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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实现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将其凝练为“以人民为中心”，并作为必须坚持的基本方略统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文化建设乃至外交国防各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社会发展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文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在国家安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台工作中“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等。“以人民为中心”是实践的基本遵循，不是抽象玄奥的概念，但是讲清楚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内涵及其逻辑，对于在实践中更好地贯彻落实这一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在始终不忘“最大多数”和“每一个”中心怀人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首先要想清楚何谓人民，人民何在。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人民”从来不是一个话语标签，而是有着十分明确的内涵和指向。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字典中，“人民”除了鲜明的政治和阶级属性之外，还有两个关键维度：一个是“最大多数”，一个是“每一个”。
“最大多数”的维度意在人民的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段话说出了共产党人的政治追求，也宣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品格。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个社会客观上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以形成竞争、保持活力，但是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应该也不能被分别成“你们”“他们”“我们”而各行其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一定是一个社会中的最大多数。所以，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经常使用“最广大人民”“全体人民”等等这样的全称性表述。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我们更加强调人民作为最大多数的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什么是“大家”，就是在人民的旗帜下被高度团结起来，有着共同利益、共同梦想、能共同奋斗的最大多数的人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讲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
在对人民的认识上一定不能以偏概全，一叶遮目，不能用一部分人取代了最大多数。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意义与价值是“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只是手段，共富才是目的，这一立场从来没有含糊过，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其谓“共同”，指向正是社会中的最大多数。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发展理念中强调，“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的维度是人民的具体化。作为整体的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由最大多数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你、我、他组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这句话就是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最好样本，所以我们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提出了精准扶贫大方略。虽然到2019年末中国社会的贫困人口仅剩下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不到0.6%，但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进入小康，我们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就不能算兑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就是要“精准”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贫困人口，既不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更不让贫困人口通过统计数字“被小康”。
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务的就是这“最大多数”与“每一个”高度统一的人民;“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放的也是这“最大多数”与“每一个”高度统一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在把“获得感”作为发展最鲜明的价值指向中为了人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讲了这句话。时隔5年，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了这句话。把人民的所思所想所期待作为最高价值指向，让中国社会的发展成果真正转化成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使命的自觉担当。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但是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发展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目的。对中国社会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为人民发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如果发展成果仅仅是灌水的数据、空置的大厦、过剩的产能、增值的资本，不能转化为人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不能体现在美好生活货真价实的改善上。这样的发展就没有意义、不可能持续也不值得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坚持“两个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发展要让人民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等，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随着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重大变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更广泛，不仅包括既有的“物质文化”这些客观“硬需求”的全部内容，更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从精神文化到政治生活、从现实社会地位归属到心理预期、价值认同等等这些更具主观色彩的“软需要”。
因此，当我们讲人民获得感的时候，不能只看到“绝对”获得感，不能仅仅满足于人民群众今天得到的比昨天多，明天得到的比今天更多，还要在“相对”获得感上下功夫。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有段论述虽然不是直接用来讲相对获得感的，但是很形象、很贴切也很深刻地说明了其中的道理，对于我们理解相对获得感是很有帮助的。马克思说：“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马克思指出产生这种心理感觉的原因是：“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坚持新发展理念，让人民的收获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市场上不同要素获得之间保持大体协调、同向共进，这是相对获得感的意蕴所在。从满足绝对获得感到提高相对获得感，这一变化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社会发展价值指向的现实内容，也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价值指向的更高标准，更凸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蕴含价值指向的高瞻远瞩。
在奠定“当家作主”的坚实制度保障中依靠人民
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治国理政方面，就是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让人民以主人的身份行使国家权力。我们国家的名称，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也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宣示。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更充分的保障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头等大事。
对于中国社会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政治制度的安排必须让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的人能掌握这一制度、能使用这一制度，会运用这一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行使自己的权力。已经有近70年历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作为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把中國人民伟大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和梦想精神充分激发出来，汇聚成建设新世界的磅礴力量，让人民当家作主从政治理想变为了政治现实。反过来，排斥最广大群众在外的、少数精英群体自娱自乐的制度安排，用“金主”决定“民主”、有钱就有了一切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社会不具有政治合法性，也注定得不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深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决不能囿于“一人一票”的所谓直选。近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不仅投票中的策略运用会改变民主的本意，民主投票本身就有自相矛盾的规则困境，这已经被18世纪孔多塞的“投票悖论”与20世纪的“阿罗不可能定理”通过严格而清晰的数学逻辑所证明。也正是囿于这样的困境，仅仅依靠选举票数很难赢得社会群体真正的认同与接受，很难实现真实的公平正义。这种政治现象在现代西方社会已然出现。
一个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仅表现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更体现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持续参与的权利，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真正的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这就需要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探索民主制度的中国方案，让人民还可以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我们积极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人民当家作主又增加了一道制度保障。协商民主填补了选举民主之外的权利空白，可以有效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有效解决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中的“权利跛脚”现象。协商民主不否定选举民主的根本性意义，而是直面选举民主的实践悖论。在选举民主的同时，辅之以协商民主，通过集思广益、民主决策，让选举民主建立在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让民主的结果更有民意，更得民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在商量中当家作主，在商量后行使权力，这才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才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
在自觉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工具”中服务人民
把人民当主人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是也不能是一句空话，最本质的体现就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做人民群众的工具。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提出：“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更加明确地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安排是为了让中国共产党更先进、更优秀、更强大，但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民群众有更管用、更好用的工具来创造历史，来改变世界，让人民群众通过中国共产党真实拥有创造历史的现实力量。
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定位为“先锋队”的本身就是一种对工具身份的自觉担当。《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提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一系列要求为中国人民塑造出了一个敢于牺牲、敢于斗争的锐利武器，塑造出了一个“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制胜法宝。有了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有了这样一个党领导下的国家和政府，人民群众就更有力量、有途径、有手段在与市场、资本等外在力量的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按自己的意志塑造市场、驾驭资本，让市场与资本“为我所用”，而不是“反客为主”。
现在有些人把“领导核心”与“工具”对立起来片面理解，既然党是领导核心又怎么能是工具呢？所以“领导”讲得多，“服务”讲得少。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千万不要在人民面前讲什么“高人一等”，谈什么“专业分工”，党员干部最根本的身份就是勤务员，最本职的工作就是服务人民。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人民群众的诉求，仅靠坐在办公室会议室里是不可能获得的，深入基层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程中了解群众的诉求才是真正的尽本分、做专业。走出办公室会议室，减少一些文山会海，走到田间地头工地厂矿，多一些现场乡土感受，对人民群众的服务就会做得更好、更到位。
走向人民，走近群众，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工作、为人民谋幸福，同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收获也就会更多、更丰富、更珍贵。以心交心，自会心心相映;我们心中装着人民，人民也会在心里装着我们;我们把人民当亲人，人民就会把我们当亲人。有人民群众做后盾，不管多么大的风险挑战困难都可以克服。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为什么我们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发展与治理奇迹，因为我们身后站着“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拥有“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在始终不忘“最大多数”和“每一个”中心怀人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首先要想清楚何谓人民，人民何在。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人民”从来不是一个话语标签，而是有着十分明确的内涵和指向。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字典中，“人民”除了鲜明的政治和阶级属性之外，还有两个关键维度：一个是“最大多数”，一个是“每一个”。
“最大多数”的维度意在人民的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段话说出了共产党人的政治追求，也宣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品格。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个社会客观上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以形成竞争、保持活力，但是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应该也不能被分别成“你们”“他们”“我们”而各行其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一定是一个社会中的最大多数。所以，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经常使用“最广大人民”“全体人民”等等这样的全称性表述。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我们更加强调人民作为最大多数的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什么是“大家”，就是在人民的旗帜下被高度团结起来，有着共同利益、共同梦想、能共同奋斗的最大多数的人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讲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
在对人民的认识上一定不能以偏概全，一叶遮目，不能用一部分人取代了最大多数。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意义与价值是“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只是手段，共富才是目的，这一立场从来没有含糊过，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其谓“共同”，指向正是社会中的最大多数。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发展理念中强调，“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的维度是人民的具体化。作为整体的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由最大多数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你、我、他组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这句话就是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最好样本，所以我们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提出了精准扶贫大方略。虽然到2019年末中国社会的贫困人口仅剩下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不到0.6%，但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进入小康，我们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就不能算兑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就是要“精准”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贫困人口，既不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更不让贫困人口通过统计数字“被小康”。
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务的就是这“最大多数”与“每一个”高度统一的人民;“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放的也是这“最大多数”与“每一个”高度统一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在把“获得感”作为发展最鲜明的价值指向中为了人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讲了这句话。时隔5年，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了这句话。把人民的所思所想所期待作为最高价值指向，让中国社会的发展成果真正转化成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使命的自觉担当。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但是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发展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目的。对中国社会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为人民发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如果发展成果仅仅是灌水的数据、空置的大厦、过剩的产能、增值的资本，不能转化为人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不能体现在美好生活货真价实的改善上。这样的发展就没有意义、不可能持续也不值得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坚持“两个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发展要让人民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等，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随着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重大变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更广泛，不仅包括既有的“物质文化”这些客观“硬需求”的全部内容，更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从精神文化到政治生活、从现实社会地位归属到心理预期、价值认同等等这些更具主观色彩的“软需要”。
因此，当我们讲人民获得感的时候，不能只看到“绝对”获得感，不能仅仅满足于人民群众今天得到的比昨天多，明天得到的比今天更多，还要在“相对”获得感上下功夫。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有段论述虽然不是直接用来讲相对获得感的，但是很形象、很贴切也很深刻地说明了其中的道理，对于我们理解相对获得感是很有帮助的。马克思说：“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马克思指出产生这种心理感觉的原因是：“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坚持新发展理念，让人民的收获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市场上不同要素获得之间保持大体协调、同向共进，这是相对获得感的意蕴所在。从满足绝对获得感到提高相对获得感，这一变化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社会发展价值指向的现实内容，也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价值指向的更高标准，更凸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蕴含价值指向的高瞻远瞩。
在奠定“当家作主”的坚实制度保障中依靠人民
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治国理政方面，就是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让人民以主人的身份行使国家权力。我们国家的名称，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也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宣示。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更充分的保障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头等大事。
对于中国社会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政治制度的安排必须让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的人能掌握这一制度、能使用这一制度，会运用这一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行使自己的权力。已经有近70年历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作为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把中國人民伟大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和梦想精神充分激发出来，汇聚成建设新世界的磅礴力量，让人民当家作主从政治理想变为了政治现实。反过来，排斥最广大群众在外的、少数精英群体自娱自乐的制度安排，用“金主”决定“民主”、有钱就有了一切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社会不具有政治合法性，也注定得不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深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决不能囿于“一人一票”的所谓直选。近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不仅投票中的策略运用会改变民主的本意，民主投票本身就有自相矛盾的规则困境，这已经被18世纪孔多塞的“投票悖论”与20世纪的“阿罗不可能定理”通过严格而清晰的数学逻辑所证明。也正是囿于这样的困境，仅仅依靠选举票数很难赢得社会群体真正的认同与接受，很难实现真实的公平正义。这种政治现象在现代西方社会已然出现。
一个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仅表现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更体现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持续参与的权利，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真正的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这就需要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探索民主制度的中国方案，让人民还可以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我们积极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人民当家作主又增加了一道制度保障。协商民主填补了选举民主之外的权利空白，可以有效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有效解决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中的“权利跛脚”现象。协商民主不否定选举民主的根本性意义，而是直面选举民主的实践悖论。在选举民主的同时，辅之以协商民主，通过集思广益、民主决策，让选举民主建立在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让民主的结果更有民意，更得民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在商量中当家作主，在商量后行使权力，这才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才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
在自觉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工具”中服务人民
把人民当主人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是也不能是一句空话，最本质的体现就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做人民群众的工具。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提出：“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更加明确地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安排是为了让中国共产党更先进、更优秀、更强大，但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民群众有更管用、更好用的工具来创造历史，来改变世界，让人民群众通过中国共产党真实拥有创造历史的现实力量。
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定位为“先锋队”的本身就是一种对工具身份的自觉担当。《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提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一系列要求为中国人民塑造出了一个敢于牺牲、敢于斗争的锐利武器，塑造出了一个“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制胜法宝。有了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有了这样一个党领导下的国家和政府，人民群众就更有力量、有途径、有手段在与市场、资本等外在力量的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按自己的意志塑造市场、驾驭资本，让市场与资本“为我所用”，而不是“反客为主”。
现在有些人把“领导核心”与“工具”对立起来片面理解，既然党是领导核心又怎么能是工具呢？所以“领导”讲得多，“服务”讲得少。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千万不要在人民面前讲什么“高人一等”，谈什么“专业分工”，党员干部最根本的身份就是勤务员，最本职的工作就是服务人民。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人民群众的诉求，仅靠坐在办公室会议室里是不可能获得的，深入基层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程中了解群众的诉求才是真正的尽本分、做专业。走出办公室会议室，减少一些文山会海，走到田间地头工地厂矿，多一些现场乡土感受，对人民群众的服务就会做得更好、更到位。
走向人民，走近群众，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工作、为人民谋幸福，同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收获也就会更多、更丰富、更珍贵。以心交心，自会心心相映;我们心中装着人民，人民也会在心里装着我们;我们把人民当亲人，人民就会把我们当亲人。有人民群众做后盾，不管多么大的风险挑战困难都可以克服。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为什么我们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发展与治理奇迹，因为我们身后站着“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拥有“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