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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利法是以专利权为核心的法律，而专利权是专利权人的“私权”，从这一方面而言，专利法似乎是以专利权人个人为本位的法。然而，专利法的性质恰恰相反，专利法是社会本位法。认清这一点，对于专利法的立法、执法以及专利权的适当行使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专利法；执法
一、专利立法的着眼点
法律授予专利权人实施专利的独占权，主要是考虑到社会的目的，而不是主要维护发明创造人的利益。通过授予专利权人独占权，主要是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鼓励发明创造，二是换取专利权人公开其专利技术。鼓励发明创造，当然是出于社会目的的考虑。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社会，发明创造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日益显著。早在1985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数字就表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前十名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也在前列。那么，不采用授予独占权的专利制度能否鼓励发明创造呢？诚然，鼓励发明创造的方法还有多种，比如，物质和精神奖励、税收优惠等，但这些方法都无法与授予专利权人独占权相比。在一定的区域内，专利权人借助法律的帮助，独占市场，这种鼓励能使专利权人的发明创造实现最大的利益，是专利权人最希望得到的。所以，专利制度是当今社会鼓励发明创造的最有效的制度。
而公开发明创造，对社会技术的进步更是意义非凡，它使其他科技人员及时了解科技的最新动态，从中寻求启发，等于获得了进入新的技术领域的跳板或捷径，推动技术迅速发展。而且，又节省了大量的物力、智力资源，本身就是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正因为如此，各国专利法一般对专利申请人在申请文件中公开发明创造的程度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基本上要以所属技术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可见，公开发明创造更直接的体现了专利法立足于社会利益的特点。尽管我们可以说，任何法律的终极目的都是维护体现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但是，专利法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是无需从终极意义上讲的，专利法的直接目的就是社会利益，可以说，专利制度的存在纯粹是为了社会利益而借助国家权力对处于“自然状态”的发明创造人的权利的强制性调整的产物。
二、专利法的社会本位特色在专利法具体规范中的体现
专利法的许多规定，都是基于专利法社会本位的特点作出的。具中比较典型的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假设某人拥有一有形物，比如说房子，该房子若处于空闲状态，他人希望以合理的条件租用而得不到许可，就去找某部门，某部门便说，他不给你用不行，我们给你发强制许可证，你径直去住吧！这简直是强盗逻辑。然而，对于作为无形财产的专利，却恰恰是这样的。比如，我国专利法第51条规定：“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以合理的条件请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而未能在合理长的时间内获得这种许可，专利局根据该单位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该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在一般民事法律中根本行不通的事，在专利法中却顺理成章了：其主要理由是，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国家授予专利权人独占权，专利权人的相应义务除了公开专利以外，还包括实施专利。实际上，实施专利主要是专利权人的一项权利，专利权人一般都会积极地去实施自己的專利，以实现发明创造的价值。但是，有些专利权人从自身利益考虑，可能恶意控制专利，比如，对某一项技术，自己实施需要更新设备，需要投资，而原有的技术仍然可以实现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申请或购买专利，可以达到自己不实施而又阻止别人实施的目的，从而控制市场。这种情况与专利法的宗旨显然是相悖的，专利法便采取了异乎一般法律的强制措施。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从属专利的强制许可等其他强制许可。因而，强制许可制度，鲜明地体现了专利法的社会本位特色。
除了强制许可制度以外，专利申请的先申请原则、优先权制度以及专利的有效期限等规定，也都体现了专利法的社会本位特色。尤其是有关优先权的规定，本来专利法已经规定了先申请原则，先申请人据此一般即可获得专利权。但是如果这一申请与他人已申请的专利是同一主题，危险就出现了。因为这种“他人”即使是在后申请了同样的专利，只要是在优先权的期限内，专利权就要归后申请人。
因为专利法是社会本位法，是对个人权利的限制，就存在一个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平衡问题。对专利法来说，如果是完全强调维护社会利益，就应要求发明创造人在完成其发明创造后，立即公开，立即由社会公众自由使用。而如果是偏重强调维护个人利益，则可以不要求公开专利，专利权人在获得授权后，也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是否实施专利，包括决定是否许可他人实施专利，不受任何限制。显然，这两者都不利于鼓励发明创造，鼓励技术的进步，这样的专利法只能起相反的作用；因此，在立法上必须注意保持合理的限度，必须找准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的适当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既能鼓励发明创造，又能促进社会整体技术的进步与推广。
从权利的角度来看，发明创造毕竟是发明人、设计人付出劳动的成果，过分强调社会利益，还有侵犯人权的嫌疑就上述強制许可的规定来说，我国专利法在1992年修改前的表述是，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人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3年，无正当理由没有实施其专利的，可以给予实施该专利的强制许可。面现行专利法在规定这种类型的强制许可时，并没有附加专利权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实施其专利”的前提条件，相反，在修订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中规定“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三年后，任何单位均可以依照专利法第51条的规定，请求专利局给予强制许可。”这就是说，只要专利权被授予满三年，即使专利权人自己已经实施了专利，这一点，也许现在表现还不是很明显，随着人们对专利重要性认识的增强，申请获得专利使用许可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如果通过申请强制许可而获得专利使用权的人达到一定数量，专利权人的市场份额就会遭受损失，这种损失在一些情形下，仅靠收取许可费是弥补不了的。过多的许可，会使专利的价值迅速耗尽。这样，不合理的强制许可制度、计划许可制度的负面影响就会日益凸现山来。
参考文献：
[1]杜玉琼.论国际专利平行进口权利穷竭原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1）：113-117.
[2]栾春娟，王贺国.论专利权穷竭[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5）：53-56.
关键词：专利法；执法
一、专利立法的着眼点
法律授予专利权人实施专利的独占权，主要是考虑到社会的目的，而不是主要维护发明创造人的利益。通过授予专利权人独占权，主要是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鼓励发明创造，二是换取专利权人公开其专利技术。鼓励发明创造，当然是出于社会目的的考虑。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社会，发明创造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日益显著。早在1985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数字就表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前十名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也在前列。那么，不采用授予独占权的专利制度能否鼓励发明创造呢？诚然，鼓励发明创造的方法还有多种，比如，物质和精神奖励、税收优惠等，但这些方法都无法与授予专利权人独占权相比。在一定的区域内，专利权人借助法律的帮助，独占市场，这种鼓励能使专利权人的发明创造实现最大的利益，是专利权人最希望得到的。所以，专利制度是当今社会鼓励发明创造的最有效的制度。
而公开发明创造，对社会技术的进步更是意义非凡，它使其他科技人员及时了解科技的最新动态，从中寻求启发，等于获得了进入新的技术领域的跳板或捷径，推动技术迅速发展。而且，又节省了大量的物力、智力资源，本身就是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正因为如此，各国专利法一般对专利申请人在申请文件中公开发明创造的程度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基本上要以所属技术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可见，公开发明创造更直接的体现了专利法立足于社会利益的特点。尽管我们可以说，任何法律的终极目的都是维护体现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但是，专利法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是无需从终极意义上讲的，专利法的直接目的就是社会利益，可以说，专利制度的存在纯粹是为了社会利益而借助国家权力对处于“自然状态”的发明创造人的权利的强制性调整的产物。
二、专利法的社会本位特色在专利法具体规范中的体现
专利法的许多规定，都是基于专利法社会本位的特点作出的。具中比较典型的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假设某人拥有一有形物，比如说房子，该房子若处于空闲状态，他人希望以合理的条件租用而得不到许可，就去找某部门，某部门便说，他不给你用不行，我们给你发强制许可证，你径直去住吧！这简直是强盗逻辑。然而，对于作为无形财产的专利，却恰恰是这样的。比如，我国专利法第51条规定：“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以合理的条件请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而未能在合理长的时间内获得这种许可，专利局根据该单位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该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在一般民事法律中根本行不通的事，在专利法中却顺理成章了：其主要理由是，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国家授予专利权人独占权，专利权人的相应义务除了公开专利以外，还包括实施专利。实际上，实施专利主要是专利权人的一项权利，专利权人一般都会积极地去实施自己的專利，以实现发明创造的价值。但是，有些专利权人从自身利益考虑，可能恶意控制专利，比如，对某一项技术，自己实施需要更新设备，需要投资，而原有的技术仍然可以实现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申请或购买专利，可以达到自己不实施而又阻止别人实施的目的，从而控制市场。这种情况与专利法的宗旨显然是相悖的，专利法便采取了异乎一般法律的强制措施。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从属专利的强制许可等其他强制许可。因而，强制许可制度，鲜明地体现了专利法的社会本位特色。
除了强制许可制度以外，专利申请的先申请原则、优先权制度以及专利的有效期限等规定，也都体现了专利法的社会本位特色。尤其是有关优先权的规定，本来专利法已经规定了先申请原则，先申请人据此一般即可获得专利权。但是如果这一申请与他人已申请的专利是同一主题，危险就出现了。因为这种“他人”即使是在后申请了同样的专利，只要是在优先权的期限内，专利权就要归后申请人。
因为专利法是社会本位法，是对个人权利的限制，就存在一个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平衡问题。对专利法来说，如果是完全强调维护社会利益，就应要求发明创造人在完成其发明创造后，立即公开，立即由社会公众自由使用。而如果是偏重强调维护个人利益，则可以不要求公开专利，专利权人在获得授权后，也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是否实施专利，包括决定是否许可他人实施专利，不受任何限制。显然，这两者都不利于鼓励发明创造，鼓励技术的进步，这样的专利法只能起相反的作用；因此，在立法上必须注意保持合理的限度，必须找准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的适当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既能鼓励发明创造，又能促进社会整体技术的进步与推广。
从权利的角度来看，发明创造毕竟是发明人、设计人付出劳动的成果，过分强调社会利益，还有侵犯人权的嫌疑就上述強制许可的规定来说，我国专利法在1992年修改前的表述是，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人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3年，无正当理由没有实施其专利的，可以给予实施该专利的强制许可。面现行专利法在规定这种类型的强制许可时，并没有附加专利权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实施其专利”的前提条件，相反，在修订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中规定“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三年后，任何单位均可以依照专利法第51条的规定，请求专利局给予强制许可。”这就是说，只要专利权被授予满三年，即使专利权人自己已经实施了专利，这一点，也许现在表现还不是很明显，随着人们对专利重要性认识的增强，申请获得专利使用许可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如果通过申请强制许可而获得专利使用权的人达到一定数量，专利权人的市场份额就会遭受损失，这种损失在一些情形下，仅靠收取许可费是弥补不了的。过多的许可，会使专利的价值迅速耗尽。这样，不合理的强制许可制度、计划许可制度的负面影响就会日益凸现山来。
参考文献：
[1]杜玉琼.论国际专利平行进口权利穷竭原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1）：113-117.
[2]栾春娟，王贺国.论专利权穷竭[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5）：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