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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百年中,亚洲是如何以一个区域的面貌出现,又如何被建构成一个区域的?尽管长久以来即已存在通过对前殖民时期和近代早期海上贸易的研究而强调亚洲内部联系的历史学,而且,这种历史学正方兴未艾,但一般而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并没有被看做是一个亚洲内部的联动持续发展的阶段。因此,目前出现的对亚洲内部联系的兴趣的增加,并没有抓住能形构出当下状况的连续性和断裂性,甚至也无法对当下的危险和可能性做出评估。
在切入正题前我想先问,一个区域是如何出现、在哪里出现以及为何要出现的?我将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研究者们在区域和区域化之间做出了一个有用的区分,把那些相对非计划性的、在相对自然的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其内部互相作用和互相依赖的地区称为“区域”(region),而将更加主动的,一般是在意识形态驱动下的地区创设的政治过程称为“区域化”(regionalization)。
要理解亚洲区域这个概念的历史,就要明了上述两个概念的区分,并把握两者复杂的互动关系,不仅如此,我还相信,在区域和区域主义兴衰成败及它们何以采用此种形制(很少有人会认为,亚洲区域这个概念仅是亚洲在地图上的呈现)的背后,有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毕竟,“亚洲”仅仅是古代对希腊人居住区以东地区的命名。我假设,区域的形成和区域化都遵循着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主导或霸权地位的空间生产的模式。就二十世纪而言,大规模的社会空间生产的范例就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条件下的地区性的民族国家,值得强调的是,在我们的论述框架下,那些在全球资本累积的背景下追求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也应包含其中。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经典研究中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在生产其所需要的空间时是一个多么强大的体系(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2)。这些空间由一些关系构成,这些关系可经由财产权而被抽象化、标准化,被交换并获得确认。在资本主义的空间中,诸如土地和水之类生产的物质要素成为商品。民族空间通常都延续这种空间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民族国家不仅通过保护财产权确保其权威地位,而且还试图将其人民均质化为公民——方法莫过于将公民的忠诚通过民族国家的架构建立在民族共同体之上,而非建立在他们各自真实所属的共同体或生活世界中——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民族国家的均质化倾向当然又在嵌套的构造中被再生产,同一层级的认同感在拥有统治权的民族国家中经由团体、行政区、语言群等得以表达。在空间的民族模式下,文化和政治权威被努力地协调一致。当然这也会制造出民族空间和资本主义空间之间的紧张,最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会限制资本主义内在的去疆域化使命的达成。
帝国地区主义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区域性结构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由帝国主义来调节的。在十九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亚洲都笼罩在大英帝国“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控制之下,在这期间,亚洲海上贸易的一些历史网络相应改变并扩大了自己的运作规模和范围。到了十九世纪晚期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开始被民族主义所支配,为了能够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展开有效的竞争,就意味着要去抢夺资源、市场并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需求。这就在帝国主义国家和其试图纳入到自己帝国版图中的殖民地、附属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
首先来看十九世纪,殖民帝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英帝国,在亚洲建立起了重要的区域性依赖关系。它不仅强化了一些旧有的关系,还在众多城市(及相关的内陆贸易区)——如亚丁、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之间建立了新的关联,它们都是亚洲贸易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殖民期间亚洲贸易的研究都脱离了关于前殖民时期亚洲和印度洋海事贸易的丰富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因此最终得出的是一个片面的图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十九世纪殖民者在金融、技术、政治军事方面的霸权即使不能说已经消除了这些网络,至少也控制了它。这看起来就像是布克及其他学者所论述的双重经济模式背后的假设。近来关于印度洋——沿着波斯湾地区和阿拉伯海以及南中国海——的研究就显示出了这幅图景有多少谬误。
至少从十三世纪开始,从红海到南中国海的海事区域就反映出贸易路径的内在联系。从十五世纪开始,具有世界性的港口城市马六甲将这些路线连接在一起,季候风把印度、波斯、阿拉伯的商人带到那里,他们期待着返航前由反向季候风带来中华帝国和东方地区的贸易。由中国、印度、犹太和阿拉伯商人组成的网络连同他们复杂的信贷转换系统和贸易技巧使得批发成为可能,并更进一步将贸易扩展到从桑吉巴到中国的印度洋沿海。
根据瑞(Rajat K.Ray)的研究,十九世纪以来的亚洲网络无疑受制于殖民贸易和殖民势力,中国、印度和(巴格达的)犹太人群体的旧有网络拥有长程的信用体系,其金融工具可以在几个国家通用,正是这个原有的网络在某些领域内改变并扩大了他们的经营。商业实践使其能够在欧洲世界的银行、公司与亚洲的零售业主、零售市场之间占据一席之地。事实上,如果没有亚洲流动的商人们提供的金融和市场服务,欧洲资本未必能够渗透进来。在二十世纪,这些网络不仅延伸到了更低纬度的非洲和东南亚,而且他们以现代亚洲商业和工业阶级的身份示人,将这三层的殖民经济融入民族和后民族经济中。
就东亚而言,滨下武志对殖民前海事网络和亚洲现代网络之间的多重关联做过详尽的分析。到了清朝,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已经转变为以中国的价格结构为基础的商品交易框架。整个朝贡贸易区通以白银为交易结算中介而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它成了组织该地区更为广泛的贸易网络的轴心。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暹罗和华南之间的私人贸易受到朝贡贸易的利益驱使得以发展,而当这一地区的贸易减少时,在华南的商人们又会转向别的朝贡区域,例如从琉球到长崎的贸易。朝贡贸易还把欧洲和东亚的贸易连在一起。所以说,尽管朝贡体系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排他性的政治关系,但实际上它反映了在中华帝国朝贡区域内由不同国家构成的松散的管理体系中的贸易机会。滨下武志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欧洲主导的模式如何凌驾于亚洲贸易的旧有网络之上,他还发现了他称之为“交叉网络”的东西,也就是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出现的中国和印度的海外经济群体。日本的占领及对这一贸易的部分控制为区域融合开启了新的可能性,但是在它存在的短暂时间内,其破坏意义远远大于建设性。
再来看二十世纪战争期间的帝国区域形成,民族帝国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形态或是(地理上分散的)团体联盟以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并以此为手段使得帝国势力能够获得全球霸权及优势。因此,他们试图建立起普遍的标准、度量衡、通货和法律来强化这种联合,以对抗联盟内可能存在的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一战”之后,英国对美国的负债状况以及自身竞争力的下降使得英国人将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强加到其殖民地和附属国上。同时这也是一个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开始越来越多地要求经济和政治平等的时代。帝国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经济联盟,在此联盟中应允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自治地位和其他的让步,必要的时候还允许其建立名义上的主权性质的民族国家,但在军事上仍受制于宗主国。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反映了对外围地区的战略性再定位,使得帝国的边缘成为帝国力量取得全球霸权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正如阿尔贝·勒布伦(Albert Lebrun)在“一战”后宣称的那样,现在的目标是“将法兰西和远方的法兰西联合在一起,以成就他们共同取长补短的努力”。
但是相比于日本、美国和苏联等新兴的帝国主义势力,老牌的帝国力量中转变成这种区域性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例子要少一些。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伴随着对资源的不断需求和社会动员,帝国主义者在那里建立现代的、非直接控制的制度和机构会更有效。目标就是通过控制银行、交通基础设施、政治制度等动员制度和机构来操控该地区,这些动员制度和机构的建立是为了效仿宗主国的相应的部分(如立法会、训政制度、共产党、伪满洲国协和会等政党)。简言之,与殖民主义和英国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不同,战争时期的帝国主义者其目标指向制度、机构和认同的现代化。他们经常鼓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包括一些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与军事政治控制的现实如影随形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为了与英国和法国竞争,十九世纪末德国试图在中欧和东欧建立区域性联盟。这一趋势在战争期间得到增强,战前德国的商业影响力在一九三八年达到顶峰,此时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汉娜·阿伦特将日耳曼(以及俄国的泛斯拉夫)运动视作大陆帝国主义的表达,而后来的民族主义者则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性质的泛德意志运动建立起他们的帝国(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德国在它的那些傀儡国家及受其军事管制的地区建立了欧洲经济“新秩序”,其目的是为德国提供战争支持。尽管如此,仍然有建立起一个围绕着繁荣的德国并连接中欧新的工业综合体以及苏联被占领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区的计划。然而这个统一的欧洲市场仍然是民族主义的德国版本——我们应该警惕那种将其视为欧盟前身的看法。德国的计划从不同的方面都显示出了它不过是一个夭折了的新型帝国主义的版本。
从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一九三二—— 一九四五)开始,日本经济共同体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发展成为“东亚联盟”和“东亚共同体”,而后又发展成为“大东亚共荣圈”。伪满洲国就折射出日本帝国性质的根本性转变。韩国和中国台湾真正密集性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阶段是在一九三一年之后,而这成了规划伪满洲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策略的一部分。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工业化、教育以及各个方面的飞速发展大多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随着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而得以加速。日本战时的帝国与德国的“新秩序”很相似,整个被占领的地区都受制于日本的战争需要,而日本战败则表明了这一新型帝国主义的失败。
这一形式的帝国区域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在于一种无法持续的张力:创设一个共有空间就类似于由国家建立一个全球竞争的区域以延伸自己的利害,但这种延伸是有失公平的。同理,帝国民族区域经常被早期形成的持久的民族主义偏见所撕裂,这又与国家建立同时发生,特别是在帝国宗主国。换句话说,当试图建立一个相互依赖、协同合作的区域时,帝国势力的民族利益使其成为一个无法支撑的区域。
这种帝国主义区域的空间组成又是什么样的?绝大多数的附属国和殖民地尚没有与资本主义城市中心完全一体化,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基本结构——包括统一度量衡、统一通货以及一些物质和教育基础设施却在殖民地、附属国内或是它们之间被建立了起来。这一双重、交互作用的一体化过程是由殖民国家和大都市的资本家以及上文提到的亚洲的商人共同承担的——通过汇票、期票和其他可流通票据(如中国的“股”和南亚的hundis)。就像滨下武志的研究展示的那样,新加坡和香港是殖民城市,在那里中国和印度的汇款网络交织在一起,而且他们的资源构成巨大的、与西方主导的银行业交互流通的区域金融市场的一部分。但如果说亚洲人的物质生活和经济实践在日常性的基础上产生了相互联系,那么在这个区域的表达中这一点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亚洲的反帝国主义区域化方案
在英国和日本试图在亚洲创设自给自足、互相依赖的区域以维持其帝国势力的同时,与日渐崛起的亚洲民族主义相关的反帝国主义思潮则试图建构该区域的另外一个替代性概念。这些知识分子对“别样亚洲”概念的倡导使得原先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联系被重新唤起,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对亚洲的概念创设是以自身为假设前提的,并且借由当时帝国主义科技和区域融合模式得以强化。
这些亚洲人的亚洲概念在文化活动中表达得最多,这是值得我们探索的。我在这里将探讨其中三位知识分子的努力,他们是冈仓天心、泰戈尔和章太炎,因为在早期,亚洲主义一直是知识和文化方面的尝试,后来被日本军队出于帝国主义的目的强占。冈仓天心最有名的表述莫过于他一九○一年所写的《东洋的理想》一书的开头:“亚洲是一体的。”冈仓天心熟谙中国美术和文化,与南亚亚洲主义者泰戈尔、阿兰达·考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swamy)以及美国艺术倡导者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ellosa)等人关系很密切,他做了很多工作,以把亚洲美术“建设”成高雅艺术中一个合法和可行的领域,使之适于博物馆和艺术市场。
正是因为对中国和印度高度文明化的美术以及佛教审美价值的认识,冈仓天心发现了在蒙古人及其后来者入侵之前占据统治地位的亚洲理想的统一体。然而即便是在冈仓天心陈述亚洲理想的同时,他还在努力地为日本在文明开化的西方世界找一个位置,以期使日本成为当时沉沦的亚洲的继承人和领军者。冈仓天心将日本视作幸存者、领导者。“因此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甚至比博物馆还要丰富,因为这个民族拥有卓越的基因,引领其认真思考了过去任何理想的方面,其鲜活的二元论精神,在不失本民族古老传统的同时,也欢迎新的事物。”奈良寺就体现了唐代艺术的影响,在日本也还能找到很多商代工艺的烙印。
泰戈尔和冈仓天心过从甚密,后者在印度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印度艺术和文化有着深深的尊重。泰戈尔和冈仓天心都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即便是在绝大多数受西方教育的绅士们倾向于西方之际,他们还是坚持穿代表历史文化的衣服。因此冈仓天心在参观阿旃陀石窟时还是穿着道蒂服(印度传统男装,译者注),而泰戈尔在第一次中国之行的时候一直戴着道家的帽子。当然不能忽略的是,他们之所以对宣扬亚洲文化这么有信心是因为他们对西方的艺术非常熟悉和了解。他们的关系有时也会有龃龉,部分是因为冈仓天心无法完全超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预设和印度落后的总体状况,而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置身于众多从未见过东亚人而且是没见过身着自己民族服装的东亚人的印度人群中,即便看上去不是那么可笑,冈仓天心总归还是印度人对异域的好奇心的对象。
在切入正题前我想先问,一个区域是如何出现、在哪里出现以及为何要出现的?我将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研究者们在区域和区域化之间做出了一个有用的区分,把那些相对非计划性的、在相对自然的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其内部互相作用和互相依赖的地区称为“区域”(region),而将更加主动的,一般是在意识形态驱动下的地区创设的政治过程称为“区域化”(regionalization)。
要理解亚洲区域这个概念的历史,就要明了上述两个概念的区分,并把握两者复杂的互动关系,不仅如此,我还相信,在区域和区域主义兴衰成败及它们何以采用此种形制(很少有人会认为,亚洲区域这个概念仅是亚洲在地图上的呈现)的背后,有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毕竟,“亚洲”仅仅是古代对希腊人居住区以东地区的命名。我假设,区域的形成和区域化都遵循着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主导或霸权地位的空间生产的模式。就二十世纪而言,大规模的社会空间生产的范例就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条件下的地区性的民族国家,值得强调的是,在我们的论述框架下,那些在全球资本累积的背景下追求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也应包含其中。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经典研究中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在生产其所需要的空间时是一个多么强大的体系(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2)。这些空间由一些关系构成,这些关系可经由财产权而被抽象化、标准化,被交换并获得确认。在资本主义的空间中,诸如土地和水之类生产的物质要素成为商品。民族空间通常都延续这种空间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民族国家不仅通过保护财产权确保其权威地位,而且还试图将其人民均质化为公民——方法莫过于将公民的忠诚通过民族国家的架构建立在民族共同体之上,而非建立在他们各自真实所属的共同体或生活世界中——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民族国家的均质化倾向当然又在嵌套的构造中被再生产,同一层级的认同感在拥有统治权的民族国家中经由团体、行政区、语言群等得以表达。在空间的民族模式下,文化和政治权威被努力地协调一致。当然这也会制造出民族空间和资本主义空间之间的紧张,最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会限制资本主义内在的去疆域化使命的达成。
帝国地区主义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区域性结构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由帝国主义来调节的。在十九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亚洲都笼罩在大英帝国“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控制之下,在这期间,亚洲海上贸易的一些历史网络相应改变并扩大了自己的运作规模和范围。到了十九世纪晚期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开始被民族主义所支配,为了能够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展开有效的竞争,就意味着要去抢夺资源、市场并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需求。这就在帝国主义国家和其试图纳入到自己帝国版图中的殖民地、附属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
首先来看十九世纪,殖民帝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英帝国,在亚洲建立起了重要的区域性依赖关系。它不仅强化了一些旧有的关系,还在众多城市(及相关的内陆贸易区)——如亚丁、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之间建立了新的关联,它们都是亚洲贸易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殖民期间亚洲贸易的研究都脱离了关于前殖民时期亚洲和印度洋海事贸易的丰富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因此最终得出的是一个片面的图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十九世纪殖民者在金融、技术、政治军事方面的霸权即使不能说已经消除了这些网络,至少也控制了它。这看起来就像是布克及其他学者所论述的双重经济模式背后的假设。近来关于印度洋——沿着波斯湾地区和阿拉伯海以及南中国海——的研究就显示出了这幅图景有多少谬误。
至少从十三世纪开始,从红海到南中国海的海事区域就反映出贸易路径的内在联系。从十五世纪开始,具有世界性的港口城市马六甲将这些路线连接在一起,季候风把印度、波斯、阿拉伯的商人带到那里,他们期待着返航前由反向季候风带来中华帝国和东方地区的贸易。由中国、印度、犹太和阿拉伯商人组成的网络连同他们复杂的信贷转换系统和贸易技巧使得批发成为可能,并更进一步将贸易扩展到从桑吉巴到中国的印度洋沿海。
根据瑞(Rajat K.Ray)的研究,十九世纪以来的亚洲网络无疑受制于殖民贸易和殖民势力,中国、印度和(巴格达的)犹太人群体的旧有网络拥有长程的信用体系,其金融工具可以在几个国家通用,正是这个原有的网络在某些领域内改变并扩大了他们的经营。商业实践使其能够在欧洲世界的银行、公司与亚洲的零售业主、零售市场之间占据一席之地。事实上,如果没有亚洲流动的商人们提供的金融和市场服务,欧洲资本未必能够渗透进来。在二十世纪,这些网络不仅延伸到了更低纬度的非洲和东南亚,而且他们以现代亚洲商业和工业阶级的身份示人,将这三层的殖民经济融入民族和后民族经济中。
就东亚而言,滨下武志对殖民前海事网络和亚洲现代网络之间的多重关联做过详尽的分析。到了清朝,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已经转变为以中国的价格结构为基础的商品交易框架。整个朝贡贸易区通以白银为交易结算中介而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它成了组织该地区更为广泛的贸易网络的轴心。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暹罗和华南之间的私人贸易受到朝贡贸易的利益驱使得以发展,而当这一地区的贸易减少时,在华南的商人们又会转向别的朝贡区域,例如从琉球到长崎的贸易。朝贡贸易还把欧洲和东亚的贸易连在一起。所以说,尽管朝贡体系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排他性的政治关系,但实际上它反映了在中华帝国朝贡区域内由不同国家构成的松散的管理体系中的贸易机会。滨下武志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欧洲主导的模式如何凌驾于亚洲贸易的旧有网络之上,他还发现了他称之为“交叉网络”的东西,也就是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出现的中国和印度的海外经济群体。日本的占领及对这一贸易的部分控制为区域融合开启了新的可能性,但是在它存在的短暂时间内,其破坏意义远远大于建设性。
再来看二十世纪战争期间的帝国区域形成,民族帝国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形态或是(地理上分散的)团体联盟以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并以此为手段使得帝国势力能够获得全球霸权及优势。因此,他们试图建立起普遍的标准、度量衡、通货和法律来强化这种联合,以对抗联盟内可能存在的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一战”之后,英国对美国的负债状况以及自身竞争力的下降使得英国人将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强加到其殖民地和附属国上。同时这也是一个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开始越来越多地要求经济和政治平等的时代。帝国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经济联盟,在此联盟中应允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自治地位和其他的让步,必要的时候还允许其建立名义上的主权性质的民族国家,但在军事上仍受制于宗主国。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反映了对外围地区的战略性再定位,使得帝国的边缘成为帝国力量取得全球霸权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正如阿尔贝·勒布伦(Albert Lebrun)在“一战”后宣称的那样,现在的目标是“将法兰西和远方的法兰西联合在一起,以成就他们共同取长补短的努力”。
但是相比于日本、美国和苏联等新兴的帝国主义势力,老牌的帝国力量中转变成这种区域性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例子要少一些。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伴随着对资源的不断需求和社会动员,帝国主义者在那里建立现代的、非直接控制的制度和机构会更有效。目标就是通过控制银行、交通基础设施、政治制度等动员制度和机构来操控该地区,这些动员制度和机构的建立是为了效仿宗主国的相应的部分(如立法会、训政制度、共产党、伪满洲国协和会等政党)。简言之,与殖民主义和英国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不同,战争时期的帝国主义者其目标指向制度、机构和认同的现代化。他们经常鼓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包括一些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与军事政治控制的现实如影随形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为了与英国和法国竞争,十九世纪末德国试图在中欧和东欧建立区域性联盟。这一趋势在战争期间得到增强,战前德国的商业影响力在一九三八年达到顶峰,此时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汉娜·阿伦特将日耳曼(以及俄国的泛斯拉夫)运动视作大陆帝国主义的表达,而后来的民族主义者则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性质的泛德意志运动建立起他们的帝国(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德国在它的那些傀儡国家及受其军事管制的地区建立了欧洲经济“新秩序”,其目的是为德国提供战争支持。尽管如此,仍然有建立起一个围绕着繁荣的德国并连接中欧新的工业综合体以及苏联被占领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区的计划。然而这个统一的欧洲市场仍然是民族主义的德国版本——我们应该警惕那种将其视为欧盟前身的看法。德国的计划从不同的方面都显示出了它不过是一个夭折了的新型帝国主义的版本。
从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一九三二—— 一九四五)开始,日本经济共同体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发展成为“东亚联盟”和“东亚共同体”,而后又发展成为“大东亚共荣圈”。伪满洲国就折射出日本帝国性质的根本性转变。韩国和中国台湾真正密集性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阶段是在一九三一年之后,而这成了规划伪满洲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策略的一部分。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工业化、教育以及各个方面的飞速发展大多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随着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而得以加速。日本战时的帝国与德国的“新秩序”很相似,整个被占领的地区都受制于日本的战争需要,而日本战败则表明了这一新型帝国主义的失败。
这一形式的帝国区域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在于一种无法持续的张力:创设一个共有空间就类似于由国家建立一个全球竞争的区域以延伸自己的利害,但这种延伸是有失公平的。同理,帝国民族区域经常被早期形成的持久的民族主义偏见所撕裂,这又与国家建立同时发生,特别是在帝国宗主国。换句话说,当试图建立一个相互依赖、协同合作的区域时,帝国势力的民族利益使其成为一个无法支撑的区域。
这种帝国主义区域的空间组成又是什么样的?绝大多数的附属国和殖民地尚没有与资本主义城市中心完全一体化,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基本结构——包括统一度量衡、统一通货以及一些物质和教育基础设施却在殖民地、附属国内或是它们之间被建立了起来。这一双重、交互作用的一体化过程是由殖民国家和大都市的资本家以及上文提到的亚洲的商人共同承担的——通过汇票、期票和其他可流通票据(如中国的“股”和南亚的hundis)。就像滨下武志的研究展示的那样,新加坡和香港是殖民城市,在那里中国和印度的汇款网络交织在一起,而且他们的资源构成巨大的、与西方主导的银行业交互流通的区域金融市场的一部分。但如果说亚洲人的物质生活和经济实践在日常性的基础上产生了相互联系,那么在这个区域的表达中这一点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亚洲的反帝国主义区域化方案
在英国和日本试图在亚洲创设自给自足、互相依赖的区域以维持其帝国势力的同时,与日渐崛起的亚洲民族主义相关的反帝国主义思潮则试图建构该区域的另外一个替代性概念。这些知识分子对“别样亚洲”概念的倡导使得原先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联系被重新唤起,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对亚洲的概念创设是以自身为假设前提的,并且借由当时帝国主义科技和区域融合模式得以强化。
这些亚洲人的亚洲概念在文化活动中表达得最多,这是值得我们探索的。我在这里将探讨其中三位知识分子的努力,他们是冈仓天心、泰戈尔和章太炎,因为在早期,亚洲主义一直是知识和文化方面的尝试,后来被日本军队出于帝国主义的目的强占。冈仓天心最有名的表述莫过于他一九○一年所写的《东洋的理想》一书的开头:“亚洲是一体的。”冈仓天心熟谙中国美术和文化,与南亚亚洲主义者泰戈尔、阿兰达·考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swamy)以及美国艺术倡导者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ellosa)等人关系很密切,他做了很多工作,以把亚洲美术“建设”成高雅艺术中一个合法和可行的领域,使之适于博物馆和艺术市场。
正是因为对中国和印度高度文明化的美术以及佛教审美价值的认识,冈仓天心发现了在蒙古人及其后来者入侵之前占据统治地位的亚洲理想的统一体。然而即便是在冈仓天心陈述亚洲理想的同时,他还在努力地为日本在文明开化的西方世界找一个位置,以期使日本成为当时沉沦的亚洲的继承人和领军者。冈仓天心将日本视作幸存者、领导者。“因此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甚至比博物馆还要丰富,因为这个民族拥有卓越的基因,引领其认真思考了过去任何理想的方面,其鲜活的二元论精神,在不失本民族古老传统的同时,也欢迎新的事物。”奈良寺就体现了唐代艺术的影响,在日本也还能找到很多商代工艺的烙印。
泰戈尔和冈仓天心过从甚密,后者在印度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印度艺术和文化有着深深的尊重。泰戈尔和冈仓天心都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即便是在绝大多数受西方教育的绅士们倾向于西方之际,他们还是坚持穿代表历史文化的衣服。因此冈仓天心在参观阿旃陀石窟时还是穿着道蒂服(印度传统男装,译者注),而泰戈尔在第一次中国之行的时候一直戴着道家的帽子。当然不能忽略的是,他们之所以对宣扬亚洲文化这么有信心是因为他们对西方的艺术非常熟悉和了解。他们的关系有时也会有龃龉,部分是因为冈仓天心无法完全超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预设和印度落后的总体状况,而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置身于众多从未见过东亚人而且是没见过身着自己民族服装的东亚人的印度人群中,即便看上去不是那么可笑,冈仓天心总归还是印度人对异域的好奇心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