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将人性看得透彻，揭得透底的。不过看人看到骨子里的鲁迅却仍会上当。
　　1934年5月15日，鲁迅收到史济行从宁波发来的信，先说曾与柔石、殷夫等人拜访过先生；再说“鉴于国内文坛之消沉”，正筹编一本《新文学》月刊，并列出一大串已在文壇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最后是请鲁迅“惠赐大作”。鲁迅编辑《语丝》时，史济行曾自称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投稿揭露当时文坛上的劣迹，实则是搬弄是非。鲁迅即加以拒绝，结果，史济行便在刊物上捏造鲁迅的谣言。已经领教过史济行劣迹的鲁迅，接信后并未理睬。
　　之后，史济行数次投书给鲁迅及许广平，找各种理由，信口给予各种优惠条件，骗取鲁迅的稿件。鲁迅在日记中记到“无耻之尤”，始终对其置之不理。
　　1936年3月，史济行假借齐涵之之名从武汉给鲁迅写信，称自己和“白莽（殷夫）是同济学校的同学，藏有他的遗稿《孩儿塔》，正在经营出版”，但出版家有一个要求，要鲁迅作一篇序方可出版。白莽是鲁迅的一位年轻朋友，1931年年初与柔石等5位青年作家一起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杀害。他们遇害后鲁迅曾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虽然，《孩儿塔》的遗稿已由鲁迅收藏，但他觉得也许会有别的初稿在白莽朋友手中。为了纪念逝去的朋友，鲁迅“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沥，怆然有怀，便力疾写了一点短文，到第二天付邮寄”，完成了《白莽作〈孩儿塔〉序》，结果大上史济行的当。几天后有报纸揭露了史济行化名齐涵之的名义四处骗取文稿的卑劣手段，又过了些日子，鲁迅在标着史济行为主编的期刊预告中发现自己为白莽遗作写的序赫然列于目录中，于是，愤而撰文揭露史济行的丑陋行径。
　　除了被骗文，鲁迅还被骗过钱。那是让一位交往过二三十年的朋友坑了。
　　陈子英在日本留学时与鲁迅相识，回国后还曾在绍兴府中学一起共过事。但鲁迅与他的关系似乎并不密切，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与子英共事，助之往往可气，舍之又复可怜。”
　　正是这位与鲁迅认识时间很长，交往不算很深的朋友，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一次性地向鲁迅借过500元。鲁迅当时没有那么多钱，只好去找自己的朋友借，那朋友便将一个存有1000元的存折交给了鲁迅。鲁迅又将存折转交给了陈子英。结果，陈子英怀揣存折绝尘而去。以后，钱不见还，却向朋友散布说，鲁迅赚了大钱，花他一点也应该。但鲁迅既未撰文揭丑，也不曾向朋友传播他的不讲信誉。须知那时的1000元可是巨款。鲁迅去世后，许广平经济异常窘迫，曾多次给陈子英去信婉转地提到借款的事，陈子英从无回音。
　　陈子英一方面赖账不还，一方面却虚情假意地屡次向朋友说：“周款未清，心总不安。”于是，有鲁迅的弟子信以为真，给许广平去信，让她给陈子英去信告知地址，以“需款维持生活”为由催促陈子英。许广平接信后，在感谢朋友的关心外，对催款之事却毫不报希望。她告诉朋友，“子英先生还款是靠不住的”，并说，先前她曾见过陈子英给另一位朋友的信，向那位朋友打听她的住处，说“要还款云云”，那时，已在抗战之中，许广平因既要为居于北京的鲁迅的母亲和原配提供生活费，儿子海婴又常犯哮喘，她自己又无收入，况且抗战之后物价飞涨。她见信自然欣喜异常，但“望眼欲穿，结果是空喜一场”。
　　鲁迅上当即非贪小便宜，亦非求高额回报。从鲁迅的上当倒更见他做人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