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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战胜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和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战略大转移，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今天，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早已举世闻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70年前“长征”一词是怎样产生的，二万五千里路程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长期以来，国内外史著和历史学家对此均有不同的说法。那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究竟是怎样来的呢？
众所周知，1934年秋，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内线已不可能粉碎敌人“围剿”，只能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目前，大多数史著和历史学家都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称为“长征开始”，甚至称之为“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事实上，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并不是一开始就被称为“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开始时，当时的中共领导和中革军委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当时红军总部所发布的命令、训令均把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之为“突围行动”和“长途行军与战斗”，而并没有称其为“长征”。甚至为了对敌斗争的宣传需要，红军总政治部还把红军的行动称之为“反攻”。到了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给红一、三军团的电报中,又把红军的行动统称为“西进”，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西进”成为红军战略转移的代名词。
根据目前查证的文献史料，首次使用“长征”一词的是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他在1934年11月莫斯科的一次讲话中，曾把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在1934年夏季进行的战略突围行动称之为“长征”。此时，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设在上海等地的大功率电台遭敌破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已完全中断，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并不知道中央红军已开始战略大转移，他所称的“长征”是指局部红军的战略突围行动，并非是指广义上红军主力的战略大转移，而国内红军也不可能知道王明在莫斯科使用了“长征”这一概念。因此，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仍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之为“突围行动”或“西征”，并没有使用“长征”一词。（共产国际个别文件还把红军的战略转移与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为打通与东渡黄河的红军主力联系所进行的异常艰苦的两次西征作战，统统混称为“西征”。）
直到1935年6月，为迎接红军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星报》发表了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这才开始有了“长征”的初步概念。同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起草的与张国焘、陈昌浩联名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电文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最早提出了“万里长征”的概念。7月10日,《红星报》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中，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
此后，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路程的不断延长,“长征”的“万里”定语也不断增大。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窝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同年9月12日，为解决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所做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之为“二万余里长征”。然而，由于会议内容当时仅传达到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长征”一词还是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北上，攻占天险腊子口，于9月18日到达甘南哈达铺。在当地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号召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继续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他说：“经过二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一切困难！”坚持记日记的红一团团长邓华、红五团政委肖锋、少共国际师政委肖华等人在以前日记中从未用过“长征”这个词语，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便在以后的日记中使用“长征”这一新名词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使“长征”一词深深印在红军指战员的脑海里，并得到了积极传播。
同年11月5日,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向红军直属部队发表讲话时又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长征。”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明确指出，“曾经派遣了自己的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然而，由于受当时环境等客观条件限制,“长征”的概念还没有被统一使用，甚至到了1936年7月6日,任弼时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还依然称红二方面军的战略转移为“远征”。因此，把所有红军的战略转移都统称为长征，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认同和宣传过程。
1936年8月，为宣传长征，扩大红军在国内外的影响，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提议，党中央决定编辑出版《长征记》，号召所有参加过长征的同志撰写回忆文章，并于1937年2月编辑完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长征”的概念在全党全军中进一步得到认同，并在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当时的国内外进步报刊和书籍也对红军长征做了不同程度的宣传。其中，曾亲临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于1937年在英国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真实地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革命和中央红军的长征。该书于1938年被翻译成中文,以《西行漫记》为名在上海出版，在国统区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极大反响，红军长征传奇般的英雄事迹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红军“长征”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也逐渐成为红军整个战略大转移的专门词语，为国内外人士广泛接受和采用。
那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如前所述，长征中，有一些红军干部一直坚持写日记，其中肖锋的日记记述得最为完整详细，几乎一天都不少。其内容既包括每天的天气、行军路线、作战行动、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和当天的行走路程、所到地点等等。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进行了初步总结，长征的总路程就是根据这些日记的路程记载，逐一汇总计算出来的。
1935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的数字。他在吴起镇和象鼻子湾发表讲话说：“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军）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概念很快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1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明确宣布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结论，并紧接着在《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明确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论断。从此，中国革命历史上就正式有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随着毛泽东脍炙人口的《七律·长征》著名诗篇和以后的《八路军军歌》“铁流二万五千里”和《人民军队忠于党》歌中“二万五千里万水千山”的传唱，“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统计路程得到更广泛的肯定，并广为流传至今。
事实上，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仅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行程，并不是所有红军的长征路程。当年，红军各主力部队进行战略转移的起始时间、地点各不相同，行程也大不一样。据史料统计，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整整两年中，先后离开原有根据地进行长征的红军部队共有五支，他们依次分别从五个地区出发：
第一支是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于1934年7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向赣东北转战，11月进入闽浙赣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1935年1月遭敌重兵包围在环玉山失败，余部在闽浙边坚持游击战争，行程数千里；第二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保安县的吴起镇，行程达二万五千里；第三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向西转战，1935年9月18日到达陕西延川的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第四支是红二、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和轿子垭地区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兴隆镇、将台堡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第五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离开川陕苏区，由彰明、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后几经转战于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由上可以看出，红军5支长征部队总行程约六万五千里，而 “二万五千里”只是其中红一方面军的基本路程。其他红军部队有的长征路程并没有达到二万五千里，还有的红军部队又远远超过了二万五千里。如1935年8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懋功第一次会师后混编为左、右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率编入左路军的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团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又三过草地和雪山。因此，他们的长征路程实际走了三万五千里。朱德后来在《关于红军新阶段问题》的讲话中也说道：“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随着对长征的广泛宣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渐渐成为人们对红军长征约定俗成的称谓，而且把“二万五千里长征”逐渐演变成为人们追求真理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象征。
众所周知，1934年秋，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内线已不可能粉碎敌人“围剿”，只能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目前，大多数史著和历史学家都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称为“长征开始”，甚至称之为“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事实上，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并不是一开始就被称为“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开始时，当时的中共领导和中革军委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当时红军总部所发布的命令、训令均把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之为“突围行动”和“长途行军与战斗”，而并没有称其为“长征”。甚至为了对敌斗争的宣传需要，红军总政治部还把红军的行动称之为“反攻”。到了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给红一、三军团的电报中,又把红军的行动统称为“西进”，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西进”成为红军战略转移的代名词。
根据目前查证的文献史料，首次使用“长征”一词的是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他在1934年11月莫斯科的一次讲话中，曾把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在1934年夏季进行的战略突围行动称之为“长征”。此时，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设在上海等地的大功率电台遭敌破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已完全中断，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并不知道中央红军已开始战略大转移，他所称的“长征”是指局部红军的战略突围行动，并非是指广义上红军主力的战略大转移，而国内红军也不可能知道王明在莫斯科使用了“长征”这一概念。因此，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仍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之为“突围行动”或“西征”，并没有使用“长征”一词。（共产国际个别文件还把红军的战略转移与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为打通与东渡黄河的红军主力联系所进行的异常艰苦的两次西征作战，统统混称为“西征”。）
直到1935年6月，为迎接红军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星报》发表了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这才开始有了“长征”的初步概念。同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起草的与张国焘、陈昌浩联名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电文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最早提出了“万里长征”的概念。7月10日,《红星报》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中，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
此后，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路程的不断延长,“长征”的“万里”定语也不断增大。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窝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同年9月12日，为解决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所做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之为“二万余里长征”。然而，由于会议内容当时仅传达到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长征”一词还是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北上，攻占天险腊子口，于9月18日到达甘南哈达铺。在当地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号召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继续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他说：“经过二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一切困难！”坚持记日记的红一团团长邓华、红五团政委肖锋、少共国际师政委肖华等人在以前日记中从未用过“长征”这个词语，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便在以后的日记中使用“长征”这一新名词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使“长征”一词深深印在红军指战员的脑海里，并得到了积极传播。
同年11月5日,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向红军直属部队发表讲话时又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长征。”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明确指出，“曾经派遣了自己的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然而，由于受当时环境等客观条件限制,“长征”的概念还没有被统一使用，甚至到了1936年7月6日,任弼时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还依然称红二方面军的战略转移为“远征”。因此，把所有红军的战略转移都统称为长征，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认同和宣传过程。
1936年8月，为宣传长征，扩大红军在国内外的影响，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提议，党中央决定编辑出版《长征记》，号召所有参加过长征的同志撰写回忆文章，并于1937年2月编辑完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长征”的概念在全党全军中进一步得到认同，并在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当时的国内外进步报刊和书籍也对红军长征做了不同程度的宣传。其中，曾亲临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于1937年在英国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真实地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革命和中央红军的长征。该书于1938年被翻译成中文,以《西行漫记》为名在上海出版，在国统区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极大反响，红军长征传奇般的英雄事迹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红军“长征”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也逐渐成为红军整个战略大转移的专门词语，为国内外人士广泛接受和采用。
那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如前所述，长征中，有一些红军干部一直坚持写日记，其中肖锋的日记记述得最为完整详细，几乎一天都不少。其内容既包括每天的天气、行军路线、作战行动、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和当天的行走路程、所到地点等等。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进行了初步总结，长征的总路程就是根据这些日记的路程记载，逐一汇总计算出来的。
1935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的数字。他在吴起镇和象鼻子湾发表讲话说：“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军）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概念很快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1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明确宣布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结论，并紧接着在《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明确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论断。从此，中国革命历史上就正式有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随着毛泽东脍炙人口的《七律·长征》著名诗篇和以后的《八路军军歌》“铁流二万五千里”和《人民军队忠于党》歌中“二万五千里万水千山”的传唱，“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统计路程得到更广泛的肯定，并广为流传至今。
事实上，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仅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行程，并不是所有红军的长征路程。当年，红军各主力部队进行战略转移的起始时间、地点各不相同，行程也大不一样。据史料统计，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整整两年中，先后离开原有根据地进行长征的红军部队共有五支，他们依次分别从五个地区出发：
第一支是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于1934年7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向赣东北转战，11月进入闽浙赣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1935年1月遭敌重兵包围在环玉山失败，余部在闽浙边坚持游击战争，行程数千里；第二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保安县的吴起镇，行程达二万五千里；第三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向西转战，1935年9月18日到达陕西延川的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第四支是红二、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和轿子垭地区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兴隆镇、将台堡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第五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离开川陕苏区，由彰明、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后几经转战于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由上可以看出，红军5支长征部队总行程约六万五千里，而 “二万五千里”只是其中红一方面军的基本路程。其他红军部队有的长征路程并没有达到二万五千里，还有的红军部队又远远超过了二万五千里。如1935年8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懋功第一次会师后混编为左、右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率编入左路军的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团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又三过草地和雪山。因此，他们的长征路程实际走了三万五千里。朱德后来在《关于红军新阶段问题》的讲话中也说道：“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随着对长征的广泛宣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渐渐成为人们对红军长征约定俗成的称谓，而且把“二万五千里长征”逐渐演变成为人们追求真理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