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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曾经有过一所非常著名的小学——“香山慈幼院”。该校成立于1920年，原址在如今的香山公园，校长是民国总理熊希龄先生。解放后，该校搬到海淀区甘家口地区白堆子，仍使用香山慈幼院的旧名。在“香山慈幼院”生活和学习过的我们，对母校的感情非常深。我们是住宿生，吃住行全在学校，只有节假日才回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校就是我们的家。“文革”爆发，我们被遣散回到父母身边。1967年，这所中外闻名的私立小学被迫关门，我们只好就近到其他小学入学。自此，告别“香慈”。
现在，您到海淀区立新中学看看，校门口还立着牌子，上书“原香山慈幼院”。走进校园，在最显著的位置，耸立着熊希龄先生的雕像，雕像的后边是被保留下来的原礼堂。说实话，若没有这所礼堂，我已经完全辨别不出母校了。所有的原建筑都被拆掉，旧貌换新颜，只剩这座礼堂了。站在熊先生的雕像前，望着几十年前的礼堂，我的心情十分激动，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解放后的“香慈”回忆
我是1960年入的“香慈”，谈“香慈”，只能谈解放后。“香慈”于1953年搬到城里，校址就在现在“立新中学”的地方。记忆中，入学考试很简单，考官问我：“一辆小轿车坐几个人？”我的回答正确，录取。后来得知，这是一所私立住宿制学校，学生来源，大部分是革命烈军属、出国人员以及民主人士的子弟。据资料介绍，党内高级干部方毅、武衡，知名人士钱三强、钱学森，以及吴晗的后代皆在该校上过学。
当年，阜成门还没有拆，出了阜成门就算城外，学校建在白堆子，离阜成门还有一段距离。学校的周边很荒凉，有农田，还可以看见骆驼呢。即便到了现在，我依旧可以闭着眼睛画出母校的全景图。进校门，右手是足球场，左手是篮球场。印象深刻的是，篮球场的尽头有一个车库，车库内停着一辆旧式黑色奔驰小轿车。60年代，能乘坐专车的，至少也得是副部长级干部。一位小学领导就拥有“专车”，北京市大概只有“香慈”一例吧。坐这部轿车的是位女士，她是学校里地位最高的人，偶尔见她在校内散步，见到我们时总是微笑着。以后，我查《北京香山慈幼院院史》，据院史介绍，香山慈幼院当年有理事会，理事长是“文革”后的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院长是于如麒女士。于院长毕业于燕京大学，解放前长期从事慈善事业，著名民主人士，北京市政协委员。小轿车的主人应当是于校长。现在，我还能隐约记得起校长的模样，她满头银发，脸上有老年斑，戴着一副银丝眼镜，喜欢穿黑色西服，拄着文明棍儿。教学楼是座二层的建筑，楼前有个巨大的花坛，花坛两侧为婴儿园和幼儿园。教学楼的后边是操场，操场的四周依次为食堂、学生宿舍、教工宿舍，学生宿舍后有一个很大的公共浴池。校园中的8栋楼房皆为苏式建筑，灰墙灰瓦，门窗皆为绿色。8座建筑间由水泥甬道连接，沿路栽有各种树木。后院另有一个果园，种着上百棵苹果树和桃树，整座学校宛如一座美丽的大花园。
幸好原“香慈”的礼堂没有被拆掉，我在“香慈”生活了4年多，礼堂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现在，说它是“礼堂”，实际上，它的主要功能是“食堂”而兼做礼堂用。60年代，遇“自然灾害”。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学校为了让我们健康地成长，千方百计地让我们吃好喝好。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每周三改善伙食，最让我难忘的就是烙饼卷粉肠，那叫一个香！再有，就是年节的饺子。现在回想起来，那么多学生，食堂得包多少饺子，实际上，当时食堂就已经进了包饺子的机器。而且办起了养猪场，养猪场就在果园的后边，我们吃的猪肉都是自产自销的。我永远也忘不掉拿着饭盆打饺子的场面，敲着饭盆儿，欢声笑语，每个学生都有固定的量，多一个你也吃不到。我们特别馋，总觉得吃不饱，怪学校太抠门！长大之后，我才得知“自然灾害”的时候，许多农村都饿死了人。我们生活在“香慈”，有豆浆喝，有猪肉和水果吃，是何等的幸福啊！
学校经常在礼堂内举办各种活动，诸如看电影看文艺演出。别看“香慈”是座小学，“面子”大得很。据《香慈院史》介绍，就连毛主席都关心过“香慈”。毛主席说：“我们用了他们（慈幼院）的房子，要多照顾他们……”还关照说：“有什么事找彭真市长。”（见《香慈院史》）只要是电影院有的影片，学校都能借到拷贝拿来给我们看。当然，影片是有选择的，我印象深刻的影片有《烈火中永生》《上甘岭》等，这些影片，礼堂不止放映过一次。每次看完电影，老师都会布置我们写感想，通过看电影培养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除了看电影看演出，就是在礼堂举办报告会，许多的老红军和劳模都到学校给我们作过报告。印象中，有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阿姨。我们的入队仪式都是在礼堂进行的，“香慈”有一支远近闻名的鼓乐队，鼓乐队的同学身穿白色制服头戴大壳帽，威风得很！就是在这座礼堂里，我和6名同学面向队旗行少先队礼，高唱《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此刻，鼓乐齐鸣，小鼓敲得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学校每年都组织春游，印象最深的就是去香山公园。几辆大轿子车，公园门口一停，那感觉就是一句话﹕回家了！老教工先下车出去联络，不一会儿，公园四门大开，欢迎我们入院，门票是不收的。我们打出“香山慈幼院”的校旗，挺着小胸脯，欢天喜地地走进公园。游客们用好奇的眼光瞅着我们，看看校旗，私下议论道：“这是什么学校？这帮可怜的学生！”是啊，“香慈”的英文名字是“Fragrant Hills Protectory”，“Protectory”就是贫儿收容院、少年感化院的意思。显然，游客们把我们当成孤儿或坏孩子了。
充当向导的是老教工李师傅，李师傅是学校浴池的烧火工，大高个儿，酒糟鼻，嘴里总叼着一支烟斗。据说，李师傅解放前在“香慈”工作过，对于“香慈”的历史比较熟悉，连刚入校的青年教师都跟在他的身后认真地记笔记。“整座山是我们的校园，这里是教室，学生课间休息爱偷着去爬山，上课经常迟到。那时候，上课敲钟，钟声传得很远很远，整个香山都听得真真的……”李师傅叼着烟斗神气活现地说。听李师傅讲校史如同听故事，至今能记起的，就是学生爬山迟到这档子事儿。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个孤儿，长在“香慈”。下课后，我们像小鸟一般朝着山上飞。突然，山下上课的钟声敲响，我们又往山下跑，一个个幼小的身影在红叶间闪现。记忆中，李师傅不但介绍“院史”，还为我们唱起了当年的“校歌”：“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好好图自立。大哉本院，香山之下，规模真无比！重职业，自食其力，进取莫荒嬉。好兄弟，好姐妹，少年须爱惜！”歌词是我在以后的“院史”里查到的，曲调很特别，唱不顺嘴，跟现在的歌曲大不一样。这首校歌是熊希龄院长亲自编写的，“重职业，自食其力，进取莫荒嬉”乃“香慈”之精神。老“香慈”实际上是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学校自己有印刷厂化工厂和瓷器厂，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应试”，而是让他们成为实干型的有用之才。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并没有专门组织给我们讲“院史”，许多老教师对“香慈”的过去避而不谈，年轻的教师和我们一样对“香慈”的历史也不太了解。有关“香慈”的故事，我们只是隐约从一些老教工的嘴里听到过。
直至“文革”爆发，大字报将“香慈”的过去全“揭露”出来，我们才知道了“熊希龄”的名字，才知道了原来“香慈”是这么一座有名的学校。当然，那个年月，熊希龄院长是作为大军阀和北洋政府的走狗受到批判的。“文革”结束，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香慈”过去的历史受到了重新的评价，熊希龄院长的雕像终于矗立在立新中学的校内。面对熊希龄院长的雕像，我们的内心感到万分欣慰。同时，也激发出我们对母校的无限怀念和热爱。
（编辑·麻雯）
[email protected]
现在，您到海淀区立新中学看看，校门口还立着牌子，上书“原香山慈幼院”。走进校园，在最显著的位置，耸立着熊希龄先生的雕像，雕像的后边是被保留下来的原礼堂。说实话，若没有这所礼堂，我已经完全辨别不出母校了。所有的原建筑都被拆掉，旧貌换新颜，只剩这座礼堂了。站在熊先生的雕像前，望着几十年前的礼堂，我的心情十分激动，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解放后的“香慈”回忆
我是1960年入的“香慈”，谈“香慈”，只能谈解放后。“香慈”于1953年搬到城里，校址就在现在“立新中学”的地方。记忆中，入学考试很简单，考官问我：“一辆小轿车坐几个人？”我的回答正确，录取。后来得知，这是一所私立住宿制学校，学生来源，大部分是革命烈军属、出国人员以及民主人士的子弟。据资料介绍，党内高级干部方毅、武衡，知名人士钱三强、钱学森，以及吴晗的后代皆在该校上过学。
当年，阜成门还没有拆，出了阜成门就算城外，学校建在白堆子，离阜成门还有一段距离。学校的周边很荒凉，有农田，还可以看见骆驼呢。即便到了现在，我依旧可以闭着眼睛画出母校的全景图。进校门，右手是足球场，左手是篮球场。印象深刻的是，篮球场的尽头有一个车库，车库内停着一辆旧式黑色奔驰小轿车。60年代，能乘坐专车的，至少也得是副部长级干部。一位小学领导就拥有“专车”，北京市大概只有“香慈”一例吧。坐这部轿车的是位女士，她是学校里地位最高的人，偶尔见她在校内散步，见到我们时总是微笑着。以后，我查《北京香山慈幼院院史》，据院史介绍，香山慈幼院当年有理事会，理事长是“文革”后的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院长是于如麒女士。于院长毕业于燕京大学，解放前长期从事慈善事业，著名民主人士，北京市政协委员。小轿车的主人应当是于校长。现在，我还能隐约记得起校长的模样，她满头银发，脸上有老年斑，戴着一副银丝眼镜，喜欢穿黑色西服，拄着文明棍儿。教学楼是座二层的建筑，楼前有个巨大的花坛，花坛两侧为婴儿园和幼儿园。教学楼的后边是操场，操场的四周依次为食堂、学生宿舍、教工宿舍，学生宿舍后有一个很大的公共浴池。校园中的8栋楼房皆为苏式建筑，灰墙灰瓦，门窗皆为绿色。8座建筑间由水泥甬道连接，沿路栽有各种树木。后院另有一个果园，种着上百棵苹果树和桃树，整座学校宛如一座美丽的大花园。
幸好原“香慈”的礼堂没有被拆掉，我在“香慈”生活了4年多，礼堂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现在，说它是“礼堂”，实际上，它的主要功能是“食堂”而兼做礼堂用。60年代，遇“自然灾害”。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学校为了让我们健康地成长，千方百计地让我们吃好喝好。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每周三改善伙食，最让我难忘的就是烙饼卷粉肠，那叫一个香！再有，就是年节的饺子。现在回想起来，那么多学生，食堂得包多少饺子，实际上，当时食堂就已经进了包饺子的机器。而且办起了养猪场，养猪场就在果园的后边，我们吃的猪肉都是自产自销的。我永远也忘不掉拿着饭盆打饺子的场面，敲着饭盆儿，欢声笑语，每个学生都有固定的量，多一个你也吃不到。我们特别馋，总觉得吃不饱，怪学校太抠门！长大之后，我才得知“自然灾害”的时候，许多农村都饿死了人。我们生活在“香慈”，有豆浆喝，有猪肉和水果吃，是何等的幸福啊！
学校经常在礼堂内举办各种活动，诸如看电影看文艺演出。别看“香慈”是座小学，“面子”大得很。据《香慈院史》介绍，就连毛主席都关心过“香慈”。毛主席说：“我们用了他们（慈幼院）的房子，要多照顾他们……”还关照说：“有什么事找彭真市长。”（见《香慈院史》）只要是电影院有的影片，学校都能借到拷贝拿来给我们看。当然，影片是有选择的，我印象深刻的影片有《烈火中永生》《上甘岭》等，这些影片，礼堂不止放映过一次。每次看完电影，老师都会布置我们写感想，通过看电影培养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除了看电影看演出，就是在礼堂举办报告会，许多的老红军和劳模都到学校给我们作过报告。印象中，有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阿姨。我们的入队仪式都是在礼堂进行的，“香慈”有一支远近闻名的鼓乐队，鼓乐队的同学身穿白色制服头戴大壳帽，威风得很！就是在这座礼堂里，我和6名同学面向队旗行少先队礼，高唱《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此刻，鼓乐齐鸣，小鼓敲得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学校每年都组织春游，印象最深的就是去香山公园。几辆大轿子车，公园门口一停，那感觉就是一句话﹕回家了！老教工先下车出去联络，不一会儿，公园四门大开，欢迎我们入院，门票是不收的。我们打出“香山慈幼院”的校旗，挺着小胸脯，欢天喜地地走进公园。游客们用好奇的眼光瞅着我们，看看校旗，私下议论道：“这是什么学校？这帮可怜的学生！”是啊，“香慈”的英文名字是“Fragrant Hills Protectory”，“Protectory”就是贫儿收容院、少年感化院的意思。显然，游客们把我们当成孤儿或坏孩子了。
充当向导的是老教工李师傅，李师傅是学校浴池的烧火工，大高个儿，酒糟鼻，嘴里总叼着一支烟斗。据说，李师傅解放前在“香慈”工作过，对于“香慈”的历史比较熟悉，连刚入校的青年教师都跟在他的身后认真地记笔记。“整座山是我们的校园，这里是教室，学生课间休息爱偷着去爬山，上课经常迟到。那时候，上课敲钟，钟声传得很远很远，整个香山都听得真真的……”李师傅叼着烟斗神气活现地说。听李师傅讲校史如同听故事，至今能记起的，就是学生爬山迟到这档子事儿。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个孤儿，长在“香慈”。下课后，我们像小鸟一般朝着山上飞。突然，山下上课的钟声敲响，我们又往山下跑，一个个幼小的身影在红叶间闪现。记忆中，李师傅不但介绍“院史”，还为我们唱起了当年的“校歌”：“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好好图自立。大哉本院，香山之下，规模真无比！重职业，自食其力，进取莫荒嬉。好兄弟，好姐妹，少年须爱惜！”歌词是我在以后的“院史”里查到的，曲调很特别，唱不顺嘴，跟现在的歌曲大不一样。这首校歌是熊希龄院长亲自编写的，“重职业，自食其力，进取莫荒嬉”乃“香慈”之精神。老“香慈”实际上是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学校自己有印刷厂化工厂和瓷器厂，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应试”，而是让他们成为实干型的有用之才。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并没有专门组织给我们讲“院史”，许多老教师对“香慈”的过去避而不谈，年轻的教师和我们一样对“香慈”的历史也不太了解。有关“香慈”的故事，我们只是隐约从一些老教工的嘴里听到过。
直至“文革”爆发，大字报将“香慈”的过去全“揭露”出来，我们才知道了“熊希龄”的名字，才知道了原来“香慈”是这么一座有名的学校。当然，那个年月，熊希龄院长是作为大军阀和北洋政府的走狗受到批判的。“文革”结束，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香慈”过去的历史受到了重新的评价，熊希龄院长的雕像终于矗立在立新中学的校内。面对熊希龄院长的雕像，我们的内心感到万分欣慰。同时，也激发出我们对母校的无限怀念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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