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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长期在韩念龙部长领导下工作，耳濡目染，受益良多，此时此刻，心中不断激起对他的深切怀念。
茅台部长的茅台情
韩念龙是贵州茅台人。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外交生涯中，一直心系故乡，情结茅台。在外交活动中，他经常以茅台宴客，宾主总以茅台开题，谈兴浓浓，酒趣盎然。每当客人得知茅台产自他的故乡，宴席的气氛便顿时热烈起来，即使有严肃的重要话题要谈，也较容易取得一致，达成谅解。
韩念龙谈茅台，从不就茅台论茅台，他对茅台的评价平实准确，绝不过誉。他不在茅台的质、味和工艺等方面过多渲染，而对茅台生产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谈得详尽。最令人动情的是，他每谈茅台必然提及周恩来，对于周恩来关怀、扶植茅台赞颂不已。他讲到周恩来经常通过他了解、关心茅台酒厂的生产和发展情况，讲到周恩来欣赏、品评茅台的风雅趣闻，讲到周总理通晓中国酒文化的艺术品位和品味茅台的艺术风格，讲到周恩来亲自指示，禁止在茅台地区周围建立厂矿，严防水土空气污染，使茅台酒一直保持纯郁芳香、绵甜爽口的突出特点。他说，茅台原为贡酒和专供当地宫豪享用，红军长征途经茅台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和许多指战员喝了茅台后赞叹不已。解放后这些同志分布全国各地，使茅台声播全国，成为特级名酒。周恩来把茅台用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宴会上，用于招待外国贵宾，这才有了茅台的今天。韩念龙在为茅台酒厂作的一首诗中，也充分表达出他对故乡的深情和对周恩来的缅怀：“茅台清酌冠吾华，长征而后名益奢。榆扬最是周总理，驰誉环球曜邦家。”
韩念龙家常年备有茅台，并非专供自己喝，而是过年过节招待宾朋。他德高望重，颇具亲和力，每年春节都有许多同志登门拜年。他的夫人王珍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也有许多干部去给她贺节拜年。不管来者身份高低，也不论来人是看望谁，他都要出面，拿出茅台酒热情招待大家。大家经常谈到关于茅台的珍闻雅趣，也谈到茅台的地理人文。韩念龙经常乐此不疲地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人问，他的诗中为何用了“茅台清酌”?他说，茅台清酌为佳，更感味正醇浓，饮在口中，满嘴生香，咽甘舌爽，耐人品味。如果吃饭饮用，满口饭菜，酒味淡泊，口感大减。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难怪你每次都清酒招待大家。”也有人问，传说红军曾用茅台洗脚是否真实。他说：酒有消炎杀菌、消肿止痛之功效。红军长征时医药奇缺，在四渡赤水的战役中，不少人受伤，医生用茅台擦洗伤口消炎，促其愈合，有的腿脚挫伤扭伤，用茅台擦洗消肿。这出于特殊的需要，也是无奈，并不是红军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不惜浪费人民血汗。红军喝了茅台、用了茅台，才使茅台名声大噪。
大风大浪不动摇
韩念龙质文淳正，政治练达，从不追风逐势、有悖原则。“文革”中，“路线斗争”反反复复，恶风浊浪起伏跌宕，他始终极力保持自己的党性原则和独立人格。他对极“左”思潮影响下的群众不卑不亢，该尊重处则尊重，错误之处不顺从：对外交部领导层内的投机派、权势派，不即不离，工作上精诚合作，政治上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他对“四人帮”深恶痛绝。谢静宜在体育馆做报告提出，走后门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其用心是为打倒老干部制造舆论。大家在讨论时纷纷发表不同意见。正在热烈之时，韩念龙走进会场，有人就问：“韩部长，走后门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吗?”他不紧不慢地望望窗外说：“天要下雨。”又有人提醒：“韩部长，跟你说话呐。”他依然说：“天阴得很厉害，你们都带伞没有啊?”大家都笑了，理解他在回避，可是有谁理解那年月他心中对“四人帮”的满腹积愤和政治无奈啊?!
韩念龙对周恩来充满无限感情，把维护周恩来视为维护党的事业，把对待周恩来作为重大政治原则和是非标准。平时工作中，他经常提醒说，上呈的案子要考虑得细一些，“不要让总理太费心”。1974年，“批林批孔”时矛头直指周恩来，他极为气愤。一天，外交部食堂出现一张大字报，内有批评外交部“跟人不跟线”的提法，落款为“亚洲司部分群众”。这张大字报显然是影射外交部只跟周恩来，不跟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韩念龙把我叫去，问是什么人写的。我说，估计是几位年轻人写的。他说，光年轻人不会有这样的思想，也不了解情况。我又谈了分析的情况和可能的指使者。他微微点了点头，有几分激愤地说：“在外交部，紧跟周总理就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之，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紧跟周总理。综观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历史，周总理始终和毛主席肩并肩，辅佐毛主席领导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在几次紧要关头，是周总理起了关键、甚至决定性作用，包括在遵义会议上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稍停一下，他又说：“周总理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坚决捍卫者。他们(指林彪、‘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是‘清君侧’，是想架空毛主席。”这怒气之中满含着他对林彪、“四人帮”的深恶痛绝，也充满对周恩来的深深敬仰。
以关爱干部为本
韩念龙对干部非常亲切、关心。1965年10月的一个晚上，我送一份特急文件到他家，请他审批。他逐字斟酌签批后，见我是个新同志，就说：“你们很忙，有急件可让机要交通送。”他把我送至大门口，关心地说：“天凉了，多穿点，别感冒。”深秋的夜晚，凉气袭人，但他的话使我心里暖融融的。印尼“九三〇”事件发生后，韩念龙一度住在办公室里，晚上睡在行军床上，以便随时处理特别紧急的案件。他自己休息不好，但几乎每次我去给他送待批文件，都关照说：“你们很累，要注意生活和休息。”他对青年人特别关爱。中、印尼交恶后，双方展开了“照会战”，领导让我草拟照会，以便学习和锻炼。韩念龙鼓励说：“青年人要努力学习，尽快熟悉业务，增长才干，适应工作。”在印尼驻华大使查禾多向韩念龙递交一份抗议照会时，双方声色严厉地代表各自政府立场交涉完毕后，查禾多一收严肃态度，透露了他要辞去大使职务，留在中国专任亚非作协书记的打算。我当时在场作记录。客人一走，韩念龙严肃地嘱咐我：“此事不能外泄。”这是他随时教导青年人的典型一例，也是他直接为我上的第一堂保密课。
韩念龙常抽空下到他主管的司、处走走，也常找些干部聊聊。我因兼做亚洲司的支部工作，常被他叫去，问问各方面的情况。有一次，他问我同志们的住房情况，并指着案头的一摞信说：“都是要房子的。”我问他怎么处理这么多信，他说：“同志们都很克己，不是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会给我写信。我准备批给行政司，请他们认真研究考虑。”我对于他如此理解和关心干部，非常感动。还有一次，一位同志抱病 出国工作，路上病情加重，抵达后不幸去世。韩念龙看到有关电报后将我叫去，把电报向我面前一推，沉重地说：“看到没有?一个同志有病，你们为什么还让走啊?”听了批评，我申诉道：“她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去她家阻止过，没有想到会出意外，怪我劝阻不力。”他说：“你们劝阻不住，可以给我打电话嘛!”他知道该同志去的国家不属于我的主管地区时，又把主管处长找来。这位处长申辩说：“她不属于我们处，是新闻司的干部。”韩念龙有点生气，提高了声音说：“都是党的干部嘛。”过了几天，驻西德大使张彤因罗瑞卿去访问要急返使馆，我和几位同志去看望他时，知他心脏不适正派人去买氧气袋。我们极力劝阻，担心无效，就直接报告了韩念龙。他立即拨通电话，以命令的口气不让张彤大使走，甚至几乎厉声说：“我们有过这种教训!”
第二亚洲司副司长朱青的父亲朱少屏，抗日战争时期在当时的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任领事。日本侵略者占领马尼拉后，无视外交公约，把朱少屏等8位外交官员抓起来，逼迫他们宣布效忠汪伪政府，替日本侵略者向当地华侨募捐钱款，并把中国“国民政府”在美国印刷的、经马尼拉转运中国的大量法币交给日本。朱少屏等人严词拒绝，至死不屈，遭到野蛮杀害。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爱国至上、不屈外辱、壮烈殉国的典型事件。朱青参加革命几十年，个人因私出国是不可能的，一直没有机会赴马尼拉扫墓祭灵。1981年，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菲律宾，韩念龙让朱青随团工作，顺便让使馆安排她去为父亲扫墓。这一关怀干部的人性化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私议，说菲律宾归“一亚”管，怎么让“二亚”的人随团出访，一定是走了韩念龙的“后门”。韩念龙耳闻后，把我叫去说：“朱青的父亲是民族烈士，为了祖国的尊严和利益，献出了生命。给朱青一个机会去扫扫墓，对逝者生者都是应该的。”他的语气很平和，显得很耐心。我解释道，有人主要是对她本人提这种要求有微词。韩念龙继续说：“本应领导上早考虑到，她本人提出是对领导的提醒，不然又会错过一个机会。”他还说，在严酷的战争岁月，在急行军中，战士路过家乡，只要情况允许，还要放他回家与亲人照上一面。我回司谈到此事，大家都说韩念龙对干部关心得细，工作做得细。
韩念龙对领导干部要求特别严格，展示出他关心教育干部的另一面。1981年，我国政府领导人访问东南亚某国，使馆翻译将一个重要的文件袋忘在会谈场所，后被对方发现送回。这使文件长时间失控，无疑对我方的会谈底牌造成可能的失密。极为错误的是大使不让报告国内，掩盖错误达半年之久。韩念龙知道后，非常恼火，立即把曾任该使馆政务参赞的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叫来，亲自调查核实，并给大使记过处分。该国属我的主管范围，他还曾半是疑问、半是责备地问我：“你就真的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给予我们深刻的保密教育和组织纪律性教育。
对待一般干部，韩念龙非常宽容。1967年10月后，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处于关键阶段，围绕“批极左，抓坏人”运动，两派群众的斗争白热化。这期间，尼泊尔王储访华，第一亚洲司拟派一位“极左思潮头面人物”参加接待。一部分还有“派性”和“极左思潮”残余的群众，极力支持。我当时作为领导运动的“司联委”负责人，和大部分积极批判“极左思潮”的群众坚决反对，以防增加“批极左”的阻力。双方僵持不下，司领导左右为难，报请韩念龙决定。韩念龙亲自给我打电话，以商量的口气说：“刘一斌同志，我看可以吧(指让该同志参加接待)，相信他会顾全大局、内外有别的，也不会对总理不恭。”我当时“年少气盛”，又受“文革”错误思潮的影响，口气生硬地断然拒绝了韩念龙耐心说服的意见，一味强调该同志有“严重的”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思潮，难免他在周恩来面前有“出言不逊”或“情绪过激”。接着，我和另一同志联名，写信给周恩来，用最快捷的方式送到总理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的秘书钱嘉栋打电话，向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可以参加接待，做后台工作。”周恩来的指示和韩念龙的意见虽做法有别，但精神一致，即正确对待犯了错误的群众。有些领导干部对“文革”中冲击过自己的群众心怀成见，甚至“嫉恶如仇”，暗自报复者有之，韩念龙却表现得胸怀博大，爱护有加。这件事一直深深地教育着我。
茅台部长的茅台情
韩念龙是贵州茅台人。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外交生涯中，一直心系故乡，情结茅台。在外交活动中，他经常以茅台宴客，宾主总以茅台开题，谈兴浓浓，酒趣盎然。每当客人得知茅台产自他的故乡，宴席的气氛便顿时热烈起来，即使有严肃的重要话题要谈，也较容易取得一致，达成谅解。
韩念龙谈茅台，从不就茅台论茅台，他对茅台的评价平实准确，绝不过誉。他不在茅台的质、味和工艺等方面过多渲染，而对茅台生产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谈得详尽。最令人动情的是，他每谈茅台必然提及周恩来，对于周恩来关怀、扶植茅台赞颂不已。他讲到周恩来经常通过他了解、关心茅台酒厂的生产和发展情况，讲到周恩来欣赏、品评茅台的风雅趣闻，讲到周总理通晓中国酒文化的艺术品位和品味茅台的艺术风格，讲到周恩来亲自指示，禁止在茅台地区周围建立厂矿，严防水土空气污染，使茅台酒一直保持纯郁芳香、绵甜爽口的突出特点。他说，茅台原为贡酒和专供当地宫豪享用，红军长征途经茅台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和许多指战员喝了茅台后赞叹不已。解放后这些同志分布全国各地，使茅台声播全国，成为特级名酒。周恩来把茅台用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宴会上，用于招待外国贵宾，这才有了茅台的今天。韩念龙在为茅台酒厂作的一首诗中，也充分表达出他对故乡的深情和对周恩来的缅怀：“茅台清酌冠吾华，长征而后名益奢。榆扬最是周总理，驰誉环球曜邦家。”
韩念龙家常年备有茅台，并非专供自己喝，而是过年过节招待宾朋。他德高望重，颇具亲和力，每年春节都有许多同志登门拜年。他的夫人王珍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也有许多干部去给她贺节拜年。不管来者身份高低，也不论来人是看望谁，他都要出面，拿出茅台酒热情招待大家。大家经常谈到关于茅台的珍闻雅趣，也谈到茅台的地理人文。韩念龙经常乐此不疲地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人问，他的诗中为何用了“茅台清酌”?他说，茅台清酌为佳，更感味正醇浓，饮在口中，满嘴生香，咽甘舌爽，耐人品味。如果吃饭饮用，满口饭菜，酒味淡泊，口感大减。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难怪你每次都清酒招待大家。”也有人问，传说红军曾用茅台洗脚是否真实。他说：酒有消炎杀菌、消肿止痛之功效。红军长征时医药奇缺，在四渡赤水的战役中，不少人受伤，医生用茅台擦洗伤口消炎，促其愈合，有的腿脚挫伤扭伤，用茅台擦洗消肿。这出于特殊的需要，也是无奈，并不是红军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不惜浪费人民血汗。红军喝了茅台、用了茅台，才使茅台名声大噪。
大风大浪不动摇
韩念龙质文淳正，政治练达，从不追风逐势、有悖原则。“文革”中，“路线斗争”反反复复，恶风浊浪起伏跌宕，他始终极力保持自己的党性原则和独立人格。他对极“左”思潮影响下的群众不卑不亢，该尊重处则尊重，错误之处不顺从：对外交部领导层内的投机派、权势派，不即不离，工作上精诚合作，政治上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他对“四人帮”深恶痛绝。谢静宜在体育馆做报告提出，走后门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其用心是为打倒老干部制造舆论。大家在讨论时纷纷发表不同意见。正在热烈之时，韩念龙走进会场，有人就问：“韩部长，走后门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吗?”他不紧不慢地望望窗外说：“天要下雨。”又有人提醒：“韩部长，跟你说话呐。”他依然说：“天阴得很厉害，你们都带伞没有啊?”大家都笑了，理解他在回避，可是有谁理解那年月他心中对“四人帮”的满腹积愤和政治无奈啊?!
韩念龙对周恩来充满无限感情，把维护周恩来视为维护党的事业，把对待周恩来作为重大政治原则和是非标准。平时工作中，他经常提醒说，上呈的案子要考虑得细一些，“不要让总理太费心”。1974年，“批林批孔”时矛头直指周恩来，他极为气愤。一天，外交部食堂出现一张大字报，内有批评外交部“跟人不跟线”的提法，落款为“亚洲司部分群众”。这张大字报显然是影射外交部只跟周恩来，不跟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韩念龙把我叫去，问是什么人写的。我说，估计是几位年轻人写的。他说，光年轻人不会有这样的思想，也不了解情况。我又谈了分析的情况和可能的指使者。他微微点了点头，有几分激愤地说：“在外交部，紧跟周总理就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之，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紧跟周总理。综观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历史，周总理始终和毛主席肩并肩，辅佐毛主席领导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在几次紧要关头，是周总理起了关键、甚至决定性作用，包括在遵义会议上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稍停一下，他又说：“周总理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坚决捍卫者。他们(指林彪、‘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是‘清君侧’，是想架空毛主席。”这怒气之中满含着他对林彪、“四人帮”的深恶痛绝，也充满对周恩来的深深敬仰。
以关爱干部为本
韩念龙对干部非常亲切、关心。1965年10月的一个晚上，我送一份特急文件到他家，请他审批。他逐字斟酌签批后，见我是个新同志，就说：“你们很忙，有急件可让机要交通送。”他把我送至大门口，关心地说：“天凉了，多穿点，别感冒。”深秋的夜晚，凉气袭人，但他的话使我心里暖融融的。印尼“九三〇”事件发生后，韩念龙一度住在办公室里，晚上睡在行军床上，以便随时处理特别紧急的案件。他自己休息不好，但几乎每次我去给他送待批文件，都关照说：“你们很累，要注意生活和休息。”他对青年人特别关爱。中、印尼交恶后，双方展开了“照会战”，领导让我草拟照会，以便学习和锻炼。韩念龙鼓励说：“青年人要努力学习，尽快熟悉业务，增长才干，适应工作。”在印尼驻华大使查禾多向韩念龙递交一份抗议照会时，双方声色严厉地代表各自政府立场交涉完毕后，查禾多一收严肃态度，透露了他要辞去大使职务，留在中国专任亚非作协书记的打算。我当时在场作记录。客人一走，韩念龙严肃地嘱咐我：“此事不能外泄。”这是他随时教导青年人的典型一例，也是他直接为我上的第一堂保密课。
韩念龙常抽空下到他主管的司、处走走，也常找些干部聊聊。我因兼做亚洲司的支部工作，常被他叫去，问问各方面的情况。有一次，他问我同志们的住房情况，并指着案头的一摞信说：“都是要房子的。”我问他怎么处理这么多信，他说：“同志们都很克己，不是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会给我写信。我准备批给行政司，请他们认真研究考虑。”我对于他如此理解和关心干部，非常感动。还有一次，一位同志抱病 出国工作，路上病情加重，抵达后不幸去世。韩念龙看到有关电报后将我叫去，把电报向我面前一推，沉重地说：“看到没有?一个同志有病，你们为什么还让走啊?”听了批评，我申诉道：“她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去她家阻止过，没有想到会出意外，怪我劝阻不力。”他说：“你们劝阻不住，可以给我打电话嘛!”他知道该同志去的国家不属于我的主管地区时，又把主管处长找来。这位处长申辩说：“她不属于我们处，是新闻司的干部。”韩念龙有点生气，提高了声音说：“都是党的干部嘛。”过了几天，驻西德大使张彤因罗瑞卿去访问要急返使馆，我和几位同志去看望他时，知他心脏不适正派人去买氧气袋。我们极力劝阻，担心无效，就直接报告了韩念龙。他立即拨通电话，以命令的口气不让张彤大使走，甚至几乎厉声说：“我们有过这种教训!”
第二亚洲司副司长朱青的父亲朱少屏，抗日战争时期在当时的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任领事。日本侵略者占领马尼拉后，无视外交公约，把朱少屏等8位外交官员抓起来，逼迫他们宣布效忠汪伪政府，替日本侵略者向当地华侨募捐钱款，并把中国“国民政府”在美国印刷的、经马尼拉转运中国的大量法币交给日本。朱少屏等人严词拒绝，至死不屈，遭到野蛮杀害。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爱国至上、不屈外辱、壮烈殉国的典型事件。朱青参加革命几十年，个人因私出国是不可能的，一直没有机会赴马尼拉扫墓祭灵。1981年，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菲律宾，韩念龙让朱青随团工作，顺便让使馆安排她去为父亲扫墓。这一关怀干部的人性化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私议，说菲律宾归“一亚”管，怎么让“二亚”的人随团出访，一定是走了韩念龙的“后门”。韩念龙耳闻后，把我叫去说：“朱青的父亲是民族烈士，为了祖国的尊严和利益，献出了生命。给朱青一个机会去扫扫墓，对逝者生者都是应该的。”他的语气很平和，显得很耐心。我解释道，有人主要是对她本人提这种要求有微词。韩念龙继续说：“本应领导上早考虑到，她本人提出是对领导的提醒，不然又会错过一个机会。”他还说，在严酷的战争岁月，在急行军中，战士路过家乡，只要情况允许，还要放他回家与亲人照上一面。我回司谈到此事，大家都说韩念龙对干部关心得细，工作做得细。
韩念龙对领导干部要求特别严格，展示出他关心教育干部的另一面。1981年，我国政府领导人访问东南亚某国，使馆翻译将一个重要的文件袋忘在会谈场所，后被对方发现送回。这使文件长时间失控，无疑对我方的会谈底牌造成可能的失密。极为错误的是大使不让报告国内，掩盖错误达半年之久。韩念龙知道后，非常恼火，立即把曾任该使馆政务参赞的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叫来，亲自调查核实，并给大使记过处分。该国属我的主管范围，他还曾半是疑问、半是责备地问我：“你就真的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给予我们深刻的保密教育和组织纪律性教育。
对待一般干部，韩念龙非常宽容。1967年10月后，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处于关键阶段，围绕“批极左，抓坏人”运动，两派群众的斗争白热化。这期间，尼泊尔王储访华，第一亚洲司拟派一位“极左思潮头面人物”参加接待。一部分还有“派性”和“极左思潮”残余的群众，极力支持。我当时作为领导运动的“司联委”负责人，和大部分积极批判“极左思潮”的群众坚决反对，以防增加“批极左”的阻力。双方僵持不下，司领导左右为难，报请韩念龙决定。韩念龙亲自给我打电话，以商量的口气说：“刘一斌同志，我看可以吧(指让该同志参加接待)，相信他会顾全大局、内外有别的，也不会对总理不恭。”我当时“年少气盛”，又受“文革”错误思潮的影响，口气生硬地断然拒绝了韩念龙耐心说服的意见，一味强调该同志有“严重的”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思潮，难免他在周恩来面前有“出言不逊”或“情绪过激”。接着，我和另一同志联名，写信给周恩来，用最快捷的方式送到总理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的秘书钱嘉栋打电话，向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可以参加接待，做后台工作。”周恩来的指示和韩念龙的意见虽做法有别，但精神一致，即正确对待犯了错误的群众。有些领导干部对“文革”中冲击过自己的群众心怀成见，甚至“嫉恶如仇”，暗自报复者有之，韩念龙却表现得胸怀博大，爱护有加。这件事一直深深地教育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