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记者见到夏尊恩时，他打着一条粉色领带，严谨中多了一丝活泼。为了迎接当晚从香港回北京的妻子，他特意换上了这条领带。
　　夏尊恩很忙。他是美国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的管理合伙人，这家律所有百年历史，在国际商务法律领域享有盛誉。自去年12月起，他又多了个新身份——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这个商会是唯一获得中国官方认证、代表在华美资企业的商会。每天清晨，夏尊恩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从全球各地涌来的法律业务邮件，现在还处理商会及其会员的各种事务。
　　这两天，夏尊恩很关心一件事：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正在审议和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草案）》（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这可是牵动商会会员“真金白银”的大事。

“这些都是我们一直期待的”

　　外商投资法是中国外商投资领域新的基础性法律，也是对我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创新。4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中国打开了吸引外资的大门。1986年和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相继通过。这三部法律被称为“外资三法”，奠定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法律基础。但现在，其中一些条文已不适应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需要，有必要制定新的外商投资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正如一些人大代表所说，草案强调对外商投资的促进和保护，有助于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增强外商投资的信心。

　　夏尊恩是法律专家，对这部法律充满期待。他说：“外商投资法草案设定了很多富有积极意义的原则，比如保护知识产权，对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一视同仁，这些都是我们一直期待的。我认为这些原则也符合中国自己的最佳利益。”他强调，与“外资三法”相比，外商投资法草案设立了更加全面的框架，有积极的意义。“我看到的草案最初版本更为详细，如今的版本简洁了很多，更加提纲挈领。我们很希望相关的实施细则尽快出台。”
　　其实，当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时，也是非常简短的，后来在实践中不断补充、丰富。“今天中国的三资企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说到这里，夏尊恩和记者回忆了自己亲历的那段历史。
　　1979年7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哈佛法学院新生夏尊恩很是惊喜，他想起自己一年前申请入读哈佛法学院时的小插曲。一天，他接到哈佛知名法学教授孔杰荣的电话：“我看到你以前学过中文，但现在中国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我建议你主攻日本法，这样你就可以去亚洲工作了。”夏尊恩没有听从这个建议，他相信中国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
　　果然，历史转折的速度超出了孔杰荣的想象：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半年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夏尊恩感兴趣的中国法律研究，迅速蹿升为哈佛法学院的大热门。他成了孔杰荣的助理，也是孔杰荣在哈佛带的最后一批弟子之一。孔杰荣后来执教纽约大学法学院，以中国法研究闻名于世。
　　夏尊恩没有当学者，因为他更想做实践者。1982年，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北京，成为最早在北京工作的5名外国律师之一。夏尊恩说：“那时，中国还没有正式允许外国律师在中国提供法律服务，我们都是以其他身份来的。但中方很重视我们，经常向我们咨询相关事务。”就这样，夏尊恩开启了在中国的律师生涯。

“不受欢迎”的律师成“中国通”

　　那时，夏尊恩的身份是外贸学院的外教。他住进了早年专门接待苏联专家的友谊宾馆，为外资企业提供咨询，其中之一是刚落成的建国饭店，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合资酒店。他也因此在建国饭店里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回忆道：“当时，中国人对律师这个职业还有点抵触。我代表外商与中国企业谈判，外商介绍‘这是我们的律师’，中方往往会露出惊诧的表情。”

　　“我知道自己中文不够好，我反而会更认真地听。”夏尊恩向记者比划着，指了指自己的眼睛，“眼神可以帮助交流和沟通。”与中方交谈时，他不放过任何细节，努力地听，每当听懂的多一点，他的眼神就会亮一点。中方发现他在努力理解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也渐渐卸下防备之心，认可了他在谈判中的作用。他会向中方解释外方的意图，也会告知外方：“是的，这就是在中国的情况。”他消除许多因语言、文化和知识背景而造成的误解。逐渐地，夏尊恩的法律专业能力得到认可，许多在华外商请他处理法律事务，他成了商业法领域的“中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