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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0个“世界读书日”，北京首家24小时书店——北京三联韬奋书店，正式挂牌营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给三联书店的信中指出：这是对“全民阅读”活动的生动践行，希望三联韬奋书店把24小时不打烊书店打造成为城市的精神地标，让不眠灯光引领手不释卷蔚然成风。
自此，全民阅读话题又甚嚣尘上。尽管“倡导全民阅读”在2014年才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自2006年起，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多部门，就联合倡议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全民阅读”活动。
阅读水平偏低
目前，我国阅读水平整体偏低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一次国民阅读调查”：我国有57.8%的成年国民在2013年读过书，全部成年国民人均读书（不含电子书）4.77本、电子书2.48本。成年国民阅读率仍然低于1999年第一次国民阅读调查时60.4%的高点。
該调查的执行负责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告诉记者，我国国民阅读水平相比一些发达国家，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并不像网上所传的那么大。根据国外的相关调查，韩国2010年人均读书10.8册，美国2007年人均读书4本左右，法国2005年人均读书8.4册。
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民和农民工群体的阅读率偏低，仅为38.5%。这既指明了提升国民阅读水平、推广全民阅读的重点方向，也暴露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缺陷。
配套服务体系亟待完善
有了书才能提读书，有了好的读书环境才能更好地读书。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子舟表示：“咱们国家的文化资源长期供给不足，而且分配不均，基本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很少。”
大量、自发产生的民间图书馆的开办，正是公共文化服务“分配不公、供给不足”的一个旁证。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个体办的、纯公益的民间图书馆有将近400家，其读者人群主要是农村的儿童。国家在倡导建立“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时，难道没有责任从政策上扶持他们吗？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民间图书馆想申请合法身份，却困难重重。
北京昌平圣学图书馆馆长徐继新拿到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但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徐继新说，“门槛真的很高”，“每办一步我都想哭”。这家北京郊区的图书馆1999年成立，服务范围由崔村镇至兴寿镇、远达小汤山，拥有198位固定读者，自2012年11月开始组织申请材料，直到2013年11月底才办下来“民非”。
“首先得有3万块钱的开办资金。然后，要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找业务主管部门——昌平区文化委员会下批文。接下来组织材料，交给民政局社会团体办公室，等着批复下来。”
然而，文委执行的是文化部的“红头文件”，民政局社团办执行的是国务院条例，两方政策的不匹配，导致徐继新差点放弃申请。
“（在登记业务范围时，）按文化部的规定就叫图书馆，但是，民政局说图书馆是一个行业，不属于业务范围。这两边（的规定）就打上架了。这架谁来拉？我可拉不了。”赶巧的是，2013年，徐继新被提名为昌平区十大道德楷模候选人。当时的区文明办领导来圣学图书馆调研，最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北京办一个合法的民间图书馆都这么难，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又何谈让公共文化服务辐射全国，实现全民阅读呢？
推广“全民阅读”的关键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化蓝皮书》（系列）主编章建刚认为，民间图书馆有助于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提高，应该鼓励和支持他们的发展。“公共服务应该找这样不计较钱多钱少、有兴趣的人去提供。我们给一些支持，让他们做的更大，产生的效益也更大。”但章建刚同时指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涉及国家财政分配的问题，这需要通过人大，通过预算程序来做决定，而不应该由某个人、某个部门拍板。“我们许多人大代表开会时，对于预算草案并不关心，也看不懂，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正因为体制机制存在不足，所以做出来（的公共文化服务）就可能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
王子舟长期关注我国的民间图书馆，他指出，注册“民非”真的很困难。“政府要简化手续，不要有名额限制。只要有条件，就应该允许注册。”
提高全民阅读，不光要加强硬件条件，软件也应同时跟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指出，教育制度改革是推广全民阅读的重中之重。他认为，我们教育的核心应该从“鼓励学生死记硬背、记住大量的知识点”转向“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思考”，同时转换考试的模式。
在徐升国看来，推广“全民阅读”，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春风化雨”、“百年树人”的大工程。除了全民阅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外，优秀阅读内容的提供、阅读指导服务和阅读氛围的营造，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此，全民阅读话题又甚嚣尘上。尽管“倡导全民阅读”在2014年才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自2006年起，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多部门，就联合倡议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全民阅读”活动。
阅读水平偏低
目前，我国阅读水平整体偏低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一次国民阅读调查”：我国有57.8%的成年国民在2013年读过书，全部成年国民人均读书（不含电子书）4.77本、电子书2.48本。成年国民阅读率仍然低于1999年第一次国民阅读调查时60.4%的高点。
該调查的执行负责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告诉记者，我国国民阅读水平相比一些发达国家，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并不像网上所传的那么大。根据国外的相关调查，韩国2010年人均读书10.8册，美国2007年人均读书4本左右，法国2005年人均读书8.4册。
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民和农民工群体的阅读率偏低，仅为38.5%。这既指明了提升国民阅读水平、推广全民阅读的重点方向，也暴露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缺陷。
配套服务体系亟待完善
有了书才能提读书，有了好的读书环境才能更好地读书。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子舟表示：“咱们国家的文化资源长期供给不足，而且分配不均，基本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很少。”
大量、自发产生的民间图书馆的开办，正是公共文化服务“分配不公、供给不足”的一个旁证。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个体办的、纯公益的民间图书馆有将近400家，其读者人群主要是农村的儿童。国家在倡导建立“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时，难道没有责任从政策上扶持他们吗？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民间图书馆想申请合法身份，却困难重重。
北京昌平圣学图书馆馆长徐继新拿到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但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徐继新说，“门槛真的很高”，“每办一步我都想哭”。这家北京郊区的图书馆1999年成立，服务范围由崔村镇至兴寿镇、远达小汤山，拥有198位固定读者，自2012年11月开始组织申请材料，直到2013年11月底才办下来“民非”。
“首先得有3万块钱的开办资金。然后，要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找业务主管部门——昌平区文化委员会下批文。接下来组织材料，交给民政局社会团体办公室，等着批复下来。”
然而，文委执行的是文化部的“红头文件”，民政局社团办执行的是国务院条例，两方政策的不匹配，导致徐继新差点放弃申请。
“（在登记业务范围时，）按文化部的规定就叫图书馆，但是，民政局说图书馆是一个行业，不属于业务范围。这两边（的规定）就打上架了。这架谁来拉？我可拉不了。”赶巧的是，2013年，徐继新被提名为昌平区十大道德楷模候选人。当时的区文明办领导来圣学图书馆调研，最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北京办一个合法的民间图书馆都这么难，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又何谈让公共文化服务辐射全国，实现全民阅读呢？
推广“全民阅读”的关键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化蓝皮书》（系列）主编章建刚认为，民间图书馆有助于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提高，应该鼓励和支持他们的发展。“公共服务应该找这样不计较钱多钱少、有兴趣的人去提供。我们给一些支持，让他们做的更大，产生的效益也更大。”但章建刚同时指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涉及国家财政分配的问题，这需要通过人大，通过预算程序来做决定，而不应该由某个人、某个部门拍板。“我们许多人大代表开会时，对于预算草案并不关心，也看不懂，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正因为体制机制存在不足，所以做出来（的公共文化服务）就可能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
王子舟长期关注我国的民间图书馆，他指出，注册“民非”真的很困难。“政府要简化手续，不要有名额限制。只要有条件，就应该允许注册。”
提高全民阅读，不光要加强硬件条件，软件也应同时跟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指出，教育制度改革是推广全民阅读的重中之重。他认为，我们教育的核心应该从“鼓励学生死记硬背、记住大量的知识点”转向“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思考”，同时转换考试的模式。
在徐升国看来，推广“全民阅读”，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春风化雨”、“百年树人”的大工程。除了全民阅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外，优秀阅读内容的提供、阅读指导服务和阅读氛围的营造，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