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这是北京一位房管员的叙述：
　　我是搞拆迁工作的。我觉着，分房比盖房还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些年是先治坡后治窝的，结果是坡没治，窝更不治。人口按乘法在递增，可生产呢，连加法都难说。这几年盖的住房够可以的了，可是欠的债太多啦!一个，得落实政策，像科学家、作家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另一个，50年代诞生了一大拨儿孩子，如今都是大儿大女了，都憋着要房子结婚呢。另外，一些住户想逮住这个机会多得好处，多要房子，恨不得一下子解决几代人的住房问题，要不说赶上拆迁，一步登天!
　　就说9月30日那天，有一個拆迁户要搬家，我跟车去了。我们到了那家，木工把门卸了，电工把电线摘了，那个一家之主冷不防地又翻脸不认账了，又要我们给他再增加一间房。你说为什么?不为什么，他说他需要!
　　这下我真要抓瞎了!你想，明儿就过国庆了，电工、木工的都想嘁哩喀喳地帮他搬了才好回家过节啊!这会儿跟他不战不和地僵持着也不行了，我只好装傻充愣地说，天不早了，大家伙搭把手好好搬家!我说着拿起—只痰盂就往卡车上放。人家说：“您真热乎啊，进门就端尿盆!”我说：“这是职业病!”你不明白什么意思?我这是试探性行动。你想，我要是搬碗盏，那位一家之主万一过来一拦，碎了谁赔?我要是卷铺盖，万一铺盖下压个存折呢?咱也得回避着点。所以我单挑那碎不了的搪瓷尿盆。我看他拦不拦!他要不拦，我就越搬越大。先头那一家之主还撑着，后来我们搬炉子、搬桌子的，他说：“得了!看你们哥几个也不容易，算了!要不我还非要找出个理儿来计较计较!”
　　现在，思想活泛了，说话快当了，也没顾忌了。可是也别出格儿啊!我说是国家征用你家这块地皮，国家国家还是国在前头吗!谁知我这话也犯了忌了。人家说了，别拿大帽子压人!我心想怎么了?好像人人都受伤害了!可是再怎么着，这人总得向着国家不是?要不还有个人情味儿没有?兴许那些年把人情味儿都批没了?
　　我小女儿的老师也上我家让解决她的住房，说是只要能帮她解决住房，她准保让我女儿进四中。四中是全市的重点学校，能上四中敢情好!老师一走，我说，唉，我女儿是进不了四中了一我不能给老师搞房子啊!
　　老师再找我，我只好说慢慢想办法，要不，这这……
　　我二女儿慢性病很重了，不住院不成了，可住院吧，又得求人。好容易求大夫收女儿住了院，那大夫也是老让我给他找房子。我老说想办法，可也不能说得太接近了，太接近了怎么老见不着哇?真难啊，好像我该了多少人的债似的。我没辙了就说，我自个儿都没搬新房。可人家说，你愿意嘛!
　　我愿意?我要是搬家，那些托我搞房的亲戚、朋友更有词儿了：您可以嘛!怎么就不能给我匀一套?
　　亏得我们局领导对我很关心，前不久分我这套单元。我一家4口从10平方米的平房搬进这24平方米，我已经有上了天的感觉了。你想我家的起点低啊!哎，你瞧，我的电视也有了，—百多元的小录音机也有了，象征性的现代化都有了，齐了!咱这日子也过得有滋味儿了!你再瞧，我在花盆里插上几支塑料花，瞧着就跟真的似的，看这体面!咱也是给社会主义壮壮门面。
　　(范桂梅荐自《八十年代看过来》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