。越南的环保警察相当于国内的环境监察大队,有执法权,总是和各类排污企业打交道。一坐下,对方当即露出了手上戴着的一枚硕大无比的戒指和价格不菲的名表,活脱脱一个越南“表哥”。
座谈会信息量不高,官员们的话语体系惊人地一致,真难为了翻译,内容雷同的话翻来覆去地讲。
为了证明水质无害,离开工厂后,司机被授意拉我们到位于巴隆运河附近的排污口检验。滚滚的水流就从眼前两个1米粗的管眼里缓缓流入同奈河。有人问,这样的水能养鱼吗?一名负责人缓缓地答:“我们又不在这水里养鱼。”
湄公河畔的忧伤
尽管我们再三要求,但是仍然没有被允许与当地社区受污染的村民接触,组织者给出的答复是时间不够。其实也能想象,即使同意,当局给的名单也多半会是官方代表。无法听见来自民间真正的声音,实属遗憾。
离开越南的前一天,我们选择了去越战纪念馆参观。纪念馆门前摆满了各种美式轰炸机,处处彰显着这个国家的骄傲。来这里参观的,大多数是白皮肤、蓝眼睛的外国人,倒让我们这几个亚洲人看起来成了异类。墙面上的照片残忍而刺目,沉重得令人无法呼吸。在一幅大照片前,我们停下了脚步。照片里全是光秃秃的树木,没有枝叶,一个全身赤裸的孩子矗立在中央,目光恐惧。这是在美军大量使用“橙剂”后拍摄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军为了消灭藏身于茂密丛林中的越共游击队,用飞机向越南丛林中喷洒了7600万升落叶型除草剂,清除了遮天蔽日的树木,也毁掉了大片的水稻和农作物。喷洒的面积占越南南方总面积的10%,其中有34%的地区被多次喷洒。“橙剂”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也让不少越南人和美国老兵深受其害。毒素破坏了他们的身体,也改变了他们的生育和遗传基因。时至今日,在越南长山地区,还保持着很高的畸形儿出生率。苏拿迪兹污水处理厂附近的谭公社区也仍在受其影响。
这是一个在环境创伤中挣扎的国家。也许杜拉斯早就为它奠定了基调——充满了悲怆、欲望和哀愁。那天晚上,我们坐在西贡河边喝咖啡。身后的马路上,是呼啸而过的摩托大军。刚下过雨,风从河面吹来,夹杂着一股湿热和腥臭的刺鼻气味。2000多公里的湄公河,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剖开大地的伤痕涌向西贡,沿途所到之处竟然都如此浑浊不堪,无一幸免。想到这里,我的心黯然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