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有句名言，说超级富豪“和你我不一样”，他们的财富让他们“在我们相信的时候怀疑”，让他们认为“他们比我们强”。如果说这番话恰如其分地形容了当下，那么可能是因为，当菲茨杰拉德在1926年写这番话时，美国的不平等性之严重与现今不相上下。
　　在平静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不平等性相当温和。社会中的超级富豪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并不特别大—不特以收入和财富衡量是如此，用地位和社会目标衡量也是如此。当然，富人的钱更多，但或多或少仍与穷人同处一个社会，对地理位置和公民身份的认同让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密歇根大学的马克·米兹路奇（Mark Mizruchi）在其新书中指出，美国战后的企业精英有“一套关于社会责任和自利意识的开明伦理观”。他们与工会合作，支持政府在监管和稳定市场方面的强势角色。他们理解应该为了重要的公共品—如州际高速公路以及穷人和老人的社会安全系统—而纳税。
　　当时的商业精英政治权力并不亚于现在，但他们将影响力用在推动那些与国家利益大体一致的日程上。
　　相反，用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的妙语讲，今天的超级富豪堪称“呻吟大亨”。索罗维基举出的首屈一指的例子是私募股权公司黑石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芬·施瓦茨曼，他的财富目前超过100亿美元。
　　施瓦茨曼的表现好像“他饱受凡事都要插手、见税眼开的政府和带着嫉妒心聒噪不停的大众的困扰”。他建议“或许应该提高穷人的所得税，让他们有‘切肤之痛’，还把取消他本人受益其中的一项税收漏洞比作德国入侵波兰”。索罗维基还举了一个例子：“风险资本家汤姆·珀金斯和家得宝联合创始人肯尼斯·兰根，都把平民对富人的抨击比作纳粹迫害犹太人。”
　　索罗维基认为，态度的转变与全球化有很大关系。美国大公司和银行现在能够自由地在全世界做生意，而不再主要依靠美国消费者。美国中产阶级的健康如今已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此外，索罗维基还指出，社会主义已经靠边站，也没有必要再拉拢工人阶级。
　　但如果公司大佬认为他们已不再需要依赖国家政府，那就大错特错了。现实是，成就了其财富的市场，其稳定与开放从未如此依赖政府行为。
　　在相对平静的时期，政府在制定和支持市场赖以运转的规则方面的作用可能不那么清晰。市场会表现出“自动巡航”模式，政府显得有点碍手碍脚，让人敬而远之。
　　但当经济风暴来临时，所有人都会向本国政府寻求庇护。这时，大公司与其母国的关系就凸显无遗了。前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恰当地做过一番关于金融领域的总结：“全球银行生是全球的，死是国家的。”
　　想想美国政府是如何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介入以确保金融和经济稳定的。如果政府不出手援助大银行、保险巨头AIG和汽车业，如果美联储不向经济注入巨量流动性，超级富豪的财富可能遭受重创。许多人指出政府应该专注于拯救房屋拥有者，但政府选择了支持银行—金融精英在这一政策中获益最大。
　　即使在正常时期，超级富豪也依赖政府的支持。信息技术革命及其所催生的公司（如苹果和微软）的背后是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大部分是政府出资的。
　　政府建立并执行版权、专利和商标法，保护知识产权，保证成功的创新者能够获得稳定的垄断利润。政府补贴那些培训高技能劳动力的高等教育机构。政府与其他国家谈判贸易协定，以确保本国企业能够进入外国市场。
　　如果超级富豪认为他们已不再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再需要政府，那么这不是因为这一信念符合客观现实。这是因为现时的媒体大肆宣传市场是自我产生、自我运转的实体。这一宣传让社会所有层面都蒙受折磨，其中中产阶级所遭遇的打击不亚于富人。
　　没有理由认为超级富豪会比其他群体更无私。但他们的自私并非是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包容的主要障碍。更重要的障碍是，人们没有认识到市场并不可能长期提供繁荣—不管是为谁—除非它们背后有健康的社会和良好的治理作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