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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泛市场化改革不适用于基础性、公共性科教文卫部门。这是因为，泛市场化改革不利于这些部门事业的发展，并且可能带来不利的社会政治后果。即使是实行“新公共管理”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也并未在这些领域推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对于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公共物品，政府必须担负起提供者的责任。
【关键词】事业单位改革； 新公共管理； 市场化；公共物品供应
【中图分类号】F28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18-0027-03
事业单位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对于调动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减轻财政负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我们对事业单位改革的认识仍然不是十分清晰，目标也不是非常明确，仍存在各种各样的改革设想。其中有一种改革思潮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和警惕，这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泛市场化取向：除了对一些经营性事业单位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外，在我国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单位也推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我们认为，某些公用事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对提高工作效率，改进服务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进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是对发端于西方国家的公共部门改革的误读，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使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误入歧途。
一、公共物品供应的市场化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公共部门改革中，兴起了一股“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化、私有化、放松管制、顾客导向、效率至上、签约外包(购买服务)、强调竞争、管理主义、企业型政府和新责任制等。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指导下，西方国家针对公共部门和公用事业进行了“去国家化”或私有化改革，将一些公共服务领域推向了市场，将企业管理的理念运用到政府管理中，使得一些公共管理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新公共管理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二战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卢卡斯、布坎南和科斯等。政界的主要代表则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等。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和经济全球化、自由化，以哈耶克和芝加哥学派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得到了高度重视，他们反对计划经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福利国家政策，主张低税收、减少政府赤字和市场化或私有化的改革，对新公共管理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也使新公共管理思潮具有了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学者普利特就认为，“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公共管理哲学，是右翼政府或者新右派的公共管理纲领；它以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滥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公共部门管理领域的扩张。
在新公共管理看来，政府也像企业一样，完全是利益最大化的，并不会把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精神放在重要位置。因此，新公共管理提出削弱政府的要求。事实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没有取得符合预期的效果，如果我们看一下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政府时期的财政状况，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所谓的“让政府缩水”仅是一句空头的口号，这一时期政府本身的总开支实际上并未缩减，被削减的是有关公众福祉的各项开支。因此，新公共管理未实现减少政府开支的目标，反而导致了“政府空心化”的问题，造成各部门公共服务责任和服务精神的迷失。
归根结底，新公共管理思潮片面地将公共部门假定为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并依此假定提出了公共部门改革的各种主张，完全无视公共部门所具有的公共服务责任和意识，是对政府理论的一种误导。这种思想观念，更不符合我国对政府性质的定义以及由此建立的关于政府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
二、泛市场化改革不利于科教文卫事业发展，并且可能动摇国家上层建筑根基。带来不利的社会政治后果
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不加区分地鼓吹公共事业的市场化、私有化。我国一些政府部门也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的影响下，对一些公共部门进行了私有化改革，把一些公共服务推向了市场。随着改革的深入，科教文卫等传统的基础性公共事业也开始试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表现在：减少这些公共部门的财政投入，降低这些单位职员本来不高的福利待遇和财政负担比例，改变公共部门的性质，通过购买服务，变“养人”为“养事”，“养机构”为“养项目”，甚至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基础性、公共性科教文卫事业单位转企，等等。
客观地讲，一些公共服务供应的市场化可以提高公共物品的供应效率。如机关后勤市场化改革，企业福利的市场化改革，一些公共设施、市政公用事业供应的市场化改革等，都可以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但是，在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领域，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则不一定能够提高产出效率和供应效率：相反，还可能带来不利的社会政治后果。
这是因为，市场在这些物品的供应方面存在失灵，可能造成供应不足和失败。而市场化机制尤其不适用于基础性、公共性的教学研究部门。
第一，基础性、公共性研究单位不能用市场化、企业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和评价。基础性公共性的研究投入大、周期长、结果不确定，不能用急功近利的成果统计进行评价，也不宜用直接产生了多少经济价值进行评价。如果急功近利地用短期成果来衡量，永远也出不了像样的成果，只能维持那些短平快，小打小闹，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还可能助长弄虚作假和学术腐败。近年来，研究评价上的急功近利，已经对我国的科学研究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第二，降低基础性、公共性研究机构科研人员的待遇，极大地挫伤了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科研人员安心工作，也不利于研究机构吸引一流的人才。人才是国家的第一资源，科学研究需要一流的人才，也凝聚了大批知识精英，理应获得较好的福利待遇。但是，经过几次工资津贴改革。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已经较大幅度低于相应级别公务员水平：即将进行试点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意将基础性、公共性研究人员的退休待遇与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划一，也存在过于简单的问题。因为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在职期间没有享受企业人员在职期间市场化的待遇，如果退休后的养老金又要与企业员工划一，是对事业单位员工的双重不公平。这种降低基础性科研事业单位人员待遇的改革，将大大降低这些单位对人才的吸引力，极大地动摇基础性、公共性科研单位的事业根基。如果一个国家一流人才都不愿从事科研工作，将动摇国家科技和知识创新的基础。
第三，“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等购买服务的改革，买得来一次性消费的产品，买不来大师和巨著。“新公共管理”的“购买服务”在一般的公共物品领域不会导致大的问题，比如公共设施、社区服务的提供，在设定了服务内容和标准之后，由谁来具体承担不会带来产品消费 价值的损失。但是，科研单位“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做法则可能导致其他的负面效应。因为科研事业在“养事”、“养项目”的同时，还要“培养和造就人才”，而要培养和造就人才，造就大师，就必须养人、养机构。因为科学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如果不养人，科研人员为了生存，可能整天为“争项目”奔波，或者今天参加这个项目、明天参加那个项目，难以确保他们安下心来，长期坚持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工作，也就难以保证出大的成果和大的专家、学者。如果科研事业单位改革的结果是既不能出大成果，也不能出大学者，那这种改革就是不应该的。
第四，“购买服务”、“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做法，将架空国家或地区“软实力”的组织和人才基础，严重影响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实力。基础性、公共性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人员，是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性社会科学教学研究机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重要载体。“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改革，将从根本上动摇国家意识形态的实体基础。将影响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也将严重影响国家的软实力。
三、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核心的公共性、基础性科教文卫事业仍由公共财政负担，并没有推行“去公共化”的改革
虽然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高，在公共服务领域推行了一些“新公共管理”的改革，但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仍然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负担。
在日本，科教文卫机构工作人员在身份上属于国家公务员，享受国家公务员工资和社会待遇，日本中小学教员的平均月工资约为40万日元，与一般公务员大致相当；大学和高等研究机构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的工资待遇则比中小学教员更高，其中教授为60万-120万日元／月，副教授为40万～70万日元／月。在美国和英法等OECD国家，科教文卫公共物品也主要由政府负担。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摘要2007》的数据，北美和西欧的学龄人口只占全球的不到10％，其公共教育开支占全球的58％。美国的公共医疗和社会保健开支也主要由政府负担，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中心——国家卫生研究所(NIH)，也是完全由政府经营的，从事基础性的医学研究，2006财政年度的预算经费达286亿美元。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均享受国家公务员的待遇。在香港和新加坡，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也基本由政府负担。其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开支占其总开支的一半左右。香港的中小学教师，都享有较高的工资和社会福利待遇，大学教授的工资待遇在全球具有竞争力，吸引到了高水平的人才。新加坡的情况也跟香港类似。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改革肇始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其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部门都没有市场化、没有推行所谓“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改革。这些部门的开支，都占了政府公共开支的很大比例，并且在市场化改革中没有降低；这些部门的职员待遇也没有因为市场化改革而降低。因为这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的职责正是兴办那些市场和市场化所不能兴办的事业，提供通过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
四、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作为科教文卫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责任
近年来进行的一些关于科教文卫事业单位的改革，简单地搬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政府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但是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和边界是什么?如果没有深入分析这些改革主张的理论背景、现实基础、适用条件和范围等，将市场化改革泛化到自由主义经济世界都没有市场化的公共物品供应领域，无疑是误入了歧途。
我们看到，即使那些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政府也没有为了削减开支而将公共性、基础性科教文卫部门市场化。我们的国家性质，以及我们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承诺，使得我们更没有理由将这些核心的公共部门“去公共化”，否则，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无从谈起。
讨论新公共管理和新自由主义政府改革思潮的问题，并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强调要谨慎地对待改革。不能把一些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改革思潮和主张奉若神明，不加分析地加以运用，为改革而改革，忘却了改革的真正目的。医疗、住房、高等教育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改革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们不能再在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领域推行市场化导向或者说“去公共化”性质的改革。如此，将是政府的失职，也将从根本上动摇作为国家实力重要载体的科教文卫公共部门。
(作者单位：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责任编辑史小今
【关键词】事业单位改革； 新公共管理； 市场化；公共物品供应
【中图分类号】F28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18-0027-03
事业单位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对于调动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减轻财政负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我们对事业单位改革的认识仍然不是十分清晰，目标也不是非常明确，仍存在各种各样的改革设想。其中有一种改革思潮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和警惕，这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泛市场化取向：除了对一些经营性事业单位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外，在我国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单位也推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我们认为，某些公用事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对提高工作效率，改进服务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进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是对发端于西方国家的公共部门改革的误读，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使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误入歧途。
一、公共物品供应的市场化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公共部门改革中，兴起了一股“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化、私有化、放松管制、顾客导向、效率至上、签约外包(购买服务)、强调竞争、管理主义、企业型政府和新责任制等。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指导下，西方国家针对公共部门和公用事业进行了“去国家化”或私有化改革，将一些公共服务领域推向了市场，将企业管理的理念运用到政府管理中，使得一些公共管理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新公共管理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二战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卢卡斯、布坎南和科斯等。政界的主要代表则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等。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和经济全球化、自由化，以哈耶克和芝加哥学派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得到了高度重视，他们反对计划经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福利国家政策，主张低税收、减少政府赤字和市场化或私有化的改革，对新公共管理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也使新公共管理思潮具有了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学者普利特就认为，“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公共管理哲学，是右翼政府或者新右派的公共管理纲领；它以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滥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公共部门管理领域的扩张。
在新公共管理看来，政府也像企业一样，完全是利益最大化的，并不会把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精神放在重要位置。因此，新公共管理提出削弱政府的要求。事实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没有取得符合预期的效果，如果我们看一下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政府时期的财政状况，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所谓的“让政府缩水”仅是一句空头的口号，这一时期政府本身的总开支实际上并未缩减，被削减的是有关公众福祉的各项开支。因此，新公共管理未实现减少政府开支的目标，反而导致了“政府空心化”的问题，造成各部门公共服务责任和服务精神的迷失。
归根结底，新公共管理思潮片面地将公共部门假定为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并依此假定提出了公共部门改革的各种主张，完全无视公共部门所具有的公共服务责任和意识，是对政府理论的一种误导。这种思想观念，更不符合我国对政府性质的定义以及由此建立的关于政府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
二、泛市场化改革不利于科教文卫事业发展，并且可能动摇国家上层建筑根基。带来不利的社会政治后果
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不加区分地鼓吹公共事业的市场化、私有化。我国一些政府部门也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的影响下，对一些公共部门进行了私有化改革，把一些公共服务推向了市场。随着改革的深入，科教文卫等传统的基础性公共事业也开始试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表现在：减少这些公共部门的财政投入，降低这些单位职员本来不高的福利待遇和财政负担比例，改变公共部门的性质，通过购买服务，变“养人”为“养事”，“养机构”为“养项目”，甚至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基础性、公共性科教文卫事业单位转企，等等。
客观地讲，一些公共服务供应的市场化可以提高公共物品的供应效率。如机关后勤市场化改革，企业福利的市场化改革，一些公共设施、市政公用事业供应的市场化改革等，都可以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但是，在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领域，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则不一定能够提高产出效率和供应效率：相反，还可能带来不利的社会政治后果。
这是因为，市场在这些物品的供应方面存在失灵，可能造成供应不足和失败。而市场化机制尤其不适用于基础性、公共性的教学研究部门。
第一，基础性、公共性研究单位不能用市场化、企业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和评价。基础性公共性的研究投入大、周期长、结果不确定，不能用急功近利的成果统计进行评价，也不宜用直接产生了多少经济价值进行评价。如果急功近利地用短期成果来衡量，永远也出不了像样的成果，只能维持那些短平快，小打小闹，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还可能助长弄虚作假和学术腐败。近年来，研究评价上的急功近利，已经对我国的科学研究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第二，降低基础性、公共性研究机构科研人员的待遇，极大地挫伤了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科研人员安心工作，也不利于研究机构吸引一流的人才。人才是国家的第一资源，科学研究需要一流的人才，也凝聚了大批知识精英，理应获得较好的福利待遇。但是，经过几次工资津贴改革。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已经较大幅度低于相应级别公务员水平：即将进行试点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意将基础性、公共性研究人员的退休待遇与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划一，也存在过于简单的问题。因为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在职期间没有享受企业人员在职期间市场化的待遇，如果退休后的养老金又要与企业员工划一，是对事业单位员工的双重不公平。这种降低基础性科研事业单位人员待遇的改革，将大大降低这些单位对人才的吸引力，极大地动摇基础性、公共性科研单位的事业根基。如果一个国家一流人才都不愿从事科研工作，将动摇国家科技和知识创新的基础。
第三，“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等购买服务的改革，买得来一次性消费的产品，买不来大师和巨著。“新公共管理”的“购买服务”在一般的公共物品领域不会导致大的问题，比如公共设施、社区服务的提供，在设定了服务内容和标准之后，由谁来具体承担不会带来产品消费 价值的损失。但是，科研单位“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做法则可能导致其他的负面效应。因为科研事业在“养事”、“养项目”的同时，还要“培养和造就人才”，而要培养和造就人才，造就大师，就必须养人、养机构。因为科学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如果不养人，科研人员为了生存，可能整天为“争项目”奔波，或者今天参加这个项目、明天参加那个项目，难以确保他们安下心来，长期坚持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工作，也就难以保证出大的成果和大的专家、学者。如果科研事业单位改革的结果是既不能出大成果，也不能出大学者，那这种改革就是不应该的。
第四，“购买服务”、“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做法，将架空国家或地区“软实力”的组织和人才基础，严重影响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实力。基础性、公共性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人员，是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性社会科学教学研究机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重要载体。“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改革，将从根本上动摇国家意识形态的实体基础。将影响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也将严重影响国家的软实力。
三、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核心的公共性、基础性科教文卫事业仍由公共财政负担，并没有推行“去公共化”的改革
虽然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高，在公共服务领域推行了一些“新公共管理”的改革，但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仍然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负担。
在日本，科教文卫机构工作人员在身份上属于国家公务员，享受国家公务员工资和社会待遇，日本中小学教员的平均月工资约为40万日元，与一般公务员大致相当；大学和高等研究机构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的工资待遇则比中小学教员更高，其中教授为60万-120万日元／月，副教授为40万～70万日元／月。在美国和英法等OECD国家，科教文卫公共物品也主要由政府负担。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摘要2007》的数据，北美和西欧的学龄人口只占全球的不到10％，其公共教育开支占全球的58％。美国的公共医疗和社会保健开支也主要由政府负担，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中心——国家卫生研究所(NIH)，也是完全由政府经营的，从事基础性的医学研究，2006财政年度的预算经费达286亿美元。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均享受国家公务员的待遇。在香港和新加坡，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也基本由政府负担。其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开支占其总开支的一半左右。香港的中小学教师，都享有较高的工资和社会福利待遇，大学教授的工资待遇在全球具有竞争力，吸引到了高水平的人才。新加坡的情况也跟香港类似。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改革肇始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其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部门都没有市场化、没有推行所谓“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改革。这些部门的开支，都占了政府公共开支的很大比例，并且在市场化改革中没有降低；这些部门的职员待遇也没有因为市场化改革而降低。因为这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的职责正是兴办那些市场和市场化所不能兴办的事业，提供通过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
四、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作为科教文卫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责任
近年来进行的一些关于科教文卫事业单位的改革，简单地搬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政府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但是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和边界是什么?如果没有深入分析这些改革主张的理论背景、现实基础、适用条件和范围等，将市场化改革泛化到自由主义经济世界都没有市场化的公共物品供应领域，无疑是误入了歧途。
我们看到，即使那些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政府也没有为了削减开支而将公共性、基础性科教文卫部门市场化。我们的国家性质，以及我们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承诺，使得我们更没有理由将这些核心的公共部门“去公共化”，否则，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无从谈起。
讨论新公共管理和新自由主义政府改革思潮的问题，并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强调要谨慎地对待改革。不能把一些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改革思潮和主张奉若神明，不加分析地加以运用，为改革而改革，忘却了改革的真正目的。医疗、住房、高等教育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改革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们不能再在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领域推行市场化导向或者说“去公共化”性质的改革。如此，将是政府的失职，也将从根本上动摇作为国家实力重要载体的科教文卫公共部门。
(作者单位：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责任编辑史小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