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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直接影响丁玲、陈企霞的命运……
在围绕李准小说的争论过程中，中共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针对高岗、饶漱石的分裂活动，中共中央召开了解决“高饶反党联盟”的七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虽然与文艺界无关，但是，全会的精神则是后来“丁玲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对高、饶事件的处理，对加强党的的团结，克服党内存在的居功自傲的不良现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过分地警惕出现类似事件的做法，也出现了偏差。这样的偏差，直接影响丁玲、陈企霞的命运。
“李琮”事件结束后，作协党组连续召开了学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文件的会议。学习文件，必然要联系到实际。这一联系，很多人就围绕“反领导”这一中心对陈企霞提出意见。
陈企霞当然对会议这种开法有意见，他对周扬述说自己的意见，并认为，党组会这种开法是不民主的。周扬接受了陈的意见，决定会议不再开了，但要与陈单独谈话。
谈话是在良好的气氛下进行的。在谈话中，周扬要求陈企霞作一作检讨。陈企霞或许也认为自己对领导的态度有过火之处，因而也答应了要作检讨。
稍后，在丁玲家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参加者有周扬、冯雪峰、丁玲、林默涵和陈企霞。在这次会上，陈企霞以检查自己与领导的关系为内容作了检讨。检讨中，陈企霞承认自己有时为了强调讲道理，不太注意讲话的态度。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他又认为领导和同志的关系是相互的。他认为领导同志对下面同志应当谦虚些，多倾听些意见。
陈企霞这样的检讨，想来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这次会上，党组决定陈企霞于6月1日休假，下去深入生活。
陈企霞想在7月份离京，固然是想做一些准备工作，阅读一些有关的书报。但是，其中不可为外人道的原因是，陈当时生活负担很重，怕下去以后家里生活困难，想在下去之前写几篇文章，赚点稿费养家。
但是，陈企霞在7月也没有离开北京。原因是7月1日他得了脊骨神经炎。一直到9月初，才和戈扬、艾青一起去浙江深入生活。
对俞平伯的批判，引发了对《文艺报》的批判，亦加速了对陈企霞的批判
1954年，李希凡和蓝翎两人合作写出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他》，先托人投到《文艺报》，没有消息后又寄给了山东大学的校刊《文史哲》。9月，《文史哲》刊登了此文。这本来是学术研究上的一场正常争论，但是，由于人为的政治化随即上演成为一场政治上的批判运动。
毛泽东通过江青的推荐读到了这篇文章，就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载。但是，由于周扬不知道有来自毛泽东的大背景，不同意在党报转载，文章最终交给《文艺报》来转载。
《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出于对文章的重视，亲自起草了一个按语。不料，这个苦心孤诣起草的按语，由于毛泽东的批注，而成为《文艺报》和冯雪峰的一大罪状了。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通信》。
毛泽东在信中对“大人物”阻挠“小人物”的严历批评，使当初曾对李希凡、蓝翎这两位青年的问询“置之不理”的《文艺报》陷入了困境。10月28日，《人民日报》副主编袁水拍署名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就《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所写的编者按语的问题，严词斥责《文艺报》编者对“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委曲求全”，对唯心论观点“容忍、依从甚至赞扬”，对青年作者、“小人物”则阻拦、压制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这样由中央一级党报公开“质问”中央一级文艺领导机关报，自建国以来是第一次。实际上这是根据毛泽东的亲口指示而采取的超乎寻常的做法。
袁水拍文章的发表，甚至连周扬都不知道。袁水拍是著名作家、诗人，又是作协理事，以他的地位和为人，绝不会在个人署名的文章中有如此大的口气。所以，周扬读到文章后，马上给袁水拍打电话询问情况。袁在电话中告知了周扬实情：这篇文章是江青授意，他执笔的，并在27日送给了毛泽东。
担任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感到了压力。周扬知道了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当然马上行动。
周扬与袁水拍通电话后，马上布置召开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确立的主题是批判《文艺报》的错误，而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的批判则退居其次了。
10月31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的扩大会议，便在青年剧院楼上的“青年宫”举行。这次会议从10月31日起，到12月8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开了8次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青年宫会议”。
会上对《文艺报》的批判，火力是相当猛的。在这次检查批判中，不仅是冯雪峰受到了严历的批判，而且丁玲、陈企霞也同样受到批判。
丁玲在1952年2月就不再担任《文艺报》主编了；而这次事件的发生，与在外地体验生活的陈企霞也没有关系，毛泽东一笔下来，冯雪峰挨批判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为什么会涉及到丁玲和陈企霞呢？
这次批判《文艺报》牵涉到丁玲，是因为在她主政期间“引起文艺界的众怒”。
毛泽东对《文艺报》的批评，使长期留存在文艺界人士心中的“众怒”找到了宣泄的机会。在对《文艺报》的批判过程中，“事情的发展有些阴差阳错。文艺界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向批判冯雪峰的右，却集中火力批判以《文艺报》为代表、以粗暴批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艺工作的‘左’”。
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的8次扩大联席会议上，郑振铎、老舍、何其芳、翦伯赞、游国恩、陈企霞、钟敬之、黄药眠、丁玲、刘白羽、康濯、胡风等30多人先后发言。这些发言大多登载在《文艺报》1954年22号和23、24号合刊上发表。
翻翻这几期约10万字的批判文章，其中批评者列举的作为《文艺报》粗暴批评例证的文章有30多篇。
对《文艺报》的批判，是由刚刚重新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直接领导的。会议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议》“重新规定了‘文艺报’今后的方针，改组了编辑机构，并提出了改进中国作家协会及其他各文艺团体机关刊物今后工作的办法”。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议》免去了冯雪峰主编的职务。但似乎还给他留了点面子，没有一撸到底，仍保留了《文艺报》编委的职务。会议并认为， 这次对《文艺报》错误的批判还没有完结，还要继续进行，为此会议成立了由林默涵、刘白羽、康濯、张光年、严文井、袁水拍、钟惦等参加的一个专门的检查小组，检查和整顿《文艺报》。
会议对原来的副主编陈企霞，“则因一贯错误太多……还采取抗拒批评的恶劣态度，作协支部提议撤销他的职务”。
陈企霞在1954年9月到浙江海岸去深入生活，约在10月下旬到了上海。第二天，就收到周扬的电报，要他立即回京。陈企霞或许知道了北京正在发动对俞平伯的批判，但他似乎并没有想到，批判红楼梦的问题与自己有什么联系。当然，更不会想到，这场批判会对他新账老账一块算。
陈企霞回京的当天，就参加了“青年宫会议”，这才逐步了解了会议的目的。当时，有人提议，陈企霞也应该在文联大会上做检讨。但是，陈企霞认为，当时《文艺报》内部的工作检查并未结束，很多问题尚未弄清；况且，《红楼梦》问题，他并没有直接的责任问题。因此，他表示，在这样的时候，他不知该如何检讨。陈企霞的这种态度，当然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在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引发的对《文艺报》的批判中，除了上述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外，同时还进行着两个会议。一是中宣部召集的部务会扩大会议，文联、作协、文化部许多党员负责干部参加，陆定一主持，开了多次，主要批判了《文艺报》负责人冯雪峰、陈企霞以及前期负责人丁玲，周扬也受了批评，他们都做了检讨。第二个会议是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支部大会，当时作协统编了一个大支部，康濯是支部书记，主持了这次也连续开了几个晚上的会议。这一会议主要批评了陈企霞，也涉及了丁玲、冯雪峰等人，他们同样做了检讨。
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召开的同时，由周扬主持在文联内部还举行着检查《文艺报 》的会议，而在作协支部则开了讨论处分陈企霞的会议。在这些交叉着开的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人已把陈企霞视为文艺界的高岗，陈企霞当然不会被允许继续呆在《文艺报》。接下来，在作协的支部大会上，就提出了应当把陈撤职的建议。作协主席团并未充分讨论，更没有让受处分的陈出席，就作出了撤职的决定。
虽然迫于压力，陈企霞不得不在各种会议上做检讨，但他对支部大会要给自己的处分，则并不愿意接受。陈企霞个性很强，他对大小事都十分认真，只要存一点冤屈他万难忍受，所以，在得知要给他处分并撤职的消息后，他在中宣部的会议上作了申诉，他说：我认为应该让我说清楚一些事实。这些会揭露的一些所谓事实，可分三类，第一类，根本不是事实，第二类，别人的事实强放在我头上，第三类，多少有些事实根据，但看法问题，尚可讨论。我认为，我有义务将在几类事实的真相作一陈述。但是，在当时的气氛下，人们是不容许这样的辩解的。所以，陈企霞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与会者打断了，人们纷纷斥责陈是向党进攻，反党。
对于陈企霞的这种态度，当时的人们当然视为对抗。所以，很多人在会下劝告他正视现实，接受处分。与陈相交很深的丁玲劝他说：“《文艺报》既然在红楼梦问题上确实犯了大错误，又被胡风攻击得一塌糊涂。你不要像个商人，大的地方都输了，老想找回几个零头干什么。错了就承认，何必那么不痛快？”
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冯雪峰，虽然在这些会议上也受到了批判，但由于资历比较老，在做过检讨以后，并没有给予处分。他也劝说陈企霞接受处分：“你文艺报工作不干了，未必没有好处，你可以去创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些劝说，无疑使陈企霞产生了动摇的心理。
勉强接受了处分，陈企霞的心里并不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精神上有了很大的负担”。1955年3月20日左右，陈企霞离京，前往梅山。
陈企霞在梅山生活了4个月，因为远离了京城的政治喧闹，他在“精神上”的“很大负担”也逐渐得以化解，“情绪也就健康了些”。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第一批胡风材料，陈读到后，精神负担又加重了。
7月底，周扬、刘白羽联名给陈企霞发了封电报，要他即刻回京。在风尘仆仆到达北京的第一天，他甚至顾不上休息一下，就向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陈述了自己的委屈。
但是，如果陈企霞能事先了解一下调他回京的原因，他就会明白，领导们决不是要听他的陈述的，而是要继续追究他的错误。他当然想不到，这次的追究，会让他和丁玲成为文艺界“臭名昭著”的“反党分子”。
肃反：丁玲过不去的一道坎
在对《文艺报》的批判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清算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在这一过程中，丁玲不但被视为“独立王国”的首要人物，而且在批判胡风引发的大规模的肃反中其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早在30年代，丁玲与胡风在“左联”时期就共过事。抗战时，丁玲在延安，胡风在国统区，虽天各一方，但两人的联系并未中断。因国统区和边区通邮不便，丁玲的家信及给母亲邮寄的钱，都由胡风转寄；丁玲也为胡风所创办的《七月》、《希望》或写稿，或推荐稿子。那时，丁玲对胡风如此信任，以至于毛泽东为其写的《临江仙》词真迹，也交给胡风保存。
在批判胡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与胡风沾一点边的人，大多都成了“分子”。丁玲在5月23日发表了《敌人在哪里》的批判胡风的表态文章后，她与胡风的关系在别人身上注定成为“分子”的事情并没有被人看重。有趣的倒是，参与整理胡风材料的中宣部和作协的有关人士发现，胡风材料中把丁玲称为“凤姐”，并视之为“可以合作”的实力派。
丁玲既然是胡风眼中的“实力派”，而在批判《文艺报》时又揭发出“独立王国”的问题，在那时人们心中合理的逻辑是，丁玲必然就是“独立王国”的头子了。
此时，对丁玲和陈企霞尤为不利的是，他们两人都被认为是有“历史问题”的人。1955年的肃反，即使没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历史，而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陈企霞、丁玲，自然也是在劫难逃。
陈企霞所谓的历史问题，他曾与被人们认为是托派的翁涛一起共事过，关系很不错。由于这段工作关系，延安审干时，陈企霞也向组织做过交代。现在旧事重提，陈企霞就有了“托派的嫌疑”。
而丁玲的历史问题，源于她在30年代的一次被捕。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时，因其丈夫冯达叛变后被出卖，遭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并押解到南京。软禁3年后，1936年9月，当时担任中央在上海特派员的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去西安，转赴陕北。
丁玲到延安后，即有人对她在南京的这段被捕的情况提出疑问，延安也流传着丁玲被捕自首的言论：丁玲到党校学习时，大家欢迎她唱歌，当时的社会部长康生上台说，丁玲没有资格到党校来。为此，丁玲找到毛泽东，“要求党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这段历史，给她作出书面结论。毛主席听了丁玲的陈述，对她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到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这样在任弼时的主持下，1940年10月4日，陈云和李富春签名，作出《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结论认为，尽管有诸多关于丁玲自首的传说，但查无实据，“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这个结论，是以丁玲的自述为基础而作出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丁玲在叙述她在南京的情况时，大概有一点没有说出来，即她曾给敌人写过一个纸条的事情。所以，中组部的结论中说，丁玲“未给国民党任何文字。”
其实，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丁玲为求脱身写下这样的字条，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问题是，在1940年中组部对其进行审查时她却隐去了这一细节，直到1943年才向组织交代。一些人自然把此事提高到丁玲对党是否忠诚的高度来认识了。这一认识也被后来所沿袭，成为高悬在丁玲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给她的命运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重新被翻腾出来也就必然了。
丁玲要想迈过这道坎，是非常艰难的。
1955年5月，在批判胡风如火如荼的时候，丁玲和陈企霞都远离了京城的喧嚣。丁玲在风景秀丽的太湖边上一个宾馆里，安静地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而陈企霞在梅山体验生活，那里秀丽的景色，也冲淡了持续了半年多对他的批判所带来的郁闷心情。
不过，陈企霞对来自京城的消息是非常关心的。他最关心的是，由他参与的给中央的一封匿名信的结果。但是，这封匿名信却成为他日后遭难的导火线。
在“李琮事件”和《红楼梦》研究事件中，陈企霞当然不了解其中的背景。他不知道对颂扬合作化的李准小说的批评，就是反对毛泽东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的方针；他也不知道袁水拍对《文艺报》的批评是来自于毛泽东的授意，因而认为批判《文艺报》是文艺界领导借机打击报复不同观点意见的同志。因此，在大约1955年三月底四月初，他向中央写了一封反映对批判《文艺报》不满的匿名信。
在当时情况下，因为信中所表达的是对毛泽东亲自“钦定”的批判《文艺报》的不满，就引起了有关人员的重视。当时文艺界的负责人既不可能想到要去研究讨论一下匿名信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是否有道理，更不会从自己的角度检查一下领导作风和工作缺欠的问题。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追查匿名信的作者，找出对毛泽东指示批《文艺报》不满的人。
正在这个时候，为了进一步批判胡风，中国作协召开了行政十二级以上的干部学习会，与会者是作家协会所属各个单位负责人和作协的驻会作家，大约有30多人。在这个会上，批判胡风肯定要联系检查本单位的工作。追查匿名信事件也是属于这个会上的内容之一。正是这个学习会，就把矛头引向了丁玲和陈企霞。
关于匿名信的追查，人们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认为，是陈企霞写的——尽管陈企霞并不在会议上。关于丁玲，会上也涉及到了。
丁玲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什么事情要发生的征兆。
一个星期后的7月25日，一份揭露丁玲诸种“罪状”的材料，就通过刘白羽和阮章竞，送到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办公桌上。
陆定一随即向中央写了《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署名报告。
这一切变故，在南方的陈企霞无从知晓，直到他接到周扬、刘白羽的电报于8月1日风尘仆仆赶回北京，仍旧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他虽然关心匿名信的情况，但却不会想到要追究他的责任。
8月3日晚上，陈企霞参加了党组扩大会上关于匿名信问题的讨论。
周扬在会议上作了动员讲话。在阐述了一般的政策后，周扬强调说：现在作协“还有一般暗流”，“不管是高岗、饶漱石、潘汉年、胡风，都要打垮”。为此，他要求与会的同志“对这个会，采取相信党的态度”。
在这一次会上，主要是《文艺报》的人发言。发言者一致认为，匿名信是陈企霞写的。会议结束后，周扬、丁玲、刘白羽等要求陈留下来谈话。谈话中，陈企霞否认了自己是匿名信作者的事实，并为此作了申辩。
参加会议的丁玲，也对陈企霞提出了批评。当然，也许在此时丁玲已经意识到了什么，所以在批评陈企霞的同时，说了这样一番自我检讨的话：要讨论陈企霞的工作与思想问题，如果不先解决自己同周扬同志的领导关系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关于匿名信的问题，接着又开了两次会议。陈企霞被要求向党组写出书面的报告。
第四次会议是在8月6日召开的。经过会前的动员，揭发的目标转向丁玲。也就是要揪出他们认为的写匿名信的后台。陈企霞得到通知，不再有参加会议的资格了。会议结束后，周扬和刘白羽都作了发言。
周扬在发言中说：“作家协会有一股反党暗流，这股暗流……是反党的、无原则结合起来的小集团……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人，结合深浅的程度，可以认真搞清楚……”“‘独立王国’是党作了决议的……你有一字不照党办，你就是‘独立王国’”。“‘独立王国’都有小集团，高岗就有小集团”。他号召与会者：“‘独立王国’小集团，反党暗流，既然不允许，就应该揭发，要相信党，对党忠诚。”“党处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更加要求对党忠诚……只有忠诚，没有别的。要对党全部忠诚……你对党半忠诚，党对你也只能半信任”。他提醒说：“小集团里的人，应该从反党的思想，从反党活动中摆脱出来，挽救自己，这是唯一出路。”“小集团的反党活动，同反革命要联系，同志们提高警惕，很有必要”。
刘白羽在讲话中说：“相信党，对党负责的态度，即对党忠诚”，“反党暗流的问题，小集团的问题，在文艺界队伍里是存在的”，“如果还是自由主义，不损害一个人，不怀疑一个人，这是对党忠诚的问题……应该积极参加斗争，这是对每个人的考验”。
经过这样一番动员，在随后的会议上，对丁玲的揭发批判也就升级了。
在这样的批判过程中，陈企霞被逮捕了。
即使被监禁，陈企霞仍然进行无畏当然也是无为的抗争。
在阮章竞代表组织来与陈企霞谈话时，陈企霞直言不讳地说：关于我的事件，我认为大概是有那么几个人发了神经病，或是有人一定要故意为难我，才造成这矛盾百出，百思不得的一连串事件。他在给夫人郑重的信中，也坚信自己没有历史问题。他说：人们用这样的方法审查我的历史，这真是有意思，世界上只有天才和疯子，才能从我的历史上做出“犯法”的结论来。他在写给组织的书面意见中，继续对自己的遭遇进行申诉。他认为，他的遭遇是逼供信分子惯于“金里淘沙”，然后“聚沙成塔”造成的。因为有这样的认识，陈企霞拒绝写出检讨。
与陈企霞相比，丁玲则承认错误了。
在第七次会议上和8月31日第十一次会议上，丁玲连续两次作检讨。但是，这两次检讨，无一例外地被与会者斥责为“虚伪”。其后，为了帮助丁玲做好检讨，党组指定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4人做丁玲的思想工作。正是在这样的帮助会议上，丁玲的历史问题又被提出来了。10月底，丁玲根据批判者的要求，写出书面检讨。她承认自己和陈企霞已经结成了“反党联盟”的关系。
当然，陈企霞和丁玲的行动，不会改变这次批判的定性。“丁陈反党小集团”也就定案了。
既然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是报中央批准的，按照组织程序，批判结束就要给中央写报告，把批判的定性巩固下来。这项工作是从9月中旬开始，9月30日，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随后就上报中央了。
12月15日，中央批发了作协这个报告。
报告中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报告提出了今后所要做的几项工作：
（一） 责成丁玲同志向党作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并根据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的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同时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作出结论。陈企霞和李又然在这次思想斗争中，不但对自己的错误毫无检讨，而且继续采取同党对抗的态度，在会议过程中又揭发了他们许多反党言论的材料，我们决定根据会议的提议开除他们两人的党籍，并立即审查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
（二） 拟于10月间召集作协各地分会党的负责同志和各地有关作家来京举行会议，向他们传达这次会议的情况和结果。建议他们在适当时机、根据当地情况，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以整顿各地的文学队伍。
（三） 加强思想批判工作，组织专门力量，就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并批判一些党内作家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在一定时期内写出文章，公开发表，以进一步肃清资产阶段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
（四） 加强作协党的领导和行政的领导，根据精简原则，调整机构，适当充实必要工作干部，整顿业务。
12月27日，中国作协召开有全国各地作协领导参加的党内传达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讲话。其后进行分组讨论。讨论会开到12月30日。这天晚上，周扬作了总结性长篇发言，以至于散会时已经12点多了。
至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酿成。
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陈不但“反党小集团”冤案没有平反，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逐步走出了“左”的指导思想的阴影，对历史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审理，开始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改正的结论并报中央同意，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平反。1984年，中央组织部经过重新审查，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全文完）
在围绕李准小说的争论过程中，中共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针对高岗、饶漱石的分裂活动，中共中央召开了解决“高饶反党联盟”的七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虽然与文艺界无关，但是，全会的精神则是后来“丁玲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对高、饶事件的处理，对加强党的的团结，克服党内存在的居功自傲的不良现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过分地警惕出现类似事件的做法，也出现了偏差。这样的偏差，直接影响丁玲、陈企霞的命运。
“李琮”事件结束后，作协党组连续召开了学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文件的会议。学习文件，必然要联系到实际。这一联系，很多人就围绕“反领导”这一中心对陈企霞提出意见。
陈企霞当然对会议这种开法有意见，他对周扬述说自己的意见，并认为，党组会这种开法是不民主的。周扬接受了陈的意见，决定会议不再开了，但要与陈单独谈话。
谈话是在良好的气氛下进行的。在谈话中，周扬要求陈企霞作一作检讨。陈企霞或许也认为自己对领导的态度有过火之处，因而也答应了要作检讨。
稍后，在丁玲家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参加者有周扬、冯雪峰、丁玲、林默涵和陈企霞。在这次会上，陈企霞以检查自己与领导的关系为内容作了检讨。检讨中，陈企霞承认自己有时为了强调讲道理，不太注意讲话的态度。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他又认为领导和同志的关系是相互的。他认为领导同志对下面同志应当谦虚些，多倾听些意见。
陈企霞这样的检讨，想来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这次会上，党组决定陈企霞于6月1日休假，下去深入生活。
陈企霞想在7月份离京，固然是想做一些准备工作，阅读一些有关的书报。但是，其中不可为外人道的原因是，陈当时生活负担很重，怕下去以后家里生活困难，想在下去之前写几篇文章，赚点稿费养家。
但是，陈企霞在7月也没有离开北京。原因是7月1日他得了脊骨神经炎。一直到9月初，才和戈扬、艾青一起去浙江深入生活。
对俞平伯的批判，引发了对《文艺报》的批判，亦加速了对陈企霞的批判
1954年，李希凡和蓝翎两人合作写出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他》，先托人投到《文艺报》，没有消息后又寄给了山东大学的校刊《文史哲》。9月，《文史哲》刊登了此文。这本来是学术研究上的一场正常争论，但是，由于人为的政治化随即上演成为一场政治上的批判运动。
毛泽东通过江青的推荐读到了这篇文章，就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载。但是，由于周扬不知道有来自毛泽东的大背景，不同意在党报转载，文章最终交给《文艺报》来转载。
《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出于对文章的重视，亲自起草了一个按语。不料，这个苦心孤诣起草的按语，由于毛泽东的批注，而成为《文艺报》和冯雪峰的一大罪状了。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通信》。
毛泽东在信中对“大人物”阻挠“小人物”的严历批评，使当初曾对李希凡、蓝翎这两位青年的问询“置之不理”的《文艺报》陷入了困境。10月28日，《人民日报》副主编袁水拍署名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就《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所写的编者按语的问题，严词斥责《文艺报》编者对“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委曲求全”，对唯心论观点“容忍、依从甚至赞扬”，对青年作者、“小人物”则阻拦、压制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这样由中央一级党报公开“质问”中央一级文艺领导机关报，自建国以来是第一次。实际上这是根据毛泽东的亲口指示而采取的超乎寻常的做法。
袁水拍文章的发表，甚至连周扬都不知道。袁水拍是著名作家、诗人，又是作协理事，以他的地位和为人，绝不会在个人署名的文章中有如此大的口气。所以，周扬读到文章后，马上给袁水拍打电话询问情况。袁在电话中告知了周扬实情：这篇文章是江青授意，他执笔的，并在27日送给了毛泽东。
担任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感到了压力。周扬知道了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当然马上行动。
周扬与袁水拍通电话后，马上布置召开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确立的主题是批判《文艺报》的错误，而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的批判则退居其次了。
10月31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的扩大会议，便在青年剧院楼上的“青年宫”举行。这次会议从10月31日起，到12月8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开了8次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青年宫会议”。
会上对《文艺报》的批判，火力是相当猛的。在这次检查批判中，不仅是冯雪峰受到了严历的批判，而且丁玲、陈企霞也同样受到批判。
丁玲在1952年2月就不再担任《文艺报》主编了；而这次事件的发生，与在外地体验生活的陈企霞也没有关系，毛泽东一笔下来，冯雪峰挨批判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为什么会涉及到丁玲和陈企霞呢？
这次批判《文艺报》牵涉到丁玲，是因为在她主政期间“引起文艺界的众怒”。
毛泽东对《文艺报》的批评，使长期留存在文艺界人士心中的“众怒”找到了宣泄的机会。在对《文艺报》的批判过程中，“事情的发展有些阴差阳错。文艺界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向批判冯雪峰的右，却集中火力批判以《文艺报》为代表、以粗暴批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艺工作的‘左’”。
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的8次扩大联席会议上，郑振铎、老舍、何其芳、翦伯赞、游国恩、陈企霞、钟敬之、黄药眠、丁玲、刘白羽、康濯、胡风等30多人先后发言。这些发言大多登载在《文艺报》1954年22号和23、24号合刊上发表。
翻翻这几期约10万字的批判文章，其中批评者列举的作为《文艺报》粗暴批评例证的文章有30多篇。
对《文艺报》的批判，是由刚刚重新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直接领导的。会议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议》“重新规定了‘文艺报’今后的方针，改组了编辑机构，并提出了改进中国作家协会及其他各文艺团体机关刊物今后工作的办法”。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议》免去了冯雪峰主编的职务。但似乎还给他留了点面子，没有一撸到底，仍保留了《文艺报》编委的职务。会议并认为， 这次对《文艺报》错误的批判还没有完结，还要继续进行，为此会议成立了由林默涵、刘白羽、康濯、张光年、严文井、袁水拍、钟惦等参加的一个专门的检查小组，检查和整顿《文艺报》。
会议对原来的副主编陈企霞，“则因一贯错误太多……还采取抗拒批评的恶劣态度，作协支部提议撤销他的职务”。
陈企霞在1954年9月到浙江海岸去深入生活，约在10月下旬到了上海。第二天，就收到周扬的电报，要他立即回京。陈企霞或许知道了北京正在发动对俞平伯的批判，但他似乎并没有想到，批判红楼梦的问题与自己有什么联系。当然，更不会想到，这场批判会对他新账老账一块算。
陈企霞回京的当天，就参加了“青年宫会议”，这才逐步了解了会议的目的。当时，有人提议，陈企霞也应该在文联大会上做检讨。但是，陈企霞认为，当时《文艺报》内部的工作检查并未结束，很多问题尚未弄清；况且，《红楼梦》问题，他并没有直接的责任问题。因此，他表示，在这样的时候，他不知该如何检讨。陈企霞的这种态度，当然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在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引发的对《文艺报》的批判中，除了上述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外，同时还进行着两个会议。一是中宣部召集的部务会扩大会议，文联、作协、文化部许多党员负责干部参加，陆定一主持，开了多次，主要批判了《文艺报》负责人冯雪峰、陈企霞以及前期负责人丁玲，周扬也受了批评，他们都做了检讨。第二个会议是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支部大会，当时作协统编了一个大支部，康濯是支部书记，主持了这次也连续开了几个晚上的会议。这一会议主要批评了陈企霞，也涉及了丁玲、冯雪峰等人，他们同样做了检讨。
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召开的同时，由周扬主持在文联内部还举行着检查《文艺报 》的会议，而在作协支部则开了讨论处分陈企霞的会议。在这些交叉着开的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人已把陈企霞视为文艺界的高岗，陈企霞当然不会被允许继续呆在《文艺报》。接下来，在作协的支部大会上，就提出了应当把陈撤职的建议。作协主席团并未充分讨论，更没有让受处分的陈出席，就作出了撤职的决定。
虽然迫于压力，陈企霞不得不在各种会议上做检讨，但他对支部大会要给自己的处分，则并不愿意接受。陈企霞个性很强，他对大小事都十分认真，只要存一点冤屈他万难忍受，所以，在得知要给他处分并撤职的消息后，他在中宣部的会议上作了申诉，他说：我认为应该让我说清楚一些事实。这些会揭露的一些所谓事实，可分三类，第一类，根本不是事实，第二类，别人的事实强放在我头上，第三类，多少有些事实根据，但看法问题，尚可讨论。我认为，我有义务将在几类事实的真相作一陈述。但是，在当时的气氛下，人们是不容许这样的辩解的。所以，陈企霞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与会者打断了，人们纷纷斥责陈是向党进攻，反党。
对于陈企霞的这种态度，当时的人们当然视为对抗。所以，很多人在会下劝告他正视现实，接受处分。与陈相交很深的丁玲劝他说：“《文艺报》既然在红楼梦问题上确实犯了大错误，又被胡风攻击得一塌糊涂。你不要像个商人，大的地方都输了，老想找回几个零头干什么。错了就承认，何必那么不痛快？”
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冯雪峰，虽然在这些会议上也受到了批判，但由于资历比较老，在做过检讨以后，并没有给予处分。他也劝说陈企霞接受处分：“你文艺报工作不干了，未必没有好处，你可以去创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些劝说，无疑使陈企霞产生了动摇的心理。
勉强接受了处分，陈企霞的心里并不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精神上有了很大的负担”。1955年3月20日左右，陈企霞离京，前往梅山。
陈企霞在梅山生活了4个月，因为远离了京城的政治喧闹，他在“精神上”的“很大负担”也逐渐得以化解，“情绪也就健康了些”。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第一批胡风材料，陈读到后，精神负担又加重了。
7月底，周扬、刘白羽联名给陈企霞发了封电报，要他即刻回京。在风尘仆仆到达北京的第一天，他甚至顾不上休息一下，就向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陈述了自己的委屈。
但是，如果陈企霞能事先了解一下调他回京的原因，他就会明白，领导们决不是要听他的陈述的，而是要继续追究他的错误。他当然想不到，这次的追究，会让他和丁玲成为文艺界“臭名昭著”的“反党分子”。
肃反：丁玲过不去的一道坎
在对《文艺报》的批判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清算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在这一过程中，丁玲不但被视为“独立王国”的首要人物，而且在批判胡风引发的大规模的肃反中其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早在30年代，丁玲与胡风在“左联”时期就共过事。抗战时，丁玲在延安，胡风在国统区，虽天各一方，但两人的联系并未中断。因国统区和边区通邮不便，丁玲的家信及给母亲邮寄的钱，都由胡风转寄；丁玲也为胡风所创办的《七月》、《希望》或写稿，或推荐稿子。那时，丁玲对胡风如此信任，以至于毛泽东为其写的《临江仙》词真迹，也交给胡风保存。
在批判胡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与胡风沾一点边的人，大多都成了“分子”。丁玲在5月23日发表了《敌人在哪里》的批判胡风的表态文章后，她与胡风的关系在别人身上注定成为“分子”的事情并没有被人看重。有趣的倒是，参与整理胡风材料的中宣部和作协的有关人士发现，胡风材料中把丁玲称为“凤姐”，并视之为“可以合作”的实力派。
丁玲既然是胡风眼中的“实力派”，而在批判《文艺报》时又揭发出“独立王国”的问题，在那时人们心中合理的逻辑是，丁玲必然就是“独立王国”的头子了。
此时，对丁玲和陈企霞尤为不利的是，他们两人都被认为是有“历史问题”的人。1955年的肃反，即使没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历史，而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陈企霞、丁玲，自然也是在劫难逃。
陈企霞所谓的历史问题，他曾与被人们认为是托派的翁涛一起共事过，关系很不错。由于这段工作关系，延安审干时，陈企霞也向组织做过交代。现在旧事重提，陈企霞就有了“托派的嫌疑”。
而丁玲的历史问题，源于她在30年代的一次被捕。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时，因其丈夫冯达叛变后被出卖，遭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并押解到南京。软禁3年后，1936年9月，当时担任中央在上海特派员的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去西安，转赴陕北。
丁玲到延安后，即有人对她在南京的这段被捕的情况提出疑问，延安也流传着丁玲被捕自首的言论：丁玲到党校学习时，大家欢迎她唱歌，当时的社会部长康生上台说，丁玲没有资格到党校来。为此，丁玲找到毛泽东，“要求党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这段历史，给她作出书面结论。毛主席听了丁玲的陈述，对她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到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这样在任弼时的主持下，1940年10月4日，陈云和李富春签名，作出《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结论认为，尽管有诸多关于丁玲自首的传说，但查无实据，“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这个结论，是以丁玲的自述为基础而作出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丁玲在叙述她在南京的情况时，大概有一点没有说出来，即她曾给敌人写过一个纸条的事情。所以，中组部的结论中说，丁玲“未给国民党任何文字。”
其实，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丁玲为求脱身写下这样的字条，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问题是，在1940年中组部对其进行审查时她却隐去了这一细节，直到1943年才向组织交代。一些人自然把此事提高到丁玲对党是否忠诚的高度来认识了。这一认识也被后来所沿袭，成为高悬在丁玲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给她的命运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重新被翻腾出来也就必然了。
丁玲要想迈过这道坎，是非常艰难的。
1955年5月，在批判胡风如火如荼的时候，丁玲和陈企霞都远离了京城的喧嚣。丁玲在风景秀丽的太湖边上一个宾馆里，安静地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而陈企霞在梅山体验生活，那里秀丽的景色，也冲淡了持续了半年多对他的批判所带来的郁闷心情。
不过，陈企霞对来自京城的消息是非常关心的。他最关心的是，由他参与的给中央的一封匿名信的结果。但是，这封匿名信却成为他日后遭难的导火线。
在“李琮事件”和《红楼梦》研究事件中，陈企霞当然不了解其中的背景。他不知道对颂扬合作化的李准小说的批评，就是反对毛泽东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的方针；他也不知道袁水拍对《文艺报》的批评是来自于毛泽东的授意，因而认为批判《文艺报》是文艺界领导借机打击报复不同观点意见的同志。因此，在大约1955年三月底四月初，他向中央写了一封反映对批判《文艺报》不满的匿名信。
在当时情况下，因为信中所表达的是对毛泽东亲自“钦定”的批判《文艺报》的不满，就引起了有关人员的重视。当时文艺界的负责人既不可能想到要去研究讨论一下匿名信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是否有道理，更不会从自己的角度检查一下领导作风和工作缺欠的问题。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追查匿名信的作者，找出对毛泽东指示批《文艺报》不满的人。
正在这个时候，为了进一步批判胡风，中国作协召开了行政十二级以上的干部学习会，与会者是作家协会所属各个单位负责人和作协的驻会作家，大约有30多人。在这个会上，批判胡风肯定要联系检查本单位的工作。追查匿名信事件也是属于这个会上的内容之一。正是这个学习会，就把矛头引向了丁玲和陈企霞。
关于匿名信的追查，人们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认为，是陈企霞写的——尽管陈企霞并不在会议上。关于丁玲，会上也涉及到了。
丁玲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什么事情要发生的征兆。
一个星期后的7月25日，一份揭露丁玲诸种“罪状”的材料，就通过刘白羽和阮章竞，送到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办公桌上。
陆定一随即向中央写了《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署名报告。
这一切变故，在南方的陈企霞无从知晓，直到他接到周扬、刘白羽的电报于8月1日风尘仆仆赶回北京，仍旧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他虽然关心匿名信的情况，但却不会想到要追究他的责任。
8月3日晚上，陈企霞参加了党组扩大会上关于匿名信问题的讨论。
周扬在会议上作了动员讲话。在阐述了一般的政策后，周扬强调说：现在作协“还有一般暗流”，“不管是高岗、饶漱石、潘汉年、胡风，都要打垮”。为此，他要求与会的同志“对这个会，采取相信党的态度”。
在这一次会上，主要是《文艺报》的人发言。发言者一致认为，匿名信是陈企霞写的。会议结束后，周扬、丁玲、刘白羽等要求陈留下来谈话。谈话中，陈企霞否认了自己是匿名信作者的事实，并为此作了申辩。
参加会议的丁玲，也对陈企霞提出了批评。当然，也许在此时丁玲已经意识到了什么，所以在批评陈企霞的同时，说了这样一番自我检讨的话：要讨论陈企霞的工作与思想问题，如果不先解决自己同周扬同志的领导关系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关于匿名信的问题，接着又开了两次会议。陈企霞被要求向党组写出书面的报告。
第四次会议是在8月6日召开的。经过会前的动员，揭发的目标转向丁玲。也就是要揪出他们认为的写匿名信的后台。陈企霞得到通知，不再有参加会议的资格了。会议结束后，周扬和刘白羽都作了发言。
周扬在发言中说：“作家协会有一股反党暗流，这股暗流……是反党的、无原则结合起来的小集团……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人，结合深浅的程度，可以认真搞清楚……”“‘独立王国’是党作了决议的……你有一字不照党办，你就是‘独立王国’”。“‘独立王国’都有小集团，高岗就有小集团”。他号召与会者：“‘独立王国’小集团，反党暗流，既然不允许，就应该揭发，要相信党，对党忠诚。”“党处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更加要求对党忠诚……只有忠诚，没有别的。要对党全部忠诚……你对党半忠诚，党对你也只能半信任”。他提醒说：“小集团里的人，应该从反党的思想，从反党活动中摆脱出来，挽救自己，这是唯一出路。”“小集团的反党活动，同反革命要联系，同志们提高警惕，很有必要”。
刘白羽在讲话中说：“相信党，对党负责的态度，即对党忠诚”，“反党暗流的问题，小集团的问题，在文艺界队伍里是存在的”，“如果还是自由主义，不损害一个人，不怀疑一个人，这是对党忠诚的问题……应该积极参加斗争，这是对每个人的考验”。
经过这样一番动员，在随后的会议上，对丁玲的揭发批判也就升级了。
在这样的批判过程中，陈企霞被逮捕了。
即使被监禁，陈企霞仍然进行无畏当然也是无为的抗争。
在阮章竞代表组织来与陈企霞谈话时，陈企霞直言不讳地说：关于我的事件，我认为大概是有那么几个人发了神经病，或是有人一定要故意为难我，才造成这矛盾百出，百思不得的一连串事件。他在给夫人郑重的信中，也坚信自己没有历史问题。他说：人们用这样的方法审查我的历史，这真是有意思，世界上只有天才和疯子，才能从我的历史上做出“犯法”的结论来。他在写给组织的书面意见中，继续对自己的遭遇进行申诉。他认为，他的遭遇是逼供信分子惯于“金里淘沙”，然后“聚沙成塔”造成的。因为有这样的认识，陈企霞拒绝写出检讨。
与陈企霞相比，丁玲则承认错误了。
在第七次会议上和8月31日第十一次会议上，丁玲连续两次作检讨。但是，这两次检讨，无一例外地被与会者斥责为“虚伪”。其后，为了帮助丁玲做好检讨，党组指定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4人做丁玲的思想工作。正是在这样的帮助会议上，丁玲的历史问题又被提出来了。10月底，丁玲根据批判者的要求，写出书面检讨。她承认自己和陈企霞已经结成了“反党联盟”的关系。
当然，陈企霞和丁玲的行动，不会改变这次批判的定性。“丁陈反党小集团”也就定案了。
既然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是报中央批准的，按照组织程序，批判结束就要给中央写报告，把批判的定性巩固下来。这项工作是从9月中旬开始，9月30日，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随后就上报中央了。
12月15日，中央批发了作协这个报告。
报告中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报告提出了今后所要做的几项工作：
（一） 责成丁玲同志向党作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并根据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的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同时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作出结论。陈企霞和李又然在这次思想斗争中，不但对自己的错误毫无检讨，而且继续采取同党对抗的态度，在会议过程中又揭发了他们许多反党言论的材料，我们决定根据会议的提议开除他们两人的党籍，并立即审查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
（二） 拟于10月间召集作协各地分会党的负责同志和各地有关作家来京举行会议，向他们传达这次会议的情况和结果。建议他们在适当时机、根据当地情况，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以整顿各地的文学队伍。
（三） 加强思想批判工作，组织专门力量，就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并批判一些党内作家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在一定时期内写出文章，公开发表，以进一步肃清资产阶段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
（四） 加强作协党的领导和行政的领导，根据精简原则，调整机构，适当充实必要工作干部，整顿业务。
12月27日，中国作协召开有全国各地作协领导参加的党内传达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讲话。其后进行分组讨论。讨论会开到12月30日。这天晚上，周扬作了总结性长篇发言，以至于散会时已经12点多了。
至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酿成。
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陈不但“反党小集团”冤案没有平反，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逐步走出了“左”的指导思想的阴影，对历史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审理，开始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改正的结论并报中央同意，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平反。1984年，中央组织部经过重新审查，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