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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祖父抄家之后不久，我妈就从第六人民医院被选派去贵州支内了。这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呢？医院的领导从没有明言过；我想是有的。
在肺科医院工作的我爸提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还是留我妈在家照顾，由他代我妈去。于是他就去了。
但他去了之后，不久六院又来动员我妈，我妈也只得去了。
我爸当时是怎样离开家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我那时还太小，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跟我说。
我只记得在家里弄堂房子的木楼梯上上下下地跑去找我爸，因为他是个很会跟小孩子胡闹的爸爸，我要去找他玩，可是找不到。
至于我妈是怎么走的，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这以后，在我上小学之前，我爸妈曾经趁回上海探亲的时候，带我去过贵州。
那时湘黔铁路还没有通，到贵州的火车要绕道广西，全程要三天三夜。而且探亲也买不了卧铺票，只有出差才能买。想象一下，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在当时拥挤肮脏的火车上坐了三天三夜，到目的地时该有多精疲力竭。
我们应该是在遵义附近一个叫李家湾的小站下车的，火车在那里只停两分钟。我爸妈工作的医院是建在群山里，并不是在城市中。我是怎么到的他们在那里的家和怎么睡着的，我都记不得了。只记得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十点钟的样子，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石灰水刷得雪白的房间里，阳光明媚地从窗户照进来。但我爸妈都不知去了哪里；周围一片寂静。
我感觉被遗弃了，惊恐地大哭起来。但是没人理我，周围还是一片寂静。
我哭了又哭，哭了又哭，但是没用，还是见不到我爸妈出现。
到我已经哭不动了的时候，我爸妈倒回来了，因为是吃中饭的时间了。早晨他们看我睡得太熟，就把我留在那里继续睡觉，没想到我一个人醒来会觉得如此恐惧。
那次去贵州的过程我都记不得了，唯有那天早晨的恐惧，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二
这件事造成的一个后遗症就是，这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不能允许我爸妈从我视野里消失。
当时我爸妈住的医院宿舍连厕所都是公用的，自家烧水做饭都用的是煤炉，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在自己家里洗澡的设备了。记得有一天我妈带我走到医院的浴室门口，说要进去洗个澡，让我在外面玩一会等她，我死活不肯。我觉得她进去之后就会神秘地消失，再也不出来。对小孩子的这种非理性的恐惧，也是没什么道理可讲。最后我妈只得同意让我站在女浴室的门口，看着她进去洗澡。
这放在今天当然是难以为人所接受的，但在当时居然也没有一个和我妈妈一起进去洗澡的女人出来骂我或者把我赶走。
是个最简陋的那种公共浴室，也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前面一半墙上装了两排钩子，可以让你把脱下的衣服挂在上面；后面一半则靠墙有两排淋浴龙头，让你在下面冲澡。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任何隔断，大家裸裎相对。所以我站在门口，确实可以把整个浴室一览无余。
可是，那一屋子各种年龄都有的女人在那里冲澡的景象，在我这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看来根本没啥好看，甚至有点倒胃口，于是在我看了几眼，确定里面确实没有别的门可以让妈妈溜走以后，我就不看了，而是在门外玩了起来。
三
我这样老是像跟屁虫一样跟在我妈身后也不是个事，毕竟她还有工作要做。当时医院有军代表入驻，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管得还是挺严的。于是我爸妈就想到了送我去幼儿园。
我在上海并没有上过幼儿园，也不习惯上幼儿园。不知为什么我两个姐姐都上过幼儿园，还都是小干部，只有我没上过，大概是我阿爹阿婆觉得我没必要上幼儿园吧。
我爸送我去了。到了那边我便大哭。我还记得幼儿园阿姨是住在我家对面那幢楼一楼的一个中年女人，她丈夫是个高度近视的锅炉间工人，戴着酒瓶底一样厚的一圈一圈的近视眼镜，人称“王师傅”。当时医院附近偶尔还会有蛇，有人打死了蛇便送给王师傅吃蛇胆，说是眼睛会好。我就亲眼看到过他在对面一楼的走廊里剥一条粗大的死蛇，长长的尾巴拖到地上。王师傅也不知吃了多少蛇胆，然而眼睛也终究没好。
这位阿姨还是相当耐心地陪了我好久，但我还是大哭。现在想来，大概是不愿受那拘束吧。那幼儿园看上去真是个很无趣的地方，几十个小孩在一个大房间里无聊地坐着，也没什么玩的。
也许呢，我从小，就有那么个向往自由的灵魂的。
在我哭了一天之后，我爸没法，只得把我领了回来，决定不再让我上幼儿园。当然，如果他坚持第二天、第三天把我送去，我最后应该和其他孩子一样，也会习惯。但他狠不下这个心。
四
那么怎么办呢？只能让我自由地晃荡在外面啦。
于是我清早随父母起来，吃了早饭，看他们穿着白大褂在操场上排得整整齐齐做了早操之后，散开进各自的科室上班，我就可以自由地在医院的各个角落，和外面的山野里到处乱跑啦。
当然，自由并不总是甜蜜的。
当时野在外面的小孩不止我一个，而是有一批，而且他们野在外面已经很久了，我这个一直生活在城市、连家门也很少出的小孩，到了他们中间简直就像是羊入狼群。
于是，刚获得“自由”的我，就在一天早晨卷入了两伙小孩的扔石子大战。其实我并不属于任何一伙，主要是还没跟他们熟悉到可以加入其中一伙的程度，只是在一旁呆呆愣愣地观战而已。等到石子在空中乱飞，我看到一个邻居的孩子招手叫我去躲在一个水泥蓄水池的后面。我还没来得及挪动身体，便看到一块石头迎面而来，正中我的额头。血流了下来。
不知是哪个大人把我抱到了我妈工作的外科。我妈在做手术，两个好心的护士帮我清洗了伤口。打破我额头的是一块煤。不知是因为我哭得太厉害还是因为煤的碎屑确实难以洗净，有一点煤的残渣留在我的伤口里，所以到今天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能在我额头上被煤块砸破的地方看到一个小黑点。
打破我头的，是军代表的儿子。我还记得他爸当时带了他来我家道歉。他是个长着圆滚滚的大头、留着有点天然卷曲的短发、有一双双眼皮的圆滚滚的大眼睛的男孩，名字叫什么我已经忘了，是当时的皮大王。 他和我后来成了好朋友。童年时代的我，常常会和皮大王结交成好朋友。
五
大概是那时的我已经表现出对植物的兴趣了，所以我爸有几次把我放在医院的花匠和他的苗圃那里去玩。
他是个有点像童话书里画的那种老花匠，留着白胡子，常常戴着一顶大草帽，乐呵呵地扛着一把大锄头。为什么像他那样大年纪的当时还会被选派去支内，我就不明白了。
也就是在他的苗圃里，我第一次看见了朱顶红（当时我还不知道它的名字），是种在无花果等一些树木的下面——它有大部露出土面的肥大球根，宽大肥厚的深绿叶片，然后从叶片旁侧抽出一根粗大的花梗，上面开出三四朵酷似百合的漏斗形雄壮大花——是大红色然后在喉部有些纵向的白色条纹那种。现在知道这不过是朱顶红最常见、最普通的品种，然而在当时还很少见，觉得漂亮极了。
到了我上小学的年龄，爸妈觉得上海的教育质量应该比这里山沟沟的小学校更好，就把我送回了上海，继续跟阿爹阿婆一起生活。那里还有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堂哥。
六
回到上海后，爸爸不知怎么知道了我喜欢朱顶红这种球根花，就向花匠讨了一个来，带回上海给我。
这只球根在我家弄堂房子的天井里种了很久，叶子一直长得不错，慢慢地还分出许多小球，我都掰下分开种了，到了后来天井里一盆一盆地有五六盆，可就是不开花。
于是就求助于公公。他拿回去一盆后，使出“重肥+晒太阳”大法，第二年春天就开了花拿了回来。
他还说从朋友那里问来了名字，叫“百子莲”。查了下黄岳渊、黄德邻二先生的《花经》，这花民国时便有了，果然是叫“百子莲”或是“百子兰”，什么时候改叫的“朱顶红”就不知道了。
当然，它还有些别的名字，比如孤挺花、华胄兰等。
七
中年又开始种花以后，第一批想到要种的花里就包括“百子莲”。这时已开始有网店了，我发现它已改叫“朱顶红”，还惊喜地发现，可以买到许多国外培育出来的新奇的品种。
我先后种过的朱顶红不下十余种，许多分球以后还曾和朋友分享。如果喜欢的是花型巨大与繁复、令人快意的，那么首选的当然是重瓣大花的品种。我最喜欢的品种有“爱神”（Amaryllis Aphrodite），这是用希腊神话里爱与美之女神阿佛洛狄忒的名字来命名的一种朱顶红，白色复瓣大花，瓣尖为粉红色，花瓣晶莹厚实，还有一圈鲜红色的边缘。
我曾养过一个“爱神”的大球，春天会抽出两到三根花梗，梗端再开四五朵花。花盛放时直径可达二十几公分。春天开完花后，有时盛夏还会再抽一根花梗，真可以说是“劳动模范”。
还有一种叫“冰皇后”（Amaryllis Ice Queen），白色重瓣大花，冰清玉洁。刚开时为浅绿色，盛开后变为纯白，只有喉部尚余一点绿色，真是美丽极了。
单瓣的朱顶红花比较小，开起来没复瓣的那么雄壮，我觉得要种的话，就要种奇色的品种。我喜欢的一种叫“派比奥”（Hippeastrum papillo），这是音译的，意译的话它的名字是“凤蝶”。它的花瓣是奶黄色，还带点绿色，花瓣中央则有许多深褐紫色的脉纹。它的相对尖、窄的花瓣在开花时会让人联想起凤蝶的翅膀，所以就得了这个名字，还容易让人联想起某种热带的兰花。
“派比奥”原来是巴西热带雨林中附生在树上的一种朱顶红，在原产地已经不多，但因为它花瓣上特别的褐紫色，得到了人们的大量繁殖，所以现在很容易购买到。
我喜欢的还有一种单瓣朱顶红是叫“青柠”（Amaryllis Lemon Lime），开的花是细腻的浅酸橙色。我喜欢绿色花，因为绿色花是自然中比较少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反自然”的一种花，因为如果是为了繁殖目的的话，植物就应该开颜色不同于叶子绿色的花，这样才更容易被传粉的昆虫或鸟儿看到。
朱顶红有两个主要的原产地，一个是南美的巴西与秘鲁，一个是南非。它也有两个学名，一个是Hippeastrum，一个是Amaryllis。据说植物学家对于它该叫哪个学名有过一段时间的争讼，后来终于决定说原产南美的叫Hippeastrum，中文译朱顶红；原产南非的叫Amaryllis，中文译孤挺花。但市售的区分就没这么严格了，一般都称为朱顶红，英文名则都称为Amaryllis。
至于朱顶红的栽培法呢，对于这么美丽的一种花来说，真的是很容易的了。一般都是在秋天买球根，家里如果有暖气的话，当时就可以栽下，早的话圣诞就可以看到花；在西方，朱顶红常常就是作为一种圣诞球根来出售的。家里如果没暖气就暂时不要种，可以放在比较暖和的地方储存起来，到春天不会有冰冻的时候再上盆。因为朱顶红原产热带，遇零度左右低温的话会冻坏。球根植物对栽培的深度有不同的要求，朱顶红栽时要把球根的三分之二露在土面上。开完花后，可以把花梗剪去，不让它结籽以节省养料；多施肥，多晒太阳，把球根养得肥大起来，明年又可以开好花；在上海的话盛夏要避开正午的直射阳光，不然叶子可能会被晒伤，留下白色斑点。到了入冬的时候，多数朱顶红有个休眠期（“派比奥”是个例外，不需要休眠，冬天除保持温暖外，可以继续浇水），这时可以慢慢减少浇水，直到叶子枯黄，剪去枯叶，把朱顶红连盆放在室内温暖处。这时的朱顶红球根虽然外部看不出变化，内里却在孕育花芽。到了春暖时恢复浇水、施肥，它就会再次开花！
朱顶红的花虽说和百合的很相像，但它的花瓣质地比百合的要晶莹，百合的花瓣相形之下有些干。百合虽然也有重瓣的，但从花的大小、质地、色彩来说，我觉得朱顶红还是要略胜一筹。所以，朱顶红迄今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球根花，没有之一。
（责任编辑：李璐）
祖父抄家之后不久，我妈就从第六人民医院被选派去贵州支内了。这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呢？医院的领导从没有明言过；我想是有的。
在肺科医院工作的我爸提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还是留我妈在家照顾，由他代我妈去。于是他就去了。
但他去了之后，不久六院又来动员我妈，我妈也只得去了。
我爸当时是怎样离开家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我那时还太小，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跟我说。
我只记得在家里弄堂房子的木楼梯上上下下地跑去找我爸，因为他是个很会跟小孩子胡闹的爸爸，我要去找他玩，可是找不到。
至于我妈是怎么走的，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这以后，在我上小学之前，我爸妈曾经趁回上海探亲的时候，带我去过贵州。
那时湘黔铁路还没有通，到贵州的火车要绕道广西，全程要三天三夜。而且探亲也买不了卧铺票，只有出差才能买。想象一下，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在当时拥挤肮脏的火车上坐了三天三夜，到目的地时该有多精疲力竭。
我们应该是在遵义附近一个叫李家湾的小站下车的，火车在那里只停两分钟。我爸妈工作的医院是建在群山里，并不是在城市中。我是怎么到的他们在那里的家和怎么睡着的，我都记不得了。只记得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十点钟的样子，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石灰水刷得雪白的房间里，阳光明媚地从窗户照进来。但我爸妈都不知去了哪里；周围一片寂静。
我感觉被遗弃了，惊恐地大哭起来。但是没人理我，周围还是一片寂静。
我哭了又哭，哭了又哭，但是没用，还是见不到我爸妈出现。
到我已经哭不动了的时候，我爸妈倒回来了，因为是吃中饭的时间了。早晨他们看我睡得太熟，就把我留在那里继续睡觉，没想到我一个人醒来会觉得如此恐惧。
那次去贵州的过程我都记不得了，唯有那天早晨的恐惧，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二
这件事造成的一个后遗症就是，这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不能允许我爸妈从我视野里消失。
当时我爸妈住的医院宿舍连厕所都是公用的，自家烧水做饭都用的是煤炉，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在自己家里洗澡的设备了。记得有一天我妈带我走到医院的浴室门口，说要进去洗个澡，让我在外面玩一会等她，我死活不肯。我觉得她进去之后就会神秘地消失，再也不出来。对小孩子的这种非理性的恐惧，也是没什么道理可讲。最后我妈只得同意让我站在女浴室的门口，看着她进去洗澡。
这放在今天当然是难以为人所接受的，但在当时居然也没有一个和我妈妈一起进去洗澡的女人出来骂我或者把我赶走。
是个最简陋的那种公共浴室，也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前面一半墙上装了两排钩子，可以让你把脱下的衣服挂在上面；后面一半则靠墙有两排淋浴龙头，让你在下面冲澡。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任何隔断，大家裸裎相对。所以我站在门口，确实可以把整个浴室一览无余。
可是，那一屋子各种年龄都有的女人在那里冲澡的景象，在我这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看来根本没啥好看，甚至有点倒胃口，于是在我看了几眼，确定里面确实没有别的门可以让妈妈溜走以后，我就不看了，而是在门外玩了起来。
三
我这样老是像跟屁虫一样跟在我妈身后也不是个事，毕竟她还有工作要做。当时医院有军代表入驻，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管得还是挺严的。于是我爸妈就想到了送我去幼儿园。
我在上海并没有上过幼儿园，也不习惯上幼儿园。不知为什么我两个姐姐都上过幼儿园，还都是小干部，只有我没上过，大概是我阿爹阿婆觉得我没必要上幼儿园吧。
我爸送我去了。到了那边我便大哭。我还记得幼儿园阿姨是住在我家对面那幢楼一楼的一个中年女人，她丈夫是个高度近视的锅炉间工人，戴着酒瓶底一样厚的一圈一圈的近视眼镜，人称“王师傅”。当时医院附近偶尔还会有蛇，有人打死了蛇便送给王师傅吃蛇胆，说是眼睛会好。我就亲眼看到过他在对面一楼的走廊里剥一条粗大的死蛇，长长的尾巴拖到地上。王师傅也不知吃了多少蛇胆，然而眼睛也终究没好。
这位阿姨还是相当耐心地陪了我好久，但我还是大哭。现在想来，大概是不愿受那拘束吧。那幼儿园看上去真是个很无趣的地方，几十个小孩在一个大房间里无聊地坐着，也没什么玩的。
也许呢，我从小，就有那么个向往自由的灵魂的。
在我哭了一天之后，我爸没法，只得把我领了回来，决定不再让我上幼儿园。当然，如果他坚持第二天、第三天把我送去，我最后应该和其他孩子一样，也会习惯。但他狠不下这个心。
四
那么怎么办呢？只能让我自由地晃荡在外面啦。
于是我清早随父母起来，吃了早饭，看他们穿着白大褂在操场上排得整整齐齐做了早操之后，散开进各自的科室上班，我就可以自由地在医院的各个角落，和外面的山野里到处乱跑啦。
当然，自由并不总是甜蜜的。
当时野在外面的小孩不止我一个，而是有一批，而且他们野在外面已经很久了，我这个一直生活在城市、连家门也很少出的小孩，到了他们中间简直就像是羊入狼群。
于是，刚获得“自由”的我，就在一天早晨卷入了两伙小孩的扔石子大战。其实我并不属于任何一伙，主要是还没跟他们熟悉到可以加入其中一伙的程度，只是在一旁呆呆愣愣地观战而已。等到石子在空中乱飞，我看到一个邻居的孩子招手叫我去躲在一个水泥蓄水池的后面。我还没来得及挪动身体，便看到一块石头迎面而来，正中我的额头。血流了下来。
不知是哪个大人把我抱到了我妈工作的外科。我妈在做手术，两个好心的护士帮我清洗了伤口。打破我额头的是一块煤。不知是因为我哭得太厉害还是因为煤的碎屑确实难以洗净，有一点煤的残渣留在我的伤口里，所以到今天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能在我额头上被煤块砸破的地方看到一个小黑点。
打破我头的，是军代表的儿子。我还记得他爸当时带了他来我家道歉。他是个长着圆滚滚的大头、留着有点天然卷曲的短发、有一双双眼皮的圆滚滚的大眼睛的男孩，名字叫什么我已经忘了，是当时的皮大王。 他和我后来成了好朋友。童年时代的我，常常会和皮大王结交成好朋友。
五
大概是那时的我已经表现出对植物的兴趣了，所以我爸有几次把我放在医院的花匠和他的苗圃那里去玩。
他是个有点像童话书里画的那种老花匠，留着白胡子，常常戴着一顶大草帽，乐呵呵地扛着一把大锄头。为什么像他那样大年纪的当时还会被选派去支内，我就不明白了。
也就是在他的苗圃里，我第一次看见了朱顶红（当时我还不知道它的名字），是种在无花果等一些树木的下面——它有大部露出土面的肥大球根，宽大肥厚的深绿叶片，然后从叶片旁侧抽出一根粗大的花梗，上面开出三四朵酷似百合的漏斗形雄壮大花——是大红色然后在喉部有些纵向的白色条纹那种。现在知道这不过是朱顶红最常见、最普通的品种，然而在当时还很少见，觉得漂亮极了。
到了我上小学的年龄，爸妈觉得上海的教育质量应该比这里山沟沟的小学校更好，就把我送回了上海，继续跟阿爹阿婆一起生活。那里还有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堂哥。
六
回到上海后，爸爸不知怎么知道了我喜欢朱顶红这种球根花，就向花匠讨了一个来，带回上海给我。
这只球根在我家弄堂房子的天井里种了很久，叶子一直长得不错，慢慢地还分出许多小球，我都掰下分开种了，到了后来天井里一盆一盆地有五六盆，可就是不开花。
于是就求助于公公。他拿回去一盆后，使出“重肥+晒太阳”大法，第二年春天就开了花拿了回来。
他还说从朋友那里问来了名字，叫“百子莲”。查了下黄岳渊、黄德邻二先生的《花经》，这花民国时便有了，果然是叫“百子莲”或是“百子兰”，什么时候改叫的“朱顶红”就不知道了。
当然，它还有些别的名字，比如孤挺花、华胄兰等。
七
中年又开始种花以后，第一批想到要种的花里就包括“百子莲”。这时已开始有网店了，我发现它已改叫“朱顶红”，还惊喜地发现，可以买到许多国外培育出来的新奇的品种。
我先后种过的朱顶红不下十余种，许多分球以后还曾和朋友分享。如果喜欢的是花型巨大与繁复、令人快意的，那么首选的当然是重瓣大花的品种。我最喜欢的品种有“爱神”（Amaryllis Aphrodite），这是用希腊神话里爱与美之女神阿佛洛狄忒的名字来命名的一种朱顶红，白色复瓣大花，瓣尖为粉红色，花瓣晶莹厚实，还有一圈鲜红色的边缘。
我曾养过一个“爱神”的大球，春天会抽出两到三根花梗，梗端再开四五朵花。花盛放时直径可达二十几公分。春天开完花后，有时盛夏还会再抽一根花梗，真可以说是“劳动模范”。
还有一种叫“冰皇后”（Amaryllis Ice Queen），白色重瓣大花，冰清玉洁。刚开时为浅绿色，盛开后变为纯白，只有喉部尚余一点绿色，真是美丽极了。
单瓣的朱顶红花比较小，开起来没复瓣的那么雄壮，我觉得要种的话，就要种奇色的品种。我喜欢的一种叫“派比奥”（Hippeastrum papillo），这是音译的，意译的话它的名字是“凤蝶”。它的花瓣是奶黄色，还带点绿色，花瓣中央则有许多深褐紫色的脉纹。它的相对尖、窄的花瓣在开花时会让人联想起凤蝶的翅膀，所以就得了这个名字，还容易让人联想起某种热带的兰花。
“派比奥”原来是巴西热带雨林中附生在树上的一种朱顶红，在原产地已经不多，但因为它花瓣上特别的褐紫色，得到了人们的大量繁殖，所以现在很容易购买到。
我喜欢的还有一种单瓣朱顶红是叫“青柠”（Amaryllis Lemon Lime），开的花是细腻的浅酸橙色。我喜欢绿色花，因为绿色花是自然中比较少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反自然”的一种花，因为如果是为了繁殖目的的话，植物就应该开颜色不同于叶子绿色的花，这样才更容易被传粉的昆虫或鸟儿看到。
朱顶红有两个主要的原产地，一个是南美的巴西与秘鲁，一个是南非。它也有两个学名，一个是Hippeastrum，一个是Amaryllis。据说植物学家对于它该叫哪个学名有过一段时间的争讼，后来终于决定说原产南美的叫Hippeastrum，中文译朱顶红；原产南非的叫Amaryllis，中文译孤挺花。但市售的区分就没这么严格了，一般都称为朱顶红，英文名则都称为Amaryllis。
至于朱顶红的栽培法呢，对于这么美丽的一种花来说，真的是很容易的了。一般都是在秋天买球根，家里如果有暖气的话，当时就可以栽下，早的话圣诞就可以看到花；在西方，朱顶红常常就是作为一种圣诞球根来出售的。家里如果没暖气就暂时不要种，可以放在比较暖和的地方储存起来，到春天不会有冰冻的时候再上盆。因为朱顶红原产热带，遇零度左右低温的话会冻坏。球根植物对栽培的深度有不同的要求，朱顶红栽时要把球根的三分之二露在土面上。开完花后，可以把花梗剪去，不让它结籽以节省养料；多施肥，多晒太阳，把球根养得肥大起来，明年又可以开好花；在上海的话盛夏要避开正午的直射阳光，不然叶子可能会被晒伤，留下白色斑点。到了入冬的时候，多数朱顶红有个休眠期（“派比奥”是个例外，不需要休眠，冬天除保持温暖外，可以继续浇水），这时可以慢慢减少浇水，直到叶子枯黄，剪去枯叶，把朱顶红连盆放在室内温暖处。这时的朱顶红球根虽然外部看不出变化，内里却在孕育花芽。到了春暖时恢复浇水、施肥，它就会再次开花！
朱顶红的花虽说和百合的很相像，但它的花瓣质地比百合的要晶莹，百合的花瓣相形之下有些干。百合虽然也有重瓣的，但从花的大小、质地、色彩来说，我觉得朱顶红还是要略胜一筹。所以，朱顶红迄今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球根花，没有之一。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