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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艺术节是一种文化建设模式
其实，欧洲艺术节向来就有着青睐小城镇的传统。在早期欧洲，皇室贵族因为惧怕大都市的闷热，纷纷在市郊小镇建立避暑的度假别墅，他们通常会邀请艺术家到乡间进行表演，这逐渐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也正是现在小镇艺术节的前身。而现在，则是欧洲各国政府为了均衡区域发展，更多的把艺术资助倾斜于小城市。比如从1982年开始创办的比利时圣吉兰国际艺术节是欧洲大陆主要的国际艺术节之一，一个人口不满六千人的小镇来举办世界性的民间艺术节，经费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第一笔来自每年市政府列入计划的经费预算，这笔老百姓纳税的钱主要用于组委会的日常工作支出；第二笔来自各种基金会和企业的资助；第三笔是票房收入。组委会与演出剧场签定合同，统一票价，分工合作，合理分成。
而朱家角水乡音乐节并不是政府主办的，音乐节三年发展的资金来源几乎全部是民间文化艺术机构——上海正午文化艺术中心的自我筹集，政府方面的扶持资金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发起者之一、上海正午文化艺术中心理事长张熹在谈及此事时说：“举行国际性的大型公益文化节日活动是我们一直的理想，为朱家角以及上海民众打造每年一次的‘上海世界音乐节’品牌节目是我们的愿望。虽然现实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至少我们还在实现理想的路上前进着。”
“经济上的困难比较突出：作为古镇，因为场地的限制，无法进行超大规模的舞台演出，所以就无法依靠演出票务来解决资金问题；而音乐节一直坚持公益性，所以之前的三届包括本届，我们都采取免费派发门票的形式，所以也没有售票收入；加之朱家角的地理位置、政策环境、演出规模局限等问题，大型知名企业对音乐节的赞助意愿都不高。市场化的障碍我们很难突破，但作为一个大型的公益活动，我们连续四年申请上海文化基金都不成功，这也是我们比较困惑的方面。”张熹说。
作为上海成立最早、也是国内首家地区性文化类基金组织，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有上海艺术博览会等多个大型艺术活动，举办过多项大型专题学术研讨活动，并拨出专款，设立了“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上海文学艺术奖”、“上海市中、长篇优秀小说创作奖”等标志性常设奖项。对于张熹的困惑，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项目资助评审办公室主任唐静恺说，基金会其实一直在关注这一类个人的、民营的申请者以及群众文化活动项目的申请需求的，近年来已经对相应的政策做出了多项调整，把最初“主要针对系统和行业内国有文艺院团”的文化项目资助, 从2004年扩大为“只要持有上海市户口、居住证的中国公民或持有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及在上海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可以向基金会提出申请项目资助”，到了2009年更是进一步放宽申报条件，首次“允许定向为上海创作的外省市公民或外籍人员”申报项目，申请资助。唐静恺说：“现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已经打开门户，希望能吸引更多有作为的作家、艺术家，多出作品，为繁荣上海的文艺创作添砖加瓦。”但为了让更多的艺术家和艺术项目更公平地得到资助，基金会对不同类别的活动项目采取不同的资助标准和额度，比如对具有连续性的品牌活动项目，暂时取消了一次申报、几年有效的“绿色通道”办法；比如对那些本该属于申报单位工作范畴内的一般性的研讨类、纪念类活动项目，将从严控制；而对群众文化活动项目，考虑到它与区（县）、系统、基层关系紧密的特点，采取“坚持市、区（县）或相关系统联动，突出重点”的资助原则，强调要赢得区（县）和社会各方对群众文化的支持。
而青浦区政府对音乐节的支持，用张熹的话来说，是一个从“旁观”到“协管”到“参与”到“组织”的过程，今年的音乐节办到第四年了，政府不光出借了公共的场地、调配了足够的警力协助管理，还将“朱家角水乡音乐节”作为青浦区的重点文化项目上报到市里， 成为了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节中节”，这一切种种，让他终于有了“有人并肩作战”的感觉，这很大程度上给了他把音乐节坚持下去的动力。
对于这样一个良性的转变，青浦区委宣传部的孙萍部长说：“我们政府部门一向重视文化发展，我们要求自己一定要在其中起一个主导、引领和评估的作用。正午文化艺术中心的水乡音乐节第一年来的时候，是独立的活动，我们也只能根据申报的材料去了解它；但一旦它成功有序地举办了一届之后，我们就对它从平面到立体都有了直观的了解。到后来它就是我们艺术节的一部分了——我们区每年10月有自己的青浦淀山湖水乡艺术节，是政府的文化主打品牌——第三年的时候，经过三届评估，我们给正午文化艺术中心的水乡音乐节在全区评了实践创新奖。今年到了第四年，我们已经把正午文化艺术中心作为世博的先进集体报上去了。即使是民营，只要是符合本区文化发展需要的，我们肯定不会让它放任自流。我们区的文化发展一向由政府和企业并行推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体制机制了。”孙萍部长还表示，区政府对音乐节的支持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音乐节本身正好符合了区政府借艺术节提升朱家角文化建设的规划。在欧洲，小地方办艺术节早就成为一种文化建设的模式，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对打开承办地知名度、创出品牌、吸引更多游客、带动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欧洲，人们将那些拥有与众不同节庆活动的城市视为‘欧洲文化之都’。每年会有几座城市被选定为年度欧洲文化之都，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这些城市会举办各种活动，向世界大力推广他们的文化，并成为吸引人的旅游胜地。”前欧洲艺术节联盟秘书长雨果·戈里夫也做过类似的总结：“在文化理念方面，艺术节除了本身能够促进艺术文化交流外，还具备一个无与伦比的作用，即能描绘、提升并增强城市和地区的文化氛围，该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受到极大关注和认同。大规模、长期的地区艺术节，的确会产生很多间接的积极影响，进而改变地区的文化氛围。”描绘、提升、增强朱家角的文化氛围，这正是青浦区政府所追求的，孙萍部长说：“开发旅游的道路走了一二十年，包括朱家角在内的几个‘江南古镇’不约而同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需要，大家也都进行了不同的尝试。比如周庄引入高科技产业，提出‘古镇新城融合发展，基地园区双轮驱动’；乌镇开发新景点，观光业向休闲产业转变；而作为上海的‘江南第一古镇’朱家角，我们诉诸的是‘人文’二字。这几年来，我们的开发公司购下两百多套老宅，不遗余力地吸引艺术家入住、采风，既办前卫的水乡音乐节，也演出活化石般的昆曲《牡丹亭》。我们希望来朱家角旅游的游客，除了看河看桥，除了吃粽子吃扎肉，除了接触到这些所有的‘江南古镇’的旅游业都具备的同质元素，还能接触到我们朱家角独特的异质元素——朱家角文化。”
孙萍部长口中的“开发公司”，就是她强调的“区政府与企业并行推动青浦文化发展”的那个“企业”，叫做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企业为何会如此积极地参与到文化建设中去，也许我们听完它的董事长——同时也曾是朱家角镇的老镇长——鲁千林对文化建设的见解，会得到一些启发。他说：“在现代社会，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日益融为一体，文化要素才是现代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过去的朱家角是跟在后面学周庄的，结果，一味地发展单纯的水乡旅游业和死板地强调古镇古文化导致了江南几个水乡古镇的同质化困境，游客来了也多有抱怨，觉得几个水乡看起来都一样，连卖的旅游纪念品都一样——当然一样，都不是本土的手工艺品了。”于是2004年的时候开发公司的领导班子就和政府规划的领导班子一起琢磨，是不是应该在规划和发展的前景上赋予朱家角不一样的东西，当时他们请了专家学者一起对本地的资源做了归纳和研究，最后得出朱家角以后要走“不一样的路”，这就是文化之路。鲁千林说：“作为开发公司，我今天在这里讲文化，完全不是附庸风雅，因为我们知道，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早已是密不可分的了。经济建设的成功可能带来文化建设上的便利，另一个方面来说，文化建设的成功也可能带来经济建设上的便利，甚至可以说文化可能先于经济，从而起到促进并引导经济建设的作用。现在的大趋向是，只有具有文化含量、文化品位、文化个性、不仅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要、而且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产品，才能在产品竞争中胜出，旅游产品也一样。”其实又何止是旅游业，文化优势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日益重要的环境优势。在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文化底蕴、文化氛围和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重要的软环境。文化软环境越好，越有利于产业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够在经济全球化中把握主动，占据有利地位。一个文化落后或有文化缺陷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很难提高，即使获得一时的增长，也难以为继。总之，文化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提高经济质量的重要力量。
青浦区文广局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曹伟明则从文化继承和发扬的角度为我们解析了区政府与正午文化艺术中心互动的意义，他说：“在我们谈论政府为什么支持水乡音乐节之前，也许应该先谈谈水乡音乐节为什么找到朱家角。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一种‘文化生态’的吸引。因为朱家角有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浦田歌，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根基，吸引来了音乐节这样的文化项目。当然，这其中我们也很积极地和主办方正午文化艺术中心在互动——这又涉及到一个‘文化自觉’了。”曹伟明认为，文化资源是一种动态的资源，时间、空间、地域和人类政治、经济的种种活动，都可以增扩它的总量、项目、范畴，并增加其在历史、生态、美学、文学艺术、游览观赏和经济方面的种种价值。因此，它是一种需要通过人类管理、保护、培植、扩展的资源。它的利用有赖于社会经济系统的有效运行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朱家角乃至青浦来说，学习和借鉴并吸收国外文化，接受上海城市的文化辐射，开展中外文化的交流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途径。政府构建的发展前景，是让文化时尚趋近都市化，让文化审美趋近现代化，让新的古镇文化既具有流动的、灵性的水乡特点，形成非都市化的文化格局，又有都市文化的现代气息，充满着新意与生机。 而音乐节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交流的最好载体。“天南与地北，传统与现代，音乐节的文化结构体现的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格局，这是一种健康的格局。”在张熹提到的资金问题上，曹伟明的见解是：“这几年我们吸引了100多个文化名人在朱家角留下作品甚至落脚，也包括音乐节这样的文化项目，在进行这些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有意识地保持个人、企业、政府都在一种互动状态。我觉得搞文化全部由政府包办，可能会存在活力问题。所以包括引进谭盾的水乐堂文化项目，我们也只是提供给他场所，其它由他自己去搞。文化既要保护也要传承，更要创新，只有创新才会使文化保持持久的生命力。”
水乐堂改建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实践
曹局长提到的“水乐堂”，就是著名美籍华裔作曲家谭盾历时三年创建的，一个“融合了环保的理念、水乡的文化和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的视觉音乐空间。今年国庆期间，《水乐堂·天顶上的一滴水》在朱家角漕港河畔上演，与几乎同时举办的朱家角水乡音乐节携手，为来到古镇的游客带去了不一样的听觉体验；谭盾自己作为“世博文化大使”，更表示把表演的成功作为厚礼，献给2010上海世博会和第12届上海国际艺术节。
古宅为琴，流水作弦，把音乐当建筑看，把建筑当音乐听——这就是《水乐堂·天顶上的一滴水》的创意。而所谓以建筑为乐器，就是在朱家角漕港河北岸利用一座江南古民宅改造成水乐堂：古宅的外观保留了江南民居的特色，内部则完全拆除隔断，引水入室，梁、柱都用钢板改装，确立了一个全新的建筑音乐理念。演出从“钢铁摇滚”开始，敲击水乐堂的钢梁和铁梯，引出彼岸圆津禅院的禅颂，接着弦乐四重奏奏出巴赫，由水乐堂的水面地板发出的“水摇滚”回应……据“水乐堂”的主设计师、来自日本矶崎新工作室的首席设计师胡倩小姐和高桥邦明先生说，他们的设计灵感来自于谭盾对音乐空间的一个梦想：把古镇衰败的老宅改造成一个21世纪艺术多功能空间，对古镇进行保护的同时，让古镇获得新貌。三年前，谭盾在德国包豪斯(Bauhaus)文化之都杜塞尔多夫市获得最高艺术成就“市长奖”，当市长邀请谭盾在一片工业废墟上建成的艺术区里举行音乐会时，谭盾从德国包豪斯风格中得到启发，提出在上海青浦朱家角尝试“Minhaus”的概念。“Bauhaus”一词由德国著名建筑师罗庇乌斯提出，设计风格强调简洁和线条分明，并常常变废为新，对现代设计影响深远；而谭盾提出的“Minhaus”中的“Min”也并不局限于中国明代或民国的古建筑，它泛指中国各年代的老房子。目前，中国每个城市和乡村中都还隐埋着很多岌岌可危的古建筑，在谭盾眼中，成功改建“水乐堂”就是对如何保护中国老房子的一个创造性的尝试。“明豪斯”与“包豪斯”对应相承，熔东、西和新、旧为一体，在保持古代建筑风格的基础上让它具有为公共服务的职能，如教育、展览、艺术展演的功能。水乐堂的建设和改造就是这一理念的一次实践，将老房子改造成艺术空间，使古老的建筑重获新生。对此谭盾说：“我的‘建筑音乐’灵感来源于上海水乡朱家角的人情、水景和古老的圆津禅院对我的影响。我首先要感谢青浦区人民政府，是他们邀我来这里采风，看江南水乡老宅，听水上人间。我深深地被这里的一切感动，决定把对老民居建筑的传承，及对古老音乐文化的抢救融到一个‘建筑音乐’的创作中去。”
谭盾感谢青浦区政府的邀请，区政府则更感谢谭盾的创意和启发，很显然，“水乐堂”的改造创意足以成为古镇民宅改造的范本。古镇原有的建筑物，因其建筑体量、构造方式、尤其是居住功能的改变，传统的集会场所，如集市、寺庙等都已逐渐失去原有的功能，绝大部分的江南古镇已沦为小吃一条街或旅游购物一条街，仅有的一些民宅民风展示馆也是低层次的复制和重复。水乐堂的出现，改变了古镇的夜景，重新定义了集会场所，从音乐、建筑的角度探索出了一条提升古镇文化品位的思路——将老房子改造成艺术空间，使古老的建筑重新焕发光彩。而这灵光乍现之下收获的当然不仅仅是老房子的第二春，更重要的是，它让古镇的规划者们看清了一门全新的产业模式的可行性：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看重的是文化的事业属性，即它的非赢利性、公益性和文化的纯粹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眼界的开阔，人们逐渐意识到，文化其实也有它的产业属性，而且文化的产业属性是可以与文化的事业属性和谐共存并共同发展的。文化双重属性的和谐共生又能够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在近些年开始鼓励和促进文化的产业化，文化产业化的核心就是鼓励文化创意，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国家统计局也在2004年首次对中国的文化产业进行了明确的细分，从政策给予了文化产业以合法身份。从此，国人对文化的认识有了巨大的改变，文化不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而成为兼具精神与物质属性的东西，在“好莱坞”、“迪斯尼”的样本示范效应下，文化被赋予了“产业”的内核，文化的定位、文化的价值、文化的形式被大大拓宽与提升了。
那么，什么是创意产业呢？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源于创意产业这一创新理念的发现和发明。创意产业、创意经济（creative Industry Creative Economy）或译“创造性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可能在10年前，世界上还没有几个国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在当代信息社会里，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命运会这样紧密地联系甚至取决于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形式的创意能力，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在当今世界，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人力资本的价值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在今天，这已成为一个基本的事实和发展趋势：文化创意理念的隆重而强有力的推出；文化创意产业实践的全球蜂起和文化创意阶层的茁壮崛起。因此，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当代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准确把握世界产业发展的动向，对于作为世界制造业加工业大国从制造型向创意型发展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个概念的讨论也许过于宏大因而显得空泛，那么我们不妨把视线收回到小镇朱家角。2000年的“江南古镇旅游业”发展为什么遭遇瓶颈，很大的因素就是周边的水乡小镇都一窝蜂地复制着“古镇民俗”的样本，而粽子、扎肉甚至批发来的“手工艺品”也因为其文化附加值不高，创新价值几乎不存在，遂面临着“可以迅速被复制”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可以迅速被取代”；而经历了这几年的文化建设之后，朱家角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与青浦田歌千里唱和的水乡音乐节，把古今中外的音乐元素与古民宅建筑精妙融合的水乐堂，用全国百余位名家的油画雕塑作品来反映青浦古民俗的朱家角人文艺术馆……这些都凝聚了规划者、艺术家和古镇原驻民的智慧和心血，都是不可复制的文化财产，它们用附加在它们身上的创意价值，让朱家角可以从一众的江南古镇中脱身而出，这就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现实价值。正如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在朱家角人文艺术馆开馆仪式上的致辞所言：朱家角正在因为多个国际化的文化项目而声名远扬，受到很多中外来宾的青睐。“这一处小桥流水人家已不是过去的枯藤老树昏鸦，它已经是一个别有风味的江南好地方了。”陈东副部长风趣说道，“艺术上这就叫‘这一个’，虽然江南别的地方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水乡，但是青浦朱家角就是‘这一个’。”
因小见大，上海的创意产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获得了快速发展，推动了一批创意型行业的起飞，建立了一批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创意产业园区，聚集了一批具有创造力的优秀创意人才。这些年上海大力开展国际的电影节、电视节、音乐节、艺术节、各类设计展，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创意产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一定的创意设计方面的集聚效应。另外，上海开发改造和利用了100余处老上海工业建筑，对老厂房、老仓库进行了改建，形成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创意工作园区，比如泰康路视觉创意设计基地、昌平路新型广告动漫影视图片生产基地、杨浦区滨江创意产业园、“八号桥”时尚设计产业谷和天山路上海时尚产业园等，闯出了创意产业与城市改造的新路。
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基础，有着良好的势头，但仍然存在着众多的困难与问题。目前我国创意产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全社会必须加强和提高对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前沿性和未来发展态势的理解、认识与认同，特别是各级决策层。还是说回朱家角，虽然张熹是从古都西安被上海开放的文化生态吸引而来的，虽然已经连续四年成功举办了水乡音乐节，但他仍然对音乐节的前景存有忧虑：比如，国家目前尚缺乏一套系统、可行的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政策，目前为止，申报减免税的手续复杂且范围较窄，只有与项基金组织可享有与项减免税发票，其他公益性组织还享受不到优惠政策。比如，政府对企业赞助有诸多限制，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对文化创意项目的赞助动力；比如，政府目前缺乏对公益文化活动和公益文化项目特许的相关手续和政策，审批程序过于复杂，缺乏透明性……这些政策相关的种种，不是光靠一家民间机构或者一区政府班子对文化充满热情就可以解决的。创意产业是一个全球产业发展中后发的新兴产业，其理念与传统的制造业发展理念、思维路径和管理经验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各级决策层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学习和掌握世界各国创意产业发展的理论、战略、方法和措施，并结合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实践，实事求是地开拓跨越式发展的新途径。
国家文化建设既需要民力亦要助力民力
困难和问题的存在，有时恰恰会转变成一种正面的助力，当青浦区委宣传部的孙萍部长把张熹和他的朱家角水乡音乐节推荐到市里参与世博先进文化项目评选的时候，当张熹在台上做项目自述忍不住谈及音乐节发展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们恐怕都不会想到，他们的文化理想、创意实践和对理想的坚持已经感动了台下的一位评委，他就是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蒯大申。蒯大申对记者说：“从‘朱家角水乡音乐节’这个案例，从策划、运作这个艺术节的非盈利组织正午文化艺术中心和这群年轻人（艺术家、艺术爱好者、志愿者）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发育，看到了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巨大空间。”是的，如果上海有更多这样的艺术家、创意工作者、文化组织、文化企业、非盈利机构来热情参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文化活动，那么对上海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拓展上海文化建设的整体格局也会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这也正是党的十七大所要求的“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蒯大申说：“在我看来，‘朱家角水乡音乐节’这个案例的意义是使人们看到，民间蕴藏着文化建设的充沛活力和宝贵积极性。关键在于，我们的各级政府有没有制订鼓励、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政策，有没有营造有利于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制度环境，使我们的文化建设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共同参与的事业。”于是，蒯大申将这个案例作为上海文化建设的典型案例，多次在相关的研讨会上提出，包括上海市委举行的常委学习会，于是主持会议的市委书记俞正声随后即在关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振兴上海文化产业”的讲话中指出，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进入上海文化产业，吸引各地的文化资源和优秀的文化人才汇聚上海。俞书记说：“‘十二五’发展期间，上海的公益性文化服务要继续保持领先，这是个硬指标。所以我们要帮助、支持社会群众组织，把文化活动与社会群众组织结合起来，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发挥文化的凝聚力和团结力。”而一向对文化建设十分关注的陈东副部长也在参加了朱家角水乡音乐节的开幕式之后表示，积极组织动员社会力量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发展文化事业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发展方向，她非常赞同青浦区政府在政策、推广、资金等方面给予上海朱家角水乡音乐节的支持：“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不能简单的以GDP数值来考量，她不像商业活动，可以很快见到经济效应，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长期的投入与支持。当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已经到了需要反哺的历史阶段，而我们的经济也已经具备了补偿和反哺的能力。所以在社会力量发展文化事业遇到难关的时候，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是文化事业健康发展的可行之路。”
正如蒯大申研究员阐述的那样，文化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无论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还是文化创意产业领域，都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都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在不断深入的文化体制改革中，我们不但需要重塑合格的市场主体，也需要重塑合格的社会主体。这也许就是“朱家角水乡音乐节”案例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文化大都市”和“国际大都市”相匹配是一个过程
“朱家角水乡音乐节”融民俗与创新于一炉，而这两者的关系究竟该是如何的呢？很多人认为文化是积淀的，自然生成的，因此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意义有所质疑。不可否认，文化的成型有积淀和累积的因素，我们继承了很多文化的遗产，但值得指出的是，文化也需要建设——积极的文化建设才能从数量和质量上拓展和提升一个民族和社会成员的文化库。
文化的建设可以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有选择的，也是有弃取的，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我们不断地在创立新的行为规范，所谓的移风易俗就是文化建设的最好例证之一。以我们的节日为例，新中国成立，我们才过“十一”，到21世纪和国际接轨了，我们才过情人节、母亲节、圣诞节。再说传统中国过年的习俗，1983年首次举办春节联欢晚会之前，我们传统的过年习俗中并没有看“春晚”这一内容，但是电视普及，春节联欢晚会一年一年地办，到现在，看春晚可能和吃饺子一样已经成为中国大众过年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春晚文化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文化建设自然还包括对外的学习，对其他文化的积极因子——如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的主动引进等等，比如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的引入，可能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建设行为。总之，文化需要建设，需要人力、财力等各项社会资源的支撑和配合，而且，文化建设的成效是以体制化、日常化为保证，以进入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为验证，所以，“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因此更需要耐心的过程。
而今天的上海亦正在这个“过程”之中，正如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任、改革办主任、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王锦萍所说：国际大都市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文化建设和国际大都市相匹配也是一个过程。就上海的文化体制改革和上海的文化建设，王主任如是说：
问题一：上海的文化产业有哪些亮点？
王锦萍：上海的文化产业，这些年来结合上海的实际进行发展，形成了这样一些亮点：
第一、投入机制比较规范，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制度化的投入模式，在这种模式的影响下，我们建设了一大批重大的功能性的文化设施，它作为全市人民的一个文化认同也好，作为城市的文化品牌也好，这是大家到上海来都看得到的，东方明珠、大剧院、上海博物馆，包括世博文化中心，这些都是重大的文化设施项目。
第二、我们以区县政府为主向下推进，基本上建成了一个惠及百姓的三级的公共化服务设施网络。
第三、根据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推进一批重点功能性文化产业项目，为上海文化产业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这些文化产业项目首先是一批文化产业的公共服务平台，比如产权交易平台、版权交易平台、动漫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等，这些是我们产业里面的一批重点项目。第二批文化产业项目的重点是文化产业的集聚区，除了大家了解的八号桥等一批依托老厂房、老工业基地、老仓库形成的创意产业园区以外，我们还在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园区发展了文化的产业基地，比如在张江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国家动漫振兴基地，在青浦有数字印刷基地，在金桥有数字网络基地等等，这为我们文化产业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今后文化产业会得益于这些条件得到更快的发展。
问题二：您觉得上海的文化产业在全国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和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身份相称吗？
王锦萍：处在什么水平这要看怎么说，因为文化产业确确实实跟原创有关，但是它也跟一个行政区域的资源、经济基础、社会发展基础都有关，跟人口也是有关系的。简单地说，上海的文化产业发展在全国居于什么水平，可以到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上去看，我们也是看这些东西，至少知道在统计的意义上我们处于什么水平。这是第一个问题。
上海文化产业的建设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就开始了，我个人觉得国际大都市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文化产业和国际大都市相匹配也是一个过程，目前上海文化产业占上海市GDP的份额大概是在5.5%到5.8%之间，它的发展速度是高于整个上海经济发展速度的，以去年为例，它的总产出大概是近3800个亿，增加值也有800多亿人民币，虽然相对于上海总量所占不太多，但是和上海各个产业相比的话，它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不管怎么说，我们觉得上海文化产业完全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我们的口号也是建一个文化大都市，这个口号和国际大都市是相匹配的，目前产业推动的进展很顺利，文化产业会逐步跟着整个城市的发展越走越好。
问题三：你觉得海派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新时代的海派文化与传统的海派文化有什么不同？
王锦萍：应该讲海派文化是形成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我们从2004年的时候研究文化大都市建设的战略目标的时候，很多学者都提到过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化，经过这些年大家的切磋、讨论、交流，现在的认识基本上是这样的，海派文化的形成也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所以，海派文化不能简单地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理解，但是海派文化作为上海这个城市的文脉，在七八十年的历史中也是历经风雨，不断丰富，不断积淀，不断发展的。
至于说区别，我不是学者，很难讲清楚，我想作为一个文脉的基本精神内核，相信在今天的世博会里面也能看得非常充分，这个基本的东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表现为创新、包容、开放，我个人觉得这些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得到了新的发扬，也有了新的内涵。
问题四：上海雄厚的经济实力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哪些促进作用？
王锦萍：上海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在国内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文化产业起步相对比较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上海的经济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一、经济制度的作用。因为经过经济社会中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等到文化产业开始启动发展的时候，在上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经运行20多年了，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制度环境。第二、氛围。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在上海来说是取得了很大进步的，人们的生活、整个城市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这就使得上海有一个很好的氛围，就是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是认同的，包括媒体，这个氛围对我们后发的文化产业来讲，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三、政府也好，企事业单位也好，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他们积累了经验，当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的时候，可以通过其它行业的经验借鉴，我们可以向他们请教、学习，再根据文化的特点进行创新性的实践。第四、上海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涌现出了一批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人才，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人才资源很好的支持，我们也会通过社会招聘的方式，从其他行业中引进一些人才，来充实我们文化产业发展的经营管理团队，这些我们都是得益的。直接的说还不是钱的问题，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我们感觉虽然文化产业后发，但是它为什么进展得这么平稳，这些年来一直都是10%以上的增长率，发展得很平稳、很快，其实都是得益于经济社会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运作了这些年而打下的一个基础。
问题五：世博在上海召开，是否可以看作是上海文化建设的一大成就？世博给上海带来了哪些文化上的影响？
王锦萍：世博会在上海的召开，我个人觉得肯定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反映了上海的文化，但是它不仅仅反映了上海的文化，它对整个上海城市的管理运行亦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世博会上反映的文化，除了场馆里面的文化展示以外，我们有两万场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演出，这两万场里面有很多很多是上海市民公共文化演出，在整个世博会期间，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都有。整个来讲，世博会充分地展示了上海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它的各种各样的形态，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对于世博会更是增光添彩，因为国际上各个国家的世博馆都有各种各样的演出。世博会确实是上海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展示机会，但是世博会更是上海文化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也就是后世博对文化的影响。我们从世博会上看到很多很多值得文化发展借鉴的东西，比如影视创作，世博会里面很多场馆其实都是影视创作作品，这对我们的启发是非常大的。
世博会里面展示各种文化成果的手段都是高新技术，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但包括所用的一些展示的设备、手段，高新技术的东西，目前大多数都是参展国自己带进来的，或者是租赁的，这也让我们有关部门意识到，文化设备制造业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另外，在群众文化活动这块，各国带来的除了团队的演出，还有大众的文化活动，我们上海在世博会里面也充分展示了上海群众的大众文化水平，曾经有一个2010大合唱，其中有2010个合唱队员都是普通的上海市民，整个合唱晚会是震撼人心的，唱的都是世界名曲，水平是非常高的，这让我们意识到今后我们上海市民的大众性的文化活动，不仅需要广泛开展，而且可以不断提高水平，这个活动让人们从自己亲身的体验中不仅提高了素质，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陶冶了他们的情操。整个世博会在展示文化的同时，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借鉴，一定会为我们留下很多的文化遗产，会对我们下一步的文化大都市建设提供丰富的资源。我们上海已经开始研究世博后的文化发展，我相信在世博会结束后的不久，全国人民都会看到我们世博后上海文化发展的新成绩。
“珠溪水畔风色异，一词一曲入梦来”。作为上海知名的大型综合性音乐节品牌——2010第四届上海朱家角水乡音乐节于国庆期间举行。这个以现代民谣和原生态民歌为主，集实验、电子、摇滚等多种音乐形式为一体的音乐嘉年华，为朱家角古镇传统文化增添了国际化狂欢气氛。在古色古香的“王昶纪念馆”主会场，近千名观众或席地而坐，或背靠廊柱，或坐在廊檐下的小凳上，观看聆听美妙的音乐盛宴。当舒缓的民谣响起，大家静心聆听，有的还闭着双眼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之中；当摇滚震撼时刻，大家站立起来，和着强劲的节拍，不由自主地摆动身体。在这里，国外的民歌、国内的民谣、沪剧、评弹、田歌等多种音乐艺术竞相献演：黑水乐队中来自爱尔兰的歌手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和着同伴的伴奏，连唱了四首爱尔兰民歌，曲调悠远，娓娓动听；来自云南的流浪歌手则模拟各种自然声音惟妙惟肖，浑然天成；来自江西南昌的羽果乐队，有着“中国独立摇滚新希望”之称，演唱了《春晓》等摇滚歌曲，行云流水的吉他声，高昂欢快的唱腔，让观众心随乐动；同时还有“戏班”、“甜蜜的孩子”、“郝菲尔和乐队”等知名乐队你唱罢我登场，节目更替，音乐不断。音乐节除了主会场外，来自世界各国的乐队还进行了水上巡游，坐船穿梭于古镇的大小河道，让音乐与水乡风情融合，增添了浓浓的水乡艺术韵味。在银杏广场，主办方还举办了世博乐队专场演出，来自太平洋岛国的斐济群岛共和国、萨摩亚独立国、库克群岛的21名演员们，表演了8个节目，载歌载舞，风情浓烈。而在音乐节现场，还有一支来自上海高校的学生志愿者队伍在随时有条不紊地为游客和观众服务：查票盖章、端茶送水、清理垃圾、管理秩序，他们无所不为，训练有素，看起来非常专业。然而你一定很难想到，这样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管理相当完善的、已成功地连续举办了四届的国际化音乐节，这个“中国唯一的水乡音乐节”，它的主办方上海正午文化艺术中心，其实是一家毫无政府背景的民间文化艺术机构。
谭盾
我首先要感谢青浦区人民政府，是他们邀我来这里采风，看江南水乡老宅，听水上人间。我深深地被这里的一切感动，决定把对老民居建筑的传承，及对古老音乐文化的抢救融到一个“建筑音乐”的创作中去。
蒯大申
文化产业绝大部分属于第三产业，资源的消耗比较低，环境的污染比较小，市场的需求又比较大，消费空间很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文化消费的需求日益发挥出来，文化产业已成为当今最具发展潜力的一个产业。
张熹
举行国际性的大型公益文化节日活动是我们一直的理想，为朱家角以及上海民众打造每年一次的“上海世界音乐节”品牌节目是我们的愿望。虽然现实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至少我们还在实现理想的路上前进着。
孙萍
即使是民营，只要是符合本区文化发展需要的，我们肯定不会让它放任自流。我们区的文化发展一向由政府和企业并行推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体制机制了。
曹伟明
文化资源是一种动态的资源，时间、空间、地域和人类政治、经济的种种活动，都可以增扩它的总量、项目、范畴，并增加其在历史、生态、美学、文学艺术、游览观赏和经济方面的种种价值。
其实，欧洲艺术节向来就有着青睐小城镇的传统。在早期欧洲，皇室贵族因为惧怕大都市的闷热，纷纷在市郊小镇建立避暑的度假别墅，他们通常会邀请艺术家到乡间进行表演，这逐渐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也正是现在小镇艺术节的前身。而现在，则是欧洲各国政府为了均衡区域发展，更多的把艺术资助倾斜于小城市。比如从1982年开始创办的比利时圣吉兰国际艺术节是欧洲大陆主要的国际艺术节之一，一个人口不满六千人的小镇来举办世界性的民间艺术节，经费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第一笔来自每年市政府列入计划的经费预算，这笔老百姓纳税的钱主要用于组委会的日常工作支出；第二笔来自各种基金会和企业的资助；第三笔是票房收入。组委会与演出剧场签定合同，统一票价，分工合作，合理分成。
而朱家角水乡音乐节并不是政府主办的，音乐节三年发展的资金来源几乎全部是民间文化艺术机构——上海正午文化艺术中心的自我筹集，政府方面的扶持资金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发起者之一、上海正午文化艺术中心理事长张熹在谈及此事时说：“举行国际性的大型公益文化节日活动是我们一直的理想，为朱家角以及上海民众打造每年一次的‘上海世界音乐节’品牌节目是我们的愿望。虽然现实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至少我们还在实现理想的路上前进着。”
“经济上的困难比较突出：作为古镇，因为场地的限制，无法进行超大规模的舞台演出，所以就无法依靠演出票务来解决资金问题；而音乐节一直坚持公益性，所以之前的三届包括本届，我们都采取免费派发门票的形式，所以也没有售票收入；加之朱家角的地理位置、政策环境、演出规模局限等问题，大型知名企业对音乐节的赞助意愿都不高。市场化的障碍我们很难突破，但作为一个大型的公益活动，我们连续四年申请上海文化基金都不成功，这也是我们比较困惑的方面。”张熹说。
作为上海成立最早、也是国内首家地区性文化类基金组织，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有上海艺术博览会等多个大型艺术活动，举办过多项大型专题学术研讨活动，并拨出专款，设立了“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上海文学艺术奖”、“上海市中、长篇优秀小说创作奖”等标志性常设奖项。对于张熹的困惑，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项目资助评审办公室主任唐静恺说，基金会其实一直在关注这一类个人的、民营的申请者以及群众文化活动项目的申请需求的，近年来已经对相应的政策做出了多项调整，把最初“主要针对系统和行业内国有文艺院团”的文化项目资助, 从2004年扩大为“只要持有上海市户口、居住证的中国公民或持有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及在上海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可以向基金会提出申请项目资助”，到了2009年更是进一步放宽申报条件，首次“允许定向为上海创作的外省市公民或外籍人员”申报项目，申请资助。唐静恺说：“现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已经打开门户，希望能吸引更多有作为的作家、艺术家，多出作品，为繁荣上海的文艺创作添砖加瓦。”但为了让更多的艺术家和艺术项目更公平地得到资助，基金会对不同类别的活动项目采取不同的资助标准和额度，比如对具有连续性的品牌活动项目，暂时取消了一次申报、几年有效的“绿色通道”办法；比如对那些本该属于申报单位工作范畴内的一般性的研讨类、纪念类活动项目，将从严控制；而对群众文化活动项目，考虑到它与区（县）、系统、基层关系紧密的特点，采取“坚持市、区（县）或相关系统联动，突出重点”的资助原则，强调要赢得区（县）和社会各方对群众文化的支持。
而青浦区政府对音乐节的支持，用张熹的话来说，是一个从“旁观”到“协管”到“参与”到“组织”的过程，今年的音乐节办到第四年了，政府不光出借了公共的场地、调配了足够的警力协助管理，还将“朱家角水乡音乐节”作为青浦区的重点文化项目上报到市里， 成为了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节中节”，这一切种种，让他终于有了“有人并肩作战”的感觉，这很大程度上给了他把音乐节坚持下去的动力。
对于这样一个良性的转变，青浦区委宣传部的孙萍部长说：“我们政府部门一向重视文化发展，我们要求自己一定要在其中起一个主导、引领和评估的作用。正午文化艺术中心的水乡音乐节第一年来的时候，是独立的活动，我们也只能根据申报的材料去了解它；但一旦它成功有序地举办了一届之后，我们就对它从平面到立体都有了直观的了解。到后来它就是我们艺术节的一部分了——我们区每年10月有自己的青浦淀山湖水乡艺术节，是政府的文化主打品牌——第三年的时候，经过三届评估，我们给正午文化艺术中心的水乡音乐节在全区评了实践创新奖。今年到了第四年，我们已经把正午文化艺术中心作为世博的先进集体报上去了。即使是民营，只要是符合本区文化发展需要的，我们肯定不会让它放任自流。我们区的文化发展一向由政府和企业并行推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体制机制了。”孙萍部长还表示，区政府对音乐节的支持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音乐节本身正好符合了区政府借艺术节提升朱家角文化建设的规划。在欧洲，小地方办艺术节早就成为一种文化建设的模式，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对打开承办地知名度、创出品牌、吸引更多游客、带动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欧洲，人们将那些拥有与众不同节庆活动的城市视为‘欧洲文化之都’。每年会有几座城市被选定为年度欧洲文化之都，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这些城市会举办各种活动，向世界大力推广他们的文化，并成为吸引人的旅游胜地。”前欧洲艺术节联盟秘书长雨果·戈里夫也做过类似的总结：“在文化理念方面，艺术节除了本身能够促进艺术文化交流外，还具备一个无与伦比的作用，即能描绘、提升并增强城市和地区的文化氛围，该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受到极大关注和认同。大规模、长期的地区艺术节，的确会产生很多间接的积极影响，进而改变地区的文化氛围。”描绘、提升、增强朱家角的文化氛围，这正是青浦区政府所追求的，孙萍部长说：“开发旅游的道路走了一二十年，包括朱家角在内的几个‘江南古镇’不约而同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需要，大家也都进行了不同的尝试。比如周庄引入高科技产业，提出‘古镇新城融合发展，基地园区双轮驱动’；乌镇开发新景点，观光业向休闲产业转变；而作为上海的‘江南第一古镇’朱家角，我们诉诸的是‘人文’二字。这几年来，我们的开发公司购下两百多套老宅，不遗余力地吸引艺术家入住、采风，既办前卫的水乡音乐节，也演出活化石般的昆曲《牡丹亭》。我们希望来朱家角旅游的游客，除了看河看桥，除了吃粽子吃扎肉，除了接触到这些所有的‘江南古镇’的旅游业都具备的同质元素，还能接触到我们朱家角独特的异质元素——朱家角文化。”
孙萍部长口中的“开发公司”，就是她强调的“区政府与企业并行推动青浦文化发展”的那个“企业”，叫做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企业为何会如此积极地参与到文化建设中去，也许我们听完它的董事长——同时也曾是朱家角镇的老镇长——鲁千林对文化建设的见解，会得到一些启发。他说：“在现代社会，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日益融为一体，文化要素才是现代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过去的朱家角是跟在后面学周庄的，结果，一味地发展单纯的水乡旅游业和死板地强调古镇古文化导致了江南几个水乡古镇的同质化困境，游客来了也多有抱怨，觉得几个水乡看起来都一样，连卖的旅游纪念品都一样——当然一样，都不是本土的手工艺品了。”于是2004年的时候开发公司的领导班子就和政府规划的领导班子一起琢磨，是不是应该在规划和发展的前景上赋予朱家角不一样的东西，当时他们请了专家学者一起对本地的资源做了归纳和研究，最后得出朱家角以后要走“不一样的路”，这就是文化之路。鲁千林说：“作为开发公司，我今天在这里讲文化，完全不是附庸风雅，因为我们知道，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早已是密不可分的了。经济建设的成功可能带来文化建设上的便利，另一个方面来说，文化建设的成功也可能带来经济建设上的便利，甚至可以说文化可能先于经济，从而起到促进并引导经济建设的作用。现在的大趋向是，只有具有文化含量、文化品位、文化个性、不仅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要、而且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产品，才能在产品竞争中胜出，旅游产品也一样。”其实又何止是旅游业，文化优势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日益重要的环境优势。在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文化底蕴、文化氛围和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重要的软环境。文化软环境越好，越有利于产业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够在经济全球化中把握主动，占据有利地位。一个文化落后或有文化缺陷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很难提高，即使获得一时的增长，也难以为继。总之，文化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提高经济质量的重要力量。
青浦区文广局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曹伟明则从文化继承和发扬的角度为我们解析了区政府与正午文化艺术中心互动的意义，他说：“在我们谈论政府为什么支持水乡音乐节之前，也许应该先谈谈水乡音乐节为什么找到朱家角。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一种‘文化生态’的吸引。因为朱家角有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浦田歌，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根基，吸引来了音乐节这样的文化项目。当然，这其中我们也很积极地和主办方正午文化艺术中心在互动——这又涉及到一个‘文化自觉’了。”曹伟明认为，文化资源是一种动态的资源，时间、空间、地域和人类政治、经济的种种活动，都可以增扩它的总量、项目、范畴，并增加其在历史、生态、美学、文学艺术、游览观赏和经济方面的种种价值。因此，它是一种需要通过人类管理、保护、培植、扩展的资源。它的利用有赖于社会经济系统的有效运行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朱家角乃至青浦来说，学习和借鉴并吸收国外文化，接受上海城市的文化辐射，开展中外文化的交流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途径。政府构建的发展前景，是让文化时尚趋近都市化，让文化审美趋近现代化，让新的古镇文化既具有流动的、灵性的水乡特点，形成非都市化的文化格局，又有都市文化的现代气息，充满着新意与生机。 而音乐节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交流的最好载体。“天南与地北，传统与现代，音乐节的文化结构体现的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格局，这是一种健康的格局。”在张熹提到的资金问题上，曹伟明的见解是：“这几年我们吸引了100多个文化名人在朱家角留下作品甚至落脚，也包括音乐节这样的文化项目，在进行这些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有意识地保持个人、企业、政府都在一种互动状态。我觉得搞文化全部由政府包办，可能会存在活力问题。所以包括引进谭盾的水乐堂文化项目，我们也只是提供给他场所，其它由他自己去搞。文化既要保护也要传承，更要创新，只有创新才会使文化保持持久的生命力。”
水乐堂改建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实践
曹局长提到的“水乐堂”，就是著名美籍华裔作曲家谭盾历时三年创建的，一个“融合了环保的理念、水乡的文化和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的视觉音乐空间。今年国庆期间，《水乐堂·天顶上的一滴水》在朱家角漕港河畔上演，与几乎同时举办的朱家角水乡音乐节携手，为来到古镇的游客带去了不一样的听觉体验；谭盾自己作为“世博文化大使”，更表示把表演的成功作为厚礼，献给2010上海世博会和第12届上海国际艺术节。
古宅为琴，流水作弦，把音乐当建筑看，把建筑当音乐听——这就是《水乐堂·天顶上的一滴水》的创意。而所谓以建筑为乐器，就是在朱家角漕港河北岸利用一座江南古民宅改造成水乐堂：古宅的外观保留了江南民居的特色，内部则完全拆除隔断，引水入室，梁、柱都用钢板改装，确立了一个全新的建筑音乐理念。演出从“钢铁摇滚”开始，敲击水乐堂的钢梁和铁梯，引出彼岸圆津禅院的禅颂，接着弦乐四重奏奏出巴赫，由水乐堂的水面地板发出的“水摇滚”回应……据“水乐堂”的主设计师、来自日本矶崎新工作室的首席设计师胡倩小姐和高桥邦明先生说，他们的设计灵感来自于谭盾对音乐空间的一个梦想：把古镇衰败的老宅改造成一个21世纪艺术多功能空间，对古镇进行保护的同时，让古镇获得新貌。三年前，谭盾在德国包豪斯(Bauhaus)文化之都杜塞尔多夫市获得最高艺术成就“市长奖”，当市长邀请谭盾在一片工业废墟上建成的艺术区里举行音乐会时，谭盾从德国包豪斯风格中得到启发，提出在上海青浦朱家角尝试“Minhaus”的概念。“Bauhaus”一词由德国著名建筑师罗庇乌斯提出，设计风格强调简洁和线条分明，并常常变废为新，对现代设计影响深远；而谭盾提出的“Minhaus”中的“Min”也并不局限于中国明代或民国的古建筑，它泛指中国各年代的老房子。目前，中国每个城市和乡村中都还隐埋着很多岌岌可危的古建筑，在谭盾眼中，成功改建“水乐堂”就是对如何保护中国老房子的一个创造性的尝试。“明豪斯”与“包豪斯”对应相承，熔东、西和新、旧为一体，在保持古代建筑风格的基础上让它具有为公共服务的职能，如教育、展览、艺术展演的功能。水乐堂的建设和改造就是这一理念的一次实践，将老房子改造成艺术空间，使古老的建筑重获新生。对此谭盾说：“我的‘建筑音乐’灵感来源于上海水乡朱家角的人情、水景和古老的圆津禅院对我的影响。我首先要感谢青浦区人民政府，是他们邀我来这里采风，看江南水乡老宅，听水上人间。我深深地被这里的一切感动，决定把对老民居建筑的传承，及对古老音乐文化的抢救融到一个‘建筑音乐’的创作中去。”
谭盾感谢青浦区政府的邀请，区政府则更感谢谭盾的创意和启发，很显然，“水乐堂”的改造创意足以成为古镇民宅改造的范本。古镇原有的建筑物，因其建筑体量、构造方式、尤其是居住功能的改变，传统的集会场所，如集市、寺庙等都已逐渐失去原有的功能，绝大部分的江南古镇已沦为小吃一条街或旅游购物一条街，仅有的一些民宅民风展示馆也是低层次的复制和重复。水乐堂的出现，改变了古镇的夜景，重新定义了集会场所，从音乐、建筑的角度探索出了一条提升古镇文化品位的思路——将老房子改造成艺术空间，使古老的建筑重新焕发光彩。而这灵光乍现之下收获的当然不仅仅是老房子的第二春，更重要的是，它让古镇的规划者们看清了一门全新的产业模式的可行性：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看重的是文化的事业属性，即它的非赢利性、公益性和文化的纯粹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眼界的开阔，人们逐渐意识到，文化其实也有它的产业属性，而且文化的产业属性是可以与文化的事业属性和谐共存并共同发展的。文化双重属性的和谐共生又能够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在近些年开始鼓励和促进文化的产业化，文化产业化的核心就是鼓励文化创意，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国家统计局也在2004年首次对中国的文化产业进行了明确的细分，从政策给予了文化产业以合法身份。从此，国人对文化的认识有了巨大的改变，文化不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而成为兼具精神与物质属性的东西，在“好莱坞”、“迪斯尼”的样本示范效应下，文化被赋予了“产业”的内核，文化的定位、文化的价值、文化的形式被大大拓宽与提升了。
那么，什么是创意产业呢？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源于创意产业这一创新理念的发现和发明。创意产业、创意经济（creative Industry Creative Economy）或译“创造性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可能在10年前，世界上还没有几个国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在当代信息社会里，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命运会这样紧密地联系甚至取决于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形式的创意能力，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在当今世界，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人力资本的价值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在今天，这已成为一个基本的事实和发展趋势：文化创意理念的隆重而强有力的推出；文化创意产业实践的全球蜂起和文化创意阶层的茁壮崛起。因此，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当代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准确把握世界产业发展的动向，对于作为世界制造业加工业大国从制造型向创意型发展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个概念的讨论也许过于宏大因而显得空泛，那么我们不妨把视线收回到小镇朱家角。2000年的“江南古镇旅游业”发展为什么遭遇瓶颈，很大的因素就是周边的水乡小镇都一窝蜂地复制着“古镇民俗”的样本，而粽子、扎肉甚至批发来的“手工艺品”也因为其文化附加值不高，创新价值几乎不存在，遂面临着“可以迅速被复制”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可以迅速被取代”；而经历了这几年的文化建设之后，朱家角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与青浦田歌千里唱和的水乡音乐节，把古今中外的音乐元素与古民宅建筑精妙融合的水乐堂，用全国百余位名家的油画雕塑作品来反映青浦古民俗的朱家角人文艺术馆……这些都凝聚了规划者、艺术家和古镇原驻民的智慧和心血，都是不可复制的文化财产，它们用附加在它们身上的创意价值，让朱家角可以从一众的江南古镇中脱身而出，这就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现实价值。正如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在朱家角人文艺术馆开馆仪式上的致辞所言：朱家角正在因为多个国际化的文化项目而声名远扬，受到很多中外来宾的青睐。“这一处小桥流水人家已不是过去的枯藤老树昏鸦，它已经是一个别有风味的江南好地方了。”陈东副部长风趣说道，“艺术上这就叫‘这一个’，虽然江南别的地方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水乡，但是青浦朱家角就是‘这一个’。”
因小见大，上海的创意产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获得了快速发展，推动了一批创意型行业的起飞，建立了一批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创意产业园区，聚集了一批具有创造力的优秀创意人才。这些年上海大力开展国际的电影节、电视节、音乐节、艺术节、各类设计展，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创意产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一定的创意设计方面的集聚效应。另外，上海开发改造和利用了100余处老上海工业建筑，对老厂房、老仓库进行了改建，形成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创意工作园区，比如泰康路视觉创意设计基地、昌平路新型广告动漫影视图片生产基地、杨浦区滨江创意产业园、“八号桥”时尚设计产业谷和天山路上海时尚产业园等，闯出了创意产业与城市改造的新路。
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基础，有着良好的势头，但仍然存在着众多的困难与问题。目前我国创意产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全社会必须加强和提高对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前沿性和未来发展态势的理解、认识与认同，特别是各级决策层。还是说回朱家角，虽然张熹是从古都西安被上海开放的文化生态吸引而来的，虽然已经连续四年成功举办了水乡音乐节，但他仍然对音乐节的前景存有忧虑：比如，国家目前尚缺乏一套系统、可行的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政策，目前为止，申报减免税的手续复杂且范围较窄，只有与项基金组织可享有与项减免税发票，其他公益性组织还享受不到优惠政策。比如，政府对企业赞助有诸多限制，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对文化创意项目的赞助动力；比如，政府目前缺乏对公益文化活动和公益文化项目特许的相关手续和政策，审批程序过于复杂，缺乏透明性……这些政策相关的种种，不是光靠一家民间机构或者一区政府班子对文化充满热情就可以解决的。创意产业是一个全球产业发展中后发的新兴产业，其理念与传统的制造业发展理念、思维路径和管理经验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各级决策层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学习和掌握世界各国创意产业发展的理论、战略、方法和措施，并结合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实践，实事求是地开拓跨越式发展的新途径。
国家文化建设既需要民力亦要助力民力
困难和问题的存在，有时恰恰会转变成一种正面的助力，当青浦区委宣传部的孙萍部长把张熹和他的朱家角水乡音乐节推荐到市里参与世博先进文化项目评选的时候，当张熹在台上做项目自述忍不住谈及音乐节发展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们恐怕都不会想到，他们的文化理想、创意实践和对理想的坚持已经感动了台下的一位评委，他就是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蒯大申。蒯大申对记者说：“从‘朱家角水乡音乐节’这个案例，从策划、运作这个艺术节的非盈利组织正午文化艺术中心和这群年轻人（艺术家、艺术爱好者、志愿者）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发育，看到了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巨大空间。”是的，如果上海有更多这样的艺术家、创意工作者、文化组织、文化企业、非盈利机构来热情参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文化活动，那么对上海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拓展上海文化建设的整体格局也会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这也正是党的十七大所要求的“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蒯大申说：“在我看来，‘朱家角水乡音乐节’这个案例的意义是使人们看到，民间蕴藏着文化建设的充沛活力和宝贵积极性。关键在于，我们的各级政府有没有制订鼓励、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政策，有没有营造有利于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制度环境，使我们的文化建设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共同参与的事业。”于是，蒯大申将这个案例作为上海文化建设的典型案例，多次在相关的研讨会上提出，包括上海市委举行的常委学习会，于是主持会议的市委书记俞正声随后即在关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振兴上海文化产业”的讲话中指出，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进入上海文化产业，吸引各地的文化资源和优秀的文化人才汇聚上海。俞书记说：“‘十二五’发展期间，上海的公益性文化服务要继续保持领先，这是个硬指标。所以我们要帮助、支持社会群众组织，把文化活动与社会群众组织结合起来，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发挥文化的凝聚力和团结力。”而一向对文化建设十分关注的陈东副部长也在参加了朱家角水乡音乐节的开幕式之后表示，积极组织动员社会力量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发展文化事业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发展方向，她非常赞同青浦区政府在政策、推广、资金等方面给予上海朱家角水乡音乐节的支持：“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不能简单的以GDP数值来考量，她不像商业活动，可以很快见到经济效应，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长期的投入与支持。当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已经到了需要反哺的历史阶段，而我们的经济也已经具备了补偿和反哺的能力。所以在社会力量发展文化事业遇到难关的时候，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是文化事业健康发展的可行之路。”
正如蒯大申研究员阐述的那样，文化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无论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还是文化创意产业领域，都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都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在不断深入的文化体制改革中，我们不但需要重塑合格的市场主体，也需要重塑合格的社会主体。这也许就是“朱家角水乡音乐节”案例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文化大都市”和“国际大都市”相匹配是一个过程
“朱家角水乡音乐节”融民俗与创新于一炉，而这两者的关系究竟该是如何的呢？很多人认为文化是积淀的，自然生成的，因此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意义有所质疑。不可否认，文化的成型有积淀和累积的因素，我们继承了很多文化的遗产，但值得指出的是，文化也需要建设——积极的文化建设才能从数量和质量上拓展和提升一个民族和社会成员的文化库。
文化的建设可以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有选择的，也是有弃取的，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我们不断地在创立新的行为规范，所谓的移风易俗就是文化建设的最好例证之一。以我们的节日为例，新中国成立，我们才过“十一”，到21世纪和国际接轨了，我们才过情人节、母亲节、圣诞节。再说传统中国过年的习俗，1983年首次举办春节联欢晚会之前，我们传统的过年习俗中并没有看“春晚”这一内容，但是电视普及，春节联欢晚会一年一年地办，到现在，看春晚可能和吃饺子一样已经成为中国大众过年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春晚文化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文化建设自然还包括对外的学习，对其他文化的积极因子——如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的主动引进等等，比如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的引入，可能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建设行为。总之，文化需要建设，需要人力、财力等各项社会资源的支撑和配合，而且，文化建设的成效是以体制化、日常化为保证，以进入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为验证，所以，“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因此更需要耐心的过程。
而今天的上海亦正在这个“过程”之中，正如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任、改革办主任、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王锦萍所说：国际大都市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文化建设和国际大都市相匹配也是一个过程。就上海的文化体制改革和上海的文化建设，王主任如是说：
问题一：上海的文化产业有哪些亮点？
王锦萍：上海的文化产业，这些年来结合上海的实际进行发展，形成了这样一些亮点：
第一、投入机制比较规范，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制度化的投入模式，在这种模式的影响下，我们建设了一大批重大的功能性的文化设施，它作为全市人民的一个文化认同也好，作为城市的文化品牌也好，这是大家到上海来都看得到的，东方明珠、大剧院、上海博物馆，包括世博文化中心，这些都是重大的文化设施项目。
第二、我们以区县政府为主向下推进，基本上建成了一个惠及百姓的三级的公共化服务设施网络。
第三、根据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推进一批重点功能性文化产业项目，为上海文化产业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这些文化产业项目首先是一批文化产业的公共服务平台，比如产权交易平台、版权交易平台、动漫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等，这些是我们产业里面的一批重点项目。第二批文化产业项目的重点是文化产业的集聚区，除了大家了解的八号桥等一批依托老厂房、老工业基地、老仓库形成的创意产业园区以外，我们还在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园区发展了文化的产业基地，比如在张江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国家动漫振兴基地，在青浦有数字印刷基地，在金桥有数字网络基地等等，这为我们文化产业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今后文化产业会得益于这些条件得到更快的发展。
问题二：您觉得上海的文化产业在全国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和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身份相称吗？
王锦萍：处在什么水平这要看怎么说，因为文化产业确确实实跟原创有关，但是它也跟一个行政区域的资源、经济基础、社会发展基础都有关，跟人口也是有关系的。简单地说，上海的文化产业发展在全国居于什么水平，可以到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上去看，我们也是看这些东西，至少知道在统计的意义上我们处于什么水平。这是第一个问题。
上海文化产业的建设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就开始了，我个人觉得国际大都市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文化产业和国际大都市相匹配也是一个过程，目前上海文化产业占上海市GDP的份额大概是在5.5%到5.8%之间，它的发展速度是高于整个上海经济发展速度的，以去年为例，它的总产出大概是近3800个亿，增加值也有800多亿人民币，虽然相对于上海总量所占不太多，但是和上海各个产业相比的话，它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不管怎么说，我们觉得上海文化产业完全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我们的口号也是建一个文化大都市，这个口号和国际大都市是相匹配的，目前产业推动的进展很顺利，文化产业会逐步跟着整个城市的发展越走越好。
问题三：你觉得海派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新时代的海派文化与传统的海派文化有什么不同？
王锦萍：应该讲海派文化是形成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我们从2004年的时候研究文化大都市建设的战略目标的时候，很多学者都提到过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化，经过这些年大家的切磋、讨论、交流，现在的认识基本上是这样的，海派文化的形成也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所以，海派文化不能简单地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理解，但是海派文化作为上海这个城市的文脉，在七八十年的历史中也是历经风雨，不断丰富，不断积淀，不断发展的。
至于说区别，我不是学者，很难讲清楚，我想作为一个文脉的基本精神内核，相信在今天的世博会里面也能看得非常充分，这个基本的东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表现为创新、包容、开放，我个人觉得这些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得到了新的发扬，也有了新的内涵。
问题四：上海雄厚的经济实力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哪些促进作用？
王锦萍：上海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在国内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文化产业起步相对比较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上海的经济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一、经济制度的作用。因为经过经济社会中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等到文化产业开始启动发展的时候，在上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经运行20多年了，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制度环境。第二、氛围。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在上海来说是取得了很大进步的，人们的生活、整个城市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这就使得上海有一个很好的氛围，就是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是认同的，包括媒体，这个氛围对我们后发的文化产业来讲，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三、政府也好，企事业单位也好，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他们积累了经验，当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的时候，可以通过其它行业的经验借鉴，我们可以向他们请教、学习，再根据文化的特点进行创新性的实践。第四、上海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涌现出了一批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人才，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人才资源很好的支持，我们也会通过社会招聘的方式，从其他行业中引进一些人才，来充实我们文化产业发展的经营管理团队，这些我们都是得益的。直接的说还不是钱的问题，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我们感觉虽然文化产业后发，但是它为什么进展得这么平稳，这些年来一直都是10%以上的增长率，发展得很平稳、很快，其实都是得益于经济社会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运作了这些年而打下的一个基础。
问题五：世博在上海召开，是否可以看作是上海文化建设的一大成就？世博给上海带来了哪些文化上的影响？
王锦萍：世博会在上海的召开，我个人觉得肯定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反映了上海的文化，但是它不仅仅反映了上海的文化，它对整个上海城市的管理运行亦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世博会上反映的文化，除了场馆里面的文化展示以外，我们有两万场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演出，这两万场里面有很多很多是上海市民公共文化演出，在整个世博会期间，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都有。整个来讲，世博会充分地展示了上海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它的各种各样的形态，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对于世博会更是增光添彩，因为国际上各个国家的世博馆都有各种各样的演出。世博会确实是上海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展示机会，但是世博会更是上海文化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也就是后世博对文化的影响。我们从世博会上看到很多很多值得文化发展借鉴的东西，比如影视创作，世博会里面很多场馆其实都是影视创作作品，这对我们的启发是非常大的。
世博会里面展示各种文化成果的手段都是高新技术，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但包括所用的一些展示的设备、手段，高新技术的东西，目前大多数都是参展国自己带进来的，或者是租赁的，这也让我们有关部门意识到，文化设备制造业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另外，在群众文化活动这块，各国带来的除了团队的演出，还有大众的文化活动，我们上海在世博会里面也充分展示了上海群众的大众文化水平，曾经有一个2010大合唱，其中有2010个合唱队员都是普通的上海市民，整个合唱晚会是震撼人心的，唱的都是世界名曲，水平是非常高的，这让我们意识到今后我们上海市民的大众性的文化活动，不仅需要广泛开展，而且可以不断提高水平，这个活动让人们从自己亲身的体验中不仅提高了素质，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陶冶了他们的情操。整个世博会在展示文化的同时，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借鉴，一定会为我们留下很多的文化遗产，会对我们下一步的文化大都市建设提供丰富的资源。我们上海已经开始研究世博后的文化发展，我相信在世博会结束后的不久，全国人民都会看到我们世博后上海文化发展的新成绩。
“珠溪水畔风色异，一词一曲入梦来”。作为上海知名的大型综合性音乐节品牌——2010第四届上海朱家角水乡音乐节于国庆期间举行。这个以现代民谣和原生态民歌为主，集实验、电子、摇滚等多种音乐形式为一体的音乐嘉年华，为朱家角古镇传统文化增添了国际化狂欢气氛。在古色古香的“王昶纪念馆”主会场，近千名观众或席地而坐，或背靠廊柱，或坐在廊檐下的小凳上，观看聆听美妙的音乐盛宴。当舒缓的民谣响起，大家静心聆听，有的还闭着双眼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之中；当摇滚震撼时刻，大家站立起来，和着强劲的节拍，不由自主地摆动身体。在这里，国外的民歌、国内的民谣、沪剧、评弹、田歌等多种音乐艺术竞相献演：黑水乐队中来自爱尔兰的歌手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和着同伴的伴奏，连唱了四首爱尔兰民歌，曲调悠远，娓娓动听；来自云南的流浪歌手则模拟各种自然声音惟妙惟肖，浑然天成；来自江西南昌的羽果乐队，有着“中国独立摇滚新希望”之称，演唱了《春晓》等摇滚歌曲，行云流水的吉他声，高昂欢快的唱腔，让观众心随乐动；同时还有“戏班”、“甜蜜的孩子”、“郝菲尔和乐队”等知名乐队你唱罢我登场，节目更替，音乐不断。音乐节除了主会场外，来自世界各国的乐队还进行了水上巡游，坐船穿梭于古镇的大小河道，让音乐与水乡风情融合，增添了浓浓的水乡艺术韵味。在银杏广场，主办方还举办了世博乐队专场演出，来自太平洋岛国的斐济群岛共和国、萨摩亚独立国、库克群岛的21名演员们，表演了8个节目，载歌载舞，风情浓烈。而在音乐节现场，还有一支来自上海高校的学生志愿者队伍在随时有条不紊地为游客和观众服务：查票盖章、端茶送水、清理垃圾、管理秩序，他们无所不为，训练有素，看起来非常专业。然而你一定很难想到，这样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管理相当完善的、已成功地连续举办了四届的国际化音乐节，这个“中国唯一的水乡音乐节”，它的主办方上海正午文化艺术中心，其实是一家毫无政府背景的民间文化艺术机构。
谭盾
我首先要感谢青浦区人民政府，是他们邀我来这里采风，看江南水乡老宅，听水上人间。我深深地被这里的一切感动，决定把对老民居建筑的传承，及对古老音乐文化的抢救融到一个“建筑音乐”的创作中去。
蒯大申
文化产业绝大部分属于第三产业，资源的消耗比较低，环境的污染比较小，市场的需求又比较大，消费空间很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文化消费的需求日益发挥出来，文化产业已成为当今最具发展潜力的一个产业。
张熹
举行国际性的大型公益文化节日活动是我们一直的理想，为朱家角以及上海民众打造每年一次的“上海世界音乐节”品牌节目是我们的愿望。虽然现实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至少我们还在实现理想的路上前进着。
孙萍
即使是民营，只要是符合本区文化发展需要的，我们肯定不会让它放任自流。我们区的文化发展一向由政府和企业并行推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体制机制了。
曹伟明
文化资源是一种动态的资源，时间、空间、地域和人类政治、经济的种种活动，都可以增扩它的总量、项目、范畴，并增加其在历史、生态、美学、文学艺术、游览观赏和经济方面的种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