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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北京市2016年居家养老相关服务设施普查中的机构调查数据，对北京市460家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存在城乡差别、机构规模分布不均衡、运营模式差异等特点。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条件下，真正对床位使用率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养老机构所在位置、实际床均护理人数、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自理老人比例、室内配套设施数和医护设施设备数等变量，而服务项目、费用等变量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针对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建议通过优化养老资源配置、增加养老机构的有效供给、面向特殊困境老人精准帮扶等途径来提高北京市养老机构入住率。
关键词： 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9）03-0115-12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9.03.009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survey data of homerelated care facilities census in Beijing in 2016，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occupancy rate of bed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460 pension agencies.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bed occupancy rate of pension agencies in Beijing is characterized by urbanrural difference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al scales， and differences in operating models. The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under the control of related variables， the significant impact variables on the occupancy rate of beds are the location of pension agencies， the number of nursing care in actual beds， the proportion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the proportion of selfcare elderly people， the number of indoor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the number of medical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On the contrary， service items and expenses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act factor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bed occupancy rate of pension agencies in Beijing can be improved by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oldage care resources，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pension agencies and providing precise assistance to the elderly with special difficulties， etc.
Keywords： pension agency in Beijing； occupancy rate of beds； influencing factors；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不仅使中国人口发生急剧的现代转变，而且也加快了中国社会的少子女老龄化进程[1]，庞大的失能、残疾、空巢、高龄等老年人口对社会化养老服务资源提出了迫切需求。截至2018年底，中国大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49亿，占总人口的17.9%，人口老龄化呈增速态势[2]。作为首都，北京市也不例外。截至2017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333.3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4.5%，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位居全国第二，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为了应对来势汹汹的银色浪潮，早在2008年底，北京市《关于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就提出“9064”养老服务模式，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实现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通過政府购买社区服务照顾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4]。按照每百名老人配备4张床位的口径计算，截至2017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人需要配置13.332万张床位，但是目前投入运营的养老床位总数是10.3万张[5]，缺口仍有3万多张。2016年北京市居家养老相关服务设施普查结果表明，北京市400多家养老机构入住率仅为53%，仍有4万多张床位空置。那么，北京市作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一方面总床位还有不小缺口，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空置床位，其背后的原因何在？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北京市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考察和厘清上述问题，对于提高现有养老机构入住率，更好地服务弱势老年人群体，彰显共建共享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研究表明，与我国社会的“未富先老”不同，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社会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任务，并且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但是，这些国家仍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体，只有5%—20%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并且，欧美国家对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实行分级管理，不同自理级别的老年人入住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6]。因此，很少出现类似中国养老机构“冰火两重天”的入住分化现象，相关的养老机构入住率似乎不成问题，涉及此类研究的文献也较少。反观中国社会，未富先老、未备而老特征明显，养老保障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操作性不强，养老资金、养老设施、养老服务等资源较为缺乏，且存在配置失衡、分配不公的现象。面对机构养老入住率不高的问题，学术界给予了持续的关注。相关研究大体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展开。从理论角度观之，研究者将养老机构入住率低的原因归结于某些地方盲目追求机构养老、政策导向存在偏差、居民传统养老观念和居家生活习惯、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等因素，提出做好统筹规划、以居家养老为重、追求养老机构服务有效供给、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等对策思路[7-8]。
从实证角度观之，一方面，研究者主要侧重不同地区、不同群体老人对机构养老模式的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罗梦云等人从社会人口学因素、机构养老意愿、感知障碍和感知利益角度考察上海市老人入住机构养老的意愿[9]。余杰等人针对北京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与机构养老意愿进行研究[10]。吴海涛等人基于CLHLS数据分析，探讨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福利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的影响[11]。另一方面，研究者开始聚焦机构养老的内部差异、入住率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冯占联等人通过津、宁两地的养老机构调查，比较公办和民办机构入住老人的健康状况及机构特征方面的差异，指出政府在资助两类机构养老资源上的不公平问题[12]。常金兰等人针对宁波市88家养老机构的调查，发现影响宁波养老机构入住率的因素有床位平均费用、养护比、养老护理服务内容得分、是否建立考评制度、养老护理员持证率等变量[13]。崔树义等人基于山东45家养老机构的调查发现，在养老机构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床位空置率高、无证经营制约民办机构发展、医养结合资源整合难、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护理员队伍水平低及政策落实难等突出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14]。此外，还出现了部分专门针对北京市养老机构的实证调查。戴维等人就北京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布局及使用状况、北京养老服务机构入住理由及位置选择进行初探，发现北京市老年人在机构选择意向中重视“离子女居住地近”的要素[15-16]。徐晓玲利用北京市349家养老机构调查数据，对机构性质与数量、床位数量、人力资源、是否收住失能老人和辅助器具配备等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提出对策[17]。王黎等人通过对北京310家养老机构的调查发现，机构性质、机构位置、护理人员学历比对养老机构入住费用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18]。尹德挺等人基于北京养老机构调查，从入住规模、年龄结构、健康状况、入住的经济压力以及空间分布等方面对北京市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提炼出北京市入住机构老人的分布特点[19]。康蕊以北京市为例，利用政府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对北京市养老机构地理空间分布、服务内容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机构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人需求之间均存在结构性矛盾的结论[20]。
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参考。但是，同为超大城市的上海养老机构入住率达到了65%左右[21]，而北京仅为53%左右，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北京市养老机构入住率？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养老需求角度进行调查分析，既未回答北京市养老机构入住率低的真实原因，也未揭示北京市养老机构入住率与其资源条件、服务运营的内在关系。本文将尝试从养老资源的供给侧视角，利用普查数据，探析北京市养老机构入住率的影响因素及其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2016年9月北京市居家养老相关服务设施普查中的机构调查数据，使用SPSS 22.0进行数据录入处理和统计分析。本次普查是由北京市民政局委托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牵头组织实施的国内首次大规模养老服务设施普查。普查涵盖了北京市16个区、331个街镇和6677个社区。本次普查中的养老机构是指在民政或工商进行过注册登记并获得养老助残机构许可证的机构。普查共获得460家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数据。与养老助残设施相比，养老机构重点承担的是集中居住式养老，其规模更大、服务功能更强，管理和服务更加规范。本次养老机构普查问卷涵盖了八大类内容，即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机构规模、人员情况、医疗配套及服务设施、建筑与场地情况、服务及收费情况、机构运营及管理情况、养老机构的辐射服务情况。在460家养老机构中，位居前五位的区分别是朝阳（58家）、海淀（46家）、房山（45家）、昌平（40家）、西城（36家）。其中，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六个城区的养老机构合计194家，占到有效调查的42.2%。
2.变量设置
（1）因变量。养老机构入住率通常使用养老机构床位入住率表示，鉴于养老机构中部分床位虽无人入住但已被租用的实情，本文将养老机构入住率操作化为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以下简称“床位使用率”），它是养老机构的实际使用床位数与备案床位数的百分比，属于连续变量。通过对相关变量的清理，因变量有效个案数为444个。最大、最小值分别为1和0，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53和0.31。
（2）自变量。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人们在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家庭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的养老需求也日益多样化。有意入住机构的老年人及其家属越来越看重养老机构的软、硬件条件，那些设施好、服务佳、性价比高的养老机构往往“一床难求”，反之则出现床位大量闲置。因此，参考已有研究并基于本文调查变量的实际情况，拟选取的自变量主要包括医护设施设备情况、医疗机构设置情况、医护服务项目情况、医护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护理员配备情况、接纳自理和失能老人情况、收取费用情况、是否享受补贴优惠政策、是否收取押金、所在区位、运营模式等软硬件条件变量。具体包括：医护设施设备项数，将相关医护设施设备（吸氧机、输液泵、吸痰器等）项数累加生成；医护服务项数，将相关医护服务项目（生活照料、膳食服务、休闲娱乐等）项数累加生成；室外配套设施项数，將相关室外配套设施（广场、庭院花园、种植区等）项数累加生成；室内配套设施项数，将相关室内配套设施（阅览室、书画室、棋牌室等）项数累加生成；医疗机构设置得分，根据重要性差别，将医疗机构设置中的“与医院等机构协议合作、医务室或类似部门、独立设置门诊或者医院”分别赋值1、3、5，累加生成该变量；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专业技术人员数与本机构员工总人数之比）；实际床均护理人数（护理人员数与实际使用床位数之比）；正式聘用的护理员中北京人占比（考虑不同来源的护理人员提供的服务质量可能会有所差别）；自理老人月收费（由每月的床位费、餐费及护理费累加而成，单位为元）；半自理老人月收费（同上）；完全不能自理老人月收费（同上）；自理老人占比；半自理老人占比；完全不能自理老人占比；是否享受政府补贴优惠政策；对入住老人是否收取押金；养老机构所在位置（城区还是郊区）；养老机构运营模式（公办还是社会办）。 统计数据显示，在9项医护设施设备选项、22项医护服务项目选项、10项室外配套设施选项和11项室内配套设施选项中，养老机构分别平均拥有1.53项、17.35项、5.42项和5.23项；医疗机构设置最高得分为9分，养老机构平均得分2.42分；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体工作人员的78%，实际床均护理人数为0.25个，正式护理员中外地籍护理员占多数，北京籍护理员不足半数；养老机构对不同类型老人采取差别收费，自理老人收费最低，完全不能自理老人收费最高，半自理老人居中，平均收费约在2500元至4000元之间；养老机构中接收的自理老人、半自理老人和完全不能自理老人的比例接近，大约各占三分之一左右；超过八成养老机构享受政府的补贴优惠政策，超过六成养老机构对入住老人收取押金，近六成的养老机构位于郊区，公办性质的养老机构超过半数，稍多于社会办养老机构。对拟纳入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除医护服务项数、室内配套设施项数、医疗机构设置得分、三类老人收费、半自理老人占比、是否享受政府补贴优惠政策等变量外，其他变量均与因变量显著相关，见表1。
3.研究思路和模型
（1）研究思路。首先，对当前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情况进行总体性描述。分别对北京市城、乡养老机构床位及其整体使用率进行统计分析，对不同规模、不同运营模式养老机构的使用率进行比较分析，从总体上了解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分布情况。其次，根据因变量的特点和模型适用条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因變量的影响因素。囿于样本的规模，本文主要考察与因变量相关的6个自变量，以便深入考察因变量的影响因素及其程度，具体分析其背后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和建议。
（2）回归模型。根据因变量（床位使用率）的连续性特点，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影响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各变量因素。分析模型如下：yi=i+ei=b0+b1xi1+b2xi2+…+bpxip+ei
（1） 由式（1）可以看出，每个因变量的实测值yi由两部分组成：估计值用i表示，即给定各自变量取值时因变量y的估计值，它代表的是能由自变量决定的部分；ei为残差，是因变量实测值yi与其估计值i之差，表示不能由自变量决定的部分。上式中b0为常数项，它表示当所有自变量取值均为0时因变量的估计值，bi为偏回归系数，表示当其他自变量取值固定时，自变量xi每改变一个单位时i的变化量[22]。
四、结果与分析
1.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总体及相关分布情况
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每个养老机构平均设计床位数为210张，在民政局备案注册的平均床位数为197张，而目前实际使用平均床位数为104张。全市所有养老机构设计床位总数为96540张，在民政局备案床位总数为90435张，目前正在使用的床位总数为47964张；实际使用床位占设计床位的比例为49.7%，实际使用床位占备案床位数的比例为53.0%。这表明，北京市实际床位使用率仅达半数左右，存在着大量闲置床位。城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和配套设施齐全等因素，备案床位使用率明显高于郊区，达到六成左右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区县功能定位及评价指标的指导意见》，北京市总体上被划分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新区。为了统计方便，本文将核心区、拓展区包含的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六个区合并为城区，两大发展新区合并为郊区。。需要指出的是，设计床位数不一定等于实际设置的床位数，而备案床位数可能更接近实际能够使用的床位数，因此，本文的床位使用率特指备案床位使用率。总体上看，设计床位使用率要低于备案床位使用率，主要因为养老机构总体床位设计数超出了总体床位备案数，见表2。
从养老机构的规模类型看，北京市养老机构以小型、中型机构为主，二者合计占到83.7%。从其区域分布来看，小型养老机构在西城区最多，达到31家；中型养老机构在海淀区最多，达到20家；大型和特大型养老机构在朝阳区最多，达到16家。整体呈现中、大、特大型养老机构集中分布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较少分布于首都功能核心区、生态涵养发展新区。如果按机构规模来看设计床位使用率的话，机构规模最小的使用率最高，即小型机构的使用率为52.4%，而排在第二、第三位的是大型机构和中型机构，使用率最低的是特大型机构，比例为47.1%。如果看备案床位使用率，最高的是大型机构，其次是中型机构，特大型机构和小型机构的使用率相等，也是最低的（见表3）。
如果按照机构运营模式划分的话，设计床位数与在北京市民政局备案的床位数出入较大，主要表现在公办民营和民办民营的养老机构设计总床位数分别比民政局备案总床位数多了1000张和5362张，从而导致整体上多出了6000多张床位。备案床位使用率最高的是农村集体兴办的养老机构，达到76.8%；公建民营的备案床位使用率也不错，达到58.6%；备案床位使用率最低的是公办公营养老机构，仅为44.0%，这可能和“大锅饭”体制有一定的联系（见表4）。因此，养老机构的社会化运作是非常重要的。
2.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将表1中18个自变量全部选中，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并进行线性诊断，模型输出结果显示，经过六步回归，最终被纳入模型且显著性水平小于0.1的自变量依次为养老机构所在位置、实际床均护理人数、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自理老人比例、室内配套设施数和医护设施设备数。模型总体上显著，通过方差检验（P=0.000）；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决定系数R2=0.205），模型中的六个自变量通过了共线性检验（VIF均小于5）。根据表5的输出结果，可以写出该回归模型为：Y^=0.725-0.147x1-0.138x2+0.231x3-0.090x4-0.016x5+0.026x6
上述模型表明，仅有养老机构所在位置、实际床均护理人数、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自理老人比例、室内配套设施数和医护设施设备数六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具有显著的影响。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养老机构所在位置、实际床均护理人数、自理老人比例、室内配套设施数与床位使用率成反向关系，而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医护设施设备数与床位使用率成正向关系。比较表5中各自变量标准化系数可以看出，六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重要性大小依次是：实际床均护理人数、养老机构所在位置、室内配套设施数、医护设施设备数、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和自理老人比例。 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条件下，①养老机构所在位置每增加一个单位，床位使用率将减少0.147个单位。说明养老机构距离市区越远，床位使用率就越低。这和已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城市发展总是由中心区向外围不断拓展，城区在养老机构的资源配置及周边环境方面会优于郊区，这样对于老年群体的吸引力自然会更大一些。②实际床均护理人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床位使用率将减少0.138个单位。说明实际床均护理人数多只是机构入住率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现存的机构养老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现象，相对于现有入住人员来说，仍有部分护理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可能与养老机构的布局及其服务质量、护理水平不高等因素有关。③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每增加一个单位，床位使用率将增加0.231个单位。说明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床位使用率。养老机构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是包括医生、护士等在内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越高，对于入住者提供的服务相对更多，越可能吸引潜在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④自理老人占比每增加一个单位，床位使用率将减少0.090个单位。说明随着入住非自理老人的增多，床位使用率将得到不断提高。换言之，自理老人和非自理老人不太一样，他们对机构养老的需求缺少刚性。受传统养老文化的影响和碍于脸面，有自理能力的老人通常是不会入住机构养老的。因此，养老机构应将重点服务对象转向非自理老年群体。⑤室内配套设施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床位使用率将减少0.016个单位。意味着可能部分養老机构过度投资内部设施，忽视内部养老护理服务，导致收费过高，入住率不足。⑥医护设施设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床位使用率将增加0.026个单位。当前医养结合逐渐成为机构养老发展的新趋势，老人特别是失能老人对机构所拥有的吸氧机、输液泵、吸痰器等医护设施设备必需品越来越看重，传统的一间房子一张床的养老模式很难吸引老人入住。
五、结论与讨论
1.基本结论
本文基于2016年北京市居家养老相关服务设施普查的机构调查数据，对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第一，北京市养老机构实际床位使用率仅达半数左右，存在着大量闲置床位。其中，城区床位使用率明显高于郊区，超过六成。设计床位使用率普遍低于备案床位使用率。第二，北京市养老机构以小型、中型为主，各种规模类型的养老机构备案床位使用率较为接近，但是特大型和中型机构的设计床位使用率偏低一些。第三，公办民营和民办民营的养老机构设计总床位数合计比民政局备案总床位数多出6000多张，公办公营和民办公助的机构备案床位使用率偏低。第四，对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真正对床位使用率影响显著的因素是养老机构所在位置、实际床均护理人数、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自理老人比例、室内配套设施数和医护设施设备数，而医护服务项数、医疗机构设置得分、北京籍护理员比例、养老费用、是否享受补贴优惠政策、是否收取押金、机构运营模式等变量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养老机构的相关软、硬件的确是显著影响其床位使用率的重要因素。
2.相关问题讨论
（1）基于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描述统计发现，北京市床位使用率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别，不同规模类型养老机构的分布和城市发展布局不相匹配。受历史因素影响，城区人口密集，需求量大却以小型、中型规模的养老机构为主。几乎所有规模类型的养老机构都存在床位空置率问题。养老机构设计床位数一般多于备案床位数，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床位利用率偏低问题。而且，不同运营模式的养老机构在床位使用率上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农村集体兴办的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最高，公办公营的床位使用率最低，说明面向市场、加强养老机构的运营管理十分必要。
（2）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时，医护服务项数、医疗机构设置得分和收费等变量没有被纳入回归模型，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讨论。一般而言，医护服务项目越多、医疗机构设置得分越高。本次普查的统计结果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结果。这是因为部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虚报和浮夸现象，尽管养老机构回答医护服务项目平均多达17项，但是真正提供多项目服务的并不多，大多数机构仅提供生活照料、膳食、护理等基本的服务项目。医疗机构设置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超过六成的养老机构表示与医院等机构签了合作协议，近半数左右的机构表示有医务室甚至独立设置了门诊，这些协议合作程度以及医务室、门诊所需的医师及资质获得情况都会影响医养结合的效果，从而影响老人对机构养老的真实需求。通常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收费越低，入住率越高。但是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收费额和入住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北京市养老保障财政投入力度较大，政府补贴及相关优惠政策较多，而且家庭人均收入普遍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目前入住机构养老的主体是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老人，具有很大的刚性需求。因此从总体上看，养老机构的收费项目没有显著影响床位使用率是可信的。
由于缺少对入住老人的调查信息，本文的研究仅从供给侧考察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影响因素，如果能够结合后续北京市养老需求侧调查数据分析，效果可能会更好。本项研究数据来自普查，研究的结论可以代表北京市，但不能简单推论至其他地区。
3.相关对策建议
作为首都，北京市养老机构的设施分布、资源配置、政策扶持、利用效率、入住人员等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针对研究中得出的若干结论和发现的相关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以便提高北京市养老机构的床位使用效率。
（1）突破空间距离，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机构入住率。戴维等人的研究表明，北京市中心地区与郊外地区养老服务机构的床位使用率存在较大差异，老人在机构选择意向中重视“离子女居住地近”的要素[16]。研究显示，养老机构距离市区越近，床位使用率越高，反之则越低。随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拓展，北京市养老机构越来越多地分布于郊区，而相对于人口密度高的城区，则显得“僧多粥少”。为了破除“一床难求”和“床位闲置”的悖论，地方政府应摸清相关养老服务设施和老年人口养老需求的家底，构建老年人口和养老设施分布动态管理系统，综合利用政策杠杆和市场机制，优化养老机构的运营环境，合理分布养老机构和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积极引导失能、半失能老人就近入住附近社区的养老机构，将城郊闲置的养老设施设备和人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2）回归分析显示，实际床均护理人数、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室内配套设施数和医护设施设备数等变量对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有显著的影响。这实际上在提醒养老机构经营管理者，必须加强医护人员的配备，提高医护硬件设备的实效性，增加养老机构服务的有效供给。要想提高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除了加强养老设施和医护设备等硬件的标准配备，还要在提高医护人员待遇的同时，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全科医护人员的培养，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规范化管理水平。没有优质的有效服务供给，难以吸引有需求的老人。需要建立统一规范的养老机构经营管理办法，加强督查和行业自律，加大对各类从业人员的岗前培训和服务管理力度，将软性的机构服务项目（如休闲娱乐、心理慰藉等）落到实处，做到精准和标准化服务。
（3）自理老人的比例显著影响床位使用率表明，要针对失能等特殊困境老人进行精准帮扶。已有研究表明，中外老年人均以居家养老为主体，入住机构养老的比例较小。地方政府应深入调研评估，通过养老资源的供需分析，加强政策制定和引导，提高政府财政补贴效率，整合社区养老资源，适度发展养老机构和增加床位，防止漫灌式重复建设和资源投入，协调发展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不同形式的养老服务模式，积极推进现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国传统居家养老习惯和养老观念降低了老人入住机构养老的可能，养老机构应精准识别和帮扶有特殊需要的老年群体，比如失能、失智、残疾、失独、空巢、独居、高龄等特征的老人，做好适当的宣传介绍工作，鼓励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居家养老，将养老机构的床位资源和服务项目辐射到周边社区，惠及更多的困难老人。
（4）利用机构改革契机，促进医养资源的深度結合。伴随着老龄化、高龄化的快速发展，失智、失能、生活不能自理的非健康老年人剧增，人们对医疗护理的需求也在增加，医养结合模式开始成为机构养老发展的新趋向[23]。国务院新设立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原来分属多个部门的医疗、养老等职能聚合，为促进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的深度结合提供了契机。调查显示，北京市近八成养老机构现已拥有诊所、门诊或与医院协议合作，但是其人员及相关配套设施标准尚不完善。北京市政府应尽快探索建立医养结合机制，为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有效合作提供平台。面对失能老人对长期照料护理的需求，北京地区可率先构建长期照料服务体系[24]。
总之，未来北京市通过完善相关机构养老政策体系和规范养老机构建设标准，科学规划，加大投入，利用社会资本，整合区域资源，提高专业护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充分发挥养老机构的医养结合优势和服务辐射作用，如此才能更好地服务北京市老年群体，并为其他地区提供良好的示范和可供借鉴的样本。
（感谢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的指导和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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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武 玉]
关键词： 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9）03-0115-12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9.03.009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survey data of homerelated care facilities census in Beijing in 2016，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occupancy rate of bed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460 pension agencies.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bed occupancy rate of pension agencies in Beijing is characterized by urbanrural difference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al scales， and differences in operating models. The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under the control of related variables， the significant impact variables on the occupancy rate of beds are the location of pension agencies， the number of nursing care in actual beds， the proportion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the proportion of selfcare elderly people， the number of indoor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the number of medical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On the contrary， service items and expenses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act factor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bed occupancy rate of pension agencies in Beijing can be improved by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oldage care resources，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pension agencies and providing precise assistance to the elderly with special difficulties， etc.
Keywords： pension agency in Beijing； occupancy rate of beds； influencing factors；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不仅使中国人口发生急剧的现代转变，而且也加快了中国社会的少子女老龄化进程[1]，庞大的失能、残疾、空巢、高龄等老年人口对社会化养老服务资源提出了迫切需求。截至2018年底，中国大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49亿，占总人口的17.9%，人口老龄化呈增速态势[2]。作为首都，北京市也不例外。截至2017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333.3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4.5%，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位居全国第二，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为了应对来势汹汹的银色浪潮，早在2008年底，北京市《关于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就提出“9064”养老服务模式，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实现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通過政府购买社区服务照顾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4]。按照每百名老人配备4张床位的口径计算，截至2017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人需要配置13.332万张床位，但是目前投入运营的养老床位总数是10.3万张[5]，缺口仍有3万多张。2016年北京市居家养老相关服务设施普查结果表明，北京市400多家养老机构入住率仅为53%，仍有4万多张床位空置。那么，北京市作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一方面总床位还有不小缺口，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空置床位，其背后的原因何在？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北京市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考察和厘清上述问题，对于提高现有养老机构入住率，更好地服务弱势老年人群体，彰显共建共享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研究表明，与我国社会的“未富先老”不同，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社会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任务，并且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但是，这些国家仍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体，只有5%—20%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并且，欧美国家对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实行分级管理，不同自理级别的老年人入住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6]。因此，很少出现类似中国养老机构“冰火两重天”的入住分化现象，相关的养老机构入住率似乎不成问题，涉及此类研究的文献也较少。反观中国社会，未富先老、未备而老特征明显，养老保障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操作性不强，养老资金、养老设施、养老服务等资源较为缺乏，且存在配置失衡、分配不公的现象。面对机构养老入住率不高的问题，学术界给予了持续的关注。相关研究大体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展开。从理论角度观之，研究者将养老机构入住率低的原因归结于某些地方盲目追求机构养老、政策导向存在偏差、居民传统养老观念和居家生活习惯、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等因素，提出做好统筹规划、以居家养老为重、追求养老机构服务有效供给、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等对策思路[7-8]。
从实证角度观之，一方面，研究者主要侧重不同地区、不同群体老人对机构养老模式的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罗梦云等人从社会人口学因素、机构养老意愿、感知障碍和感知利益角度考察上海市老人入住机构养老的意愿[9]。余杰等人针对北京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与机构养老意愿进行研究[10]。吴海涛等人基于CLHLS数据分析，探讨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福利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的影响[11]。另一方面，研究者开始聚焦机构养老的内部差异、入住率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冯占联等人通过津、宁两地的养老机构调查，比较公办和民办机构入住老人的健康状况及机构特征方面的差异，指出政府在资助两类机构养老资源上的不公平问题[12]。常金兰等人针对宁波市88家养老机构的调查，发现影响宁波养老机构入住率的因素有床位平均费用、养护比、养老护理服务内容得分、是否建立考评制度、养老护理员持证率等变量[13]。崔树义等人基于山东45家养老机构的调查发现，在养老机构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床位空置率高、无证经营制约民办机构发展、医养结合资源整合难、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护理员队伍水平低及政策落实难等突出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14]。此外，还出现了部分专门针对北京市养老机构的实证调查。戴维等人就北京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布局及使用状况、北京养老服务机构入住理由及位置选择进行初探，发现北京市老年人在机构选择意向中重视“离子女居住地近”的要素[15-16]。徐晓玲利用北京市349家养老机构调查数据，对机构性质与数量、床位数量、人力资源、是否收住失能老人和辅助器具配备等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提出对策[17]。王黎等人通过对北京310家养老机构的调查发现，机构性质、机构位置、护理人员学历比对养老机构入住费用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18]。尹德挺等人基于北京养老机构调查，从入住规模、年龄结构、健康状况、入住的经济压力以及空间分布等方面对北京市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提炼出北京市入住机构老人的分布特点[19]。康蕊以北京市为例，利用政府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对北京市养老机构地理空间分布、服务内容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机构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人需求之间均存在结构性矛盾的结论[20]。
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参考。但是，同为超大城市的上海养老机构入住率达到了65%左右[21]，而北京仅为53%左右，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北京市养老机构入住率？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养老需求角度进行调查分析，既未回答北京市养老机构入住率低的真实原因，也未揭示北京市养老机构入住率与其资源条件、服务运营的内在关系。本文将尝试从养老资源的供给侧视角，利用普查数据，探析北京市养老机构入住率的影响因素及其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2016年9月北京市居家养老相关服务设施普查中的机构调查数据，使用SPSS 22.0进行数据录入处理和统计分析。本次普查是由北京市民政局委托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牵头组织实施的国内首次大规模养老服务设施普查。普查涵盖了北京市16个区、331个街镇和6677个社区。本次普查中的养老机构是指在民政或工商进行过注册登记并获得养老助残机构许可证的机构。普查共获得460家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数据。与养老助残设施相比，养老机构重点承担的是集中居住式养老，其规模更大、服务功能更强，管理和服务更加规范。本次养老机构普查问卷涵盖了八大类内容，即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机构规模、人员情况、医疗配套及服务设施、建筑与场地情况、服务及收费情况、机构运营及管理情况、养老机构的辐射服务情况。在460家养老机构中，位居前五位的区分别是朝阳（58家）、海淀（46家）、房山（45家）、昌平（40家）、西城（36家）。其中，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六个城区的养老机构合计194家，占到有效调查的42.2%。
2.变量设置
（1）因变量。养老机构入住率通常使用养老机构床位入住率表示，鉴于养老机构中部分床位虽无人入住但已被租用的实情，本文将养老机构入住率操作化为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以下简称“床位使用率”），它是养老机构的实际使用床位数与备案床位数的百分比，属于连续变量。通过对相关变量的清理，因变量有效个案数为444个。最大、最小值分别为1和0，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53和0.31。
（2）自变量。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人们在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家庭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的养老需求也日益多样化。有意入住机构的老年人及其家属越来越看重养老机构的软、硬件条件，那些设施好、服务佳、性价比高的养老机构往往“一床难求”，反之则出现床位大量闲置。因此，参考已有研究并基于本文调查变量的实际情况，拟选取的自变量主要包括医护设施设备情况、医疗机构设置情况、医护服务项目情况、医护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护理员配备情况、接纳自理和失能老人情况、收取费用情况、是否享受补贴优惠政策、是否收取押金、所在区位、运营模式等软硬件条件变量。具体包括：医护设施设备项数，将相关医护设施设备（吸氧机、输液泵、吸痰器等）项数累加生成；医护服务项数，将相关医护服务项目（生活照料、膳食服务、休闲娱乐等）项数累加生成；室外配套设施项数，將相关室外配套设施（广场、庭院花园、种植区等）项数累加生成；室内配套设施项数，将相关室内配套设施（阅览室、书画室、棋牌室等）项数累加生成；医疗机构设置得分，根据重要性差别，将医疗机构设置中的“与医院等机构协议合作、医务室或类似部门、独立设置门诊或者医院”分别赋值1、3、5，累加生成该变量；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专业技术人员数与本机构员工总人数之比）；实际床均护理人数（护理人员数与实际使用床位数之比）；正式聘用的护理员中北京人占比（考虑不同来源的护理人员提供的服务质量可能会有所差别）；自理老人月收费（由每月的床位费、餐费及护理费累加而成，单位为元）；半自理老人月收费（同上）；完全不能自理老人月收费（同上）；自理老人占比；半自理老人占比；完全不能自理老人占比；是否享受政府补贴优惠政策；对入住老人是否收取押金；养老机构所在位置（城区还是郊区）；养老机构运营模式（公办还是社会办）。 统计数据显示，在9项医护设施设备选项、22项医护服务项目选项、10项室外配套设施选项和11项室内配套设施选项中，养老机构分别平均拥有1.53项、17.35项、5.42项和5.23项；医疗机构设置最高得分为9分，养老机构平均得分2.42分；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体工作人员的78%，实际床均护理人数为0.25个，正式护理员中外地籍护理员占多数，北京籍护理员不足半数；养老机构对不同类型老人采取差别收费，自理老人收费最低，完全不能自理老人收费最高，半自理老人居中，平均收费约在2500元至4000元之间；养老机构中接收的自理老人、半自理老人和完全不能自理老人的比例接近，大约各占三分之一左右；超过八成养老机构享受政府的补贴优惠政策，超过六成养老机构对入住老人收取押金，近六成的养老机构位于郊区，公办性质的养老机构超过半数，稍多于社会办养老机构。对拟纳入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除医护服务项数、室内配套设施项数、医疗机构设置得分、三类老人收费、半自理老人占比、是否享受政府补贴优惠政策等变量外，其他变量均与因变量显著相关，见表1。
3.研究思路和模型
（1）研究思路。首先，对当前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情况进行总体性描述。分别对北京市城、乡养老机构床位及其整体使用率进行统计分析，对不同规模、不同运营模式养老机构的使用率进行比较分析，从总体上了解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分布情况。其次，根据因变量的特点和模型适用条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因變量的影响因素。囿于样本的规模，本文主要考察与因变量相关的6个自变量，以便深入考察因变量的影响因素及其程度，具体分析其背后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和建议。
（2）回归模型。根据因变量（床位使用率）的连续性特点，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影响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各变量因素。分析模型如下：yi=i+ei=b0+b1xi1+b2xi2+…+bpxip+ei
（1） 由式（1）可以看出，每个因变量的实测值yi由两部分组成：估计值用i表示，即给定各自变量取值时因变量y的估计值，它代表的是能由自变量决定的部分；ei为残差，是因变量实测值yi与其估计值i之差，表示不能由自变量决定的部分。上式中b0为常数项，它表示当所有自变量取值均为0时因变量的估计值，bi为偏回归系数，表示当其他自变量取值固定时，自变量xi每改变一个单位时i的变化量[22]。
四、结果与分析
1.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总体及相关分布情况
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每个养老机构平均设计床位数为210张，在民政局备案注册的平均床位数为197张，而目前实际使用平均床位数为104张。全市所有养老机构设计床位总数为96540张，在民政局备案床位总数为90435张，目前正在使用的床位总数为47964张；实际使用床位占设计床位的比例为49.7%，实际使用床位占备案床位数的比例为53.0%。这表明，北京市实际床位使用率仅达半数左右，存在着大量闲置床位。城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和配套设施齐全等因素，备案床位使用率明显高于郊区，达到六成左右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区县功能定位及评价指标的指导意见》，北京市总体上被划分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新区。为了统计方便，本文将核心区、拓展区包含的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六个区合并为城区，两大发展新区合并为郊区。。需要指出的是，设计床位数不一定等于实际设置的床位数，而备案床位数可能更接近实际能够使用的床位数，因此，本文的床位使用率特指备案床位使用率。总体上看，设计床位使用率要低于备案床位使用率，主要因为养老机构总体床位设计数超出了总体床位备案数，见表2。
从养老机构的规模类型看，北京市养老机构以小型、中型机构为主，二者合计占到83.7%。从其区域分布来看，小型养老机构在西城区最多，达到31家；中型养老机构在海淀区最多，达到20家；大型和特大型养老机构在朝阳区最多，达到16家。整体呈现中、大、特大型养老机构集中分布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较少分布于首都功能核心区、生态涵养发展新区。如果按机构规模来看设计床位使用率的话，机构规模最小的使用率最高，即小型机构的使用率为52.4%，而排在第二、第三位的是大型机构和中型机构，使用率最低的是特大型机构，比例为47.1%。如果看备案床位使用率，最高的是大型机构，其次是中型机构，特大型机构和小型机构的使用率相等，也是最低的（见表3）。
如果按照机构运营模式划分的话，设计床位数与在北京市民政局备案的床位数出入较大，主要表现在公办民营和民办民营的养老机构设计总床位数分别比民政局备案总床位数多了1000张和5362张，从而导致整体上多出了6000多张床位。备案床位使用率最高的是农村集体兴办的养老机构，达到76.8%；公建民营的备案床位使用率也不错，达到58.6%；备案床位使用率最低的是公办公营养老机构，仅为44.0%，这可能和“大锅饭”体制有一定的联系（见表4）。因此，养老机构的社会化运作是非常重要的。
2.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将表1中18个自变量全部选中，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并进行线性诊断，模型输出结果显示，经过六步回归，最终被纳入模型且显著性水平小于0.1的自变量依次为养老机构所在位置、实际床均护理人数、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自理老人比例、室内配套设施数和医护设施设备数。模型总体上显著，通过方差检验（P=0.000）；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决定系数R2=0.205），模型中的六个自变量通过了共线性检验（VIF均小于5）。根据表5的输出结果，可以写出该回归模型为：Y^=0.725-0.147x1-0.138x2+0.231x3-0.090x4-0.016x5+0.026x6
上述模型表明，仅有养老机构所在位置、实际床均护理人数、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自理老人比例、室内配套设施数和医护设施设备数六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具有显著的影响。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养老机构所在位置、实际床均护理人数、自理老人比例、室内配套设施数与床位使用率成反向关系，而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医护设施设备数与床位使用率成正向关系。比较表5中各自变量标准化系数可以看出，六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重要性大小依次是：实际床均护理人数、养老机构所在位置、室内配套设施数、医护设施设备数、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和自理老人比例。 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条件下，①养老机构所在位置每增加一个单位，床位使用率将减少0.147个单位。说明养老机构距离市区越远，床位使用率就越低。这和已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城市发展总是由中心区向外围不断拓展，城区在养老机构的资源配置及周边环境方面会优于郊区，这样对于老年群体的吸引力自然会更大一些。②实际床均护理人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床位使用率将减少0.138个单位。说明实际床均护理人数多只是机构入住率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现存的机构养老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现象，相对于现有入住人员来说，仍有部分护理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可能与养老机构的布局及其服务质量、护理水平不高等因素有关。③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每增加一个单位，床位使用率将增加0.231个单位。说明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床位使用率。养老机构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是包括医生、护士等在内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越高，对于入住者提供的服务相对更多，越可能吸引潜在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④自理老人占比每增加一个单位，床位使用率将减少0.090个单位。说明随着入住非自理老人的增多，床位使用率将得到不断提高。换言之，自理老人和非自理老人不太一样，他们对机构养老的需求缺少刚性。受传统养老文化的影响和碍于脸面，有自理能力的老人通常是不会入住机构养老的。因此，养老机构应将重点服务对象转向非自理老年群体。⑤室内配套设施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床位使用率将减少0.016个单位。意味着可能部分養老机构过度投资内部设施，忽视内部养老护理服务，导致收费过高，入住率不足。⑥医护设施设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床位使用率将增加0.026个单位。当前医养结合逐渐成为机构养老发展的新趋势，老人特别是失能老人对机构所拥有的吸氧机、输液泵、吸痰器等医护设施设备必需品越来越看重，传统的一间房子一张床的养老模式很难吸引老人入住。
五、结论与讨论
1.基本结论
本文基于2016年北京市居家养老相关服务设施普查的机构调查数据，对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第一，北京市养老机构实际床位使用率仅达半数左右，存在着大量闲置床位。其中，城区床位使用率明显高于郊区，超过六成。设计床位使用率普遍低于备案床位使用率。第二，北京市养老机构以小型、中型为主，各种规模类型的养老机构备案床位使用率较为接近，但是特大型和中型机构的设计床位使用率偏低一些。第三，公办民营和民办民营的养老机构设计总床位数合计比民政局备案总床位数多出6000多张，公办公营和民办公助的机构备案床位使用率偏低。第四，对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真正对床位使用率影响显著的因素是养老机构所在位置、实际床均护理人数、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自理老人比例、室内配套设施数和医护设施设备数，而医护服务项数、医疗机构设置得分、北京籍护理员比例、养老费用、是否享受补贴优惠政策、是否收取押金、机构运营模式等变量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养老机构的相关软、硬件的确是显著影响其床位使用率的重要因素。
2.相关问题讨论
（1）基于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描述统计发现，北京市床位使用率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别，不同规模类型养老机构的分布和城市发展布局不相匹配。受历史因素影响，城区人口密集，需求量大却以小型、中型规模的养老机构为主。几乎所有规模类型的养老机构都存在床位空置率问题。养老机构设计床位数一般多于备案床位数，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床位利用率偏低问题。而且，不同运营模式的养老机构在床位使用率上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农村集体兴办的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最高，公办公营的床位使用率最低，说明面向市场、加强养老机构的运营管理十分必要。
（2）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时，医护服务项数、医疗机构设置得分和收费等变量没有被纳入回归模型，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讨论。一般而言，医护服务项目越多、医疗机构设置得分越高。本次普查的统计结果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结果。这是因为部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虚报和浮夸现象，尽管养老机构回答医护服务项目平均多达17项，但是真正提供多项目服务的并不多，大多数机构仅提供生活照料、膳食、护理等基本的服务项目。医疗机构设置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超过六成的养老机构表示与医院等机构签了合作协议，近半数左右的机构表示有医务室甚至独立设置了门诊，这些协议合作程度以及医务室、门诊所需的医师及资质获得情况都会影响医养结合的效果，从而影响老人对机构养老的真实需求。通常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收费越低，入住率越高。但是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收费额和入住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北京市养老保障财政投入力度较大，政府补贴及相关优惠政策较多，而且家庭人均收入普遍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目前入住机构养老的主体是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老人，具有很大的刚性需求。因此从总体上看，养老机构的收费项目没有显著影响床位使用率是可信的。
由于缺少对入住老人的调查信息，本文的研究仅从供给侧考察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的影响因素，如果能够结合后续北京市养老需求侧调查数据分析，效果可能会更好。本项研究数据来自普查，研究的结论可以代表北京市，但不能简单推论至其他地区。
3.相关对策建议
作为首都，北京市养老机构的设施分布、资源配置、政策扶持、利用效率、入住人员等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针对研究中得出的若干结论和发现的相关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以便提高北京市养老机构的床位使用效率。
（1）突破空间距离，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机构入住率。戴维等人的研究表明，北京市中心地区与郊外地区养老服务机构的床位使用率存在较大差异，老人在机构选择意向中重视“离子女居住地近”的要素[16]。研究显示，养老机构距离市区越近，床位使用率越高，反之则越低。随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拓展，北京市养老机构越来越多地分布于郊区，而相对于人口密度高的城区，则显得“僧多粥少”。为了破除“一床难求”和“床位闲置”的悖论，地方政府应摸清相关养老服务设施和老年人口养老需求的家底，构建老年人口和养老设施分布动态管理系统，综合利用政策杠杆和市场机制，优化养老机构的运营环境，合理分布养老机构和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积极引导失能、半失能老人就近入住附近社区的养老机构，将城郊闲置的养老设施设备和人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2）回归分析显示，实际床均护理人数、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室内配套设施数和医护设施设备数等变量对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有显著的影响。这实际上在提醒养老机构经营管理者，必须加强医护人员的配备，提高医护硬件设备的实效性，增加养老机构服务的有效供给。要想提高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除了加强养老设施和医护设备等硬件的标准配备，还要在提高医护人员待遇的同时，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全科医护人员的培养，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规范化管理水平。没有优质的有效服务供给，难以吸引有需求的老人。需要建立统一规范的养老机构经营管理办法，加强督查和行业自律，加大对各类从业人员的岗前培训和服务管理力度，将软性的机构服务项目（如休闲娱乐、心理慰藉等）落到实处，做到精准和标准化服务。
（3）自理老人的比例显著影响床位使用率表明，要针对失能等特殊困境老人进行精准帮扶。已有研究表明，中外老年人均以居家养老为主体，入住机构养老的比例较小。地方政府应深入调研评估，通过养老资源的供需分析，加强政策制定和引导，提高政府财政补贴效率，整合社区养老资源，适度发展养老机构和增加床位，防止漫灌式重复建设和资源投入，协调发展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不同形式的养老服务模式，积极推进现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国传统居家养老习惯和养老观念降低了老人入住机构养老的可能，养老机构应精准识别和帮扶有特殊需要的老年群体，比如失能、失智、残疾、失独、空巢、独居、高龄等特征的老人，做好适当的宣传介绍工作，鼓励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居家养老，将养老机构的床位资源和服务项目辐射到周边社区，惠及更多的困难老人。
（4）利用机构改革契机，促进医养资源的深度結合。伴随着老龄化、高龄化的快速发展，失智、失能、生活不能自理的非健康老年人剧增，人们对医疗护理的需求也在增加，医养结合模式开始成为机构养老发展的新趋向[23]。国务院新设立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原来分属多个部门的医疗、养老等职能聚合，为促进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的深度结合提供了契机。调查显示，北京市近八成养老机构现已拥有诊所、门诊或与医院协议合作，但是其人员及相关配套设施标准尚不完善。北京市政府应尽快探索建立医养结合机制，为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有效合作提供平台。面对失能老人对长期照料护理的需求，北京地区可率先构建长期照料服务体系[24]。
总之，未来北京市通过完善相关机构养老政策体系和规范养老机构建设标准，科学规划，加大投入，利用社会资本，整合区域资源，提高专业护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充分发挥养老机构的医养结合优势和服务辐射作用，如此才能更好地服务北京市老年群体，并为其他地区提供良好的示范和可供借鉴的样本。
（感谢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的指导和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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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武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