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被裹卷在中国两波历史大潮里的水滴：一波是上山下乡，2300万青年从城市到乡村大迁徙；一波是1977、1978年两次高考，1180万青年奔向考场，与分别只有5%和7%的录取率拼死一搏。半年里两次高考我都参加了。在被打入属于95%的失败大军后，我又咸鱼翻身，成了下一年7%的幸运儿之一。
　　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的冬季考试。12月10日，570万人踏进考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下乡知青。
　　我的考场在皖南一个农村小学。那一日风雪交加，裹着棉大衣在敞篷卡车上哆嗦了一小时后，我和一批农场考生坐进四面漏风的教室。桌面坑坑洼洼，钢笔在纸上一戳一个窟窿都不算什么，我发现自己的双手已被冻僵，手指整整半小时无法伸开。挤在同一张小课桌的男生同情地看看我，就开始自顾自地奋笔疾书。
　　结果可想而知。
　　其实老天爷不开这玩笑，我多半也考不上。大学之前我只上过五年小学，“复课闹革命”后中学四年，念的主课叫工基农基（工业、农业基础知识），然后就是到工厂和近郊去劳动。就这个底子，怎么考大学？
　　1978年的夏天到來之前，我意外地收到一封上海来信，信封里只有一张上海戏剧学院招生简章。信封上的笔迹出自一个中学女同学的姐夫，他是“文革”前的上戏研究生。我们在同学家认识，他知道十几岁的我看过从被查封的图书馆流出的不少小说。后来他说，见到招生简章时想起我，就随手写了个信封丢进邮筒。
　　命运之神“随手”降临了首个贵人！
　　我和一个女友（后来成了陈凯歌、田壮壮的北影同窗）忐忑地站在党委书记面前，说艺术院校招生了，我们要到上海去考试。胖胖的书记是上海下放干部，微皱起眉头：“我们没有收到文件啊？”我拿出招生简章，说：“您看，艺术院校提前单独招生，上海报纸都登了！”刹那间书记眼里闪过什么，是想起了远在黑龙江的女儿？他挥了挥手：“好啦，去吧去吧！”
　　我们像拿到大赦令，赶紧搭农场卡车回到上海。一连串的报名和考试细节记不太清晰了，只记得除了考政治、语文、文艺常识，以及专业课的初试、复试，就是不断地写文章：命题作文，看图编故事，看电影当场写评论……最后一关是面试。
　　主考官———后来我的编剧课导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是非要上戏剧学院呢，还是什么大学都可以？”我的回答是后者。虽然这极不讨巧，但这是我的心里话，任何一所大学要我，我都会乐疯的！
　　上海的酷暑来临之时，第一批录取名单公布了，没有我。
　　父母急了，辗转打听，了解到我的考试成绩排在蛮前列，校方的疑虑是：体检单上我身高165公分，体重仅44公斤。恰巧———为什么这么巧呢，农场党委副书记到上海开会，我妈赶到招待所，请他到学院为我陈情。
　　后来我一直在想象，高瘦，有一种不怒自威军人气度的副书记，是怎样坐着吉普车进了校园引来诧异眼光，又如何用带着安徽口音的沙哑嗓子说：我来了解一下农场考生的情况，如果没希望录取，我们要动员她回去工作（那时我已在上海待了两个多月）。当校方老师指着那个画上红圈的“44公斤”，表示担心我体质太弱难以适应学业压力时，他沉稳地说了那句关键性的，一锤定音的话：“她身体没有问题，她可以在农场劳动，怎么就不能念你们的书呢？”
　　你不相信有这么好的党委副书记？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专业那年从近两千名考生中录取了21人，每个能走进那座红楼的同学都心存侥幸。隔着40年的月光往回看，那条幸运之链环环紧扣，环环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