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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志贺直哉作为一个重视精神卫生的作家，其“主我理念”贯穿于整个志贺文学。在其文学创作初期，是其“主我理念”构建的萌芽阶段。在志贺初期文学中，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导致了文学形象的“性苦闷”，推动了“主我理念”的构建，也是其后期发展的导引头。
关键词：基督教；《大津顺吉》；“主我理念”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20-02
志贺直哉作为日本心境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多取材于身边杂事，小说中很多文学形象都可以在志贺直哉的实际生活中找到原型，《大津顺吉》即为志贺直哉自传式的小说。志贺直哉作为一个注重精神卫生的作家，他的文学作品中流动着强烈的“主我理念”，这种理念贯穿于整个志贺文学。谈及志贺初期文学中的“主我理念”的构建，首先不得不提到基督教。笔者将以《大津顺吉》这部小说为例，探讨基督教在志贺初期文学的“主我理念”的构建中起到的作用。
一、志贺直哉与基督教
志贺直哉之所以会接受基督教，是因为碰见了灵魂之父内村鉴三。内村鉴三即是《大津顺吉》中角譬的U老师。根据年谱记载，志贺直哉于明治三十三年第一次遇见内村鉴三，并从那一年开始了长达7年的往返于内村圣经研究会的生活。但志贺直哉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大津顺吉》的开篇，他就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半吊子的基督教徒。之所以说是半吊子，是因为“从十七岁起我就将自己的信仰寄托在一直听其教诲的角管的U老师那里。……我并没有批判老师观念的想法，仅仅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所以把自己的信仰寄托在那里”。内村鉴三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基督教宗教教育家，主张开展以研究圣经为中心的无教会运动，并进行独立传教。倡导非战论，并在担任《万朝报》英文栏主编的时候，批判足尾铜矿矿毒事件。对于志贺直哉而言，与内村鉴三的交流更多的是停留在宗教以前的部分。内村作为志贺的灵魂之父，教会了他憧憬正义，憎恶邪恶与虚伪。因此导致他在足尾铜矿矿毒事件上与实业家的父亲产生冲突。在志贺的心里，与其说传道士的内村倒不如说正义家的内村更有魅力。因此，相比内村的圣经解说，夏目漱石等的文学讲座更能引起他的共鸣。但就是这样一个半吊子的基督教徒，却对U老师所讲的“请勿奸淫”、“奸淫与杀人是同等大的罪恶”等基督教义感到不痛快。对于奸淫即为犯罪的教诲，志贺超于常人的感到苦恼，不禁让人感到不解。志贺直哉最终于明治四十一年五月以“于我而言，正在开拓一条虽小却适和我一个人走的路”为借口，脱离了其门下，离内村鉴三而去。
二、“主我理念”的构建
志贺直哉文学创作的初期，是其“主我理念”的萌芽阶段。志贺的“主我理念”体现在他的“真实”。“志贺的‘真实’即指‘现在的自己执著的心情’。真实理性思考之下，即便断定其为‘不良’，也不可压抑之。这就是志贺的‘主我理念’”。从志贺小说内容上来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志贺的文学主要是从‘性苦闷’起步的。他的大部分作品中，往往都程度不同地贯穿着‘性苦闷’因素”。《大津顺吉》、《浑浊的头脑》、《剃刀》、《速夫的妹妹》等一系列初期的作品都是描写围绕性欲问题而产生的黑暗处的人类的心理。在生活方面，至《大津顺吉》完成之前，志贺经历了信仰基督教、与女仆C的结婚、脱离基督教、沉溺于花街柳巷一系列的围绕性欲而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产生的根源都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大津顺吉是个半吊子的基督徒，却因禁欲主义使内心感到纠结。为了不触犯此条戒律，决定在将对方纳为妻室之前，坚决不与之恋爱。并“决定自己要充分了解其人，自己也要为对方所了解，若非如此，坚决不结婚。最后，婚姻断然不能与自己的工作相冲突”。于是放弃了混血少女K·W。在禁欲思想的羁绊下，他渴望灵肉相契的恋爱，但随着身心的成长，年逾20以后，愈发难以抑制从肉体里积蓄的青春的能量。“奸淫”一词俨然已成为顺吉思想领域的恶性肿瘤，信仰与肉体的冲突愈发难以避免，。为了保持信仰与肉体欲望的平衡，志贺在其小说《关子和真三》中阐述了志贺式的夫妻伦理道德：“已婚的夫妻问存在奸淫罪，与此同时，未婚的但相爱的男女之间也存在不是奸淫的情况。”在思想上，志贺已经向基督教的教义发出质疑，并在此种思想指导之下，与女佣千代虽无夫妻之名，却已有了夫妻之实。
那么，作为基督徒的顺吉是否犯了奸淫罪呢，顺吉和千代这种关系又该如何判定呢？根据《旧约圣经》，所谓奸淫罪是指已婚（或者有婚约）的女性与其夫（或未婚夫）以外的男性，在自愿的基础上发生的性行为。若无婚约且对方为处女者，男方应给予女方支付银50舍客勒，并纳其为妻。从这个角度来讲，顺吉和千代既无婚约，且发生性行为后，由于父亲的阻挠，也未和千代结为夫妻，最后无果而终。在事实上，顺吉为了满足肉体的欲望，已经犯了奸淫罪，背弃了基督教义。而从志贺式的夫妻伦理道德角度讲，这是为了解放自己的肉欲，尊重自己的情感的宣泄而已。在志贺的伦理道德范畴中，婚前性行为存在的合理性是以相爱为前提，那么顺吉爱千代呢？在《大津顺吉》的第二章第六节中，顺吉突然说：“我不知什么时候渐渐爱上了千代。”这种说辞总给人一种不自然之感。而且虽然顺吉说爱上了千代，却没有勇气向她表白。因为他知道“千代不是一个美女，而且觉得她对自己的工作不甚了解。总之一句话完全不想和她结婚”。从这点来看，千代并不是顺吉理想的结婚对象。顺吉即便爱千代，也非浓烈的炽爱。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不为妻室者是不能与之恋爱的，但顺吉却向千代求了婚。这是为禁欲主义下的肉体寻找释放能量的突破口，在不违反自己伦理道德的前提下，他需要解放自己的肉体本能需要。为了说服自己向千代求婚，顺吉把原因归咎为自己的少爷意识，认为只要抹杀掉自己的虚荣心，问题便得以解决。另一方面，受到屠格涅夫小说《初恋》的影响，害怕自己终生不能恋爱，必须谨慎抓住这次机会，如若不然，自己便是一个胆小鬼。于是将亡母的戒指戴在了毫无反应的千代手上，完成了求婚。并于3天后结成了事实的夫妻。由此可见，顺吉并非痴狂的爱恋着千代，而千代对顺吉也仅仅是顺从，二者谈不上相爱，自然他们的婚前性行为也破了志贺所理解的奸淫罪。顺吉已经完全成了一个背教者。
由此可见，顺吉向千代的求婚不过是为了成全“主我理念”的自我欺瞒。为了缓解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带来的“性苦闷”，为了尊重自我本能的欲望，为了执著自己内心的“真实”，导致千代未婚发生了性行为。虽然这一时期的志贺的“主我理念”表现的并非那么赤裸裸的，但是已经为其以后的思想发展铺就了道路。从这个维度上来讲，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激发了志贺的“主我理念”，在志贺初期文学的“主我理念”构建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且背教以后的志贺开始了沉迷于花街柳巷，完全遵从了肉体的本能欲望。
三、结语
青年的志贺直哉重视性欲的自由，他在日记中暴漏了自己内心世界：“我渴求健康。因为健康的体魄才能拥有强烈的性欲。”正因为基督教的奸淫罪招致了志贺内心的纠结，在宗教与情感的相克中，才让志贺发掘了真正的“自我”，即以尊重自我本能为基础，感情优先，初步构建了志贺文学中的“主我理念”，并将此理念贯穿于整个志贺文学。
但是志贺初期文学的“主我理念”，并非单受基督教这一个因素影响，除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外，大正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与父的不和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责任编辑 王文江）
关键词：基督教；《大津顺吉》；“主我理念”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20-02
志贺直哉作为日本心境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多取材于身边杂事，小说中很多文学形象都可以在志贺直哉的实际生活中找到原型，《大津顺吉》即为志贺直哉自传式的小说。志贺直哉作为一个注重精神卫生的作家，他的文学作品中流动着强烈的“主我理念”，这种理念贯穿于整个志贺文学。谈及志贺初期文学中的“主我理念”的构建，首先不得不提到基督教。笔者将以《大津顺吉》这部小说为例，探讨基督教在志贺初期文学的“主我理念”的构建中起到的作用。
一、志贺直哉与基督教
志贺直哉之所以会接受基督教，是因为碰见了灵魂之父内村鉴三。内村鉴三即是《大津顺吉》中角譬的U老师。根据年谱记载，志贺直哉于明治三十三年第一次遇见内村鉴三，并从那一年开始了长达7年的往返于内村圣经研究会的生活。但志贺直哉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大津顺吉》的开篇，他就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半吊子的基督教徒。之所以说是半吊子，是因为“从十七岁起我就将自己的信仰寄托在一直听其教诲的角管的U老师那里。……我并没有批判老师观念的想法，仅仅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所以把自己的信仰寄托在那里”。内村鉴三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基督教宗教教育家，主张开展以研究圣经为中心的无教会运动，并进行独立传教。倡导非战论，并在担任《万朝报》英文栏主编的时候，批判足尾铜矿矿毒事件。对于志贺直哉而言，与内村鉴三的交流更多的是停留在宗教以前的部分。内村作为志贺的灵魂之父，教会了他憧憬正义，憎恶邪恶与虚伪。因此导致他在足尾铜矿矿毒事件上与实业家的父亲产生冲突。在志贺的心里，与其说传道士的内村倒不如说正义家的内村更有魅力。因此，相比内村的圣经解说，夏目漱石等的文学讲座更能引起他的共鸣。但就是这样一个半吊子的基督教徒，却对U老师所讲的“请勿奸淫”、“奸淫与杀人是同等大的罪恶”等基督教义感到不痛快。对于奸淫即为犯罪的教诲，志贺超于常人的感到苦恼，不禁让人感到不解。志贺直哉最终于明治四十一年五月以“于我而言，正在开拓一条虽小却适和我一个人走的路”为借口，脱离了其门下，离内村鉴三而去。
二、“主我理念”的构建
志贺直哉文学创作的初期，是其“主我理念”的萌芽阶段。志贺的“主我理念”体现在他的“真实”。“志贺的‘真实’即指‘现在的自己执著的心情’。真实理性思考之下，即便断定其为‘不良’，也不可压抑之。这就是志贺的‘主我理念’”。从志贺小说内容上来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志贺的文学主要是从‘性苦闷’起步的。他的大部分作品中，往往都程度不同地贯穿着‘性苦闷’因素”。《大津顺吉》、《浑浊的头脑》、《剃刀》、《速夫的妹妹》等一系列初期的作品都是描写围绕性欲问题而产生的黑暗处的人类的心理。在生活方面，至《大津顺吉》完成之前，志贺经历了信仰基督教、与女仆C的结婚、脱离基督教、沉溺于花街柳巷一系列的围绕性欲而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产生的根源都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大津顺吉是个半吊子的基督徒，却因禁欲主义使内心感到纠结。为了不触犯此条戒律，决定在将对方纳为妻室之前，坚决不与之恋爱。并“决定自己要充分了解其人，自己也要为对方所了解，若非如此，坚决不结婚。最后，婚姻断然不能与自己的工作相冲突”。于是放弃了混血少女K·W。在禁欲思想的羁绊下，他渴望灵肉相契的恋爱，但随着身心的成长，年逾20以后，愈发难以抑制从肉体里积蓄的青春的能量。“奸淫”一词俨然已成为顺吉思想领域的恶性肿瘤，信仰与肉体的冲突愈发难以避免，。为了保持信仰与肉体欲望的平衡，志贺在其小说《关子和真三》中阐述了志贺式的夫妻伦理道德：“已婚的夫妻问存在奸淫罪，与此同时，未婚的但相爱的男女之间也存在不是奸淫的情况。”在思想上，志贺已经向基督教的教义发出质疑，并在此种思想指导之下，与女佣千代虽无夫妻之名，却已有了夫妻之实。
那么，作为基督徒的顺吉是否犯了奸淫罪呢，顺吉和千代这种关系又该如何判定呢？根据《旧约圣经》，所谓奸淫罪是指已婚（或者有婚约）的女性与其夫（或未婚夫）以外的男性，在自愿的基础上发生的性行为。若无婚约且对方为处女者，男方应给予女方支付银50舍客勒，并纳其为妻。从这个角度来讲，顺吉和千代既无婚约，且发生性行为后，由于父亲的阻挠，也未和千代结为夫妻，最后无果而终。在事实上，顺吉为了满足肉体的欲望，已经犯了奸淫罪，背弃了基督教义。而从志贺式的夫妻伦理道德角度讲，这是为了解放自己的肉欲，尊重自己的情感的宣泄而已。在志贺的伦理道德范畴中，婚前性行为存在的合理性是以相爱为前提，那么顺吉爱千代呢？在《大津顺吉》的第二章第六节中，顺吉突然说：“我不知什么时候渐渐爱上了千代。”这种说辞总给人一种不自然之感。而且虽然顺吉说爱上了千代，却没有勇气向她表白。因为他知道“千代不是一个美女，而且觉得她对自己的工作不甚了解。总之一句话完全不想和她结婚”。从这点来看，千代并不是顺吉理想的结婚对象。顺吉即便爱千代，也非浓烈的炽爱。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不为妻室者是不能与之恋爱的，但顺吉却向千代求了婚。这是为禁欲主义下的肉体寻找释放能量的突破口，在不违反自己伦理道德的前提下，他需要解放自己的肉体本能需要。为了说服自己向千代求婚，顺吉把原因归咎为自己的少爷意识，认为只要抹杀掉自己的虚荣心，问题便得以解决。另一方面，受到屠格涅夫小说《初恋》的影响，害怕自己终生不能恋爱，必须谨慎抓住这次机会，如若不然，自己便是一个胆小鬼。于是将亡母的戒指戴在了毫无反应的千代手上，完成了求婚。并于3天后结成了事实的夫妻。由此可见，顺吉并非痴狂的爱恋着千代，而千代对顺吉也仅仅是顺从，二者谈不上相爱，自然他们的婚前性行为也破了志贺所理解的奸淫罪。顺吉已经完全成了一个背教者。
由此可见，顺吉向千代的求婚不过是为了成全“主我理念”的自我欺瞒。为了缓解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带来的“性苦闷”，为了尊重自我本能的欲望，为了执著自己内心的“真实”，导致千代未婚发生了性行为。虽然这一时期的志贺的“主我理念”表现的并非那么赤裸裸的，但是已经为其以后的思想发展铺就了道路。从这个维度上来讲，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激发了志贺的“主我理念”，在志贺初期文学的“主我理念”构建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且背教以后的志贺开始了沉迷于花街柳巷，完全遵从了肉体的本能欲望。
三、结语
青年的志贺直哉重视性欲的自由，他在日记中暴漏了自己内心世界：“我渴求健康。因为健康的体魄才能拥有强烈的性欲。”正因为基督教的奸淫罪招致了志贺内心的纠结，在宗教与情感的相克中，才让志贺发掘了真正的“自我”，即以尊重自我本能为基础，感情优先，初步构建了志贺文学中的“主我理念”，并将此理念贯穿于整个志贺文学。
但是志贺初期文学的“主我理念”，并非单受基督教这一个因素影响，除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外，大正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与父的不和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