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列宁晚年口授的八篇著作，蕴含着丰富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列宁晚年时期结合苏俄的国内实际情况，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思考，主要涉及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文化革命、民族团结以及教育等方面，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担当与情怀，主要表现为：高度敏锐的问题意识、务实与创新精神以及坚定的理想信念。
关键词：政治遗嘱；问题意识；创新精神；信念
中图分类号：A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038-04
列宁作为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的成功实践者，作为第一个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他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制度，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探索，提出了很多重要理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党和国家事业鞠躬尽瘁，在生命弥留之际，仍心系党和国家事业，认真思考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口授了八篇著作，即我们通常称为的“政治遗嘱”，八篇著作由三篇书信和五篇文稿构成，包括《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晚年的这些著作中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问题意识、创新精神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探索了“落后国家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度的问题意识
“生命不息，思考不止”，列宁一生始终在思考、探索和实践着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方法途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促使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他以一个革命家的敏锐意识及时发现革命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使俄国革命和建设及时调整航向、保持正确方向行进。
（一）防止政权变色的思考：精简机构，加强集体领导
列宁晚年看到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存在着严重的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滥用职权、政府办事效率低下以及党内存在的分裂危险等问题。针对于此，列宁建议增加中央委员，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断专行；认真分析了党的中央领导层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等人的性格特点，鉴于斯大林性格粗暴，建议将其调离总书记职位；合并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精简工农检察院职员数量，加强学习，提升职工业务和文化素质。
（二）经济体制方面的设想：深化合作社建设，提高文明经商能力
鉴于苏俄是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列宁高度关注经济发展问题，积极采取措施发展经济，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从国家资本主义到合作制，列宁始终在思索着苏俄的经济发展之路及其面临的问题。晚年时期，列宁看到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国家计划经济方面，国家计划委员会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为这个机构是一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的机关”，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1]753，建议赋予它以立法职能；农业方面，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列宁认为“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在于我们现在对合作社仍然估计不足。”[1]768商业方面，缺乏有本领的文明商人。现在的商人“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要能成为一个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他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整整一个时代。”[1]770
（三）文化建设方面的思索：提高教师待遇，促进城乡互动
文化教育也是列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列宁政治遗嘱的八篇文稿中，有四篇涉及文化教育问题，其中《日记摘录》专门论述文化教育问题。列宁晚年切实认识到文化教育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加强文化教育，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紧迫性。第一，整个社会识字率不高。列宁指出，“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1]762第二，教师地位低，受重视程度不够。列宁看到了整个社会“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1]768列宁建议把教师的地位提高到资产阶级社会从未有过、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增加教育经费。第三，农村共产主义思想传播不足。列宁建议城市工人支援农民，建立城乡交往很重要，列宁设想“能不能做到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应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经常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需求呢？或者还能找到其他联系形式呢？”[1]766
（四）民族团结问题的反思：改变国家存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现状
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文稿中，列宁谈到国家一些人存在大民族主义的倾向问题。他指出，“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沒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1]756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奥尔忠尼启“动手打人”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列宁认识到，“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1]758列宁进一步认识到“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了”[1]759，列宁为此建议“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1]759
二、务实与创新精神
列宁的一生始终都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固守马克思固有的理论框架和模式、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规定的某些程序。他相信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态度 务实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它要求我们干工作、做事情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列宁晚年的八篇文稿都是针对具体存在的问题有感而思、有感而发，体现了列宁务实精神。列宁曾说“目前我们踏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2]301
1.实事求是揭露批评党内外、国内外存在一些问题。在《论合作社》中他指出“我们尽量少卖弄聪明，尽量少耍花样。”[1]770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求实态度。对斯大林等人性格分析，特别是指出斯大林性格粗暴，不适宜做党的总书记，可谓一针见血；承认国内存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如把乌克兰人称作“一撮毛”，把格鲁吉亚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称为“蛮子”等；国内识字率不高，甚至和沙皇时代相比，进步的速度还是太慢；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等，他说“再也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1]787
2.做工作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针对国家存在的问题，注重细节，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把工作落到实处。在提高教师待遇，特别是物质生活方面，要求增加经费划拨，要求增加教师面包的配给额；精简或增加人数很具体，建议压缩工农检察院人数到300～400人，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50人或100人；建议商人要向欧洲学习，按照欧洲方式做买卖等。
（二）积极的创新精神
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为了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形势，作为共产党人，要有创新精神。列宁高度重视创新精神，在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拘泥于旧模式、旧观念和旧框框，敢于打破传统，开拓创新。早年，在经济建设方面，果断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明显的例证。晚年，在政治遗嘱中，他及时总结苏俄七年的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改革的方法、思路，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773经济理论上，提出合作社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深入推进新经济政策；体制机制上，合并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立法职能、增加中央委员会人数，加强集体领导等。
三、坚定的理想信念
共产党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始终坚定必胜信念，而且能将这个信念传播给更多的人。列宁是继恩格斯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方面比谁都坚定、全面和彻底。在晚年的《论我国革命》《论合作社》著作中，列宁通过论证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必然性以及落后国家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坚定了社会主义在俄国能够成功实践的信念。
（一）坚信十月革命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
十月革命发生前后，对于俄国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始终受到一些质疑。众所周知，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在这样一个国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否必要和合理，是否符合历史规律，当时俄国国内和第二国际的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俄国根本没有发展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如果贸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普列汉诺夫曾在十月革命前就指出，俄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无产阶级不够壮大和成熟，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不大，不具备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考茨基在1918年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文章中攻击了十月革命，他把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比喻成一个即将分娩的妇女，她通过疯狂的猛跳来催生，其结果“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3]376
孟什维克的代表苏汉诺夫公开反对十月革命，他在1918-1921年间撰写的七卷本《革命札记》中批评了十月革命，认为列宁缺乏对俄国客观经济条件的分析，俄国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其革命和建设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针对苏汉洛夫等人的批评，列宁丝毫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对于在落后国家成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始终充满了信心，他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他在《论我国革命》中驳斥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第二国际的一些所谓的英雄们，认为他们是教条地、机械地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味地强调“还没有成長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1]776-777列宁认为：“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1]775
1.十月革命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的发展规律通常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经由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顺序发展的，但历史往往不是直线发展的，在特定时期可以跳跃式发展。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也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776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会以‘纯粹的一般’表现出来，历史的发展也不是機械的单线条的进化，它总是在复杂的多样性的现实中展开。俄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但也是在具备了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先革命后发展，这不仅没有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充分显示了世界历史发展中一般与个别的辩证统一。”[4]216
2.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必然。列宁认为十月革命是一战发生的结果。他在《论我国革命》中指出，“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1]776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一些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采用了新的科学技术，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让这些新兴国家到处寻找商品销售的世界市场。而当时的世界已被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的殖民地，于是就出现了“修昔底德陷阱”现象。一战的爆发一方面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造成革命的主观条件，一方面削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造成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而这个薄弱环节恰巧出现在俄国，造成了革命的客观条件，革命的发生成了时代必然。 3.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是不一样的。孟什维克抨击十月革命的主要依据是：“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1]777列宁说，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但问题是：不应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去否定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革命的发生是合力的作用，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革命能否发生是经济、政治、文化、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国际形势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俄国虽然生产力水平不高，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就应当先进行革命，然后利用革命后无产阶级政权的优势，去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文化条件。”[5]68
（二）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初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首先在英法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而且是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但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却创了一个先例，在不发达的国家率先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变成了现实。革命阶段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但大生产的发展阶段是不可以跨越的，俄国需要补课，需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
1.坚信通过发展合作社，能够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针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列宁等党内领导人及时废止了“战时共产主义”，转向了新经济政策，农业方面：用粮食税代替了余粮征集制，实现农业合作化，引导广大小农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合作的道路；市场经济方面：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方面：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部分修改大工业生产计划，发展日用品生产。在所有的这些经济政策方面，列宁非常重视合作社的建设，把合作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1]772，到了晚年，列宁把合作社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坚信通过在企业中加强合作，在农民中加强合作社建设，就能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就能成功发展社会主义。在《论合作社》中，他强调指出“从这个‘合作社’原则出发，立即在实践上可以而且应当做到的是些什么事情。立即可以而且应当用哪些手段来着手发挥这个‘合作社’原则，使得人人明白这一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1]769他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1]773
列宁认识到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邓小平认识到计划和市场是两种调控资源的手段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社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1]771
为了发挥合作社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第一，要在政策上给予优先扶持。为了使一种新生的制度发展、成熟，国家要重点扶持，特别是资金上给予倾斜照顾。列宁说“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不仅使它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存粹资财上的优待。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给重工业等部门的一样多。”[1]769列宁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亿万卢布”[1]769，支持合作社制度的发展要做到确实有广大的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合作社的流转中来，奖励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检查农民参加合作社流转的自觉性和质量。第二，提升居民的文化素质，推动合作化深入发展。“为了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业务，并且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参加，我们还需要完成在一个‘文明的’（首先是识字的）欧洲人看来并不很多的工作。说实在的，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1]769为了完成这仅有的事情，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要让全体人民在文化素质上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大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要做到“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取得完全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热情同做一个有见识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领（有了这种本领就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结合起来。”[1]770
2.坚信通过改革国家机构，能够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史上俄国曾是一个封建军事帝国，专制主义影响较深，民主法治传统较少，由于经济文化落后，革命后小农人口占多数，缺乏懂管理、有文化的人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得不接受和大量使用旧政权的工作人员，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将旧政权官僚主义作风和不良习气带进了苏维埃机关。另外，因为从沙皇专制政权转到苏维埃制度只有短短几年，不可能完全消灭旧官僚习气。逝世前，在他口授的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中对这个问题深感忧虑，他说“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国家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1]779
列宁相信通过改革国家机关，能够完善社会主义政治，这种信心来自于“列宁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寄希望于西欧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在没有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这种信心主要来自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上。”[6]59列宁晚年在他口授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稿中对于改革国家机关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一是聚焦改革国家机关的焦点。具体体现为：首先，增加中央委员人数，加强集体领导，防止党内分裂。中央委员的人数由原来的27名增加到50名，或增加到100名。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1]743其次，严格党的资格审查，从工人和农民党员中挑选75～100名进入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加强工农联盟。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1]768第三，精简工农检察院职员人数，规模缩减到300～400人，同时加大对这些职员的考察和考验力度，看他们是否称职。第四，把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起来，提高其地位和权威。因为二者合并有很大好处，一方面“中央委员会能增进同群众的联系，使它的工作更有条理、更扎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会减少，从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1]782
二是奉行“宁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的原则。列宁认识到，在改善国家机关的问题上，不能仅追求数量，更不能急于求成。他强调指出“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考虑和关心我们国家机关的质量，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关心特别认真地提高它的质量，把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工农检察院里来。”[1]784为了完成革新国家机关的任務，要学习、学习、再学习，要学用结合让学到的东西成为自身的一部分，成为自己生活的组成部分，要把工农检察院打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要让中央监察委员会有多种素质和不同优点的人员，要使国家机关保持厉行节约。
三是抓住改革国家机关的关键环节。改革国家机关的关键是人才，这方面列宁晚年有着清醒认识。列宁建议把一些高素质的人才和先进分子充实到国家机关中去，进入国家机关的人员，“要经过专门考察，看他们是否认真负责，是否了解我们的国家机关，同时还要经过专门考验，看他们是否了解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劳动的原理。”[1]780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力度，列宁认为“为了使他们学会工作方法和胜任工作任务，还应该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培养。”[1]788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卡尔·考茨基.考茨基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中共中央党校.马列著作选编导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
[5]叶庆丰.论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4）.
[6]赵曜.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三重含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2）.
关键词：政治遗嘱；问题意识；创新精神；信念
中图分类号：A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038-04
列宁作为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的成功实践者，作为第一个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他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制度，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探索，提出了很多重要理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党和国家事业鞠躬尽瘁，在生命弥留之际，仍心系党和国家事业，认真思考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口授了八篇著作，即我们通常称为的“政治遗嘱”，八篇著作由三篇书信和五篇文稿构成，包括《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晚年的这些著作中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问题意识、创新精神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探索了“落后国家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度的问题意识
“生命不息，思考不止”，列宁一生始终在思考、探索和实践着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方法途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促使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他以一个革命家的敏锐意识及时发现革命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使俄国革命和建设及时调整航向、保持正确方向行进。
（一）防止政权变色的思考：精简机构，加强集体领导
列宁晚年看到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存在着严重的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滥用职权、政府办事效率低下以及党内存在的分裂危险等问题。针对于此，列宁建议增加中央委员，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断专行；认真分析了党的中央领导层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等人的性格特点，鉴于斯大林性格粗暴，建议将其调离总书记职位；合并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精简工农检察院职员数量，加强学习，提升职工业务和文化素质。
（二）经济体制方面的设想：深化合作社建设，提高文明经商能力
鉴于苏俄是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列宁高度关注经济发展问题，积极采取措施发展经济，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从国家资本主义到合作制，列宁始终在思索着苏俄的经济发展之路及其面临的问题。晚年时期，列宁看到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国家计划经济方面，国家计划委员会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为这个机构是一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的机关”，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1]753，建议赋予它以立法职能；农业方面，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列宁认为“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在于我们现在对合作社仍然估计不足。”[1]768商业方面，缺乏有本领的文明商人。现在的商人“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要能成为一个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他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整整一个时代。”[1]770
（三）文化建设方面的思索：提高教师待遇，促进城乡互动
文化教育也是列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列宁政治遗嘱的八篇文稿中，有四篇涉及文化教育问题，其中《日记摘录》专门论述文化教育问题。列宁晚年切实认识到文化教育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加强文化教育，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紧迫性。第一，整个社会识字率不高。列宁指出，“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1]762第二，教师地位低，受重视程度不够。列宁看到了整个社会“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1]768列宁建议把教师的地位提高到资产阶级社会从未有过、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增加教育经费。第三，农村共产主义思想传播不足。列宁建议城市工人支援农民，建立城乡交往很重要，列宁设想“能不能做到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应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经常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需求呢？或者还能找到其他联系形式呢？”[1]766
（四）民族团结问题的反思：改变国家存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现状
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文稿中，列宁谈到国家一些人存在大民族主义的倾向问题。他指出，“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沒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1]756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奥尔忠尼启“动手打人”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列宁认识到，“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1]758列宁进一步认识到“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了”[1]759，列宁为此建议“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1]759
二、务实与创新精神
列宁的一生始终都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固守马克思固有的理论框架和模式、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规定的某些程序。他相信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态度 务实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它要求我们干工作、做事情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列宁晚年的八篇文稿都是针对具体存在的问题有感而思、有感而发，体现了列宁务实精神。列宁曾说“目前我们踏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2]301
1.实事求是揭露批评党内外、国内外存在一些问题。在《论合作社》中他指出“我们尽量少卖弄聪明，尽量少耍花样。”[1]770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求实态度。对斯大林等人性格分析，特别是指出斯大林性格粗暴，不适宜做党的总书记，可谓一针见血；承认国内存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如把乌克兰人称作“一撮毛”，把格鲁吉亚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称为“蛮子”等；国内识字率不高，甚至和沙皇时代相比，进步的速度还是太慢；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等，他说“再也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1]787
2.做工作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针对国家存在的问题，注重细节，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把工作落到实处。在提高教师待遇，特别是物质生活方面，要求增加经费划拨，要求增加教师面包的配给额；精简或增加人数很具体，建议压缩工农检察院人数到300～400人，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50人或100人；建议商人要向欧洲学习，按照欧洲方式做买卖等。
（二）积极的创新精神
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为了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形势，作为共产党人，要有创新精神。列宁高度重视创新精神，在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拘泥于旧模式、旧观念和旧框框，敢于打破传统，开拓创新。早年，在经济建设方面，果断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明显的例证。晚年，在政治遗嘱中，他及时总结苏俄七年的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改革的方法、思路，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773经济理论上，提出合作社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深入推进新经济政策；体制机制上，合并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立法职能、增加中央委员会人数，加强集体领导等。
三、坚定的理想信念
共产党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始终坚定必胜信念，而且能将这个信念传播给更多的人。列宁是继恩格斯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方面比谁都坚定、全面和彻底。在晚年的《论我国革命》《论合作社》著作中，列宁通过论证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必然性以及落后国家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坚定了社会主义在俄国能够成功实践的信念。
（一）坚信十月革命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
十月革命发生前后，对于俄国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始终受到一些质疑。众所周知，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在这样一个国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否必要和合理，是否符合历史规律，当时俄国国内和第二国际的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俄国根本没有发展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如果贸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普列汉诺夫曾在十月革命前就指出，俄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无产阶级不够壮大和成熟，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不大，不具备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考茨基在1918年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文章中攻击了十月革命，他把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比喻成一个即将分娩的妇女，她通过疯狂的猛跳来催生，其结果“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3]376
孟什维克的代表苏汉诺夫公开反对十月革命，他在1918-1921年间撰写的七卷本《革命札记》中批评了十月革命，认为列宁缺乏对俄国客观经济条件的分析，俄国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其革命和建设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针对苏汉洛夫等人的批评，列宁丝毫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对于在落后国家成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始终充满了信心，他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他在《论我国革命》中驳斥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第二国际的一些所谓的英雄们，认为他们是教条地、机械地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味地强调“还没有成長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1]776-777列宁认为：“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1]775
1.十月革命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的发展规律通常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经由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顺序发展的，但历史往往不是直线发展的，在特定时期可以跳跃式发展。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也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776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会以‘纯粹的一般’表现出来，历史的发展也不是機械的单线条的进化，它总是在复杂的多样性的现实中展开。俄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但也是在具备了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先革命后发展，这不仅没有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充分显示了世界历史发展中一般与个别的辩证统一。”[4]216
2.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必然。列宁认为十月革命是一战发生的结果。他在《论我国革命》中指出，“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1]776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一些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采用了新的科学技术，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让这些新兴国家到处寻找商品销售的世界市场。而当时的世界已被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的殖民地，于是就出现了“修昔底德陷阱”现象。一战的爆发一方面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造成革命的主观条件，一方面削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造成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而这个薄弱环节恰巧出现在俄国，造成了革命的客观条件，革命的发生成了时代必然。 3.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是不一样的。孟什维克抨击十月革命的主要依据是：“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1]777列宁说，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但问题是：不应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去否定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革命的发生是合力的作用，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革命能否发生是经济、政治、文化、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国际形势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俄国虽然生产力水平不高，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就应当先进行革命，然后利用革命后无产阶级政权的优势，去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文化条件。”[5]68
（二）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初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首先在英法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而且是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但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却创了一个先例，在不发达的国家率先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变成了现实。革命阶段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但大生产的发展阶段是不可以跨越的，俄国需要补课，需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
1.坚信通过发展合作社，能够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针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列宁等党内领导人及时废止了“战时共产主义”，转向了新经济政策，农业方面：用粮食税代替了余粮征集制，实现农业合作化，引导广大小农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合作的道路；市场经济方面：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方面：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部分修改大工业生产计划，发展日用品生产。在所有的这些经济政策方面，列宁非常重视合作社的建设，把合作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1]772，到了晚年，列宁把合作社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坚信通过在企业中加强合作，在农民中加强合作社建设，就能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就能成功发展社会主义。在《论合作社》中，他强调指出“从这个‘合作社’原则出发，立即在实践上可以而且应当做到的是些什么事情。立即可以而且应当用哪些手段来着手发挥这个‘合作社’原则，使得人人明白这一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1]769他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1]773
列宁认识到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邓小平认识到计划和市场是两种调控资源的手段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社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1]771
为了发挥合作社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第一，要在政策上给予优先扶持。为了使一种新生的制度发展、成熟，国家要重点扶持，特别是资金上给予倾斜照顾。列宁说“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不仅使它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存粹资财上的优待。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给重工业等部门的一样多。”[1]769列宁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亿万卢布”[1]769，支持合作社制度的发展要做到确实有广大的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合作社的流转中来，奖励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检查农民参加合作社流转的自觉性和质量。第二，提升居民的文化素质，推动合作化深入发展。“为了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业务，并且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参加，我们还需要完成在一个‘文明的’（首先是识字的）欧洲人看来并不很多的工作。说实在的，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1]769为了完成这仅有的事情，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要让全体人民在文化素质上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大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要做到“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取得完全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热情同做一个有见识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领（有了这种本领就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结合起来。”[1]770
2.坚信通过改革国家机构，能够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史上俄国曾是一个封建军事帝国，专制主义影响较深，民主法治传统较少，由于经济文化落后，革命后小农人口占多数，缺乏懂管理、有文化的人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得不接受和大量使用旧政权的工作人员，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将旧政权官僚主义作风和不良习气带进了苏维埃机关。另外，因为从沙皇专制政权转到苏维埃制度只有短短几年，不可能完全消灭旧官僚习气。逝世前，在他口授的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中对这个问题深感忧虑，他说“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国家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1]779
列宁相信通过改革国家机关，能够完善社会主义政治，这种信心来自于“列宁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寄希望于西欧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在没有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这种信心主要来自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上。”[6]59列宁晚年在他口授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稿中对于改革国家机关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一是聚焦改革国家机关的焦点。具体体现为：首先，增加中央委员人数，加强集体领导，防止党内分裂。中央委员的人数由原来的27名增加到50名，或增加到100名。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1]743其次，严格党的资格审查，从工人和农民党员中挑选75～100名进入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加强工农联盟。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1]768第三，精简工农检察院职员人数，规模缩减到300～400人，同时加大对这些职员的考察和考验力度，看他们是否称职。第四，把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起来，提高其地位和权威。因为二者合并有很大好处，一方面“中央委员会能增进同群众的联系，使它的工作更有条理、更扎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会减少，从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1]782
二是奉行“宁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的原则。列宁认识到，在改善国家机关的问题上，不能仅追求数量，更不能急于求成。他强调指出“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考虑和关心我们国家机关的质量，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关心特别认真地提高它的质量，把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工农检察院里来。”[1]784为了完成革新国家机关的任務，要学习、学习、再学习，要学用结合让学到的东西成为自身的一部分，成为自己生活的组成部分，要把工农检察院打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要让中央监察委员会有多种素质和不同优点的人员，要使国家机关保持厉行节约。
三是抓住改革国家机关的关键环节。改革国家机关的关键是人才，这方面列宁晚年有着清醒认识。列宁建议把一些高素质的人才和先进分子充实到国家机关中去，进入国家机关的人员，“要经过专门考察，看他们是否认真负责，是否了解我们的国家机关，同时还要经过专门考验，看他们是否了解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劳动的原理。”[1]780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力度，列宁认为“为了使他们学会工作方法和胜任工作任务，还应该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培养。”[1]788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卡尔·考茨基.考茨基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中共中央党校.马列著作选编导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
[5]叶庆丰.论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4）.
[6]赵曜.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三重含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