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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然而她最看重的头衔是“教授”。这位曾经活跃在政坛的社会活动家，首先又是一位从教近80年、桃李遍天下的受人尊敬的师长，她就是雷洁琼。
重洋留学
雷洁琼祖籍广东台山，1905年9月出生于广州。祖父雷嵩学老年因家道贫寒而以左券工身份去美国打工，辛勤多年后转为做生意。父亲雷子昌留在国内读书并考取了清朝举人，因受到维新改良主义的影响，思想较开放。1913年，雷洁琼7岁时考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小学部。家风校风的陶冶，使她从小就大量浏览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翻译著作，沐浴在新文明的空气中。
1924年，她漂洋过海赴美国留学，获取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当时，虽然她年仅19岁，但已经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她读大学时并没有遵照父亲的期望选择学美术、医学等，而开始在加州大学选修化工，后至斯坦福大学选修远东问题的课程，但最终放弃了化学和远东问题的研究，选定了社会学，赴南加州大学攻读该专业。在她看来，社会学可以寻求医治中国问题的良方，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正是这种自觉的选择激励她刻苦求学，并在以后的职业生活中将自己所学专业同社会抱负结合起来。
南加州大学地处风景宜人的加利福尼亚州，可雷洁琼无暇观光，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研究中。由于刻苦钻研，雷洁琼受到给她上课的几位老师的喜爱。尤其是她那篇着重探讨旅居美国的华人后裔受东西文化影响后的人格成长特点的硕士毕业论文《美国华侨的第二代》，更是博得南加州大学教授们的赞誉。1931年南加州大学答辩委员会的教授们一致同意授予雷洁琼社会学硕士学位。同时，雷洁琼还获中国留学生最优秀学习成绩“银瓶奖”。
创建北大社会学系
自1931年留学归来并执教燕京大学始，雷洁琼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教师这个职业。她曾讲：“在所有的称呼中，我最喜欢教授这个头衔。”1983至1986年跟随雷洁琼学习社会学的学生佟新说，当年社会学专业正恢复重建，雷老百忙中亲到北大课堂给我们讲课，嗓音底气十足，学生们亲身感受着雷先生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妇女和婚姻家庭问题的敏锐洞察。
自在燕大任教师起，雷洁琼即专门教授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课程，即应用社会学。1979年社会学专业恢复时，她找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商谈，力陈恢复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性，学校最终同意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系中设立社会学专业并进行建系的筹备工作。雷洁琼又想方设法调来一些教师为开课做准备，终于在1982年北京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
她主张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相辅相成，社会学除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结构外，还要研究社会问题。她认为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也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成为理论，没有实践工作来丰富它的内容，社会学也不能提高理论水平。她将“学以致用”作为自己教书育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任教燕京大学开始，她就坚持自己讲授的课程必须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同时又将这些课程和解决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指导学生通过课程所给予的实践机会走出课堂，深入社会，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当时，她讲授的课程有“社会学入门”“社会服务概论”“社会服务实习”等。
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雷洁琼对燕京大学充满绵绵深情。与雷洁琼有着60多年友情的著名作家冰心先生，曾撰文回忆当年雷洁琼刚到燕京大学任教时的情形：“一天文藻回来对我说，我们系新聘来一位年轻女教师，是广东人，她不但教学认真，还常常带学生到乡下访贫问苦，真是个热诚的人。”在冰心老人的笔下，描画出雷洁琼对社会学教育及研究工作异常投入、满腔热忱的一面。
她的一位学生回忆说，1983年，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城市婚姻、家庭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由雷洁琼教授担任学术指导，那年雷老已届78岁，仍然兴致勃勃地和年轻人一起讨论和分析资料，不见倦怠。有一次在小组讨论中，几个年轻人为城市家庭结构的演变趋势发生争论，相持不下之时去找雷老评论。雷老听完后笑着说：“支持我们自己观点的最有力根据是资料，我们何不用资料来说话呢？”一句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也让几个年轻人将这种“用资料说话”的严谨学风铭记在心。
200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庆典上，雷洁琼荣获北京大学10位杰出校友之一。与此同时，雷洁琼主编的《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转型期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变迁》获得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英成果奖”。
教育情结
雷洁琼曾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北京市副市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北京市主委、民进中央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当选过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即使成为国家领导人，她也总是说：“我还是教授，我还是一位教师。”她很看重自己的这几个称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会长。她的一生都没有离开教育事业，她与教育有着深深的情结。
雷洁琼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她不仅在长期担任的中国多所大学教授职位上亲自教书育人，更以战略的思考推动着中国教育的法制化进程。她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国家大法的制定，并奔波于大江南北检查执法情况。北京门头沟山区、苏南、浦东、广东南雄、深圳、珠海等地，都留有她的足迹。
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雷洁琼曾亲自到北京广渠门宏志班看望那里的孩子们，并亲笔题写“宏志班”三个字。她认为，“要解决所有贫困孩子的读书问题，要靠全面贯彻《教育法》。”只要长期坚持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就会一代比一代强。
她十分关心教师业务素质的提高，而且关心教师生活条件的改善。前些年，一些地方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现象严重，她大力呼吁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教师工资。她说，教师是最光荣的、最辛苦的职业，他们为祖国培养人才，他们的基本生活费用必须得到保障。她说，改革开放之后，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但唯有人的素质不能引进。要想提高人的素质，唯有依靠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是国家的宝贝，一定要想办法让教师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振兴中华，教育为本。
1993年3月，雷洁琼在《光明日报》发表长篇署名文章，指出“教育发展的希望在教师，要采取切实措施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稳定教师队伍”。
虽然政务繁忙，但雷洁琼仍然仔细审阅学生的论文初稿，逐字逐句认真批阅，发现问题就用铅笔在句子底下画上道，同时在稿纸边上打上问号，以便和学生讨论。她发现学生在论文中使用的学术概念有些没有给出定义和说明时，就会很认真地给学生指出，界定概念是论文写作一定要遵守的规范。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佟新回忆写硕士论文的过程：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雷老，因工作繁忙，怕耽误学生，将她对论文的书面意见，认认真真地写在纸条上，从选题、提问方式、资料获得的方法，一一指导。确实，如果没有学术规范，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就无法凝聚，知识与思想也不可能累积，社会学的学科体系最终也无法形成。而规范的普及是要落实到人身上并由学校来完成的。雷洁琼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希望学生们把它发扬光大。如今，她这一要求已经融进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传统。
2011年1月9日，雷洁琼走完了她一个多世纪的辉煌人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深深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离开了她为之呕心沥血的教育事业。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回忆她、怀念她，最重要的是用她作为明亮的镜子反照自己，净化自身。”“走她所走的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对她最好的纪念。”曾经担任过民进中央主席的许嘉璐用这番话表达对世纪老人的敬意。
重洋留学
雷洁琼祖籍广东台山，1905年9月出生于广州。祖父雷嵩学老年因家道贫寒而以左券工身份去美国打工，辛勤多年后转为做生意。父亲雷子昌留在国内读书并考取了清朝举人，因受到维新改良主义的影响，思想较开放。1913年，雷洁琼7岁时考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小学部。家风校风的陶冶，使她从小就大量浏览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翻译著作，沐浴在新文明的空气中。
1924年，她漂洋过海赴美国留学，获取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当时，虽然她年仅19岁，但已经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她读大学时并没有遵照父亲的期望选择学美术、医学等，而开始在加州大学选修化工，后至斯坦福大学选修远东问题的课程，但最终放弃了化学和远东问题的研究，选定了社会学，赴南加州大学攻读该专业。在她看来，社会学可以寻求医治中国问题的良方，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正是这种自觉的选择激励她刻苦求学，并在以后的职业生活中将自己所学专业同社会抱负结合起来。
南加州大学地处风景宜人的加利福尼亚州，可雷洁琼无暇观光，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研究中。由于刻苦钻研，雷洁琼受到给她上课的几位老师的喜爱。尤其是她那篇着重探讨旅居美国的华人后裔受东西文化影响后的人格成长特点的硕士毕业论文《美国华侨的第二代》，更是博得南加州大学教授们的赞誉。1931年南加州大学答辩委员会的教授们一致同意授予雷洁琼社会学硕士学位。同时，雷洁琼还获中国留学生最优秀学习成绩“银瓶奖”。
创建北大社会学系
自1931年留学归来并执教燕京大学始，雷洁琼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教师这个职业。她曾讲：“在所有的称呼中，我最喜欢教授这个头衔。”1983至1986年跟随雷洁琼学习社会学的学生佟新说，当年社会学专业正恢复重建，雷老百忙中亲到北大课堂给我们讲课，嗓音底气十足，学生们亲身感受着雷先生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妇女和婚姻家庭问题的敏锐洞察。
自在燕大任教师起，雷洁琼即专门教授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课程，即应用社会学。1979年社会学专业恢复时，她找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商谈，力陈恢复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性，学校最终同意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系中设立社会学专业并进行建系的筹备工作。雷洁琼又想方设法调来一些教师为开课做准备，终于在1982年北京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
她主张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相辅相成，社会学除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结构外，还要研究社会问题。她认为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也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成为理论，没有实践工作来丰富它的内容，社会学也不能提高理论水平。她将“学以致用”作为自己教书育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任教燕京大学开始，她就坚持自己讲授的课程必须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同时又将这些课程和解决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指导学生通过课程所给予的实践机会走出课堂，深入社会，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当时，她讲授的课程有“社会学入门”“社会服务概论”“社会服务实习”等。
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雷洁琼对燕京大学充满绵绵深情。与雷洁琼有着60多年友情的著名作家冰心先生，曾撰文回忆当年雷洁琼刚到燕京大学任教时的情形：“一天文藻回来对我说，我们系新聘来一位年轻女教师，是广东人，她不但教学认真，还常常带学生到乡下访贫问苦，真是个热诚的人。”在冰心老人的笔下，描画出雷洁琼对社会学教育及研究工作异常投入、满腔热忱的一面。
她的一位学生回忆说，1983年，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城市婚姻、家庭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由雷洁琼教授担任学术指导，那年雷老已届78岁，仍然兴致勃勃地和年轻人一起讨论和分析资料，不见倦怠。有一次在小组讨论中，几个年轻人为城市家庭结构的演变趋势发生争论，相持不下之时去找雷老评论。雷老听完后笑着说：“支持我们自己观点的最有力根据是资料，我们何不用资料来说话呢？”一句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也让几个年轻人将这种“用资料说话”的严谨学风铭记在心。
200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庆典上，雷洁琼荣获北京大学10位杰出校友之一。与此同时，雷洁琼主编的《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转型期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变迁》获得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英成果奖”。
教育情结
雷洁琼曾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北京市副市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北京市主委、民进中央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当选过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即使成为国家领导人，她也总是说：“我还是教授，我还是一位教师。”她很看重自己的这几个称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会长。她的一生都没有离开教育事业，她与教育有着深深的情结。
雷洁琼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她不仅在长期担任的中国多所大学教授职位上亲自教书育人，更以战略的思考推动着中国教育的法制化进程。她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国家大法的制定，并奔波于大江南北检查执法情况。北京门头沟山区、苏南、浦东、广东南雄、深圳、珠海等地，都留有她的足迹。
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雷洁琼曾亲自到北京广渠门宏志班看望那里的孩子们，并亲笔题写“宏志班”三个字。她认为，“要解决所有贫困孩子的读书问题，要靠全面贯彻《教育法》。”只要长期坚持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就会一代比一代强。
她十分关心教师业务素质的提高，而且关心教师生活条件的改善。前些年，一些地方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现象严重，她大力呼吁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教师工资。她说，教师是最光荣的、最辛苦的职业，他们为祖国培养人才，他们的基本生活费用必须得到保障。她说，改革开放之后，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但唯有人的素质不能引进。要想提高人的素质，唯有依靠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是国家的宝贝，一定要想办法让教师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振兴中华，教育为本。
1993年3月，雷洁琼在《光明日报》发表长篇署名文章，指出“教育发展的希望在教师，要采取切实措施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稳定教师队伍”。
虽然政务繁忙，但雷洁琼仍然仔细审阅学生的论文初稿，逐字逐句认真批阅，发现问题就用铅笔在句子底下画上道，同时在稿纸边上打上问号，以便和学生讨论。她发现学生在论文中使用的学术概念有些没有给出定义和说明时，就会很认真地给学生指出，界定概念是论文写作一定要遵守的规范。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佟新回忆写硕士论文的过程：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雷老，因工作繁忙，怕耽误学生，将她对论文的书面意见，认认真真地写在纸条上，从选题、提问方式、资料获得的方法，一一指导。确实，如果没有学术规范，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就无法凝聚，知识与思想也不可能累积，社会学的学科体系最终也无法形成。而规范的普及是要落实到人身上并由学校来完成的。雷洁琼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希望学生们把它发扬光大。如今，她这一要求已经融进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传统。
2011年1月9日，雷洁琼走完了她一个多世纪的辉煌人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深深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离开了她为之呕心沥血的教育事业。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回忆她、怀念她，最重要的是用她作为明亮的镜子反照自己，净化自身。”“走她所走的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对她最好的纪念。”曾经担任过民进中央主席的许嘉璐用这番话表达对世纪老人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