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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龙章被称为纽约华人艺术教父。出身富贵,祖父是近代企业家,却不得不离家流浪,外出打拼。年少时怀着明星梦,偷渡香江闯荡演艺圈。身为同志却结了两次婚,为配偶拿到绿卡,开设纽约第一家亚裔同志酒吧。成立美华艺术协会,在纽约办了数千场演出、展览。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越过八九十年代,直到21世纪,说得出名号的华人老中青明星、文艺工作者,只要在纽约登台,背后都藏着他的身影。
周龙章出书了,《戏梦纽约》,他放弃李安新片在美国首映的邀请,来到北京开自己的图书发布会,老友陈丹青不但陪同,甚至记者采访,都在一旁帮周龙章说话。
周龙章说,“知我者莫若丹青。他是挚友,是至爱。”
丹青先生则调侃自己已经是“老流氓了”,而龙章太低调。继而,也认真地说:“龙章是害羞而看破的人,机巧、率真、干练、辛苦,鞍前马后,迎来送往,心里藏着不晓得多少故事,如今是该出面说说了,我没有一次性读过这么多顶级明星的纸上肖像。市面上类似的演艺大腕花名簿兼八卦图实在太多了,我确信,没有一位作者的故事与见识,交游与资格比得过周龙章,比得过他的这本书。”
周龙章是有故事的人。
他的祖父周邦俊医师,是个殷实的富商,也是当年上海滩数得出的名人之一。但新中国成立后,只有周龙章的父亲、姑妈和小姑先后到达台湾,继续沾到祖父的余荫。周龙章的父亲忠厚博学,却也是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少爷,碰到要紧事不敢负责。龙章母亲过世早,母亲过世后,父亲就失去了方向,父亲虽是家族长子,但父亲那强势厉害的姐姐,也就是龙章的姑妈还是把住了周家的权势。
“我的姑妈叫周文玑,曾任国民党台北市增额立委,还一手创立了‘中华民国妇女工商管理协会’,自任会长。她来往的都是国民党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如宋美龄、陈香梅、钱剑秋等。因为家族的恩怨情仇,姑妈把我和我姐从我爸爸手中接过来带大,也不是因为爱我们。我们称她‘寄妈’,比干妈亲一些。她可有可无地养大我们,心里是不甘的,所以我和姐姐都是家里的二等公民,尤其是我。因为我读书不好,因为我‘娘’,因为我只爱艺术,而且还是同志,更给了她不需要爱我的理由。”
“在寄妈看来,周家的男人是绝对不能搞同性恋的,被她浇了冷水之后,我就有了逃离台湾的念头,我带着简单的衣物,几乎是身无分文离开的台湾,偷渡去了香港。”
一番辗转,周龙章加入邵氏,出演的影片中,以《盘丝洞》《女儿国》里的孙悟空最具有代表性。后来又经过加拿大去了美国,自1975年以来担任美华艺术协会行政总监。几十年来在纽约上上下下办了数千场大大小小的演出;创立了亚洲最杰出艺人奖;主办纽约中国电影节;协办每年的唐人街中国年等活动。
“我把龙章看成是顶好的朋友吗?不,他简直是位师父,是我常年的私人教授。如果没有龙章,我不能想象是否能懂得人怎样在美国江湖如泥鳅般生存。是他领我认识纽约这块地面,从深处感知台湾人的委屈与韧性,领略演艺圈乃至种种功名圈的荒谬、虚空、喜感,看清了海外华人的伟大与猥琐。龙章阅人无数,准确地说,海峡两岸所有艺术门类的名角儿——演艺、戏曲、电影、美术——只要谁想来纽约混个临时半会儿的世面,讨个亦真亦假的说法,兜来转去,不得门径,但凡摸到龙章这一脉,便有戏份,便有斩获。几十年来,他不知为全球华人艺术家做了多少工作。”陈丹青说道。
他们相识三十余年,当年来到美国,两人相识,也是因为老上海出身的周龙章说得一口老派上海话,“这是能链接到1949年之前的方言,太亲切了。1984年,他勇敢独自走访内地,住在我家,那会家里多穷啊,洗澡都要自己打水去旁边的公共厕所洗,但他从来不抱怨那个年代内地的落后,反而满怀好奇,走到哪里都是惊喜,在上海、苏州的窄路中,他会蹑手蹑脚跟踪偷听路人的方言,好听呦,他总是眉飞色舞地跟我说。”
而现在,他们甚至会彼此交换家里的钥匙。“我回北京居住十余年期间,母亲仍在纽约,直到老人去世,龙章天天夜里和我妈妈通话聊天,还经常带她和她的朋友们去看戏。”
周龙章的寄妈是国民党大佬,与宋美龄是姐妹淘,在政治舞台上风光半辈子,临到民进党出头了,某日陈水扁冲着老妇吼道“你们这群老贼”,他的寄妈明白国民党的时代过去了,于是下台离开,去了美国。而周龙章在纽约的各种活动也常常让寄妈出席,他的种种老礼教让他依然尽到孝道,“还能给寄妈继续捧捧场,毕竟她爱风光。”虽然出走得早,每次回到台湾,临别老父亲送别时,他也会当场跪地磕个头。
周龙章也深刻自剖,自己是个天生天养的同性恋,早年生怕朋友走掉,或是另眼相看,经受过压抑之苦,最后,他还是站了出来,1990年,他飞到香港,出席了第一次华人同性恋会议,会中,白先勇代表台湾同志,张国荣代表香港同志,周龙章代表海外同志作了发言。后来他还在纽约开设了第一家亚洲同性恋酒吧,名曰“盘丝洞”。楼上楼下楼梯间的壁画就是陈丹青所画,“就是高兴,其实,米开朗基罗与古希腊的图画中有的是美丽的同性恋男子,他们一定乐意看到一个中国人将之移到纽约的墙面上。”陈丹青说:“开张后,生意大好,夜夜爆满,从此我也领略了亚洲男孩的胸肌、腹肌、腰肢,原来可以在细腻油光的亚洲皮肤下,闪电般弹跳。1996年,我还看着龙章参加纽约同性恋大游行,我给他设计的花车,他们出场时,满街的惊呼淹没了音乐。”
纽约是全世界最大的舞台,每一个人都竭尽所能地演戏。1980年底,尤其在下城区,历经了一场艾滋的浩劫,过了2000年,两架飞行器又卷起了千年恩怨的尘埃。世贸中心已经不复存在,但周龙章的坚守却长过这两栋巨楼。周龙章说,“这么多年,走一步看一步,见招拆招,有时还是感到海外华侨是二等公民,所以什么时候,中国人都一定要争气。”
听周龙章讲故事
邓丽君 :台上是高不可攀的巨星,台下只是个苦命人
我跟她结缘是在八十年代。那时候世界公益金一百年,他们要办一个百年庆祝活动,请我做艺术总监,我们找到了邓丽君。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半退出舞台了,也不太做公开的演出,大部分的时间她都住在法国或是日本。因为太出名了,不敢跟华人来往,因为到东到西每个人都盯着她。她每次来纽约,除非另有公事,不然就会来找我;而我去香港,只要她在,我也会去找她。那时候她在日本真的是红,有次她跟我说,太累了,希望以后只做个recording artist,意思是她将减少在舞台上的演出。
邓丽君真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苦命人。年纪很轻的时候,不到十一二岁,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就出来唱歌。那时候的训练没有这么好,她唱的也不是很滋润。长大了以后,愈练愈成熟,愈来愈好,她红了,开始被人利用,也有一些男人盯着她,她也默默地承受,因为她自己根本不需要这一套。她不是个爱慕虚荣的人,吃一碗排骨面、一客小笼包,只要同桌的对象好,她就很开心了。我记得有一次她请我们到香港仔吃海鲜,我们无忧无虑地玩得很开心,她却吃得很简单,在小船上,她吃点稀饭。还有,我们点什么她就吃什么,很不挑嘴。她从来没有给自己买过名牌的包包,她也穿名牌的衣服,但都是厂商赞助的。除非是她特别喜欢的设计,她自己是不会去追求名牌的。
邓丽君很奇怪,在台下,她人不高,小小的一个人,可是在台上,她一穿上高跟鞋,穿上礼服,就变成一个巨星,变成一个高不可攀的人。
邓丽君也交过几个男朋友,也许都让她灰心和失望。唯一的一次订婚是在一九八一年,她与香格里拉集团老板郭鹤年的儿子郭孔丞订婚。香港的豪门是很烦人的,自以为是,规矩又多,后因郭家老祖母要求她退出演艺圈,也要她断绝和圈内好友的来往,让她无法承受压力而退婚。台湾当局,因为邓丽君在内地受到疯狂热爱的关系,对小邓是特别礼遇。基本上小邓爱台湾,但对台湾不能不说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失望。还有一点,就是邓丽君看不惯台湾或香港电影圈那种虚无缥缈、勾心斗角,然后暗器伤人、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作风。这让她觉得无聊及可笑。因此,1990年后邓丽君基本上定居法国,每隔三两个月也飞日本录录音出张CD,直到她准备在纽约无线电城做正式告退演出,但却在第二年死在泰国。
像邓丽君这么红,亿万的人都崇拜她,爱护她,要听她的歌。结果呢?结果她在泰国的清迈,在一家旅馆里,叫天不应,叫地无门,一个人死掉了。这对人生来说是不是个天大的玩笑?还有些可怕的事情,一个人要是往生了,我们对他应该要有基本的尊敬和重视。可是邓丽君在清迈过世了,记者知道她已经走了,赶到现场的每个记者只要付五块钱美金,都可以跑到太平间去,把邓丽君头上的白布掀起来拍照。这对邓丽君又是一件多么可怕及不公平的事情?真是一个苦命的女孩子,才四十出头,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至于有些人或媒体把一个小她十五六岁的什么Paul(保罗·史帝文)——只帮她拍拍照片的人包装成她的男朋友,或是各式各样的大小明星争先恐后地说,我追过邓丽君,又或是某个大哥大明星夸口说邓丽君追过他,等等,这对往生者都真是莫大的侮辱。她生前就是不声不响、委曲求全的一个人,往生后还要被别人消费、被别人摆布成各种各样其实不是她的形象,情何以堪?
王菲:绝顶聪明,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
一九九二年秋,大佑在纽约跟我成立了一个音乐工场,办公室就设在456画廊办公室里。那时候,他签了两个新人,一个是王靖雯,一个是娃娃,他把这两位新人接来纽约受训,就住在法拉盛罗大佑的姐姐Jennifer Lo的家里。当年大佑当红,所以他得内地、港台三头跑,就把这两个新人交给了我。我每天开车去接她们,替她们找学校报名学才艺,送她们去上Barbizon表演训练学校、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舞蹈学校及私家的声乐语训练班,这样子我鞍前马后地服侍她们约有半年之久。
当年王靖雯又高、又瘦,也不起眼,人呢,又总是冷冷的,所以我对她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是大佑交代下来,我按本子办事而已。无所谓,我也不觉得她将来会红。娱乐圈嘛,一副自以为是的高姿态,那可怎么混呢?娃娃呢,虽然二十好几了,但行为举止像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不停地叫我:周哥哥长、周哥哥短,作小孩状,现在也不知去了哪里。
王靖雯本身倒是一直酷酷的。我不但白天陪她们到处逛,接送她们学才艺上课,晚上一个星期中总会去看几出百老汇顶级的歌舞秀,当课上。有几次还陪着王靖雯上现代舞课,我们未来的大明星对现代舞可一点天分也没有,导师教她左边扭二扭、右边扭一扭,王姐姐就是扭不好,也没天分,把老师气得不行。但将来要靠舞台为生的,拼了小命也得学。用功倒是很用功,年轻好办事,但始终现代舞这一块没学出个样来。一直等到大佑回来了,不晓得王靖雯哪根筋不对了,居然跟大佑说:“你不要这样子对我们爱理不理的,将来我们可都是你的摇钱树喔。”那句话可把大佑得罪了。 他们两个都是很有个性的,大佑生起气来是个一发不可收拾的人,王靖雯则是酷得不得了的鬼脾气。那时大佑想,我是罗大佑喔,我还需要你做我的摇钱树吗?于是他就动了要和王靖雯解约的念头,他先公事公办租了曼哈顿希尔顿的一间房间,把王靖雯找了去,讲明了要跟她解约。当时我劝大佑不要太冲动,先看看再说。大佑说,我不和她解约,一年要投资五十万在她身上。结果他们还是解约了。王靖雯可不在乎,大笔一挥,回到香港之后经过高人包装,改名为王菲,居然大红特红,变成天后,红到我们大家都吓了一大跳。我们好多人都看走眼了,我就是头一个。
最好玩的是,她成名之后,把罗大佑的姐姐Jennifer和周龙章都归类为罗大佑一国,对我们不理不睬,老死不相见。当然,春夏秋冬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相信她已不记得我是谁了,只记得在纽约学艺的时候,有个又丑又矮的小年轻替她开车接接送送。谁也没想到,像她这样又高、又瘦、又干,前面没有,后面也没有的女孩子会成天后,而且一红就红了二十年。不过,我必须承认,她的歌后来的确唱得好,好听极了,而且年过四十愈唱愈好。现在我车上还存着她好几张CD呢!真是天使之声,听她的声音开车就是个享受。
章子怡:条件不是最一流,但谁也抢不了她的运
李安拍完《卧虎藏龙》,说章子怡在纽约,因为在等主流媒体宣传,所以有两个星期的空档,晚上想到盘丝洞俱乐部来玩。我当然说好呀,欢迎欢迎。
章子怡,那时才二十一岁,个头小小的,尤其那张脸只有巴掌那么大,清清秀秀,说漂亮、说美可谈不上,人真的和和气气,一点没有电影界习性,但是有点刁蛮公主的脾性。当晚她玩儿得很疯,在盘丝洞这样的同志俱乐部里玩,纽约有规矩,你看重的go go boys要塞钱给他们当小费,于是我给了她一堆小钞。第二天李安导演电话来了,说是谢谢我照顾子怡,其实章大小姐哪需要别人照顾,她可会玩儿得很呢!
中午吃了饭回我家唱卡拉OK,就这样我们一堆朋友每天陪着她吃吃饭、看看百老汇秀,无惊无喜地过了两个星期,高高兴兴送她回北京,珍重再见。可李安是什么人物呀!电影一上,媒体一吹一捧,老外看到了这样一个China Doll惊为天人,小小的一个章小姐,一下子变成了天王巨星。当然,我们的缘分也就此暂停,而章子怡的是是非非也跟着她转。像我们这些是朋友、不是朋友的过客,看在眼里,也知道章子怡真的不容易,钱是赚到了,是国际大明星了,可是那些背后的委屈,谁又有兴趣去知道呢!这个圈子哪有这么好混的,都要付出。
一直到2012年,章小姐遇到了点麻烦。刚好我们这儿在办第三届纽约中国电影节,章子怡也有两部电影参加电影节,当时若是她出不了国,那可是要闹出国际新闻的。因此,为了辟谣,她坚持要来纽约参加第三届中国电影节,而中国有关单位也批准了她的申请。开幕式上章小姐走完了红毯拍完了照,在酒会中我们算再次见面,相对一笑。唉!一切尽在不言中。我趁机问她,还记不记得十多年前我带她在纽约到处玩儿的事。她居然若无其事地说:“不记得了。”真是贵人多忘事,大家都不容易呀!
汤唯:戏好!又有女人味!可惜还没红到顶
李安拍完《色·戒》之后,在曼哈顿做后期,他要我参加剧组,然后把汤唯也叫到剧组来,要我一个字一个字跟她磨上海话。几天下来,我就发现汤唯是聪明绝顶的女孩。她的条件比章子怡好,第一,她高;第二,她的脸很丰润,不像章子怡那么干瘦;第三,她的戏很细致耐看;第四,她有股闷骚味,非常女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像章子怡那么红。你看这么多人骂章子怡,她可是照样红,而且越被骂越红。但是,我敢说,章子怡绝没有汤唯那么聪明。
有一次,剧组人员吃饭,我们几个和汤唯在一起,她一看到李安走过来,招呼不打,“啪”一下立刻站起来跟李安寒暄。可见,谁是谁,她分得清清楚楚。后来,等到片子上演了,首映会之后有个晚宴,沾李导的光我也参加了,那时,汤唯在晚宴上艳光四射,对拍照或合照的请求是有求必应,乖乖地贴在李导身边不温不火,体贴极了,人又漂亮。
不过,她不算会来事儿,像张柏芝,章子怡都是很会来事的,动不动就会制造新闻。我跟汤唯没有什么私交,但觉得她是个很贴心的女人,有一次天气冷,她看到李安,就主动把李安夹克的拉链拉上,这样的一个小动作,说明了她的明慧。
对于《色·戒》,我唯一的意见是梁朝伟演的大汉奸,出出进进他老是皱着眉、低个头,深恐别人不知道他是汉奸。我祖父就是因汉奸的罪名被国民党抓去关了两年,那时我祖父多么八面玲珑啊,黑白两道,三教九流,他都吃得很开。所以梁生的汉奸有点问题,但是导演要,观众吃,你有什么办法呢!
这两年汤唯要更努力一把了,《北京遇上西雅图》红了吴秀波,可是还没有让汤唯红到顶,不过,既然现在老公也找到了,女儿也有了,没戏在家乐得清静,也好!
周龙章出书了,《戏梦纽约》,他放弃李安新片在美国首映的邀请,来到北京开自己的图书发布会,老友陈丹青不但陪同,甚至记者采访,都在一旁帮周龙章说话。
周龙章说,“知我者莫若丹青。他是挚友,是至爱。”
丹青先生则调侃自己已经是“老流氓了”,而龙章太低调。继而,也认真地说:“龙章是害羞而看破的人,机巧、率真、干练、辛苦,鞍前马后,迎来送往,心里藏着不晓得多少故事,如今是该出面说说了,我没有一次性读过这么多顶级明星的纸上肖像。市面上类似的演艺大腕花名簿兼八卦图实在太多了,我确信,没有一位作者的故事与见识,交游与资格比得过周龙章,比得过他的这本书。”
周龙章是有故事的人。
他的祖父周邦俊医师,是个殷实的富商,也是当年上海滩数得出的名人之一。但新中国成立后,只有周龙章的父亲、姑妈和小姑先后到达台湾,继续沾到祖父的余荫。周龙章的父亲忠厚博学,却也是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少爷,碰到要紧事不敢负责。龙章母亲过世早,母亲过世后,父亲就失去了方向,父亲虽是家族长子,但父亲那强势厉害的姐姐,也就是龙章的姑妈还是把住了周家的权势。
“我的姑妈叫周文玑,曾任国民党台北市增额立委,还一手创立了‘中华民国妇女工商管理协会’,自任会长。她来往的都是国民党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如宋美龄、陈香梅、钱剑秋等。因为家族的恩怨情仇,姑妈把我和我姐从我爸爸手中接过来带大,也不是因为爱我们。我们称她‘寄妈’,比干妈亲一些。她可有可无地养大我们,心里是不甘的,所以我和姐姐都是家里的二等公民,尤其是我。因为我读书不好,因为我‘娘’,因为我只爱艺术,而且还是同志,更给了她不需要爱我的理由。”
“在寄妈看来,周家的男人是绝对不能搞同性恋的,被她浇了冷水之后,我就有了逃离台湾的念头,我带着简单的衣物,几乎是身无分文离开的台湾,偷渡去了香港。”
一番辗转,周龙章加入邵氏,出演的影片中,以《盘丝洞》《女儿国》里的孙悟空最具有代表性。后来又经过加拿大去了美国,自1975年以来担任美华艺术协会行政总监。几十年来在纽约上上下下办了数千场大大小小的演出;创立了亚洲最杰出艺人奖;主办纽约中国电影节;协办每年的唐人街中国年等活动。
“我把龙章看成是顶好的朋友吗?不,他简直是位师父,是我常年的私人教授。如果没有龙章,我不能想象是否能懂得人怎样在美国江湖如泥鳅般生存。是他领我认识纽约这块地面,从深处感知台湾人的委屈与韧性,领略演艺圈乃至种种功名圈的荒谬、虚空、喜感,看清了海外华人的伟大与猥琐。龙章阅人无数,准确地说,海峡两岸所有艺术门类的名角儿——演艺、戏曲、电影、美术——只要谁想来纽约混个临时半会儿的世面,讨个亦真亦假的说法,兜来转去,不得门径,但凡摸到龙章这一脉,便有戏份,便有斩获。几十年来,他不知为全球华人艺术家做了多少工作。”陈丹青说道。
他们相识三十余年,当年来到美国,两人相识,也是因为老上海出身的周龙章说得一口老派上海话,“这是能链接到1949年之前的方言,太亲切了。1984年,他勇敢独自走访内地,住在我家,那会家里多穷啊,洗澡都要自己打水去旁边的公共厕所洗,但他从来不抱怨那个年代内地的落后,反而满怀好奇,走到哪里都是惊喜,在上海、苏州的窄路中,他会蹑手蹑脚跟踪偷听路人的方言,好听呦,他总是眉飞色舞地跟我说。”
而现在,他们甚至会彼此交换家里的钥匙。“我回北京居住十余年期间,母亲仍在纽约,直到老人去世,龙章天天夜里和我妈妈通话聊天,还经常带她和她的朋友们去看戏。”
周龙章的寄妈是国民党大佬,与宋美龄是姐妹淘,在政治舞台上风光半辈子,临到民进党出头了,某日陈水扁冲着老妇吼道“你们这群老贼”,他的寄妈明白国民党的时代过去了,于是下台离开,去了美国。而周龙章在纽约的各种活动也常常让寄妈出席,他的种种老礼教让他依然尽到孝道,“还能给寄妈继续捧捧场,毕竟她爱风光。”虽然出走得早,每次回到台湾,临别老父亲送别时,他也会当场跪地磕个头。
周龙章也深刻自剖,自己是个天生天养的同性恋,早年生怕朋友走掉,或是另眼相看,经受过压抑之苦,最后,他还是站了出来,1990年,他飞到香港,出席了第一次华人同性恋会议,会中,白先勇代表台湾同志,张国荣代表香港同志,周龙章代表海外同志作了发言。后来他还在纽约开设了第一家亚洲同性恋酒吧,名曰“盘丝洞”。楼上楼下楼梯间的壁画就是陈丹青所画,“就是高兴,其实,米开朗基罗与古希腊的图画中有的是美丽的同性恋男子,他们一定乐意看到一个中国人将之移到纽约的墙面上。”陈丹青说:“开张后,生意大好,夜夜爆满,从此我也领略了亚洲男孩的胸肌、腹肌、腰肢,原来可以在细腻油光的亚洲皮肤下,闪电般弹跳。1996年,我还看着龙章参加纽约同性恋大游行,我给他设计的花车,他们出场时,满街的惊呼淹没了音乐。”
纽约是全世界最大的舞台,每一个人都竭尽所能地演戏。1980年底,尤其在下城区,历经了一场艾滋的浩劫,过了2000年,两架飞行器又卷起了千年恩怨的尘埃。世贸中心已经不复存在,但周龙章的坚守却长过这两栋巨楼。周龙章说,“这么多年,走一步看一步,见招拆招,有时还是感到海外华侨是二等公民,所以什么时候,中国人都一定要争气。”
听周龙章讲故事
邓丽君 :台上是高不可攀的巨星,台下只是个苦命人
我跟她结缘是在八十年代。那时候世界公益金一百年,他们要办一个百年庆祝活动,请我做艺术总监,我们找到了邓丽君。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半退出舞台了,也不太做公开的演出,大部分的时间她都住在法国或是日本。因为太出名了,不敢跟华人来往,因为到东到西每个人都盯着她。她每次来纽约,除非另有公事,不然就会来找我;而我去香港,只要她在,我也会去找她。那时候她在日本真的是红,有次她跟我说,太累了,希望以后只做个recording artist,意思是她将减少在舞台上的演出。
邓丽君真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苦命人。年纪很轻的时候,不到十一二岁,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就出来唱歌。那时候的训练没有这么好,她唱的也不是很滋润。长大了以后,愈练愈成熟,愈来愈好,她红了,开始被人利用,也有一些男人盯着她,她也默默地承受,因为她自己根本不需要这一套。她不是个爱慕虚荣的人,吃一碗排骨面、一客小笼包,只要同桌的对象好,她就很开心了。我记得有一次她请我们到香港仔吃海鲜,我们无忧无虑地玩得很开心,她却吃得很简单,在小船上,她吃点稀饭。还有,我们点什么她就吃什么,很不挑嘴。她从来没有给自己买过名牌的包包,她也穿名牌的衣服,但都是厂商赞助的。除非是她特别喜欢的设计,她自己是不会去追求名牌的。
邓丽君很奇怪,在台下,她人不高,小小的一个人,可是在台上,她一穿上高跟鞋,穿上礼服,就变成一个巨星,变成一个高不可攀的人。
邓丽君也交过几个男朋友,也许都让她灰心和失望。唯一的一次订婚是在一九八一年,她与香格里拉集团老板郭鹤年的儿子郭孔丞订婚。香港的豪门是很烦人的,自以为是,规矩又多,后因郭家老祖母要求她退出演艺圈,也要她断绝和圈内好友的来往,让她无法承受压力而退婚。台湾当局,因为邓丽君在内地受到疯狂热爱的关系,对小邓是特别礼遇。基本上小邓爱台湾,但对台湾不能不说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失望。还有一点,就是邓丽君看不惯台湾或香港电影圈那种虚无缥缈、勾心斗角,然后暗器伤人、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作风。这让她觉得无聊及可笑。因此,1990年后邓丽君基本上定居法国,每隔三两个月也飞日本录录音出张CD,直到她准备在纽约无线电城做正式告退演出,但却在第二年死在泰国。
像邓丽君这么红,亿万的人都崇拜她,爱护她,要听她的歌。结果呢?结果她在泰国的清迈,在一家旅馆里,叫天不应,叫地无门,一个人死掉了。这对人生来说是不是个天大的玩笑?还有些可怕的事情,一个人要是往生了,我们对他应该要有基本的尊敬和重视。可是邓丽君在清迈过世了,记者知道她已经走了,赶到现场的每个记者只要付五块钱美金,都可以跑到太平间去,把邓丽君头上的白布掀起来拍照。这对邓丽君又是一件多么可怕及不公平的事情?真是一个苦命的女孩子,才四十出头,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至于有些人或媒体把一个小她十五六岁的什么Paul(保罗·史帝文)——只帮她拍拍照片的人包装成她的男朋友,或是各式各样的大小明星争先恐后地说,我追过邓丽君,又或是某个大哥大明星夸口说邓丽君追过他,等等,这对往生者都真是莫大的侮辱。她生前就是不声不响、委曲求全的一个人,往生后还要被别人消费、被别人摆布成各种各样其实不是她的形象,情何以堪?
王菲:绝顶聪明,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
一九九二年秋,大佑在纽约跟我成立了一个音乐工场,办公室就设在456画廊办公室里。那时候,他签了两个新人,一个是王靖雯,一个是娃娃,他把这两位新人接来纽约受训,就住在法拉盛罗大佑的姐姐Jennifer Lo的家里。当年大佑当红,所以他得内地、港台三头跑,就把这两个新人交给了我。我每天开车去接她们,替她们找学校报名学才艺,送她们去上Barbizon表演训练学校、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舞蹈学校及私家的声乐语训练班,这样子我鞍前马后地服侍她们约有半年之久。
当年王靖雯又高、又瘦,也不起眼,人呢,又总是冷冷的,所以我对她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是大佑交代下来,我按本子办事而已。无所谓,我也不觉得她将来会红。娱乐圈嘛,一副自以为是的高姿态,那可怎么混呢?娃娃呢,虽然二十好几了,但行为举止像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不停地叫我:周哥哥长、周哥哥短,作小孩状,现在也不知去了哪里。
王靖雯本身倒是一直酷酷的。我不但白天陪她们到处逛,接送她们学才艺上课,晚上一个星期中总会去看几出百老汇顶级的歌舞秀,当课上。有几次还陪着王靖雯上现代舞课,我们未来的大明星对现代舞可一点天分也没有,导师教她左边扭二扭、右边扭一扭,王姐姐就是扭不好,也没天分,把老师气得不行。但将来要靠舞台为生的,拼了小命也得学。用功倒是很用功,年轻好办事,但始终现代舞这一块没学出个样来。一直等到大佑回来了,不晓得王靖雯哪根筋不对了,居然跟大佑说:“你不要这样子对我们爱理不理的,将来我们可都是你的摇钱树喔。”那句话可把大佑得罪了。 他们两个都是很有个性的,大佑生起气来是个一发不可收拾的人,王靖雯则是酷得不得了的鬼脾气。那时大佑想,我是罗大佑喔,我还需要你做我的摇钱树吗?于是他就动了要和王靖雯解约的念头,他先公事公办租了曼哈顿希尔顿的一间房间,把王靖雯找了去,讲明了要跟她解约。当时我劝大佑不要太冲动,先看看再说。大佑说,我不和她解约,一年要投资五十万在她身上。结果他们还是解约了。王靖雯可不在乎,大笔一挥,回到香港之后经过高人包装,改名为王菲,居然大红特红,变成天后,红到我们大家都吓了一大跳。我们好多人都看走眼了,我就是头一个。
最好玩的是,她成名之后,把罗大佑的姐姐Jennifer和周龙章都归类为罗大佑一国,对我们不理不睬,老死不相见。当然,春夏秋冬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相信她已不记得我是谁了,只记得在纽约学艺的时候,有个又丑又矮的小年轻替她开车接接送送。谁也没想到,像她这样又高、又瘦、又干,前面没有,后面也没有的女孩子会成天后,而且一红就红了二十年。不过,我必须承认,她的歌后来的确唱得好,好听极了,而且年过四十愈唱愈好。现在我车上还存着她好几张CD呢!真是天使之声,听她的声音开车就是个享受。
章子怡:条件不是最一流,但谁也抢不了她的运
李安拍完《卧虎藏龙》,说章子怡在纽约,因为在等主流媒体宣传,所以有两个星期的空档,晚上想到盘丝洞俱乐部来玩。我当然说好呀,欢迎欢迎。
章子怡,那时才二十一岁,个头小小的,尤其那张脸只有巴掌那么大,清清秀秀,说漂亮、说美可谈不上,人真的和和气气,一点没有电影界习性,但是有点刁蛮公主的脾性。当晚她玩儿得很疯,在盘丝洞这样的同志俱乐部里玩,纽约有规矩,你看重的go go boys要塞钱给他们当小费,于是我给了她一堆小钞。第二天李安导演电话来了,说是谢谢我照顾子怡,其实章大小姐哪需要别人照顾,她可会玩儿得很呢!
中午吃了饭回我家唱卡拉OK,就这样我们一堆朋友每天陪着她吃吃饭、看看百老汇秀,无惊无喜地过了两个星期,高高兴兴送她回北京,珍重再见。可李安是什么人物呀!电影一上,媒体一吹一捧,老外看到了这样一个China Doll惊为天人,小小的一个章小姐,一下子变成了天王巨星。当然,我们的缘分也就此暂停,而章子怡的是是非非也跟着她转。像我们这些是朋友、不是朋友的过客,看在眼里,也知道章子怡真的不容易,钱是赚到了,是国际大明星了,可是那些背后的委屈,谁又有兴趣去知道呢!这个圈子哪有这么好混的,都要付出。
一直到2012年,章小姐遇到了点麻烦。刚好我们这儿在办第三届纽约中国电影节,章子怡也有两部电影参加电影节,当时若是她出不了国,那可是要闹出国际新闻的。因此,为了辟谣,她坚持要来纽约参加第三届中国电影节,而中国有关单位也批准了她的申请。开幕式上章小姐走完了红毯拍完了照,在酒会中我们算再次见面,相对一笑。唉!一切尽在不言中。我趁机问她,还记不记得十多年前我带她在纽约到处玩儿的事。她居然若无其事地说:“不记得了。”真是贵人多忘事,大家都不容易呀!
汤唯:戏好!又有女人味!可惜还没红到顶
李安拍完《色·戒》之后,在曼哈顿做后期,他要我参加剧组,然后把汤唯也叫到剧组来,要我一个字一个字跟她磨上海话。几天下来,我就发现汤唯是聪明绝顶的女孩。她的条件比章子怡好,第一,她高;第二,她的脸很丰润,不像章子怡那么干瘦;第三,她的戏很细致耐看;第四,她有股闷骚味,非常女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像章子怡那么红。你看这么多人骂章子怡,她可是照样红,而且越被骂越红。但是,我敢说,章子怡绝没有汤唯那么聪明。
有一次,剧组人员吃饭,我们几个和汤唯在一起,她一看到李安走过来,招呼不打,“啪”一下立刻站起来跟李安寒暄。可见,谁是谁,她分得清清楚楚。后来,等到片子上演了,首映会之后有个晚宴,沾李导的光我也参加了,那时,汤唯在晚宴上艳光四射,对拍照或合照的请求是有求必应,乖乖地贴在李导身边不温不火,体贴极了,人又漂亮。
不过,她不算会来事儿,像张柏芝,章子怡都是很会来事的,动不动就会制造新闻。我跟汤唯没有什么私交,但觉得她是个很贴心的女人,有一次天气冷,她看到李安,就主动把李安夹克的拉链拉上,这样的一个小动作,说明了她的明慧。
对于《色·戒》,我唯一的意见是梁朝伟演的大汉奸,出出进进他老是皱着眉、低个头,深恐别人不知道他是汉奸。我祖父就是因汉奸的罪名被国民党抓去关了两年,那时我祖父多么八面玲珑啊,黑白两道,三教九流,他都吃得很开。所以梁生的汉奸有点问题,但是导演要,观众吃,你有什么办法呢!
这两年汤唯要更努力一把了,《北京遇上西雅图》红了吴秀波,可是还没有让汤唯红到顶,不过,既然现在老公也找到了,女儿也有了,没戏在家乐得清静,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