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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每年有很多彝族群众进城务工。彝族务工人员进入城市之后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很快地融入城市。文章以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彝族 务工人员 城市融入研究
成都作为西部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对进城务工者来说是首选的务工城市之一,彝族进城务工人员来到城市以后能否很好地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生活?制约他们融入城市的因素是什么?本文根据2012年6月对60位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所做的调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情况调查
经济融入层面。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行业分布情况。由于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大多是文化素质较低,受所掌握职业技能的约束,他们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等低端行业,主要从事酒店服务员、保安、建筑工等低收入工作。
表1 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行业分布表
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情况。从2010年起,成都市依据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等不同情况,对全市月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按区(市)县行政区划分为两个档次,其中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高新区等城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850元(每日39.10元)。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主要集中在1000元~1200元和1300元~1500元兩个区间,扣除必需的生活支出,所剩无几。通过调查得知,他们进城务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挣钱,虽然挣的不多,但这些收入对他们相对贫困的家庭而言,已经相当可观,是很重要的经济来源,领到工钱后,很多人要将大部分工资寄回家中。
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情况。生活支出中主要花费是基本生活费用和租房费用。在60位被调查者中,自己解决住房的有32人,占53.3%,由雇主提供住房的有28人,占46.7%。他们当中只有建筑行业务工人员的住宿是由雇主解决,但住宿条件较差,在很小的房间里七、八个人共同居住。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住房,具有明显的临时性居住特征,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使得他们通常把租住地点选在城乡结合部,多人合租面积较小且缺乏必要生活设施的房子,以便节约开支。
表2 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月均消费水平
社会融入层面。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在社会交往以及与城市居民的互动方面的局限性,成为阻碍他们很好地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与城市居民的互动很少。通常情况下社会交往是一个人作为社会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方面,但对彝族进城务工人员而言,他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往往十分狭窄,通常就是局限于同族、亲戚和老乡的范围,在进城务工者之间,彝族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仍旧起着无法取代的作用,因此与城市居民的往来互动少之又少。其次,社会参与方面的局限性,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大部分从事劳动强度较高的工作,下班后身体疲惫,也就没有精力再安排娱乐活动;而且受其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很多人不会讲汉语,与人交流有一定困难;他们还有着强烈的家支观念和民族观念,社会参与仅仅局限于同族人或同家支间的活动,所以他们很缺乏社会参与。
心理融入层面。从下表可以看出,很多彝族进城务工人员是为了挣钱而进城,他们希望改变贫困的状况,大多数人不太愿意在城市落脚生根,而是希望在城里挣到钱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返回农村。很多人都表示进城务工是因为“家里太穷”、“到城里容易挣钱”,还有不少人认为“大城市里面的人很现实,不太习惯。不想要留在城市,还是想回到彝族地区”。可以推断,彝族务工者对自己家乡的认同感是非常强烈的,对自己的家乡有着很深的依恋,因此,要完全融入城市还需要很长时间。
表3 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未来打算
制约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因素
制度不健全。“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化适应的最大障碍。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不断地放宽,但对身份管理没有改变。”①尽管目前务工者可以自由流动,但由于长期以来实行的户籍政策以及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制度等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所以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阻碍了进城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城市。同时,还需要完善法律法规来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这样才会降低他们在城市中所产生的疏离感。权益保障水平越高,创造的外部环境越好,才会越有利于促进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
务工者自身条件限制。彝族务工人员到城市打工,其目的是为了改善自身生活状况,他们受教育水平往往不高,缺乏一技之长,应对城市生活的准则仍是原来的那些用在乡土社会中的价值观念,势必会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与城市居民产生差异,从而加大城市融入的难度。他们主要从自身的观察、同乡或同族人之间的交流中获取对城市生活的理解,与城市中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接触非常有限。所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他们常常不适应,自身的行为也时常与城市的各种规范格格不入。
社会环境影响。一些城市居民的民族偏见依然存在,彝族务工人员得不到城市人的认同,以户籍、民族身份等直接或间接地对流动人口加以限制的行业和职业仍然存在。“许多城市居民由于民族偏见的影响,而对流动少数民族缺乏理解和同情,使得流动少数民族,尤其是体质特征明显的少数民族,在从事自己的职业之外,在城市中觉得孤独和无依靠,很难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②《国务院关于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提出“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流动人口就业政策方针;中央的若干文件中也分别提出加强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和权益保护,健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努力促进农民就业创业等要求;与此同时,近年来成都市也正在加速取消原有的排斥外来流动人口的就业政策。
促进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之策
彝族进城务工人员作为农民工中的特殊群体,面临着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的问题。目前,在加快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过程中,建议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倡导民族团结,增进民族间相互理解和信任。
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管理,加强就业保障。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坚决制止和打击口头合同等非法行为;明确用工单位与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关系,不断完善劳动保护制度,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例如建筑行业应着力强化用人单位的劳动保护知识和安全意识,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要求,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设施、劳动保护条件;对从事建筑行业的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加强安全生产培训教育,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职业伤害。同时,要努力提高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参加工伤、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
国家相关部门应督促各用工企业,陆续取消以户籍为基础的行业和职业准入制度,对于各种隐性的歧视性规定,加强监督,一经发现立即予以纠正。
加强对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律援助和法制教育。一方面,在解决涉及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赔偿等纠纷当中,尽量提供一些法律援助,可能就会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深入普法,使他们懂得和善于履行社会主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增强法制观念,养成自觉遵守法律的行为习惯,对于触犯法律的行为,要给予严厉打击。
加强对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自身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可以采取输出地培训、输入地培训、在岗培训等形式,不断提高劳务素质。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本文系2011年四川省委党校青年研究项目“成都市彝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成果)
注释
①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②王奎正:“湖南杂散居区城市民族关系影响因素探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关键词】彝族 务工人员 城市融入研究
成都作为西部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对进城务工者来说是首选的务工城市之一,彝族进城务工人员来到城市以后能否很好地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生活?制约他们融入城市的因素是什么?本文根据2012年6月对60位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所做的调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情况调查
经济融入层面。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行业分布情况。由于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大多是文化素质较低,受所掌握职业技能的约束,他们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等低端行业,主要从事酒店服务员、保安、建筑工等低收入工作。
表1 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行业分布表
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情况。从2010年起,成都市依据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等不同情况,对全市月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按区(市)县行政区划分为两个档次,其中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高新区等城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850元(每日39.10元)。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主要集中在1000元~1200元和1300元~1500元兩个区间,扣除必需的生活支出,所剩无几。通过调查得知,他们进城务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挣钱,虽然挣的不多,但这些收入对他们相对贫困的家庭而言,已经相当可观,是很重要的经济来源,领到工钱后,很多人要将大部分工资寄回家中。
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情况。生活支出中主要花费是基本生活费用和租房费用。在60位被调查者中,自己解决住房的有32人,占53.3%,由雇主提供住房的有28人,占46.7%。他们当中只有建筑行业务工人员的住宿是由雇主解决,但住宿条件较差,在很小的房间里七、八个人共同居住。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住房,具有明显的临时性居住特征,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使得他们通常把租住地点选在城乡结合部,多人合租面积较小且缺乏必要生活设施的房子,以便节约开支。
表2 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月均消费水平
社会融入层面。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在社会交往以及与城市居民的互动方面的局限性,成为阻碍他们很好地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与城市居民的互动很少。通常情况下社会交往是一个人作为社会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方面,但对彝族进城务工人员而言,他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往往十分狭窄,通常就是局限于同族、亲戚和老乡的范围,在进城务工者之间,彝族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仍旧起着无法取代的作用,因此与城市居民的往来互动少之又少。其次,社会参与方面的局限性,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大部分从事劳动强度较高的工作,下班后身体疲惫,也就没有精力再安排娱乐活动;而且受其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很多人不会讲汉语,与人交流有一定困难;他们还有着强烈的家支观念和民族观念,社会参与仅仅局限于同族人或同家支间的活动,所以他们很缺乏社会参与。
心理融入层面。从下表可以看出,很多彝族进城务工人员是为了挣钱而进城,他们希望改变贫困的状况,大多数人不太愿意在城市落脚生根,而是希望在城里挣到钱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返回农村。很多人都表示进城务工是因为“家里太穷”、“到城里容易挣钱”,还有不少人认为“大城市里面的人很现实,不太习惯。不想要留在城市,还是想回到彝族地区”。可以推断,彝族务工者对自己家乡的认同感是非常强烈的,对自己的家乡有着很深的依恋,因此,要完全融入城市还需要很长时间。
表3 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未来打算
制约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因素
制度不健全。“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化适应的最大障碍。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不断地放宽,但对身份管理没有改变。”①尽管目前务工者可以自由流动,但由于长期以来实行的户籍政策以及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制度等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所以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阻碍了进城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城市。同时,还需要完善法律法规来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这样才会降低他们在城市中所产生的疏离感。权益保障水平越高,创造的外部环境越好,才会越有利于促进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
务工者自身条件限制。彝族务工人员到城市打工,其目的是为了改善自身生活状况,他们受教育水平往往不高,缺乏一技之长,应对城市生活的准则仍是原来的那些用在乡土社会中的价值观念,势必会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与城市居民产生差异,从而加大城市融入的难度。他们主要从自身的观察、同乡或同族人之间的交流中获取对城市生活的理解,与城市中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接触非常有限。所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他们常常不适应,自身的行为也时常与城市的各种规范格格不入。
社会环境影响。一些城市居民的民族偏见依然存在,彝族务工人员得不到城市人的认同,以户籍、民族身份等直接或间接地对流动人口加以限制的行业和职业仍然存在。“许多城市居民由于民族偏见的影响,而对流动少数民族缺乏理解和同情,使得流动少数民族,尤其是体质特征明显的少数民族,在从事自己的职业之外,在城市中觉得孤独和无依靠,很难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②《国务院关于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提出“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流动人口就业政策方针;中央的若干文件中也分别提出加强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和权益保护,健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努力促进农民就业创业等要求;与此同时,近年来成都市也正在加速取消原有的排斥外来流动人口的就业政策。
促进成都市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之策
彝族进城务工人员作为农民工中的特殊群体,面临着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的问题。目前,在加快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过程中,建议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倡导民族团结,增进民族间相互理解和信任。
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管理,加强就业保障。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坚决制止和打击口头合同等非法行为;明确用工单位与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关系,不断完善劳动保护制度,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例如建筑行业应着力强化用人单位的劳动保护知识和安全意识,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要求,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设施、劳动保护条件;对从事建筑行业的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加强安全生产培训教育,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职业伤害。同时,要努力提高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参加工伤、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
国家相关部门应督促各用工企业,陆续取消以户籍为基础的行业和职业准入制度,对于各种隐性的歧视性规定,加强监督,一经发现立即予以纠正。
加强对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律援助和法制教育。一方面,在解决涉及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赔偿等纠纷当中,尽量提供一些法律援助,可能就会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深入普法,使他们懂得和善于履行社会主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增强法制观念,养成自觉遵守法律的行为习惯,对于触犯法律的行为,要给予严厉打击。
加强对彝族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自身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可以采取输出地培训、输入地培训、在岗培训等形式,不断提高劳务素质。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本文系2011年四川省委党校青年研究项目“成都市彝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成果)
注释
①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②王奎正:“湖南杂散居区城市民族关系影响因素探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