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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富家族崛起的过程中,不仅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政商合作”,而且还广泛存在各种形式的“学商合作”。这种“精英联盟”,在部分领域、部分地方确实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否认也不可回避的事实。或者也可以认为,“精英联盟”正在成为中国新富家族的一种重要特征。
三大领域的社会精英为何常发出相同的声音
中国社会在1978年以来的30多年中发生了多维度的广泛而深刻的分化。而这种分化的实质,则是全社会的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或者说是全社会范围的利益分化。
这种分化首先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知识)三大生活领域的相对独立空间的逐步形成,从而造就了三大领域的社会精英群体,而新富家族是典型的经济精英群体。
这种社会分化,有一个突出的表现特征,就是利益的差别化或利益不平等的扩大化。在这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上层的社会阶层获得更多的改革收益,而处于中下层尤其是底层的社会阶级阶层获得与他们的付出不相称的更少的利益。
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这种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所谓的定型化趋势,近年来人们热议的“富二代”、“穷二代”以及 “官二代”,就是这种趋势的一种反映。
在许多其他涉及各个社会阶层重大利益和权利调整的方面,现有的一些制度实际上也是固化现有利益和权利格局的重要机制,例如征地制度、拆迁制度、农民工制度以及被认为具有碎片化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其中当一些制度在实行中明显具有损害社会中下层的利益的时候,即使在法律位序上低于相关的国家法律,但却显得异常强悍,可以与后者对抗。在不断上演的征地拆迁悲剧中,即使在《物权法》已经生效的时代,土地被征用、房产被拆迁的普通公民的相应物权并不能抵抗征地和拆迁者的公权(或者资本权力)。如果说,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呈现出定型化的趋势,那么,这样一些制度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在这三个领域活动的精英们,在改革和开放的话语下,从各自的角度推动着改革和开放的进程,从而形成某种博弈格局——并且显然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精英与大众双赢。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种双赢的局面日渐被打破,各类精英集团从改革发展中获得的好处越来越大于大众的收获,这一点,在我们以往的全国性大型社会调查中得到了验证: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这些精英群体是最近十年来的主要受益者,即使在那些属于精英集团的被调查者中情况也是如此——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社会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吧。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部分控制着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的社会精英们何以几乎总是在涉及利益和权利格局调整的问题上会发表着相同或相似的声音,并且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往往还雷厉风行地付诸行动。
谨防“精英联盟”变成“精英垄断”
在当今中国的新富家族崛起的过程中,亦不乏“官商合作”、“政商合作”、“政商联盟”等现象。家族企业为求得政治荫庇,以各种经济或者非经济的手段拉拢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正是基于这样的现象,人们提出了中国社会正在出现“精英联盟”趋势的猜想。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对乡镇企业的多方密切关照,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政商合作”的现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乡镇企业经过改制已经基本转型为私营企业,但这种“政商合作”并未停止,最近一些地方的党校主动培养“富二代”的广受争议的做法,其实也透露出这种“合作”所达到的程度。
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镇国有企业改制也如火如荼,改制过程中“政商合作”的影子同样无处不在。因此,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精英联盟”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社会对于这种“精英联盟”现象的看法,对于“精英联盟”现象的社会后果的认识,虽然存在不一致之处,但可以看到,否定性的评价似乎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样的评价也许不够客观。理性地看,一个社会的各种精英之间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应当比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不少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精英之间合作,与其他地区展开经济发展竞争,是中国30多年来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
另外,客观地看,“精英联盟”尚未达到无所不在的地步,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或一些时候,不同精英之间似乎并未真的形成牢不可破的“联盟”,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不少见,例如,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可能由于政绩获得途径和方式不同,也可能由于施政理念上存在差异,对待经济精英的态度可能是不同的;各种有形无形的“精英联盟”之间,并不能轻易实现无缝“对接”,从而对整个社会形成新的总体性的“精英控制”,垄断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和机会。最后,还要看到,中央政府对此也保持着警惕,反腐败和打击官商勾结的力度不断加大就是证明。
当然,一旦形成“精英垄断”格局,必定会导致严重有害的社会后果,防止出现这种后果的关键,无疑是深化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创新,从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利为本的原则出发,有形成效平衡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力量和利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体系。(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三大领域的社会精英为何常发出相同的声音
中国社会在1978年以来的30多年中发生了多维度的广泛而深刻的分化。而这种分化的实质,则是全社会的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或者说是全社会范围的利益分化。
这种分化首先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知识)三大生活领域的相对独立空间的逐步形成,从而造就了三大领域的社会精英群体,而新富家族是典型的经济精英群体。
这种社会分化,有一个突出的表现特征,就是利益的差别化或利益不平等的扩大化。在这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上层的社会阶层获得更多的改革收益,而处于中下层尤其是底层的社会阶级阶层获得与他们的付出不相称的更少的利益。
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这种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所谓的定型化趋势,近年来人们热议的“富二代”、“穷二代”以及 “官二代”,就是这种趋势的一种反映。
在许多其他涉及各个社会阶层重大利益和权利调整的方面,现有的一些制度实际上也是固化现有利益和权利格局的重要机制,例如征地制度、拆迁制度、农民工制度以及被认为具有碎片化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其中当一些制度在实行中明显具有损害社会中下层的利益的时候,即使在法律位序上低于相关的国家法律,但却显得异常强悍,可以与后者对抗。在不断上演的征地拆迁悲剧中,即使在《物权法》已经生效的时代,土地被征用、房产被拆迁的普通公民的相应物权并不能抵抗征地和拆迁者的公权(或者资本权力)。如果说,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呈现出定型化的趋势,那么,这样一些制度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在这三个领域活动的精英们,在改革和开放的话语下,从各自的角度推动着改革和开放的进程,从而形成某种博弈格局——并且显然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精英与大众双赢。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种双赢的局面日渐被打破,各类精英集团从改革发展中获得的好处越来越大于大众的收获,这一点,在我们以往的全国性大型社会调查中得到了验证: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这些精英群体是最近十年来的主要受益者,即使在那些属于精英集团的被调查者中情况也是如此——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社会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吧。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部分控制着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的社会精英们何以几乎总是在涉及利益和权利格局调整的问题上会发表着相同或相似的声音,并且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往往还雷厉风行地付诸行动。
谨防“精英联盟”变成“精英垄断”
在当今中国的新富家族崛起的过程中,亦不乏“官商合作”、“政商合作”、“政商联盟”等现象。家族企业为求得政治荫庇,以各种经济或者非经济的手段拉拢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正是基于这样的现象,人们提出了中国社会正在出现“精英联盟”趋势的猜想。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对乡镇企业的多方密切关照,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政商合作”的现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乡镇企业经过改制已经基本转型为私营企业,但这种“政商合作”并未停止,最近一些地方的党校主动培养“富二代”的广受争议的做法,其实也透露出这种“合作”所达到的程度。
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镇国有企业改制也如火如荼,改制过程中“政商合作”的影子同样无处不在。因此,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精英联盟”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社会对于这种“精英联盟”现象的看法,对于“精英联盟”现象的社会后果的认识,虽然存在不一致之处,但可以看到,否定性的评价似乎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样的评价也许不够客观。理性地看,一个社会的各种精英之间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应当比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不少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精英之间合作,与其他地区展开经济发展竞争,是中国30多年来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
另外,客观地看,“精英联盟”尚未达到无所不在的地步,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或一些时候,不同精英之间似乎并未真的形成牢不可破的“联盟”,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不少见,例如,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可能由于政绩获得途径和方式不同,也可能由于施政理念上存在差异,对待经济精英的态度可能是不同的;各种有形无形的“精英联盟”之间,并不能轻易实现无缝“对接”,从而对整个社会形成新的总体性的“精英控制”,垄断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和机会。最后,还要看到,中央政府对此也保持着警惕,反腐败和打击官商勾结的力度不断加大就是证明。
当然,一旦形成“精英垄断”格局,必定会导致严重有害的社会后果,防止出现这种后果的关键,无疑是深化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创新,从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利为本的原则出发,有形成效平衡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力量和利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体系。(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