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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站在这里
无意告诉别人我走过了多少路，倒是可以让人知晓我在每一个路口的徘徊，哪怕是让人看看这个不擅闪躲的人身上留下的所有车辙。我愿意和盘托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点点思辨。这本书不教赚钱，不教人如何改变世界，我想谈的是关于保本、关于如何不被世界改变。
去年秋天，我和朋友陈卓、小伍在襄阳的一个破落的小饭馆吃晚饭。聊兴正浓的同时，隐约听见邻桌两位男子说话的内容越来越显不俗。仔细辨听，谈的竟是诗歌！ “别的不敢说，反正在七言绝句这一块，咱们襄阳地区我定然是数一数二的吧……”“那是肯定的！”眼镜男说完，年轻人随声附和，一次性塑料杯被继续满上。
在一个人文之地，有人喜欢古风雅韵本不足为奇，奇的只是那些关乎灵魂又不挣钱的事，都会显得生态不良或像在铤而走险，安贫乐道的风骨气韵总脱不了些许狼狈和失态。
一切又是真实的，眼镜诗人显然没有被“不真实”长期培训过，我喜欢这真实。我做出来的和我想的，竟然在我的任性下对上号了，这源于我喜欢的与我做的相符。那些心头所好，其实可以慢慢慢慢成为信仰，成为宗教，成了你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就像有情人与你成了眷属—原来这正是你要回到的本意。
或许襄阳的眼镜哥能用四行绝句锁定我的一生，而我不会写诗。纯纯地喜欢过一些东西，蠢蠢地努力过，一生矛盾，但始终没有变得复杂。我认定了这样的人生值得一活，可以无限接近诗句，无限接近向美的皈依。在时间那最真实的界碑前，我已经不敢代表什么界。或许我可以用执拗的经历做一块碑牌，站立在一个路口，写上我们曾经那么爱和那么费尽思量，以及身体曾经的去处和精神溢出过的边界。
出门人
上初一时，我因脚踝患上骨髓炎，休学一年。父亲在报纸上看到山西稷山县有一家民办的骨髓炎医院可治，于是下定决心背着我日夜兼程前往。每到一地，他把我放在一个地方，就去焦急地问询车次的事、还要去买吃的。看着他忙碌而紧张的样子，我第一次感觉到出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就在去年夏天，儿子跟他妈妈回老家过暑假。准备返回那天，我接到了儿子的电话：“爸爸，我们在火车站，准备上火车了。” “爸爸爸爸，火车来了，正在开过来，还有50 米……40 米……”
“赶紧挂断电话！看好行李、跟着妈妈上车！”我近乎怒吼了起来。在我脑子里，火车缓缓驶来的时候可能是人生中最让人揪心时刻之一吧，必须高度注意、严阵以待的。转念一想，我为什么要吼他呢？他那时候还敢那般轻松地跟我通电话，说明他全然不知道怕的。就让他如此无畏无惧地出去再回来不好吗？为什么还要吓他呢？为什么要把他吓怕了，再告诉他不要怕呢？时代造就的焦虑，总让我随时随地把脑子里的弦都快绷断了，应该让下一代人从最初就能免于恐惧。
生存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无所畏惧。
我还是把他带进了音乐的世界
我爱音乐，曾做过十年贝司手。“玩乐队那些年的我，豪气冲天，扑向音乐的怀抱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事业，认定可以死在它怀里、可以死在舞台上。心中还是有诸多不忿的，自己投以最青春的年华而并未实现最初的理想，觉得音乐有点对不起我。所谓理想，无非是“出专辑”、“吃上音乐饭”之类。做着什么却不吃那个饭，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好像是无法接受的。
我不止一次想过、也不止一次跟朋友聊天时共同说起：将来有了小孩，可坚决不能让他走音乐这条路了。
转眼2004 年，儿子严亨出生，那个时候我正兴致盎然地做着摄影记者，应该说那是个没有音乐灾害的幸福家庭。
他上小学后，一次我坐在沙发上闲来无事，问他，你们有音乐课吧，把音乐书拿来我看看。翻到他们正在学的一篇讲节奏音符的，我问他会念这些节奏吗？一试，不会。晕，我来跟你讲。抓过一张纸，一口气给他讲了四分音符、八分音符、三连音、前十六、后十六……后来发现他都记得住，把旋律填进去教他，也能唱。
葫芦丝、巴乌、笛子、口琴、吉他这些东西，陆续被儿子翻出来作为玩具。五六岁之后，更是选出一两样他感兴趣的让我示奏给他看。在我把郑钧的《灰姑娘》前奏记在纸上并告诉他音阶之后的一个星期，发现他已经把葫芦丝的音阶摸熟了。再过一个星期，他已经能吹一首完整的曲子了。
直到有一天，妻子告诉我说，这两天蛋蛋（儿子小名）在床下翻找你以前那个小鼓机，好像很感兴趣，你有空找出来给他敲敲呗。我说，不要敲小鼓机了，我们直接上街去，给他买一台电鼓！
陪着他从基本功练起，上各种网上论坛找资料、翻墙去看国外鼓手的教学视频、打印找来的谱子，点点滴滴，倒也效果显著。
看着他能打的曲子越来越多，特别是当我们把喜欢的新歌演奏出来，都很有成就感。当我们不依赖一样事物的时候，对它没有攫取心，更不会有什么吃饭的压力，便可以接受它和缓的滋养。
无意告诉别人我走过了多少路，倒是可以让人知晓我在每一个路口的徘徊，哪怕是让人看看这个不擅闪躲的人身上留下的所有车辙。我愿意和盘托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点点思辨。这本书不教赚钱，不教人如何改变世界，我想谈的是关于保本、关于如何不被世界改变。
去年秋天，我和朋友陈卓、小伍在襄阳的一个破落的小饭馆吃晚饭。聊兴正浓的同时，隐约听见邻桌两位男子说话的内容越来越显不俗。仔细辨听，谈的竟是诗歌！ “别的不敢说，反正在七言绝句这一块，咱们襄阳地区我定然是数一数二的吧……”“那是肯定的！”眼镜男说完，年轻人随声附和，一次性塑料杯被继续满上。
在一个人文之地，有人喜欢古风雅韵本不足为奇，奇的只是那些关乎灵魂又不挣钱的事，都会显得生态不良或像在铤而走险，安贫乐道的风骨气韵总脱不了些许狼狈和失态。
一切又是真实的，眼镜诗人显然没有被“不真实”长期培训过，我喜欢这真实。我做出来的和我想的，竟然在我的任性下对上号了，这源于我喜欢的与我做的相符。那些心头所好，其实可以慢慢慢慢成为信仰，成为宗教，成了你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就像有情人与你成了眷属—原来这正是你要回到的本意。
或许襄阳的眼镜哥能用四行绝句锁定我的一生，而我不会写诗。纯纯地喜欢过一些东西，蠢蠢地努力过，一生矛盾，但始终没有变得复杂。我认定了这样的人生值得一活，可以无限接近诗句，无限接近向美的皈依。在时间那最真实的界碑前，我已经不敢代表什么界。或许我可以用执拗的经历做一块碑牌，站立在一个路口，写上我们曾经那么爱和那么费尽思量，以及身体曾经的去处和精神溢出过的边界。
出门人
上初一时，我因脚踝患上骨髓炎，休学一年。父亲在报纸上看到山西稷山县有一家民办的骨髓炎医院可治，于是下定决心背着我日夜兼程前往。每到一地，他把我放在一个地方，就去焦急地问询车次的事、还要去买吃的。看着他忙碌而紧张的样子，我第一次感觉到出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就在去年夏天，儿子跟他妈妈回老家过暑假。准备返回那天，我接到了儿子的电话：“爸爸，我们在火车站，准备上火车了。” “爸爸爸爸，火车来了，正在开过来，还有50 米……40 米……”
“赶紧挂断电话！看好行李、跟着妈妈上车！”我近乎怒吼了起来。在我脑子里，火车缓缓驶来的时候可能是人生中最让人揪心时刻之一吧，必须高度注意、严阵以待的。转念一想，我为什么要吼他呢？他那时候还敢那般轻松地跟我通电话，说明他全然不知道怕的。就让他如此无畏无惧地出去再回来不好吗？为什么还要吓他呢？为什么要把他吓怕了，再告诉他不要怕呢？时代造就的焦虑，总让我随时随地把脑子里的弦都快绷断了，应该让下一代人从最初就能免于恐惧。
生存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无所畏惧。
我还是把他带进了音乐的世界
我爱音乐，曾做过十年贝司手。“玩乐队那些年的我，豪气冲天，扑向音乐的怀抱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事业，认定可以死在它怀里、可以死在舞台上。心中还是有诸多不忿的，自己投以最青春的年华而并未实现最初的理想，觉得音乐有点对不起我。所谓理想，无非是“出专辑”、“吃上音乐饭”之类。做着什么却不吃那个饭，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好像是无法接受的。
我不止一次想过、也不止一次跟朋友聊天时共同说起：将来有了小孩，可坚决不能让他走音乐这条路了。
转眼2004 年，儿子严亨出生，那个时候我正兴致盎然地做着摄影记者，应该说那是个没有音乐灾害的幸福家庭。
他上小学后，一次我坐在沙发上闲来无事，问他，你们有音乐课吧，把音乐书拿来我看看。翻到他们正在学的一篇讲节奏音符的，我问他会念这些节奏吗？一试，不会。晕，我来跟你讲。抓过一张纸，一口气给他讲了四分音符、八分音符、三连音、前十六、后十六……后来发现他都记得住，把旋律填进去教他，也能唱。
葫芦丝、巴乌、笛子、口琴、吉他这些东西，陆续被儿子翻出来作为玩具。五六岁之后，更是选出一两样他感兴趣的让我示奏给他看。在我把郑钧的《灰姑娘》前奏记在纸上并告诉他音阶之后的一个星期，发现他已经把葫芦丝的音阶摸熟了。再过一个星期，他已经能吹一首完整的曲子了。
直到有一天，妻子告诉我说，这两天蛋蛋（儿子小名）在床下翻找你以前那个小鼓机，好像很感兴趣，你有空找出来给他敲敲呗。我说，不要敲小鼓机了，我们直接上街去，给他买一台电鼓！
陪着他从基本功练起，上各种网上论坛找资料、翻墙去看国外鼓手的教学视频、打印找来的谱子，点点滴滴，倒也效果显著。
看着他能打的曲子越来越多，特别是当我们把喜欢的新歌演奏出来，都很有成就感。当我们不依赖一样事物的时候，对它没有攫取心，更不会有什么吃饭的压力，便可以接受它和缓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