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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原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5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起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等，翻译多部外国小说。1970年下放河南省息县干校，1972年回北京。“文革”后继续研究翻译外国文学，并从事创作，著有《春泥集》、《洗澡》等，翻译了著名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等。
杨绛先生虽已年过九旬，但一直研学、写作不辍，近年来又出版有《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的名字似乎总是依附于钱钟书而存在，这一对文坛伉俪没有传出过热烈浪漫的爱情故事，然而他们相濡以沫、相守相助、绵长细密的幸福生活却更让现代人艳羡。也许，很多人都是因为喜欢钱钟书才开始关注杨绛的，然而当你真正走进杨绛的世界，你会发现那完全是另一片精彩。
看杨绛先生的照片，眉峰高挑，目光如炬，颧骨微微突出，温婉的笑容背后自有一股威严、坚毅之气。杨绛先生的文字一如她的相貌，于平和恬淡、冷静从容之中蕴藏着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力量和尊严。
从下面这个小故事中，杨先生的从容大气可见一斑。上世纪40年代，杨先生的《弄真成假》、《称心如意》两部喜剧一时风靡上海，用杨绛先生的话说，“沦陷日本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黑夜里始终没丧失良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杨绛先生因这两部剧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宪兵司令部找她去，外表柔弱的她却表现得相当冷静从容。为示尊严，她穿戴整齐，特意选了一身半新不旧的黑色旗袍，脚穿黑色布鞋，手持黑色皮包，包里专门放上一本《杜诗镜铨》，以备“受审期间”消遣之用。在宪兵队，杨先生不卑不亢，话不牵连演艺界任何人，坚持民族气节，日本人奈何她不得，只能不了了之。
恬淡平和、含蓄节制、冷静从容是杨绛先生一贯的行文风格，而这种平和从容的气度，在杨绛先生晚年的作品《我们仨》中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1997年3月4日，杨绛的独生女儿钱瑗不幸病逝。更其不幸的是，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仙逝。唯一的女儿、一生的伴侣相继离去，杨先生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而她选择的寄托哀思的办法是：将读书治学作为人生最终的追求。半年之后，她化悲痛为力量，翻译柏拉图对话语录之一《斐多》，“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在人生的伴侣离去4年后，92岁高龄的杨先生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难以想像，杨绛先生是怎样于无数个孤寂、凄苦的夜晚独守青灯，字字血泪地完成这部作品的，这种敢于超越苦难和直面生死的气度本身已令我们敬畏。
《我们仨》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杨绛先生梦的记录，以梦游之笔，讲述一家三人的生离死别，写得自然、情切，又不直露，但千回百转之际，有着无量的悲欣。“这是一个‘万里长梦’”，这日日缠绕着杨先生的其实是永失亲人的大孤寂、大悲恸，是人生的至哀。然而杨先生的情感是内敛的，笔墨是节制的，古驿道上，没有啼哭与泪水，只有无助的凄惶和无尽的惦念。后半部分是写实的，记录了自1935年与钱钟书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瑗，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63年间的生命痕迹。在这个知识分子家庭风风雨雨的63年中，我们看到了杨绛先生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文人、一个学者的大智慧。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位伟大的妻子。杨绛先生确是一位伟大的妻子。钱钟书是学贯中西的大才，然而在家庭生活中却着实是个愚笨的小孩。钱先生的“痴”和“呆”恰恰辉映出杨先生的坚强和能干，很多时候杨先生才是家里的“主心骨”。书中对他们夫妇俩早年留学生活的记录是轻松幽默的，常常令人忍俊不禁。他们夫妇在英国留学期间喜得爱女，杨绛先生生产住院，钱钟书只能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杨先生就说：“不要紧，我会洗。”他就放心回去了。过两天，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杨先生又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了。下一次，又满面愁容地说把门轴弄坏了，门关不上。杨先生还是回他：“不要紧，我会修。”只要杨先生说“不要紧”，钱钟书就真的放心了。钱先生孩童般的“痴”让人好笑，杨先生的宽厚与从容则给人深深的感动。在夫妻牵手扶携的漫漫人生之路上，最需要的不就是这样一种内心相互依靠的放心和熨帖吗？那一句“不要紧”，支撑着他们夫妇走过了人生中多少个黑暗的日子啊。不是吗？文革中，即便是冲厕所，杨先生也冲得一丝不苟；即便是被剃了“阴阳头”，她也会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这“不要紧”是杨先生对待生活的豁达与从容，更是对苦难的漠视和超越。
杨绛先生从容冷静的叙述，会让人觉得他们的生活是波澜不惊的。其实苦难从未少光顾他们家，只是杨先生习惯于省略苦难。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最大的苦难莫过于自己的孩子要承受病痛。他们的爱女圆圆（钱瑗）从小体弱多病，虽然聪明乖巧，是天生的“读书种子”，可却只能常年休学在家。杨先生也只能无限惋惜和痛心，“心上不能舒坦”。圆圆从母亲那儿学得了漠视苦难的本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还仰卧在病床上坚持写《我们仨》，最后一篇写于去世前四天，这些手记都收录在《我们仨》的附录中，那些不甚工整的笔迹令人动容。
作为文人、作为学者，杨绛先生更是无可挑剔。杨先生说：“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这种“无求无争”绝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而是将读书治学作为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的满足和骄傲，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高贵。即便是在动乱的年代，他们依然能潜心于学问，钱钟书的《管锥篇》和杨绛的《堂·吉诃德》的翻译都成稿于文革时期就是最好的证明。很多经历了文革磨难的人，一旦从沧桑中走出来，立马控诉，标榜，愤怒……而杨先生却把这一切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我们仨》中，杨绛依然用沉着平静的笔调描述他们一家文革中的生活，乃至他们一家所受的迫害、屈辱，用自己的智慧和良知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在讲到他们夫妇和胡乔木同志的交往时，文中有一段非常智慧的比喻来表达杨绛先生待人处世的态度：“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一般；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这种待人处世的态度难道不是一种大智慧吗？
杨绛先生情感沉郁内敛，文字含蓄节制，聪明不显山露水。这样的平和从容，必然是拥有了人生的大智慧才能具有的。
（《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7月出版，定价：18.80元）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原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5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起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等，翻译多部外国小说。1970年下放河南省息县干校，1972年回北京。“文革”后继续研究翻译外国文学，并从事创作，著有《春泥集》、《洗澡》等，翻译了著名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等。
杨绛先生虽已年过九旬，但一直研学、写作不辍，近年来又出版有《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的名字似乎总是依附于钱钟书而存在，这一对文坛伉俪没有传出过热烈浪漫的爱情故事，然而他们相濡以沫、相守相助、绵长细密的幸福生活却更让现代人艳羡。也许，很多人都是因为喜欢钱钟书才开始关注杨绛的，然而当你真正走进杨绛的世界，你会发现那完全是另一片精彩。
看杨绛先生的照片，眉峰高挑，目光如炬，颧骨微微突出，温婉的笑容背后自有一股威严、坚毅之气。杨绛先生的文字一如她的相貌，于平和恬淡、冷静从容之中蕴藏着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力量和尊严。
从下面这个小故事中，杨先生的从容大气可见一斑。上世纪40年代，杨先生的《弄真成假》、《称心如意》两部喜剧一时风靡上海，用杨绛先生的话说，“沦陷日本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黑夜里始终没丧失良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杨绛先生因这两部剧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宪兵司令部找她去，外表柔弱的她却表现得相当冷静从容。为示尊严，她穿戴整齐，特意选了一身半新不旧的黑色旗袍，脚穿黑色布鞋，手持黑色皮包，包里专门放上一本《杜诗镜铨》，以备“受审期间”消遣之用。在宪兵队，杨先生不卑不亢，话不牵连演艺界任何人，坚持民族气节，日本人奈何她不得，只能不了了之。
恬淡平和、含蓄节制、冷静从容是杨绛先生一贯的行文风格，而这种平和从容的气度，在杨绛先生晚年的作品《我们仨》中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1997年3月4日，杨绛的独生女儿钱瑗不幸病逝。更其不幸的是，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仙逝。唯一的女儿、一生的伴侣相继离去，杨先生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而她选择的寄托哀思的办法是：将读书治学作为人生最终的追求。半年之后，她化悲痛为力量，翻译柏拉图对话语录之一《斐多》，“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在人生的伴侣离去4年后，92岁高龄的杨先生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难以想像，杨绛先生是怎样于无数个孤寂、凄苦的夜晚独守青灯，字字血泪地完成这部作品的，这种敢于超越苦难和直面生死的气度本身已令我们敬畏。
《我们仨》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杨绛先生梦的记录，以梦游之笔，讲述一家三人的生离死别，写得自然、情切，又不直露，但千回百转之际，有着无量的悲欣。“这是一个‘万里长梦’”，这日日缠绕着杨先生的其实是永失亲人的大孤寂、大悲恸，是人生的至哀。然而杨先生的情感是内敛的，笔墨是节制的，古驿道上，没有啼哭与泪水，只有无助的凄惶和无尽的惦念。后半部分是写实的，记录了自1935年与钱钟书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瑗，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63年间的生命痕迹。在这个知识分子家庭风风雨雨的63年中，我们看到了杨绛先生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文人、一个学者的大智慧。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位伟大的妻子。杨绛先生确是一位伟大的妻子。钱钟书是学贯中西的大才，然而在家庭生活中却着实是个愚笨的小孩。钱先生的“痴”和“呆”恰恰辉映出杨先生的坚强和能干，很多时候杨先生才是家里的“主心骨”。书中对他们夫妇俩早年留学生活的记录是轻松幽默的，常常令人忍俊不禁。他们夫妇在英国留学期间喜得爱女，杨绛先生生产住院，钱钟书只能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杨先生就说：“不要紧，我会洗。”他就放心回去了。过两天，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杨先生又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了。下一次，又满面愁容地说把门轴弄坏了，门关不上。杨先生还是回他：“不要紧，我会修。”只要杨先生说“不要紧”，钱钟书就真的放心了。钱先生孩童般的“痴”让人好笑，杨先生的宽厚与从容则给人深深的感动。在夫妻牵手扶携的漫漫人生之路上，最需要的不就是这样一种内心相互依靠的放心和熨帖吗？那一句“不要紧”，支撑着他们夫妇走过了人生中多少个黑暗的日子啊。不是吗？文革中，即便是冲厕所，杨先生也冲得一丝不苟；即便是被剃了“阴阳头”，她也会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这“不要紧”是杨先生对待生活的豁达与从容，更是对苦难的漠视和超越。
杨绛先生从容冷静的叙述，会让人觉得他们的生活是波澜不惊的。其实苦难从未少光顾他们家，只是杨先生习惯于省略苦难。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最大的苦难莫过于自己的孩子要承受病痛。他们的爱女圆圆（钱瑗）从小体弱多病，虽然聪明乖巧，是天生的“读书种子”，可却只能常年休学在家。杨先生也只能无限惋惜和痛心，“心上不能舒坦”。圆圆从母亲那儿学得了漠视苦难的本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还仰卧在病床上坚持写《我们仨》，最后一篇写于去世前四天，这些手记都收录在《我们仨》的附录中，那些不甚工整的笔迹令人动容。
作为文人、作为学者，杨绛先生更是无可挑剔。杨先生说：“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这种“无求无争”绝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而是将读书治学作为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的满足和骄傲，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高贵。即便是在动乱的年代，他们依然能潜心于学问，钱钟书的《管锥篇》和杨绛的《堂·吉诃德》的翻译都成稿于文革时期就是最好的证明。很多经历了文革磨难的人，一旦从沧桑中走出来，立马控诉，标榜，愤怒……而杨先生却把这一切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我们仨》中，杨绛依然用沉着平静的笔调描述他们一家文革中的生活，乃至他们一家所受的迫害、屈辱，用自己的智慧和良知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在讲到他们夫妇和胡乔木同志的交往时，文中有一段非常智慧的比喻来表达杨绛先生待人处世的态度：“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一般；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这种待人处世的态度难道不是一种大智慧吗？
杨绛先生情感沉郁内敛，文字含蓄节制，聪明不显山露水。这样的平和从容，必然是拥有了人生的大智慧才能具有的。
（《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7月出版，定价：18.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