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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轮的打工子弟学校整治行动席卷北京，孩子们长年生活在失学的动荡与恐惧中，
犹如他们父母时常遭遇的被驱逐的命运
汪曼突然蹲下来哭了，她的母亲骆军珍一个劲儿向记者道歉，“她性格不好，心里有事也不愿意说。”
“这孩子以前很听话，成绩也好。这几年一会从老家转学到北京，一会儿又转回去，来回折腾了几趟，成绩掉下来了，性格也变了，不听话得很。”43岁的汪贻团是一家之主，8月18号一大早，他就跑到附近的火车站售票点排队，“学校拆了，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学了，干脆打张票，让他们回去读。”
12岁的汪曼和弟弟汪轼在租住房旁边的海淀新希望实验学校上学，自6月中旬起，包括这所学校在内，分布于北京大兴、朝阳、海淀的24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学生一万四千余人。没有办学许可证、房产证，校舍为违法建筑，存有安全隐患，是主管部门告知这些学校将被关停的主要原因。
学校没了
“我们学校在这儿办了8年了，上面要我们咋做我们就咋做，从来不敢走样，”朝阳区东坝实验学校执行校长杨勤摊开一摞文件：
2010年2月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和当年5月的加固修缮鉴定；2010年12月朝阳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简称社办所）下发的“关于开展自办学校五年来发展变化照片、文章征集活动的通知”；时间最近的是今年5月31日由东坝乡文化教育卫生科下发的安全大检查告知书……
他说自己这些天没法睡，“夜里睡不着，我就跟老伴儿唠，咱们这学校这么多年都办得好好的，我和郭校长还被评上过乡里的优秀党员，每人发了800块奖金，说我们办学有贡献，跟着乡政府领导上各处的名胜古迹，吃啊喝啊住啊，啥都不用管，就跟一家人似的，咋现在就‘非法’了呢！从红的变成黑的呢！”
从报纸上看到新希望实验学校一天时间就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的消息，距离东坝实验学校不远的育英学校早早应上级要求遣散学生，关门大吉，只求保住校舍等固定资产。
副校长何家鹏是这所学校的投资人，他自1997年开始办学，前两所学校都曾遭遇政策性拆迁。
“这是去年刚投了将近200万建的，”老何指着校园里两栋新建成的教学楼，楼外还有邓亚萍捐赠的单双杠、篮球架。他说如果和政府因为办学的事情闹翻了，学校很有可能作为违章建筑而被拆除，“那我所有投入全都打水漂了。”他不敢抗命，率先关停了学校。
北京南城大兴区被点名要求关停的学校也是仓皇一片。
大兴区西红门镇田园学校里一个人都没有，校长张明瑞和妻子两个人守着占地6亩半的三十多间教室。
田园学校这个名字并不是张明瑞自己取的，不过倒是挺贴合的——校门对面就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学校也是2001年跟随着菜农迁过来的。
2005年3月15日，张明瑞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在这个“打假”的日子里，区教委主任和镇主任来他的学校检查之后，也得出了不安全的结论，但也还和善，只是要求他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譬如厂房。
厂房办学并不合适，张明瑞觉得非得自己租地盖房不可，于是到老家借钱、贷款，花了七八十万。
2009年，汶川地震后区教委开会，要求学校加固到能抗8级地震。刚把上一批欠款贷款还上的张明瑞，2010年又花了130万来建符合新要求的校舍，其中高息借贷80万。
学校眼瞅着越来越像个模样了，可他的日子并没有安生。6月16号上午9点，张明瑞和大兴区其他3所将被取缔学校的校长和代表被镇上召集起来开会，要求签署一份保证书：10日之内关闭学校，否则拆房。
“我害怕拆房子。”张明瑞签了保证书，“什么狗屁事！”
这个在老家也是民办教师的校长不知道如果不教书自己还能干什么，“你们也别采访了，公立学校要是能接收这些孩子，我们也就自生自灭了。”
杨勤的闺女看了新闻，担心65岁老父亲的安全，“赶紧回家吧，别叫推土机推倒了墙，给你们压里面。”
杨勤很笃定地宽慰闺女，“那不能够，我相信党相信政府！”这些天，他没少见记者，每拨记者走的时候，他都会特别诚恳地送别、道谢。
学校生死悬于一线，他深知媒体介入的重要，但还没忘记内外有别。
路透社记者问他，“你对政府关闭打工子弟学校怎么看？”他说，“这是好事，我支持！”
对方追问，既然支持，你们为什么不服从规定，而是提前开学？
“我说，咱这是为政府分忧，因为学生一时也分流不完，不能耽误孩子学习。”
对方继而要求他帮助联系学生家长，说没别的意思，就想了解打工子弟的生活情况。“我没答应，我还跟他们那个翻译说了，咱们都是中国人、炎黄子孙，有些东西可能是落后的、黑暗的，但是不能让外国人知道。”
《人民日报》记者提出了相同的采访要求，杨勤一点磕巴没打，赶紧给联系，并且陪着他采访，“《人民日报》怎么拍怎么录都行，这是咱们内部的。我是个老共产党员，绝对不能卖国。”
只是坚强的党性原则似乎也不足以鼓舞他的必胜信心，送我们出门的时候，他望着隔着马路蹲守的联合执法人员，自顾自地念叨，“就怕周末学生放假，他们上来就把校门给推了……”
拆了好
汪贻团18号早上没买到票，“我排第一个，还是没打到票。”
在北京东郊，东坝乡火车票代售点这两天也排出了长队，买火车票把孩子送回老家的一拨接着一拨。
汪贻团没买到票，心里正发愁，“奇迹”出现了，“孩子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不用办‘五证’了，只要有身份证跟小孩的学籍证明，就可以继续在北京安置校上学。”
所谓“五证”是指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的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
北京市教委此前公布了“三先三后”的工作原则（先拆迁民居，后拆迁学校；先有安置分流方案，后实施拆迁；先分流学生，后拆校舍），并承诺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
但一些本地公立学校要求学生家长出示“五证”才能接收孩子报名，绝大多数学生被拦在门外。
35岁的河南人郭华来北京十多年，一直靠卖水果为生，他办不下固定摊位，开辆货车拉着瓜果打游击做买卖，“前些日子在城里卖瓜，让城管把车抄走了，找老乡花了三千多块钱才把车‘捞’出来。”
他不敢再进城，就在租住的城中村内卖西瓜，“让我开工作证明，咋开啊？”
媒体介入之后，有关方面松了口，办不齐“五证”的学生可以进入教委备案的“分流安置学校”。这些学校有些是取得了办学资格的打工子弟学校，有的是利用腾退公立学校校舍，招募民办教师办学。
汪贻团给两个孩子都领到了“北京石油附小北校区”的报名通知书，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新希望这学校是真不行，让孩子在这儿上也是凑合，没办法，公立学校不收我们农村孩子。”初中没毕业的他对孩子的学习很上心，时常检查孩子们的作业本，“有的题我一看明明写错了，老师还给打对勾，”让孩子改，孩子吓得直哭，死活不敢改，“她讲，这是老师打了对勾的，改了老师要打我……”
骆军珍说女儿汪曼这学期有进步，语文考了九十多分，数学考了八十多，汪贻团手一摆，“那是他们老师乱打的，算不得数。”他们老乡中有个孩子在这边念书，成绩中上等，“回老家一考才知道，成绩差得很，门门不及格，写个好分数纯粹是糊弄家长。”
他们一家四口租住在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子里，房子不隔音，隔壁几家邻居闻声都挤了进来。一个家长很气愤地说，“这种私人办的学校说白了就是想挣钱的，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买包烟在教室门口抽，老师看了都不管。催孩子交学费倒是抓得紧，孩子交迟了都在家哭着不敢去上学。”
犹如他们父母时常遭遇的被驱逐的命运
汪曼突然蹲下来哭了，她的母亲骆军珍一个劲儿向记者道歉，“她性格不好，心里有事也不愿意说。”
“这孩子以前很听话，成绩也好。这几年一会从老家转学到北京，一会儿又转回去，来回折腾了几趟，成绩掉下来了，性格也变了，不听话得很。”43岁的汪贻团是一家之主，8月18号一大早，他就跑到附近的火车站售票点排队，“学校拆了，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学了，干脆打张票，让他们回去读。”
12岁的汪曼和弟弟汪轼在租住房旁边的海淀新希望实验学校上学，自6月中旬起，包括这所学校在内，分布于北京大兴、朝阳、海淀的24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学生一万四千余人。没有办学许可证、房产证，校舍为违法建筑，存有安全隐患，是主管部门告知这些学校将被关停的主要原因。
学校没了
“我们学校在这儿办了8年了，上面要我们咋做我们就咋做，从来不敢走样，”朝阳区东坝实验学校执行校长杨勤摊开一摞文件：
2010年2月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和当年5月的加固修缮鉴定；2010年12月朝阳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简称社办所）下发的“关于开展自办学校五年来发展变化照片、文章征集活动的通知”；时间最近的是今年5月31日由东坝乡文化教育卫生科下发的安全大检查告知书……
他说自己这些天没法睡，“夜里睡不着，我就跟老伴儿唠，咱们这学校这么多年都办得好好的，我和郭校长还被评上过乡里的优秀党员，每人发了800块奖金，说我们办学有贡献，跟着乡政府领导上各处的名胜古迹，吃啊喝啊住啊，啥都不用管，就跟一家人似的，咋现在就‘非法’了呢！从红的变成黑的呢！”
从报纸上看到新希望实验学校一天时间就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的消息，距离东坝实验学校不远的育英学校早早应上级要求遣散学生，关门大吉，只求保住校舍等固定资产。
副校长何家鹏是这所学校的投资人，他自1997年开始办学，前两所学校都曾遭遇政策性拆迁。
“这是去年刚投了将近200万建的，”老何指着校园里两栋新建成的教学楼，楼外还有邓亚萍捐赠的单双杠、篮球架。他说如果和政府因为办学的事情闹翻了，学校很有可能作为违章建筑而被拆除，“那我所有投入全都打水漂了。”他不敢抗命，率先关停了学校。
北京南城大兴区被点名要求关停的学校也是仓皇一片。
大兴区西红门镇田园学校里一个人都没有，校长张明瑞和妻子两个人守着占地6亩半的三十多间教室。
田园学校这个名字并不是张明瑞自己取的，不过倒是挺贴合的——校门对面就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学校也是2001年跟随着菜农迁过来的。
2005年3月15日，张明瑞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在这个“打假”的日子里，区教委主任和镇主任来他的学校检查之后，也得出了不安全的结论，但也还和善，只是要求他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譬如厂房。
厂房办学并不合适，张明瑞觉得非得自己租地盖房不可，于是到老家借钱、贷款，花了七八十万。
2009年，汶川地震后区教委开会，要求学校加固到能抗8级地震。刚把上一批欠款贷款还上的张明瑞，2010年又花了130万来建符合新要求的校舍，其中高息借贷80万。
学校眼瞅着越来越像个模样了，可他的日子并没有安生。6月16号上午9点，张明瑞和大兴区其他3所将被取缔学校的校长和代表被镇上召集起来开会，要求签署一份保证书：10日之内关闭学校，否则拆房。
“我害怕拆房子。”张明瑞签了保证书，“什么狗屁事！”
这个在老家也是民办教师的校长不知道如果不教书自己还能干什么，“你们也别采访了，公立学校要是能接收这些孩子，我们也就自生自灭了。”
杨勤的闺女看了新闻，担心65岁老父亲的安全，“赶紧回家吧，别叫推土机推倒了墙，给你们压里面。”
杨勤很笃定地宽慰闺女，“那不能够，我相信党相信政府！”这些天，他没少见记者，每拨记者走的时候，他都会特别诚恳地送别、道谢。
学校生死悬于一线，他深知媒体介入的重要，但还没忘记内外有别。
路透社记者问他，“你对政府关闭打工子弟学校怎么看？”他说，“这是好事，我支持！”
对方追问，既然支持，你们为什么不服从规定，而是提前开学？
“我说，咱这是为政府分忧，因为学生一时也分流不完，不能耽误孩子学习。”
对方继而要求他帮助联系学生家长，说没别的意思，就想了解打工子弟的生活情况。“我没答应，我还跟他们那个翻译说了，咱们都是中国人、炎黄子孙，有些东西可能是落后的、黑暗的，但是不能让外国人知道。”
《人民日报》记者提出了相同的采访要求，杨勤一点磕巴没打，赶紧给联系，并且陪着他采访，“《人民日报》怎么拍怎么录都行，这是咱们内部的。我是个老共产党员，绝对不能卖国。”
只是坚强的党性原则似乎也不足以鼓舞他的必胜信心，送我们出门的时候，他望着隔着马路蹲守的联合执法人员，自顾自地念叨，“就怕周末学生放假，他们上来就把校门给推了……”
拆了好
汪贻团18号早上没买到票，“我排第一个，还是没打到票。”
在北京东郊，东坝乡火车票代售点这两天也排出了长队，买火车票把孩子送回老家的一拨接着一拨。
汪贻团没买到票，心里正发愁，“奇迹”出现了，“孩子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不用办‘五证’了，只要有身份证跟小孩的学籍证明，就可以继续在北京安置校上学。”
所谓“五证”是指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的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
北京市教委此前公布了“三先三后”的工作原则（先拆迁民居，后拆迁学校；先有安置分流方案，后实施拆迁；先分流学生，后拆校舍），并承诺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
但一些本地公立学校要求学生家长出示“五证”才能接收孩子报名，绝大多数学生被拦在门外。
35岁的河南人郭华来北京十多年，一直靠卖水果为生，他办不下固定摊位，开辆货车拉着瓜果打游击做买卖，“前些日子在城里卖瓜，让城管把车抄走了，找老乡花了三千多块钱才把车‘捞’出来。”
他不敢再进城，就在租住的城中村内卖西瓜，“让我开工作证明，咋开啊？”
媒体介入之后，有关方面松了口，办不齐“五证”的学生可以进入教委备案的“分流安置学校”。这些学校有些是取得了办学资格的打工子弟学校，有的是利用腾退公立学校校舍，招募民办教师办学。
汪贻团给两个孩子都领到了“北京石油附小北校区”的报名通知书，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新希望这学校是真不行，让孩子在这儿上也是凑合，没办法，公立学校不收我们农村孩子。”初中没毕业的他对孩子的学习很上心，时常检查孩子们的作业本，“有的题我一看明明写错了，老师还给打对勾，”让孩子改，孩子吓得直哭，死活不敢改，“她讲，这是老师打了对勾的，改了老师要打我……”
骆军珍说女儿汪曼这学期有进步，语文考了九十多分，数学考了八十多，汪贻团手一摆，“那是他们老师乱打的，算不得数。”他们老乡中有个孩子在这边念书，成绩中上等，“回老家一考才知道，成绩差得很，门门不及格，写个好分数纯粹是糊弄家长。”
他们一家四口租住在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子里，房子不隔音，隔壁几家邻居闻声都挤了进来。一个家长很气愤地说，“这种私人办的学校说白了就是想挣钱的，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买包烟在教室门口抽，老师看了都不管。催孩子交学费倒是抓得紧，孩子交迟了都在家哭着不敢去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