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拉萨河谷拓荒者？荆莽蒿莱中，哪一群人最先于此垦殖畜牧？
　　曲贡遗址发掘出西藏腹地的一个史前时代，也揭示了距今4000年前后拉萨河谷“曲贡居民”的生息栖居。可惜了虽有被称为“灰坑”的遗迹保存比较完整，半地穴式的民居遗迹却仅存1处，而不见远古村落的布局，想必早已被冲毁不存——足有6条冲沟切割了遗址。从前自北向南纵贯拉萨城的流沙河就很有名，一年里大部时间无水，只在雨季成为泄洪道，来水方向正是娘热沟。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还有山洪暴发成灾，后来治理有方，流沙河渐被淡忘。
　　虽未见聚落的整体布局样式，但仍能从出土物和各种遗迹窥见其文化特征，不妨碍考古学界将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陆续发现的十余处遗址，统归于“曲贡文化”，也不妨碍学者们经由该遗存发现西藏地区种种之“最”：最早的畜养动物牦牛和绵羊，最早的金属器（青铜箭镞），最早的酿造业（陶制酒杯），最早的人祭习俗（环切头骨），最早的“涂红”习俗（赭石颜料），中国西部最早的磨花陶艺……诸如此类的文明之光，均属先期抵达。
　　曲贡人生活在全新世大暖期末端，其时正值高原气候向干冷化转型的波动下滑过程中。从地层孢粉分析看来，植被以灌木为主；从灰坑厨余物看来，数量不菲的鹿、麝、鱼、野猪之类遗骨，一方面说明当时环境暖湿度绝不低于现代，另一方面也说明，狩猎活动仍为生计主业之一项。然而较之年代更早的高原东部的昌都“卡若文化”，曲贡居民在畜牧业方面已有了长足进步：除了卡若遗址见有的猪，曲贡居民驯养的动物还增加了牦牛、羊、狗，其中藏系绵羊的大角羊，据悉是从野生盘羊驯化而来。
　　未见聚落可能曾有的粮窖和谷物，留下好大一片空白和遗憾。好在有略晚于曲贡古村一两百年的贡嘎县昌果沟遗址提供了有关种植食物的佐证——从这处坐落在雅鲁藏布江北岸的史前遗址，收集到相当数量的种植食物：多半是称为“粟”的小米，还有高原特有的大麦类（青稞），另见有小麦和豌豆各1粒。鉴于昌果沟遗址与曲贡遗址同处雅鲁藏布江中游，文化属性和生产方式类似，有理由相信曲贡居民是更早的农作物种植者——播种粟和大麦。而大麦（青稞）种植的意义与耐干旱贫瘠的黍、粟种植有所不同，不仅意味着麦类作物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同时表明麦类作物所需的种植技术已高出粟类作物一筹，即“灌溉农业”出现——这一农耕文明的进步标志，彻底颠覆了《西藏王统记》有关“（第九代）赞普布带贡杰时钻木为孔作轭犁，合二牛轭开荒原，导汇湖水入沟渠，灌溉农田作种植。自斯以后，始有农事”的记载。
　　曲贡遗址出土的一枚青铜镞，同样意义重大。据此可以认定西藏地区已在距今4000年前后进入了“金属器时代”，只是由于出土物数量稀少且尚未发现有关冶炼的遗迹或证据，致使专家们尚无法定论这类金属器是本土制造呢还是来自远程贸易。不过在我们非专业人士眼中，无论“本土说”还是“外来说”，同样有价值，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曲贡文化以其领先周边的文明程度和地理及出产优势，使拉萨河谷成为藏地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为题中之义。
　　至于社会生态，因为发现了人殉牲祭现象，应是存在阶级阶层之别的；30余座墓葬中，遗骸多为二次葬，也显见是遵从了某种原始教义。属于生存所需、实用价值之上的，有艺术和审美，这集中体现在陶艺业方面：曲贡人心灵手巧，技艺高超，从制作材料、器型样式到纹饰图案，莫不用心。其中陶制品的猴和鸟引起特别关注，或被认作图腾崇拜标志。联系到西藏地区古今盛传的“猴鸟”故事，并且作为“六长寿图”中象征和谐友爱的吉祥动物，备受藏族人喜爱，到今天仍为城乡民居装饰必备，不由得想到，猴面贴饰既抽象又逼真，它是否是那个后来被附会以观世音化身的神猴原型？是否由4000年前的曲贡人原创？“猴子变人”传说正源，也许就在这儿也说不定呢！
　　——在此插播一则旧闻。听拉萨老辈人讲，清末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查办藏事、推行一系列改革之余，在拉萨传播新知，宣讲“天演论”。听众对生物进化理论接受了多少不得而知，但当听到“由猿而人”竟成“新说”，不禁相视而笑，说，本来如此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