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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绿色农业”将有效延长农业的生产链、提高劳动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及创造资源节约型农业和集约化农业。
农产品安全一头连着市民健康，一头连着农民收益。
“三农问题”历年都是“两会”的热点话题，今年两会一号提案“绿色农业”，则体现了政府将农业发展不仅仅只看作是产业问题，而更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思路问题。
中国粮食生产实现了“九连增”的代价是什么？农产品安全如何防控？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及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
“层出不穷的农产品问题，是农产品标准体系的缺失。农产品标准体系亟待完善，应严格实施。”人大代表、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顾问刘登高尖锐地指出。
面对能否实现“十连增”、耕地减少、土壤污染、劳动力流失等粮食安全问题，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告诫大家：“粮食安全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粮食增产要始终长抓不懈。中国人的饭碗一定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土地流转的出路
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农业学大寨”中的“铁姑娘队长”郭凤莲，对现在农村种地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的现状十分担心。韩长赋在回应郭凤莲提出的“明天谁来种地”的问题时指出：“从中国国情来看，不是没人种地，而是这地由什么人来种；不是种不过来，而是怎么种得更好。”韩长赋表示，“应对农业后继乏人的挑战，必须在稳定提高农业效益的基础上，大力培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更多的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的概念，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所谓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3月8日，四川省首家家庭农场——“成都遛鸡哥家庭农场”在龙泉驿区成立，“诞生”了全省首张家庭农场营业执照。
山东省章丘市辛寨镇辛三村村民刘继君，日前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了一个家庭农场，摇身一变成为了“农场主”。如今，1680余亩田地已经流转到他名下了，占了全村土地的七成多。
江西南昌安义县种粮大户凌继河承包了1.5万亩稻田，聘请100多个农民帮他管理，每个农民每月能领到2500元工资。据悉，目前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
“家庭农场”将有效地解决劳力流失，谁来种地的问题，可以解决当前农业经营规模小、效益低的问题，有助于农业生产走向市场化、专业化和规模化，有利于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亟待建立《土壤防治法》
“绿色农业”在今年热门提案中占得头筹，折射出代表、委员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同时也反映出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心声。
长期从事循环农业技术研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朱立志颇有感触地对本刊记者说：“我国每年施用大量化肥、农药，导致了农业面源污染逐年加剧。更可怕的是，靠化肥提升的粮食生产，榨干了土地的有机质；靠农药保证的粮食生产，给土地注入 了越来越多的毒素。很难想象，在土地掠夺性经营的道路上，我们的绿色农业还能走多远。”
如何解决当前农业面源污染？
朱立志主任认为，“当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循环农业技术体系。农业中的物质循环系统就像人的血液循环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出现了阻塞，人就不会健康。同样，循环农业没有搞好，农业也不可能健康可持续发展。如果做好了循环农业的文章，农业的‘血液循环系统’健全了，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就会不断提高，土壤的理化性状也会越来越好，耕地的质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吴青提交了一份关于制订《土壤防治法》的议案。吴青表示，“必须要警剔各类重金属在土壤中的积累。如果说农产品质量问题由环境污染引起，只处罚生产经营者，显然有失公平，要强调政府的环境监管职责。”
朱立志非常认同吴青的观点，他强调：“绿色农业的实施，需要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体系武装、规模化的组织运营模式承载、科学化的政策扶持体系引导、系统化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必须要重视法规体系的完善，从细化法律条文到司法、监督等环节都要系统性完善，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例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什么时候施肥、用药以及量的多少不仅都有明确规定，而且执行和监督力度非常强，违背了就依法处理。”
“九连增”后的思考
2012年全国粮食产量实现创纪录的“九连增”，总产量达到了58957万吨，比2011年增加1836万吨，增长3.2%；比2003年增加了15887万吨，增长了36.9%。
中国用不足世界10%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但中国粮食生产正面临着人均耕地不断减少，水资源日益缺乏，干旱面积扩大，气候灾害频发，农村劳动力减少等问题。尽管中国粮食实现了“九连增”，但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不足90%。2012年，中国粮食进口量创下了历史新高，进口小麦、玉米、大米等1398万吨，进口大豆5838万吨，共进口粮食突破了7000万吨。中国粮食越来越需要依靠国际市场，粮食安全问题令人担忧。
在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秦博勇看来，国内粮食生产还没有形成规模效益。目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投资占农业类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只有10%左右，支农资金倾向大型水利、林业和生态建设，而农民急需的农田水利设施、培肥地力改造中低产田等建设严重缺乏资金支持。
绿色农业一端系着农产品的安全，另一端系着政府监管的职能。从各类食品安全事件来看，舆论矛头最后指向的往往是地方政府监管责任的缺位，正所谓七八个部门管不好一盒牛奶。这种无奈的现实，体现出的是九龙治水式的多头管理弊端。
因此，“绿色农业”的实现，不仅仅要依靠下游即农产品的生产者，更要依靠上游的政府监管，同时要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
农产品安全一头连着市民健康，一头连着农民收益。
“三农问题”历年都是“两会”的热点话题，今年两会一号提案“绿色农业”，则体现了政府将农业发展不仅仅只看作是产业问题，而更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思路问题。
中国粮食生产实现了“九连增”的代价是什么？农产品安全如何防控？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及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
“层出不穷的农产品问题，是农产品标准体系的缺失。农产品标准体系亟待完善，应严格实施。”人大代表、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顾问刘登高尖锐地指出。
面对能否实现“十连增”、耕地减少、土壤污染、劳动力流失等粮食安全问题，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告诫大家：“粮食安全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粮食增产要始终长抓不懈。中国人的饭碗一定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土地流转的出路
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农业学大寨”中的“铁姑娘队长”郭凤莲，对现在农村种地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的现状十分担心。韩长赋在回应郭凤莲提出的“明天谁来种地”的问题时指出：“从中国国情来看，不是没人种地，而是这地由什么人来种；不是种不过来，而是怎么种得更好。”韩长赋表示，“应对农业后继乏人的挑战，必须在稳定提高农业效益的基础上，大力培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更多的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的概念，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所谓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3月8日，四川省首家家庭农场——“成都遛鸡哥家庭农场”在龙泉驿区成立，“诞生”了全省首张家庭农场营业执照。
山东省章丘市辛寨镇辛三村村民刘继君，日前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了一个家庭农场，摇身一变成为了“农场主”。如今，1680余亩田地已经流转到他名下了，占了全村土地的七成多。
江西南昌安义县种粮大户凌继河承包了1.5万亩稻田，聘请100多个农民帮他管理，每个农民每月能领到2500元工资。据悉，目前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
“家庭农场”将有效地解决劳力流失，谁来种地的问题，可以解决当前农业经营规模小、效益低的问题，有助于农业生产走向市场化、专业化和规模化，有利于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亟待建立《土壤防治法》
“绿色农业”在今年热门提案中占得头筹，折射出代表、委员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同时也反映出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心声。
长期从事循环农业技术研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朱立志颇有感触地对本刊记者说：“我国每年施用大量化肥、农药，导致了农业面源污染逐年加剧。更可怕的是，靠化肥提升的粮食生产，榨干了土地的有机质；靠农药保证的粮食生产，给土地注入 了越来越多的毒素。很难想象，在土地掠夺性经营的道路上，我们的绿色农业还能走多远。”
如何解决当前农业面源污染？
朱立志主任认为，“当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循环农业技术体系。农业中的物质循环系统就像人的血液循环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出现了阻塞，人就不会健康。同样，循环农业没有搞好，农业也不可能健康可持续发展。如果做好了循环农业的文章，农业的‘血液循环系统’健全了，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就会不断提高，土壤的理化性状也会越来越好，耕地的质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吴青提交了一份关于制订《土壤防治法》的议案。吴青表示，“必须要警剔各类重金属在土壤中的积累。如果说农产品质量问题由环境污染引起，只处罚生产经营者，显然有失公平，要强调政府的环境监管职责。”
朱立志非常认同吴青的观点，他强调：“绿色农业的实施，需要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体系武装、规模化的组织运营模式承载、科学化的政策扶持体系引导、系统化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必须要重视法规体系的完善，从细化法律条文到司法、监督等环节都要系统性完善，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例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什么时候施肥、用药以及量的多少不仅都有明确规定，而且执行和监督力度非常强，违背了就依法处理。”
“九连增”后的思考
2012年全国粮食产量实现创纪录的“九连增”，总产量达到了58957万吨，比2011年增加1836万吨，增长3.2%；比2003年增加了15887万吨，增长了36.9%。
中国用不足世界10%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但中国粮食生产正面临着人均耕地不断减少，水资源日益缺乏，干旱面积扩大，气候灾害频发，农村劳动力减少等问题。尽管中国粮食实现了“九连增”，但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不足90%。2012年，中国粮食进口量创下了历史新高，进口小麦、玉米、大米等1398万吨，进口大豆5838万吨，共进口粮食突破了7000万吨。中国粮食越来越需要依靠国际市场，粮食安全问题令人担忧。
在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秦博勇看来，国内粮食生产还没有形成规模效益。目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投资占农业类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只有10%左右，支农资金倾向大型水利、林业和生态建设，而农民急需的农田水利设施、培肥地力改造中低产田等建设严重缺乏资金支持。
绿色农业一端系着农产品的安全，另一端系着政府监管的职能。从各类食品安全事件来看，舆论矛头最后指向的往往是地方政府监管责任的缺位，正所谓七八个部门管不好一盒牛奶。这种无奈的现实，体现出的是九龙治水式的多头管理弊端。
因此，“绿色农业”的实现，不仅仅要依靠下游即农产品的生产者，更要依靠上游的政府监管，同时要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