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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救援：比以往历次都要早
大众健康：王主任您好，请问您从事心理救援方面的工作多长时间了？
王健：正式从事心理救援工作，应该要从2003年的“非典”算起。“非典”是一起非常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无论是对国家、对我们的卫生事业、精神科专业、还是对我个人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也正是从非典事件之后，国卫生部门开始对传染病、对应急事件高度重视，应急办也是从那之后才有的。同时，“非典”也使我第一次真正从精神科走出去。在那之前，我只能在精神病医院看精神病人。没想到从那之后，我们也开始逐渐参与到公共卫生事件当中去，基本上哪里有重大的灾难或公共事件，像地震、空难等，哪里就会有我们。像03年的“非典”、08年的汶川地震、2011年的玉树地震、去年的青岛爆燃事件、今年的马航事件等，这些事件的心理救援我都参与过。
大众健康：这次马航事件发生后，您是第一批赶赴现场进行心理救援的？
王健：对，比以往历次都要早。“非典”是在事情发生后经过一段时间酝酿，我们才去的。 “5.12”汶川地震，我们大约是5月15号、16号赶赴到现场的，有三四天的时间。2011年的玉树地震，我们在第2、3天就到达现场，时间上越来越接近。去年青岛爆燃事故，我们在第二天下午赶到。这次马航事件发生后，我们当天中午就到了，只过了半天的时间。
大众健康：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心理急救？
王健：心理急救这个概念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它指的是遇到灾难等重大创伤事件、出现危机场面后，当事人或家属心理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紊乱或精神疾病，这时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一个即刻的、及时的处置、治疗和干预。就像我们身体上会出现大病一样，我们也需要处理心灵上的一些重大创伤。
大众健康：在一般灾害或重大事故中，心理干预介入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
王健：越快越好。按照国际上公认的说法，我们应该在危机事件发生后72小时之内到位，也就是3天之内，这被叫做“黄金72小时”。为什么要定为72小时，而非更短的时间，比如7小时？因为毕竟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伤病等要处理。
陪伴，就是一种心理救援
大众健康：灾难或突发事件发生后，人的情绪变化一般要经历哪几个阶段？
王健：从灾难的规律来说，一般要经过惊吓期（一般不超过3天）、情绪的波动期（要看这件事情本身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然后进入康复期，最后收尾。大体上一般灾难都是这样。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惊吓期，人们由于受到心理上的冲击，他们感受更多的是一种恐惧和不知所措。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波动期，会产生抑郁、焦虑、担心、愤怒等各种各样的情绪，且情绪的变化较为起伏跌宕。比如在这次事件中，由于信息的不断更新和不断被否定，家属们一会充满希望，一会又觉得希望渺茫，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他们会把愤怒表达到极致，比如责怪提供信息的发布者，怪他们耽误了很多救援的机会。在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康复期，人们会出现一些分化。有些人比较早就平复了，会为自己的将来、以后多做打算，可以比较做到理性地去应对，包括进行一些法律援助等，这是比较好的应对方式。但还是有另外一些人，会长期处于情绪的波动期。
大众健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化？
王健：人在面对灾难的时候，防御机制是不一样的。心理相对完善、成熟的人，会动用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灾难、麻烦、困难、痛苦，在他那里可以转化成正能量。这些应对方式较为成熟、修复能力较强的人，一般是性格比较稳重、成熟、阳光的人，或者是经历较丰富、教育背景较高的人。
大众健康：在这几个不同的阶段，心理救援分别是如何展开的？有一个词叫“共情”，怎么理解？
王健：当处于惊吓期的时候，人们是不太愿意跟别人去沟通的。因此，我们在这个阶段给予的救援，更多的是一种陪伴、守候和观望。我们会陪在他们旁边，观察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给他提供一些具体实际的帮助。比如在这次事件中，家属刚知道飞机失联的消息时，处于一个很震惊的状态，会感到茫然、麻木、不知所措。那时的他们不太想与我们过多地沟通，因为他们只关心飞机能不能找到。他们会说，“心理医生？我不想谈。”所以，那会我们也不会暴露心理医生的身份。而且那会我们也没有白大衣，没有胸牌，我们当时借用的是120的马甲。我们能做的就是提供具体帮助，比如信息不畅通时拿手机帮他取得联系，或者他们需要找咳嗽药、止疼片、速效救心丸、矿泉水时，我们就会帮他去找。通过寻找一个切入点，去跟他建立情感上的联系，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接纳你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渐渐意识到我们的真实身份。实际上，第一个阶段是一个信任逐渐积累的过程，我们是在为第二个阶段做一个铺垫和准备。
到了第二个阶段，人们就会主动找你诉说。这时候，所有的劝告都会显得无力和苍白，你只需要用心去倾听，将注意力高度集中，去理解各自的难处、各自的问题。科学的名字，就叫“共情”。设身处地站在他的立场，去想他的问题。这会给他带来一种无形的力量。所以这次救援结束后，会有很多家属把我当做很好的朋友。
在第三个阶段，人们的心理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状态，有部分人开始接受这个事实，一部分人还是继续封闭。接纳程度较好的人群，大多是原来心理素质比较好，应对方式也比较好，性格也比较开朗的人，这些人对事情很容易释怀，接纳起来也会较快。这种人你更多的是倾听，听他去诉说。只要你陪伴他，就是一种治疗。实际上，陪伴，就是一种心理救援。当然，也要适时进行引导，把我们的一些心理救援的理念，贯穿到听他诉说的整个过程中去。而那些心理相对封闭、抑郁情绪较重、接纳程度较小的人，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一些很严重的精神症状。对这些人群，我们需要多加关注。比如说，在这次事件中，我曾遇到一个老太太，她的女儿在失联客机上。她给我们的感觉是情绪特别低落，也从不出门，从不参加与马方的诉求见面会。后来我查房时特别去关注她，发现她的问题比较复杂。在她女儿几岁的时候，她老公由于意外事故去世了，她辛辛苦苦把女儿拉扯成人。除此之外，她再没其他的亲人，社会支持系统非常匮乏。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人，尤其要预防自杀的风险，必要的时候要给予药物治疗。
大众健康：王主任您好，请问您从事心理救援方面的工作多长时间了？
王健：正式从事心理救援工作，应该要从2003年的“非典”算起。“非典”是一起非常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无论是对国家、对我们的卫生事业、精神科专业、还是对我个人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也正是从非典事件之后，国卫生部门开始对传染病、对应急事件高度重视，应急办也是从那之后才有的。同时，“非典”也使我第一次真正从精神科走出去。在那之前，我只能在精神病医院看精神病人。没想到从那之后，我们也开始逐渐参与到公共卫生事件当中去，基本上哪里有重大的灾难或公共事件，像地震、空难等，哪里就会有我们。像03年的“非典”、08年的汶川地震、2011年的玉树地震、去年的青岛爆燃事件、今年的马航事件等，这些事件的心理救援我都参与过。
大众健康：这次马航事件发生后，您是第一批赶赴现场进行心理救援的？
王健：对，比以往历次都要早。“非典”是在事情发生后经过一段时间酝酿，我们才去的。 “5.12”汶川地震，我们大约是5月15号、16号赶赴到现场的，有三四天的时间。2011年的玉树地震，我们在第2、3天就到达现场，时间上越来越接近。去年青岛爆燃事故，我们在第二天下午赶到。这次马航事件发生后，我们当天中午就到了，只过了半天的时间。
大众健康：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心理急救？
王健：心理急救这个概念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它指的是遇到灾难等重大创伤事件、出现危机场面后，当事人或家属心理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紊乱或精神疾病，这时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一个即刻的、及时的处置、治疗和干预。就像我们身体上会出现大病一样，我们也需要处理心灵上的一些重大创伤。
大众健康：在一般灾害或重大事故中，心理干预介入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
王健：越快越好。按照国际上公认的说法，我们应该在危机事件发生后72小时之内到位，也就是3天之内，这被叫做“黄金72小时”。为什么要定为72小时，而非更短的时间，比如7小时？因为毕竟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伤病等要处理。
陪伴，就是一种心理救援
大众健康：灾难或突发事件发生后，人的情绪变化一般要经历哪几个阶段？
王健：从灾难的规律来说，一般要经过惊吓期（一般不超过3天）、情绪的波动期（要看这件事情本身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然后进入康复期，最后收尾。大体上一般灾难都是这样。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惊吓期，人们由于受到心理上的冲击，他们感受更多的是一种恐惧和不知所措。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波动期，会产生抑郁、焦虑、担心、愤怒等各种各样的情绪，且情绪的变化较为起伏跌宕。比如在这次事件中，由于信息的不断更新和不断被否定，家属们一会充满希望，一会又觉得希望渺茫，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他们会把愤怒表达到极致，比如责怪提供信息的发布者，怪他们耽误了很多救援的机会。在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康复期，人们会出现一些分化。有些人比较早就平复了，会为自己的将来、以后多做打算，可以比较做到理性地去应对，包括进行一些法律援助等，这是比较好的应对方式。但还是有另外一些人，会长期处于情绪的波动期。
大众健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化？
王健：人在面对灾难的时候，防御机制是不一样的。心理相对完善、成熟的人，会动用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灾难、麻烦、困难、痛苦，在他那里可以转化成正能量。这些应对方式较为成熟、修复能力较强的人，一般是性格比较稳重、成熟、阳光的人，或者是经历较丰富、教育背景较高的人。
大众健康：在这几个不同的阶段，心理救援分别是如何展开的？有一个词叫“共情”，怎么理解？
王健：当处于惊吓期的时候，人们是不太愿意跟别人去沟通的。因此，我们在这个阶段给予的救援，更多的是一种陪伴、守候和观望。我们会陪在他们旁边，观察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给他提供一些具体实际的帮助。比如在这次事件中，家属刚知道飞机失联的消息时，处于一个很震惊的状态，会感到茫然、麻木、不知所措。那时的他们不太想与我们过多地沟通，因为他们只关心飞机能不能找到。他们会说，“心理医生？我不想谈。”所以，那会我们也不会暴露心理医生的身份。而且那会我们也没有白大衣，没有胸牌，我们当时借用的是120的马甲。我们能做的就是提供具体帮助，比如信息不畅通时拿手机帮他取得联系，或者他们需要找咳嗽药、止疼片、速效救心丸、矿泉水时，我们就会帮他去找。通过寻找一个切入点，去跟他建立情感上的联系，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接纳你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渐渐意识到我们的真实身份。实际上，第一个阶段是一个信任逐渐积累的过程，我们是在为第二个阶段做一个铺垫和准备。
到了第二个阶段，人们就会主动找你诉说。这时候，所有的劝告都会显得无力和苍白，你只需要用心去倾听，将注意力高度集中，去理解各自的难处、各自的问题。科学的名字，就叫“共情”。设身处地站在他的立场，去想他的问题。这会给他带来一种无形的力量。所以这次救援结束后，会有很多家属把我当做很好的朋友。
在第三个阶段，人们的心理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状态，有部分人开始接受这个事实，一部分人还是继续封闭。接纳程度较好的人群，大多是原来心理素质比较好，应对方式也比较好，性格也比较开朗的人，这些人对事情很容易释怀，接纳起来也会较快。这种人你更多的是倾听，听他去诉说。只要你陪伴他，就是一种治疗。实际上，陪伴，就是一种心理救援。当然，也要适时进行引导，把我们的一些心理救援的理念，贯穿到听他诉说的整个过程中去。而那些心理相对封闭、抑郁情绪较重、接纳程度较小的人，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一些很严重的精神症状。对这些人群，我们需要多加关注。比如说，在这次事件中，我曾遇到一个老太太，她的女儿在失联客机上。她给我们的感觉是情绪特别低落，也从不出门，从不参加与马方的诉求见面会。后来我查房时特别去关注她，发现她的问题比较复杂。在她女儿几岁的时候，她老公由于意外事故去世了，她辛辛苦苦把女儿拉扯成人。除此之外，她再没其他的亲人，社会支持系统非常匮乏。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人，尤其要预防自杀的风险，必要的时候要给予药物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