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我第一次到这个村子时,大家只是围看,没有一个人前来说一句话”
美国人戈登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却始终搞不懂,“为什么你们要把我当成一个外国人?”戈登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尽管他想融入中国的生活,说普通话、吃中餐、写汉字,甚至还参加了一档中国综艺节目《非正式会谈》,但还是分分钟被按“外国友人式”对待了。
中国姑娘李诗欣在美国经历了与戈登相反的经历:留学期间,她跟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一样,快速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在咖啡馆、在酒吧,我同美国女孩一样,享受着被称赞漂亮的快乐。”她说。
戈登和李诗欣,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异国他乡,却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感受:习惯了搭讪的美国大叔遭遇了尴尬,而秉持“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理念的中国姑娘却迅速适应了美国式攀谈。
表面上看,是同样的交流,不同的回应。实际上,是中外社会文化存在太多的殊途与同归。
“大家都互相防备”
戈登经历丰富,马里兰大学西班牙语学士、耶鲁大学人类学硕士毕业,在朋友的酒吧做过调酒师,在中缅边境地区做过研究,目前在北京一家留学机构上班。
他乐于交友,周末会跟不同的朋友外出聚餐。这一切都让他非常舒适:我跟他们一样工作、生活、玩乐。然而,当他一个人乘坐地铁返回住处时,会有一种不那么舒服的感觉。
地铁上都是埋头专注于手机的人,戈登身旁站了一对带小孩的夫妇,这原本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当小朋友指着我大叫外国人时,我非常不舒服。”戈登告诉本刊记者,他故意用普通话开起了玩笑,“小朋友,我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可是一觉醒来就变成这个样子啦,没准儿明天你也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此话一出,整个车厢的人都将异样的目光聚焦到了戈登身上,但没有人接腔。
“我认为这算是一种歧视,虽然我是外国人,但首先应该把我当作一个人来尊重。”戈登明显提高了声调。
一些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让他感到了“不公平”。“他们的眼神充满好奇和窥私,上下打量中充满狐疑,在背后议论,却不愿或是不敢上前与我们搭腔。”他满是不解,“我也说普通话啊!”
终于,当他在小区楼下遛狗时,跟邻居的一次搭腔解开了困扰他的难题。
这个小区有不少人养狗,遛狗的邻居们大多三五成群。戈登以遛狗这个借口主动与邻居攀谈。此次对话相谈甚欢,邻居告诉他,“并非对你好奇,而是大家不愿意随便跟陌生人交流,因为在大城市大家都互相防备”。
酒吧里的不同境遇
在与北京相距遥远的广州,28岁的智利留学生保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保罗告诉本刊记者,他与中国结缘始于一次交流。“2009年,我从智利来到中国的上海大学参加一次交流活动,3个月的时间让我深深爱上了中国。”
2010年,他申请到天津师范大学做交换生,在这里学习中文,并在2013年来到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攻读中文传播学士和硕士学位。
在他的印象中,广州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这里生活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但提到交朋友,他皱起了眉头。
“虽然我在这里有很多中国朋友,但大多是通过朋友介绍才熟识的。”保罗说,“在智利,我们不太需要朋友引荐就可以交到朋友。”
智利是一个西班牙语系的国家,信奉天主教,除了南美风俗,更多地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影响。年轻大学生热衷于泡在酒吧消遣,搭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交方式。
“一个人在酒吧会很无聊,请身边的年轻女性喝一杯再正常不过。”保罗告诉本刊记者,他在酒吧认识了很多朋友,只需要一句“你很漂亮,我想请你喝一杯,交个朋友”,就能很愉快地聊下去。
回忆起第一次在广州酒吧攀谈的经历,他现在仍唏嘘不已。
他按照在智利的方式和身边的中国女孩子说话。在他看来,女孩子明显有戒备心,没聊几句就表现出要离开的意思,最后与他相聊甚欢的还是外国人。因此,他对这次酒吧的经历印象深刻。
在李诗欣看来,外国人在公共场所通过搭腔异性找到女友甚至终身伴侣很普遍。“相信在中国,如此恋爱的真实案例是不多见的。”她说。
攀谈不等于要结婚
实际上,中国女孩子的交友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一些真实案例正在中国发生。
现年40岁的外企高管强尼在上海生活多年,他曾在2000年左右认识了一个上海当地的女友。他说,当时两人都在明珠线(现3号线)等地铁,从事分析师行业的他擅长观察,通过对女孩的外貌、肢体语言的分析,攀谈后便开始交往了。
即使如此,中国人与西方人对此的理解仍是不同的。在中国,男女间的交流有些就是出于结婚的压力——每逢周末,一些大龄青年在咖啡厅或茶馆里,也有从攀谈走向交友、结婚的事例。据受访者所言,在欧美人的概念里,攀谈的目标并不是结婚。
上海某私立医院高级医师安德鲁告诉本刊记者,“实际上,没有人会第一次见面就考虑到结婚。”
他认为搭腔都是开朗的人向内向的人开口。“白天的攀谈基本都是信息需求类的,比如到了一个陌生的旅游地点,向当地人了解当地的特色美食或者景点,或者在咖啡馆与人攀谈打发时间。而夜晚的搭腔,说实话大多数人的目的是找人一起打发一个夜晚。”
在强尼看来,这是中外文化的一个明显区别。因为在欧美人的概念里,并没有什么“大龄”男女青年。“在欧美社会中不敢有这种观念,对于任何大公司而言这都是一种歧视。因此,我们可能一直没有结婚,但每个人都曾经或正在保持一段伴侣关系。社会和家人并不会因为没有稳定婚姻关系而给予某个个体压力。”强尼也渐渐地意识到,这种中外差异是不能改变的。 “外热内冷”与“外冷内热”
李诗欣认为,中外搭腔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人拘谨且含蓄,尤其是女性,主动与异性搭腔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是不被提倡的;而外国人相对开放,公共场所里的搭腔被认为是社交的一种方式。
李诗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去美国留学之前,她一般很少去与异性搭腔,更别说去酒吧了。“在20多年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酒吧文化。”她说。
环境的变化,让紧绷在李诗欣头脑里的那根弦放松了:2年留学和1年工作的时间里,李诗欣变得能理解那里的文化。
“我曾经在咖啡厅被一位男士搭腔,我们从学校谈到了共同的兴趣爱好。最后我们加了Facebook好友。”她说。
而在戈登看来,中美教育方式的不同或许也带来了差异。
“中国的课堂大多采取老师授课、学生听课的教育模式,以至于从小形成了一种习惯:在公共场所、在人群面前不必讨论,只需遵从权威信息即可。而在美国,课堂上很少树立权威,知识都是相互讨论得出的,因此美国人在公共场所的习惯是:相互沟通讨论。”他说。
保罗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归结为思维方式不同。
在中国求学,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当代中国(广州)与智利(圣地亚哥)社会婚恋观念比较研究》。他发现,中国的婚恋情况与智利非常不一样。
在他看来,中国广州有着大多数一线城市的普遍状况:遍地都是大龄青年,大龄青年解决婚恋问题的主要途径是经朋友介绍。而在智利,大家普遍认为“恋爱不能通过朋友介绍”,否则分手后会影响朋友感情。
“在智利,许多男青年通过攀谈找女朋友,因为即便不成功也不会影响生活。”他说。
不同的方式,最终还是根植于中西文化的差异。通常来说,中国文化被认为是静定的、内向的、安分守己的,而西方文化是流动的、外向的、开放的。
西方文化的一个思想是“无物不变”,因此西方人不满足于稳定的生活和安宁的环境,这种思想表现为喜欢变换职业、搬家、旅游、冒险和参加体育活动,当然也表现为愿与陌生人交往。
《东方人与西方人的50个思维差异》一书中谈到,西方人“外热内冷”,对陌生人热情,但同时会非常理智地与别人划清界限;东方社会则是熟人社会,人们表现得“外冷内热”,对熟人常常过分关心,对陌生人则表现得比较冷漠——有句俗语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西方人注重父母、夫妻、朋友间的经济契约,注重个人的独立性,这被看作是西方社会人情淡漠的一面;而在另一种场合,即陌生人之间,他们又表现得与东方人相反。比如,路上有人车子抛锚了,一般会有陌生人主动停下来帮忙。
同样的困境
不过在戈登看来,“每个国家都有外向和内向的人,内向的人都不善于攀谈,而不是中国人普遍认为的‘外国人就特别能搭腔’。”
在他看来,美国大城市的情况跟中国基本相似。互不交流的“城市病”在大城市也很普遍。
社会学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王兴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导致都市人“攀谈无力”的根本原因在各国都是一样的:大量的人从乡村来到城市,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快速的生活节奏压得他们无暇顾及周围的陌生人。
“欧美的情况更加严峻,因为他们更早地经历了城市化、工业化,城市人口集聚导致了‘城市病’,犯罪、交往障碍、冷漠变得非常严重。”他说,“当前中国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城镇化,希望未来不要让‘交谈无力’变得越来越严重。”
他认为,费孝通所描绘的乡土中国正在发生改变。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人际关系织成了一张张庞大而复杂的网,或血缘、或地缘、或姻亲……,各种“缘”让彼此熟悉、彼此关照,乡土中国是一张通过“熟人”织就的网络——如今,乡土中国也在慢慢有了“陌生人社会”的某些特征。
这让戈登想起他调研中缅边境村落时的情景。“当我第一次到这个村子时,大家只是围看,没有一个人前来说一句话。”戈登说。
美国人戈登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却始终搞不懂,“为什么你们要把我当成一个外国人?”戈登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尽管他想融入中国的生活,说普通话、吃中餐、写汉字,甚至还参加了一档中国综艺节目《非正式会谈》,但还是分分钟被按“外国友人式”对待了。
中国姑娘李诗欣在美国经历了与戈登相反的经历:留学期间,她跟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一样,快速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在咖啡馆、在酒吧,我同美国女孩一样,享受着被称赞漂亮的快乐。”她说。
戈登和李诗欣,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异国他乡,却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感受:习惯了搭讪的美国大叔遭遇了尴尬,而秉持“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理念的中国姑娘却迅速适应了美国式攀谈。
表面上看,是同样的交流,不同的回应。实际上,是中外社会文化存在太多的殊途与同归。
“大家都互相防备”
戈登经历丰富,马里兰大学西班牙语学士、耶鲁大学人类学硕士毕业,在朋友的酒吧做过调酒师,在中缅边境地区做过研究,目前在北京一家留学机构上班。
他乐于交友,周末会跟不同的朋友外出聚餐。这一切都让他非常舒适:我跟他们一样工作、生活、玩乐。然而,当他一个人乘坐地铁返回住处时,会有一种不那么舒服的感觉。
地铁上都是埋头专注于手机的人,戈登身旁站了一对带小孩的夫妇,这原本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当小朋友指着我大叫外国人时,我非常不舒服。”戈登告诉本刊记者,他故意用普通话开起了玩笑,“小朋友,我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可是一觉醒来就变成这个样子啦,没准儿明天你也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此话一出,整个车厢的人都将异样的目光聚焦到了戈登身上,但没有人接腔。
“我认为这算是一种歧视,虽然我是外国人,但首先应该把我当作一个人来尊重。”戈登明显提高了声调。
一些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让他感到了“不公平”。“他们的眼神充满好奇和窥私,上下打量中充满狐疑,在背后议论,却不愿或是不敢上前与我们搭腔。”他满是不解,“我也说普通话啊!”
终于,当他在小区楼下遛狗时,跟邻居的一次搭腔解开了困扰他的难题。
这个小区有不少人养狗,遛狗的邻居们大多三五成群。戈登以遛狗这个借口主动与邻居攀谈。此次对话相谈甚欢,邻居告诉他,“并非对你好奇,而是大家不愿意随便跟陌生人交流,因为在大城市大家都互相防备”。
酒吧里的不同境遇
在与北京相距遥远的广州,28岁的智利留学生保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保罗告诉本刊记者,他与中国结缘始于一次交流。“2009年,我从智利来到中国的上海大学参加一次交流活动,3个月的时间让我深深爱上了中国。”
2010年,他申请到天津师范大学做交换生,在这里学习中文,并在2013年来到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攻读中文传播学士和硕士学位。
在他的印象中,广州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这里生活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但提到交朋友,他皱起了眉头。
“虽然我在这里有很多中国朋友,但大多是通过朋友介绍才熟识的。”保罗说,“在智利,我们不太需要朋友引荐就可以交到朋友。”
智利是一个西班牙语系的国家,信奉天主教,除了南美风俗,更多地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影响。年轻大学生热衷于泡在酒吧消遣,搭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交方式。
“一个人在酒吧会很无聊,请身边的年轻女性喝一杯再正常不过。”保罗告诉本刊记者,他在酒吧认识了很多朋友,只需要一句“你很漂亮,我想请你喝一杯,交个朋友”,就能很愉快地聊下去。
回忆起第一次在广州酒吧攀谈的经历,他现在仍唏嘘不已。
他按照在智利的方式和身边的中国女孩子说话。在他看来,女孩子明显有戒备心,没聊几句就表现出要离开的意思,最后与他相聊甚欢的还是外国人。因此,他对这次酒吧的经历印象深刻。
在李诗欣看来,外国人在公共场所通过搭腔异性找到女友甚至终身伴侣很普遍。“相信在中国,如此恋爱的真实案例是不多见的。”她说。
攀谈不等于要结婚
实际上,中国女孩子的交友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一些真实案例正在中国发生。
现年40岁的外企高管强尼在上海生活多年,他曾在2000年左右认识了一个上海当地的女友。他说,当时两人都在明珠线(现3号线)等地铁,从事分析师行业的他擅长观察,通过对女孩的外貌、肢体语言的分析,攀谈后便开始交往了。
即使如此,中国人与西方人对此的理解仍是不同的。在中国,男女间的交流有些就是出于结婚的压力——每逢周末,一些大龄青年在咖啡厅或茶馆里,也有从攀谈走向交友、结婚的事例。据受访者所言,在欧美人的概念里,攀谈的目标并不是结婚。
上海某私立医院高级医师安德鲁告诉本刊记者,“实际上,没有人会第一次见面就考虑到结婚。”
他认为搭腔都是开朗的人向内向的人开口。“白天的攀谈基本都是信息需求类的,比如到了一个陌生的旅游地点,向当地人了解当地的特色美食或者景点,或者在咖啡馆与人攀谈打发时间。而夜晚的搭腔,说实话大多数人的目的是找人一起打发一个夜晚。”
在强尼看来,这是中外文化的一个明显区别。因为在欧美人的概念里,并没有什么“大龄”男女青年。“在欧美社会中不敢有这种观念,对于任何大公司而言这都是一种歧视。因此,我们可能一直没有结婚,但每个人都曾经或正在保持一段伴侣关系。社会和家人并不会因为没有稳定婚姻关系而给予某个个体压力。”强尼也渐渐地意识到,这种中外差异是不能改变的。 “外热内冷”与“外冷内热”
李诗欣认为,中外搭腔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人拘谨且含蓄,尤其是女性,主动与异性搭腔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是不被提倡的;而外国人相对开放,公共场所里的搭腔被认为是社交的一种方式。
李诗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去美国留学之前,她一般很少去与异性搭腔,更别说去酒吧了。“在20多年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酒吧文化。”她说。
环境的变化,让紧绷在李诗欣头脑里的那根弦放松了:2年留学和1年工作的时间里,李诗欣变得能理解那里的文化。
“我曾经在咖啡厅被一位男士搭腔,我们从学校谈到了共同的兴趣爱好。最后我们加了Facebook好友。”她说。
而在戈登看来,中美教育方式的不同或许也带来了差异。
“中国的课堂大多采取老师授课、学生听课的教育模式,以至于从小形成了一种习惯:在公共场所、在人群面前不必讨论,只需遵从权威信息即可。而在美国,课堂上很少树立权威,知识都是相互讨论得出的,因此美国人在公共场所的习惯是:相互沟通讨论。”他说。
保罗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归结为思维方式不同。
在中国求学,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当代中国(广州)与智利(圣地亚哥)社会婚恋观念比较研究》。他发现,中国的婚恋情况与智利非常不一样。
在他看来,中国广州有着大多数一线城市的普遍状况:遍地都是大龄青年,大龄青年解决婚恋问题的主要途径是经朋友介绍。而在智利,大家普遍认为“恋爱不能通过朋友介绍”,否则分手后会影响朋友感情。
“在智利,许多男青年通过攀谈找女朋友,因为即便不成功也不会影响生活。”他说。
不同的方式,最终还是根植于中西文化的差异。通常来说,中国文化被认为是静定的、内向的、安分守己的,而西方文化是流动的、外向的、开放的。
西方文化的一个思想是“无物不变”,因此西方人不满足于稳定的生活和安宁的环境,这种思想表现为喜欢变换职业、搬家、旅游、冒险和参加体育活动,当然也表现为愿与陌生人交往。
《东方人与西方人的50个思维差异》一书中谈到,西方人“外热内冷”,对陌生人热情,但同时会非常理智地与别人划清界限;东方社会则是熟人社会,人们表现得“外冷内热”,对熟人常常过分关心,对陌生人则表现得比较冷漠——有句俗语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西方人注重父母、夫妻、朋友间的经济契约,注重个人的独立性,这被看作是西方社会人情淡漠的一面;而在另一种场合,即陌生人之间,他们又表现得与东方人相反。比如,路上有人车子抛锚了,一般会有陌生人主动停下来帮忙。
同样的困境
不过在戈登看来,“每个国家都有外向和内向的人,内向的人都不善于攀谈,而不是中国人普遍认为的‘外国人就特别能搭腔’。”
在他看来,美国大城市的情况跟中国基本相似。互不交流的“城市病”在大城市也很普遍。
社会学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王兴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导致都市人“攀谈无力”的根本原因在各国都是一样的:大量的人从乡村来到城市,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快速的生活节奏压得他们无暇顾及周围的陌生人。
“欧美的情况更加严峻,因为他们更早地经历了城市化、工业化,城市人口集聚导致了‘城市病’,犯罪、交往障碍、冷漠变得非常严重。”他说,“当前中国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城镇化,希望未来不要让‘交谈无力’变得越来越严重。”
他认为,费孝通所描绘的乡土中国正在发生改变。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人际关系织成了一张张庞大而复杂的网,或血缘、或地缘、或姻亲……,各种“缘”让彼此熟悉、彼此关照,乡土中国是一张通过“熟人”织就的网络——如今,乡土中国也在慢慢有了“陌生人社会”的某些特征。
这让戈登想起他调研中缅边境村落时的情景。“当我第一次到这个村子时,大家只是围看,没有一个人前来说一句话。”戈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