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汉字古典词，“国学”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以与地方性、基层性的“乡校”、“私学”相对应。隋唐以降实行科举制，朝廷设“国子监”，又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有朝廷主持的国家学术之意。
　　时至近代，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与来自西洋的“西学”相比配，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国学”一名出现。如江户幕府时期（1601—1868）的日本人，自十八世纪起，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汉学”（从中国传入）、“兰学”（从欧美传入，十九世纪扩称洋学）、“国学”（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国学”一名，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1902年梁启超撰文，以“国学”与“外学”对应，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梁氏曰：“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5年“国粹派”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公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宗旨。这里的“国学”意为“国粹之学”。该刊发表章太炎、刘师培、陈去病等人的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方面文章，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自此，中国人开始在“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意义上使用“国学”一词，为“国故之学”的简称。所谓“国故”，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此前清人多有用例，如魏源认为，学者不应迷恋词章，学问要从“讨朝章、讨国故始”（《圣武记》卷十一），这探讨国故的学问，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
　　经清末民初诸学者（章太炎、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黄侃、陈寅恪等）阐发和研究，“国学”所涉领域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史、哲相当，但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的内容，自有其存在与发展的根据。
　　“国学”包括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方面面，儒、释、道及其他诸学均在其内。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三教达成互动共济的文化系统，而“三教共弘”正是“国学”的宗旨。

二

　　自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国学”之名在中国已经流行百年。中国素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而现行高等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科体制，高度分科化，此法有利有弊。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有人主张打通文、史、哲壁垒，于是便有综汇传统学术的“国学课”的设置，武汉大学依此旨开办“人文试验班”、“国学班”、“国学院”，前后已历十余载。近年中国人民大学还专设“国学研究院”，效尤者不少。这些做法都试图在综合式的“国学”名目之下，开展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整理、研讨和创发。
　　近年来，有的社会教育机构高张“国学”旗帜，提倡少年诵读经典，一些学人则利用大众传媒讲论古典，意在突破传统学术讲习的学院式门墙，以“国文”、“国史”、“国伦”对国人实施人文知识普及与伦理教化，一时洛阳纸贵，颇受大众欢迎。
　　中华文化以卓异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仰赖“国文”（语言文字）、“国史”（历史统系）、“国伦”（伦理道德）的强劲生命活力，而对三者的继承与弘扬，是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的共同责任。
　　以“国文”而言，汉字在清末民初曾被斥为落后语文，认定非废黜淘汰、代之以拼音文字不可。而现代文明的演进表明，自成一格的汉字文化有其优越性，在数字化时代，汉字的输入速率快于拼音文字，联合国文件的诸通用文本，以中文本最薄，充分显示了汉字的简洁、准确和造词力强大。至于普通话（或称国语），也是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题中之义。每听到台湾同胞温婉优雅的“国语”，我总涌现深切的“一家人”亲切感。即使台湾的闽南话，也是古国语的遗存，是汉字文化富于特色的一支，而绝非“去中国化”的走向。
　　再以“国史”论之，有着延绵不绝、代有高峰、记述不辍的历史，是全体中国人拥有的足以自豪的共同财富，也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点所在。而“灭其国必先灭其史”，将屈原、李白、唐宗、宋祖乃至孙中山、章太炎列为“外国人”，这些否定、割断国史的诛心之论，应当予以回应，这种回应的着力处，当在国史教育的切实展开，这正是海峡两岸学人理当共同从事的一项长期工作。
　　至于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国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更日益昭显。即以“忠信”一伦而言，无论在农耕文明时代，还是在工业文明时代、后工业文明时代，无论社会以自然经济运行还是以商品经济运行，“人无信不立”都具有普世意义。
　　“国文”、“国史”、“国伦”的传承与弘扬，构成健康的“国学”教育，古今贯通，后浪逐前浪，切忌以古蔽今，开历史倒车；健康的国学，还应当开放胸襟，汲纳外域英华，在学术本体与方法诸层面，与异域学术既相辩难，又相吸取，在互相比较、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会中，达成新的综合与创造性转换。

三

　　以“国学”滋养国人的智性与德性，特别是激发国人的爱国心、道德感，以因应现时代渐次发生的信仰危机、道德沉沦等社会问题。“国学”讲习由此汇入现实的人文教育轨范，不再仅仅是象牙塔中事。
　　对于“国学”在大众教化意义上的展开，似宜抱持谨慎的肯定态度。所以应予“肯定”，是因为在中国渊富的学术文化中，包蕴着多层面的精神资源，诸如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政治哲学，和而不同、互动共济的和谐理念，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精神与物质兼顾的文明观，好学、善学的重教传统。
　　诸如此类的中华元典精义，历千百年仍光耀万丈，经过现代诠释，可以转化为救治“现代病”的良药、滋养今人心田的营养。故我们有理由期待国学在人文教化方面取得实绩，并在国学普及进程中，实现古今推助、雅俗共进，开辟国故之学发展的新生面，以有益于众生。
　　然而，我们又必须“谨慎”——
　　第一，昌明“国学”，切勿抱残守缺、视“国渣”为“国粹”，任沉渣泛起。即使是“国粹”，也有一个古今推衍、现代诠释的过程，不可生吞活剥、食古不化。
　　第二，昌明“国学”，不能夜郎自大、唯我独尊，排斥异域学术。
　　健康的国学教育，应当古今贯通，后浪逐前浪，切忌以古蔽今，开历史倒车；健康的“国学”，应当开放胸襟，汲纳外域英华，在学术本体与方法诸层面，都要与异域学术既相辩难，又相吸取，在互相比较、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会中，达成新的综合与创造性转换。
　　宋人张载在《正蒙·大心》中把国故之学分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前者指通过感官接触外物获得的知识，约为智性知识；后者指通过内心修养参悟出来的知识，约指德性知识。唐人韩愈谓：“教诲于国学也，严以有礼，扶善遏过。”（《窦公墓志铭》）强调“国学”在养成“德性之知”方面的功能。此种分类自有道理，却又不必截然分作两橛。“国学”讲习应注意于二者的兼顾与互动，一方面介绍基本的“国学”知识（语言文字、典籍、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典章制度等），另一方面又彰显国故之学蕴涵的大义，把“小学”功夫与“大学”授受结合起来，达成“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水乳交融。
　　“德性之知”当然有赖智性之知的浇灌，但二者不能替代，有些学识广博者德性并不高，而有些文化水准较低者蕴含着丰厚的德性。故“德性之知”的获得，并非单凭知识传授，还自有生成机制。
　　为了增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与认同，在各方支持帮助下，武汉大学于2013年5月成立台湾研究所。武汉大学及其所在的湖北省与台湾有着悠久而广泛的联系，仅就学术领域而言，武大人文社会科学诸专门，多年与台湾学界有深度交流。在海峡两岸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武汉大学承续此前两地互动的悠久历史传统，成立台湾研究所，正可谓恰逢其时。
　　中华文化是凝聚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的最大公约数，也是中华民族过去、现在与未来对人类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基本资源。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的民族，其一，中国立国处世的主流不以穷兵黩武为基旨，而主张修文德以徕远人，以文化凝聚人心。其二，中国人自古便不以体质人类学意义上的“种族”观为皈依，而信奉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文化成”理念，达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明体系。对于两岸互动的“国学”讲习，我们乐观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