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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儿发生在黄玉露身上，是迟早的事儿。所以，那天下午，当我接到监考教师打来的电话时，并没有太多的惊讶，有的只是打心底油然而生的一丝愤怒和不安。
放下手中的工作，我匆忙赶往他所在的考室。刚走到三楼走廊的拐弯处，只见一只文具盒静静地躺在楼梯上，中性笔、透明胶、橡皮等文具用品零乱地散了一地。我轻轻走过去，捡了起来。那只文具盒的内侧，贴有一张三寸见方、写着黄玉露名字的纸条。拿着文具盒，我走到了考室门口。
这时，那位监考教师看到了我，便起身悄悄向我走来。事情，与我想象的基本没有差别。只因为黄玉露进考场时动作慢慢腾腾，监考教师说了他一句，他的倔脾气便上来了，一脚踢倒了凳子。监考教师让他扶起凳子，自尊心极强的他硬死不扶。于是，矛盾就此激化。一怒之下的黄玉露便拂袖而去，不知去向。
寝室，操场，游乐园，找了一大圈儿，始终没看见他的人影。我心里刚才还有的愤怒此刻则全都变成了不安和担心。学生纵然有千般错，可现在人不见了，如果因此而出了安全事故，身为他的班主任教师，于情于理终归我都是说不过去的。
于是，我又赶紧去了门卫值班室询问，找他平时要好的同学“打探”情况。然而，一切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情急之中，无奈的我只好拨通了他父亲的电话。黄玉露的父亲还算知晓事理，对我也还算礼貌，一番沟通过后，我们约定：谁先找到黄玉露，谁就给对方打电话。
就这样，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不安和焦虑中煎熬着。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我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开学初发生的那一幕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
那是开学第二个礼拜的一节班会课，为了激励同学们“比学争先”，营造良好的学风和班风，根据工作计划，学生们将在这一节课上自由组合小组并推选出组长。当我宣布自由组合小组开始后，班里所有的学生都活跃起来。只有黄玉露一人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像这件事与他全然无关一样。
半个小时后，同学们自由组合完毕。我坐在讲台上一边低头整理着学生们交上来的小组成员名单，一边低声问他们：“都组合了吗？”这时，黄玉露拿着一张纸条上来了。我瞥了一眼他的那张纸条，一行清晰的字映入了我的眼帘：吴老师，我想一个人一组！我装作没看见的样子，故意又问了一遍：“大家都组合完了吗？”话刚落音，黄玉露又上来了，还是同样的纸条儿，同样的几个字！我顿时不由火冒三丈：班里五十一位学生，组合成八个小组，每组六七位学生，各组的学生成长记录袋刚好把教室两边各四块空着的墙壁布置完，你倒好，一人组成一个小组，成长记录袋挂哪儿呢？
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原来的计划被黄玉露交上来的这两张纸条儿一下子全打乱了。想到这些，我准备好好“教训”一下黄玉露。可让我想不到的是，黄玉露这时竟然先“威胁”我了。就在我刚准备开口时，他拿着第三张纸条儿又上来了，“啪”地往讲台上一放后，转身就走向自己的位置收拾东西。
看完这张纸条儿，我一下子懵了：吴老师，由于我个人的原因，如果你不让我一个人一组，我就退学。请批准！看着黄玉露认真收拾东西的样子，我知道，对于这些正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孩子，如果批评教育方式不当的话，肯定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伤害。而这种伤害，有时可能连弥补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于是，被他“恐吓”住的我只好给自己找“台阶”下了。我悄悄地把那三张纸条儿放在了名单的最下面后，故作镇静地说：“嗯！黄玉露同学真是好样儿的！为了不拖别人的‘后腿’，决定自己单独成为一个小组！让我们为他的这种勇气鼓掌！”不明就里的其他学生听我这么一说，教室里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下来。后来，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的我也很想找他谈谈，可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机会。今天正好，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来这次我是真得好好和他“沟通沟通”了。
将近傍晚的时候，我终于等来了黄玉露父亲打来的电话。一切都远比我想像的要好，黄玉露只是一时想不通，悄悄溜回了家。电话中，我好生安慰一通后，问了他一句：“黄玉露，明天上课时，能让老师看到你的身影吗？”而那个倔强的小男生呢，此时气显然也已经全消了，知趣地回了我一句：“能，一定能！老师！”
第二天，黄玉露来了。一整天，我都没提及此事。等到晚自习的时候，我把黄玉露叫到了办公室。倒了一杯水端到他面前，我说话了：“昨天下午过得如何？”他笑了笑说：“还好！”我喝了一口水：“可是老师过得并不好，你父亲过得也不好，这——你知道吗？”他拘谨地揉捏着自己的衣角，摇了摇头。“你知道老师和你父亲为什么昨天过得不好吗？”他有些不好意思，点了点头。
“既然知道老师和父亲过得不好全是因为你的出走，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我继续问。他不再说话。我又问：“以后还会这么做吗？”他依然只是摇头。就这样，我问，他点头；我再问，他再摇头。摇头点头了近一节课后，我终于了解了他复杂的家庭背景，而正是这种家庭环境养成了他倔强偏执，甚至近乎有一点儿古怪的性格脾气。
于是，我决定换个方式和他谈——把自己的“软肋”告诉他，让他感受到老师的良苦用心，进而懂得宽容体谅别人，去尝试着改变自己。主意已定，我便问：“黄玉露，知道老师的‘软肋’是什么吗？”
“不知道！”他说。
“老师的‘软肋’就是最怕你们退学！”我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了他。
“您有什么好怕的呢？谁退学是谁个人的事儿！包括我！”他面带不解地反问我。
我笑了：“呵呵，这真的只是你们个人的事吗？还记得开学初你给我写的三张小纸条儿吗？如果不是你在第三张纸条里威胁我说要退学，你认为我会同意你一个人一组吗？”
他思考了一会儿后说：“可能会吧！”
“那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绝对不会。因为我怕你退学，怕你长大懂事后会因此而记恨我，怕你父母因此而记恨我，所以我妥协了。但是黄玉露，假如现在你是老师，我是学生，你会像我这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吗？如果因为你工作的疏忽造成了我的退学，你敢说，我长大后不会记恨你吗？你又敢说，我父母不会因此而记恨你吗？”我步步紧逼地问。
他也笑了：“这个，还真不好说！”
“不是不好说，是一定会！所以，老师今天把自己的‘软肋’告诉你，就是希望你能放老师一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千万不要抓住老师的致命弱点不放，你看行吗？”见时机已成熟，我便主动向他“示弱”了。
没想到这几句话刚出口，我期待已久的那一幕终于出现了。只见脸红得像熟透了的蕃茄一样的黄玉露不好意思地站起身，深深地冲我鞠了一躬说：“您不要说了，好吗？吴老师，我知道自己错了，以后不会了，我向您保证，今后再也不会了！”
而我呢，看着黄玉露那可爱的样子，心里也早已乐开了花！
（吴强，湖北省枣阳市姚岗镇中学，441205）
放下手中的工作，我匆忙赶往他所在的考室。刚走到三楼走廊的拐弯处，只见一只文具盒静静地躺在楼梯上，中性笔、透明胶、橡皮等文具用品零乱地散了一地。我轻轻走过去，捡了起来。那只文具盒的内侧，贴有一张三寸见方、写着黄玉露名字的纸条。拿着文具盒，我走到了考室门口。
这时，那位监考教师看到了我，便起身悄悄向我走来。事情，与我想象的基本没有差别。只因为黄玉露进考场时动作慢慢腾腾，监考教师说了他一句，他的倔脾气便上来了，一脚踢倒了凳子。监考教师让他扶起凳子，自尊心极强的他硬死不扶。于是，矛盾就此激化。一怒之下的黄玉露便拂袖而去，不知去向。
寝室，操场，游乐园，找了一大圈儿，始终没看见他的人影。我心里刚才还有的愤怒此刻则全都变成了不安和担心。学生纵然有千般错，可现在人不见了，如果因此而出了安全事故，身为他的班主任教师，于情于理终归我都是说不过去的。
于是，我又赶紧去了门卫值班室询问，找他平时要好的同学“打探”情况。然而，一切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情急之中，无奈的我只好拨通了他父亲的电话。黄玉露的父亲还算知晓事理，对我也还算礼貌，一番沟通过后，我们约定：谁先找到黄玉露，谁就给对方打电话。
就这样，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不安和焦虑中煎熬着。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我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开学初发生的那一幕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
那是开学第二个礼拜的一节班会课，为了激励同学们“比学争先”，营造良好的学风和班风，根据工作计划，学生们将在这一节课上自由组合小组并推选出组长。当我宣布自由组合小组开始后，班里所有的学生都活跃起来。只有黄玉露一人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像这件事与他全然无关一样。
半个小时后，同学们自由组合完毕。我坐在讲台上一边低头整理着学生们交上来的小组成员名单，一边低声问他们：“都组合了吗？”这时，黄玉露拿着一张纸条上来了。我瞥了一眼他的那张纸条，一行清晰的字映入了我的眼帘：吴老师，我想一个人一组！我装作没看见的样子，故意又问了一遍：“大家都组合完了吗？”话刚落音，黄玉露又上来了，还是同样的纸条儿，同样的几个字！我顿时不由火冒三丈：班里五十一位学生，组合成八个小组，每组六七位学生，各组的学生成长记录袋刚好把教室两边各四块空着的墙壁布置完，你倒好，一人组成一个小组，成长记录袋挂哪儿呢？
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原来的计划被黄玉露交上来的这两张纸条儿一下子全打乱了。想到这些，我准备好好“教训”一下黄玉露。可让我想不到的是，黄玉露这时竟然先“威胁”我了。就在我刚准备开口时，他拿着第三张纸条儿又上来了，“啪”地往讲台上一放后，转身就走向自己的位置收拾东西。
看完这张纸条儿，我一下子懵了：吴老师，由于我个人的原因，如果你不让我一个人一组，我就退学。请批准！看着黄玉露认真收拾东西的样子，我知道，对于这些正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孩子，如果批评教育方式不当的话，肯定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伤害。而这种伤害，有时可能连弥补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于是，被他“恐吓”住的我只好给自己找“台阶”下了。我悄悄地把那三张纸条儿放在了名单的最下面后，故作镇静地说：“嗯！黄玉露同学真是好样儿的！为了不拖别人的‘后腿’，决定自己单独成为一个小组！让我们为他的这种勇气鼓掌！”不明就里的其他学生听我这么一说，教室里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下来。后来，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的我也很想找他谈谈，可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机会。今天正好，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来这次我是真得好好和他“沟通沟通”了。
将近傍晚的时候，我终于等来了黄玉露父亲打来的电话。一切都远比我想像的要好，黄玉露只是一时想不通，悄悄溜回了家。电话中，我好生安慰一通后，问了他一句：“黄玉露，明天上课时，能让老师看到你的身影吗？”而那个倔强的小男生呢，此时气显然也已经全消了，知趣地回了我一句：“能，一定能！老师！”
第二天，黄玉露来了。一整天，我都没提及此事。等到晚自习的时候，我把黄玉露叫到了办公室。倒了一杯水端到他面前，我说话了：“昨天下午过得如何？”他笑了笑说：“还好！”我喝了一口水：“可是老师过得并不好，你父亲过得也不好，这——你知道吗？”他拘谨地揉捏着自己的衣角，摇了摇头。“你知道老师和你父亲为什么昨天过得不好吗？”他有些不好意思，点了点头。
“既然知道老师和父亲过得不好全是因为你的出走，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我继续问。他不再说话。我又问：“以后还会这么做吗？”他依然只是摇头。就这样，我问，他点头；我再问，他再摇头。摇头点头了近一节课后，我终于了解了他复杂的家庭背景，而正是这种家庭环境养成了他倔强偏执，甚至近乎有一点儿古怪的性格脾气。
于是，我决定换个方式和他谈——把自己的“软肋”告诉他，让他感受到老师的良苦用心，进而懂得宽容体谅别人，去尝试着改变自己。主意已定，我便问：“黄玉露，知道老师的‘软肋’是什么吗？”
“不知道！”他说。
“老师的‘软肋’就是最怕你们退学！”我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了他。
“您有什么好怕的呢？谁退学是谁个人的事儿！包括我！”他面带不解地反问我。
我笑了：“呵呵，这真的只是你们个人的事吗？还记得开学初你给我写的三张小纸条儿吗？如果不是你在第三张纸条里威胁我说要退学，你认为我会同意你一个人一组吗？”
他思考了一会儿后说：“可能会吧！”
“那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绝对不会。因为我怕你退学，怕你长大懂事后会因此而记恨我，怕你父母因此而记恨我，所以我妥协了。但是黄玉露，假如现在你是老师，我是学生，你会像我这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吗？如果因为你工作的疏忽造成了我的退学，你敢说，我长大后不会记恨你吗？你又敢说，我父母不会因此而记恨你吗？”我步步紧逼地问。
他也笑了：“这个，还真不好说！”
“不是不好说，是一定会！所以，老师今天把自己的‘软肋’告诉你，就是希望你能放老师一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千万不要抓住老师的致命弱点不放，你看行吗？”见时机已成熟，我便主动向他“示弱”了。
没想到这几句话刚出口，我期待已久的那一幕终于出现了。只见脸红得像熟透了的蕃茄一样的黄玉露不好意思地站起身，深深地冲我鞠了一躬说：“您不要说了，好吗？吴老师，我知道自己错了，以后不会了，我向您保证，今后再也不会了！”
而我呢，看着黄玉露那可爱的样子，心里也早已乐开了花！
（吴强，湖北省枣阳市姚岗镇中学，44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