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作为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在其小说中塑造了很多真实的人物形象，其中对于自己同样担任的医生角色描写得尤为深刻。本文通过文本解读，分析了契诃夫小说中的医生形象及现实主义特征。
关键词：契诃夫;中短篇小说;医生形象
作为19世纪后期俄国最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以及短篇小说世界巨匠，契诃夫在俄罗斯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尽管相比于其他作家，契诃夫的创作时间只有24年，但他依然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文学遗产。纵观契诃夫中短篇小说中的各种人物，知识分子的形象极具特色，其中，与契诃夫另一职业完全重合的医生形象尤为突出。
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圣的职业之一，他们肩负着救死扶伤、挽救世人的重任;然而医生也是人，他们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身上总会留下时代和社会的痕迹。通过契诃夫中短篇小说中或积极，或消极，亦或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医生形象，可以窥见19世纪后期处于沙皇黑暗专制下的社会状况以及人不同的精神面貌。
一、契诃夫中短篇小说中医生形象的创作因素
（一）社会环境
契诃夫于1879年步入文坛，此后正是俄国历史上极为黑暗和反动的时代。热衷于个人恐怖活动的民意党人于1881年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新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为了维护沙皇政权，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君主专制的措施，镇压各种进步力量和革命活动，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集团还推行逆向改革措施，禁止底层民众的子女受教育，速了社会阶层对立。此外，亚历山大三世取消了大学的自治地位，进步人士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而1894年尼古拉二世继位，从父亲手里继承了反动的衣钵，社会环境依旧黑暗而压抑，人民苦不堪言。而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俄国从地主经济转向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资料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人受到了商业资本的盘剥。农奴制的残余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世风日下，人们逐渐变得利欲熏心，就连曾经的一些进步人士都变得不思进取。鉴于如此社会环境，极富社会责任感的契诃夫塑造了诸多性格迥异的知识分子，其中以医生为代表。作家力求展现畸变的社会，唤起人们的觉醒。
（二）自身经历
契诃夫中学毕业后于1879年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据知契诃夫学医是因为家庭面临破产加上母亲认为医生“是最好的职业”，“他只好听从父母的意见，选择实惠的医学系了”（转引自刘建中，1987：62）。尽管学医并非自愿，但从此医学在他的生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校期间，契诃夫一边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一边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以赚取生活费。1884年，契诃夫顺利毕业，开始了正式行医。1894年，契诃夫一家搬到梅利霍沃村。一到这里，契诃夫便开始接待病人，为他们免费提供药品。同年夏天，霍乱开始流行，契诃夫组织筹建防疫区，和地方自治局的医生们一起同霍乱斗争。1898年契诃夫因为肺病到雅尔塔疗养，从此以后便没有行医，但他对医学事业的关心从未停止。
1888年，契诃夫给《新时报》的发行人苏沃林的信中写道：“您建议我不要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不要再想从事医学……但是当我感到我有两种工作，而不是一种时，我觉得更振奋一些，对自己也更满意一些……医学是我的发妻，而文学是我的情妇。一个使我厌烦的时候，我就在另一个那里宿夜。这虽然是不正派的，但却不那么枯燥，再说她们二者也完全不因我背信弃义而丧失什么。”（契诃夫著，朱逸森译，2018：49-50）正是因为契诃夫本人尽职尽责从事医生这一职业，因此相较于其他作家，他多了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在行医过程中接触了更多的人，同时也对这一职业有着更深的感悟，所以在塑造医生形象时，契诃夫的笔触更为犀利和深刻。
二、契诃夫中短篇小说中的医生形象
医者仁心，但面对外部环境的束缚和压迫，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同的。契诃夫笔下的医生形象中有人缴械投降，渐渐融入社会氛围，成为千千万万庸俗世人的一员;有人信奉无为哲学，想在社会中安然处之，但最终被黑暗势力吞没;有人不做高谈阔论，却默默践行着自己的原则，为社会发展竭力做贡献。
（一）沉沦者
契诃夫的作品中有这样的形象：他们是医德丧尽、草菅人命的庸医，在时代的浪潮下生活得如鱼得水。《乡村医生》（1882）中描写了一个早晨两个年轻医士的坐诊过程。他们态度轻慢，处置随便，医术也不甚高明。听到不是本村的便打发走，不管病人是否长途跋涉;得知铁溶液用完了就随便开了苏打;嘴里说着给病人酒精，结果手里拿的是阿莫尼亚水。而在《农民》（1897）中，为了给男主人公尼古拉看病，从城里请来一个做过军医的小老头子，经过诊断医生决定给尼古拉放血。前前后后放了二十四罐之后医生轻飘飘地走了，结果尼古拉却因失血过多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
而《我的一生》（1896）中醫师布拉格沃的形象很有代表性。他外表看上去像大学生一样活泼又朴实，即将去参加医学博士考试。看起来他是一个积极向上、有着光明前途的贵族青年，然而从他和主人公米萨伊尔——一个想要平民化的贵族的争论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粗暴地将全部的人按是否优秀划分，认为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是合理的，社会精英人士和底层人民就应该按部就班分别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强者奴役弱者的现象在所谓的进步面前不值一提，除此之外他还否定进步的社会潮流和平民知识分子的存在。布拉格沃看似为了人类发展，但实际上他只是个追求阶级利益的利己者。
《约内奇》（1898）中的主人公约内奇更体现了世俗环境对医生的侵蚀以及人最后与现实妥协的悲哀。约内奇从乡村来到省城做了地方自治局医师，由于生活苦闷，他与城中据说顶有教养、顶有才气但本质附庸风雅而的图尔金一家结识，还爱上了图尔金家醉心艺术、自命不凡的女儿叶卡捷琳娜，但他的爱意被戏弄了，求婚也被拒绝。待叶卡捷琳娜去莫斯科学习音乐后，约内奇的气质渐渐和这座庸俗的城市相融，他冷眼看着城中众人的肤浅而无动于衷，自己爱上了打牌和细细地清点看病赚来的钞票。等叶卡捷琳娜从莫斯科回乡向他表示好感，约内奇的内心却犹如一潭死水，再也激不起波澜。约内奇本是一个敬业认真、有理想的青年医师，久而久之却被这座空洞世俗的城市同化，也变成了众多内心空虚、俗不可耐的世人之一。 社会大环境沉闷而压抑，资本主义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唯利是图，奋斗和突破需要强大的心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而堕落只需要一瞬间的念头。医生们有的在社会氛围的烘托之下放大了自身的鄙俗和功利，有的无法挣脱这黑色的旋涡，最终放任自流，周身浸透庸俗和沉沦的浪花。契诃夫在塑造这些沉沦者时没有附加主观感情，他只是客观地描写和叙述人物的行为和心理，但这留有余地的话语往往可以给读者带来更深刻的思考。
（二）逃避者
在1889年契诃夫给苏沃林的信中写道：“行医——我不贪财，写作——我激情不够……我内心有种消沉的情绪。我以自己个人生活不振来解释这种消沉。”（契诃夫著，朱逸森译，2018：98-99）为了改善这种状态，契诃夫决定只身前往流放囚犯的萨哈林岛（即库页岛）。本次访问使契诃夫看清了沙皇专制下人民的悲惨生活，也让他彻底摒弃了托尔斯泰主义，随即创作了《第六病室》（1892）。
为了关押精神病患者，外省某医院特意在院子的厢房设立了第六病室。拉京醫师被派来主持医院工作，他上任以后，目睹了医院的杂乱无章和工作人员的道德败坏，有心想改变，但一想到凭己之力无法办到，而且社会大氛围如此，便对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形冷眼旁观。原先拉京医师工作得勤快，尽职尽责接诊病人，但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并没有让他觉得生活可以因此变好，加上“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注定的结局，那有何必拦着他死呢？”的想法不断充斥着大脑，他便不再热心救治病人。
拉京是托尔斯泰主义“勿以暴力抗恶”的完美践行者。他热爱智慧和正直，但做不到对抗社会风气建立合理而正直的生活秩序。他忍让恶行，当有病人向他抱怨遭到不公对待时，他往往选择息事宁人。和病室里的“被害妄想症”患者格罗莫夫交谈，拉京劝导他要蔑视痛苦，“温暖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并没有什么差别”，“人的恬静和满足并不在人的外部”（契诃夫著，汝龙译，2020：318）。拉京的这种不作为态度实质上是一种冷漠，是专制制度的帮凶。他知道在自己的住宅旁边有很多人在受苦，知道自己不正直，但只要与自己无关便毫无行动，为了逃避良心的谴责还不断寻找借口：“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我的不正直不能怪我，要怪时代。”（契诃夫著，汝龙译，2020：309）因为有无数像拉京一般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存在，所以社会上的恶越来越猖獗。
然而拉京的处世哲学在自己成为受害者时立即土崩瓦解。由于与格罗莫夫交往过甚，拉京逐渐被大家认为患上了精神病，随即被关进了第六病室。关在肮脏的病房里没有自由还被殴打，他此刻才意识到自己之前的视若无睹是多么无情而残暴。他痛苦地承认自己的软弱：“以前我满不在乎，活泼清醒地思考着，可是生活刚刚粗暴地碰到我，我的精神就支持不住了……”（契诃夫著，汝龙译，2020：347-348）拉京精神崩溃了，第二天便中风而死。
逃避者们是有良知的，他们有善恶之分，也曾有过改变现状的热情，但他们也是怯懦的，一想到要面临巨大困难，他们便选择了回避冲突，安于现状。然而这种无所作为终究害人害己，他们最终也成为了恶行下的牺牲者。
（三）实干家
80年代末，社会上涌现了越来越多积极的知识分子，包括医生在内，他们内心不断觉醒，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力量。而在1888年，俄国著名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地理考察途中逝世，他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探险事业，为俄国的边境考察做出了贡献。契诃夫曾撰文悼念这位伟大的旅行家，赞颂他是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1899年契诃夫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我在有些人身上看到了生路，他们分散在俄国各地，他们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农民，力量就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占优势，但他们的工作是出众的。”（契诃夫著，朱逸森译，2018：260）因此，契诃夫在作品中不断塑造了一些实干家的正面形象。
在《跳来跳去的女人》（1892）中，契诃夫向读者展现了一个脚踏实地、朴实无华、为了科学献身的医生形象。奥西普·斯捷潘内奇·德莫夫是一个在两个医院做事的医师，论官品是九品文官。虽然没有显赫的官职和社会地位，但他温和宽厚，默默奉献，为了满足醉心艺术的妻子的虚荣心，白天不仅在医院工作，还私人行医，晚上兼做翻译，对此却毫无怨言。德莫夫的生活环境是庸俗的，妻子热衷于结交名流，在家里举办晚会，对艺术高谈阔论，后期还出轨了一个画家，但这些都没有改变德莫夫的心智，阻挡他科学研究的脚步：他努力完成自己的学术论文，还获得病理总论的讲师资格。工作中德莫夫敬业认真又忘我，解剖的时候经常划伤自己;他有着崇高的奉献精神，在行医过程中为了救治得白喉的孩子，吸取白喉的薄膜却不幸感染，最后失去生命。虽然小说描写德莫夫的笔墨不多，但通过庸俗的妻子和一众精神空虚的艺术家的对比和衬托，他的形象显得格外光辉和高大，而他的死也是作家对社会环境迫害进步人士的控诉。
而在《出诊》（1898）中作家塑造了一个不仅“医体”还“疗心”的医生形象。住院医师科罗廖夫来到莫斯科远郊，给工厂主的女儿丽莎看病。经过诊断医生发现这位五座工厂的继承人身体并无大碍，只是精神状况不佳。夜里，科罗廖夫看望因为神经衰弱而无法入眠的丽莎，看出了她的症结所在。丽莎因为处于不劳而获的地位而内心不安，想要逃离这种生活但迷茫无助。科罗廖夫此刻不单单是一名医生，还是一个指点迷津的指路人，他肯定了丽莎的这种不安，委婉地安慰她：“这是一种好兆头。……我们父母那一辈……夜里并不谈话，而是酣畅地睡觉。我们这一代呢，却睡不好，受着煎熬，谈许许多多的话，老是想判断我们做得对还是不对。”（契诃夫著，汝龙译，2020：496）被丽莎问到该去往何处时，科罗廖夫回答说：“一个有头脑的好人有的是地方可去。”（契诃夫著，汝龙译，2020：497）第二天，科罗廖夫离开了，丽莎出来送行，此时的她精神面貌大有改观。可以看出，因为科罗廖夫的一席话，一个迷途的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小说通过科罗廖夫的双眼，展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下的社会一角：老工厂主愚昧自私，工人受尽剥削，年轻人精神迷茫，所幸社会上还存在着如科罗廖夫一般头脑清醒、愿为前行的路掌灯的优秀人士。契诃夫通过塑造这一形象寄托了对未来的美好期望。
结语
契诃夫在给莫斯科大学教授罗索利莫的信中写道：“我不怀疑，研读医学科学对我的文学活动有过重大影响，它大大扩展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作为一个作家的我所具有的真正价值，只有那个自己是医生的人才能体会。”（契诃夫著，朱逸森译，2018：270）身上肩负着作家和医生的双重社会责任感，契诃夫在创作医生形象时总是上升到医学伦理学的高度，通过这些或堕落、或迷茫、或积极的医生形象，作家希望能在社会中起到或警醒、或激励的作用。拥有作家和医生双重身份的他更加冷静和客观，对社会的批判更加犀利和真实，因此铸就了19世纪末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最后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陈美璇.契诃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D].吉林大学，2016.
[2]李辰民.契诃夫与医学[J].外国文学评论，1999（02）：45-50.
[3]黎皓智.契诃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04）：54-59+64.
[4]欧蕙芳.论医学对契诃夫小说创作的影响[D].湘潭大学，2010.
[5]彭质纯.从生活原型到艺术典型——谈《跳来跳去的女人》的提炼[J].外国文学研究，1986（01）：132-134.
[6]许茵.试论契诃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岳阳师专学报，1984（Z1）： 111-119.
作者简介
王欢（1997—），女，汉族，吉林通化人，单位：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俄文系。
关键词：契诃夫;中短篇小说;医生形象
作为19世纪后期俄国最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以及短篇小说世界巨匠，契诃夫在俄罗斯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尽管相比于其他作家，契诃夫的创作时间只有24年，但他依然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文学遗产。纵观契诃夫中短篇小说中的各种人物，知识分子的形象极具特色，其中，与契诃夫另一职业完全重合的医生形象尤为突出。
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圣的职业之一，他们肩负着救死扶伤、挽救世人的重任;然而医生也是人，他们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身上总会留下时代和社会的痕迹。通过契诃夫中短篇小说中或积极，或消极，亦或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医生形象，可以窥见19世纪后期处于沙皇黑暗专制下的社会状况以及人不同的精神面貌。
一、契诃夫中短篇小说中医生形象的创作因素
（一）社会环境
契诃夫于1879年步入文坛，此后正是俄国历史上极为黑暗和反动的时代。热衷于个人恐怖活动的民意党人于1881年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新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为了维护沙皇政权，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君主专制的措施，镇压各种进步力量和革命活动，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集团还推行逆向改革措施，禁止底层民众的子女受教育，速了社会阶层对立。此外，亚历山大三世取消了大学的自治地位，进步人士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而1894年尼古拉二世继位，从父亲手里继承了反动的衣钵，社会环境依旧黑暗而压抑，人民苦不堪言。而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俄国从地主经济转向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资料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人受到了商业资本的盘剥。农奴制的残余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世风日下，人们逐渐变得利欲熏心，就连曾经的一些进步人士都变得不思进取。鉴于如此社会环境，极富社会责任感的契诃夫塑造了诸多性格迥异的知识分子，其中以医生为代表。作家力求展现畸变的社会，唤起人们的觉醒。
（二）自身经历
契诃夫中学毕业后于1879年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据知契诃夫学医是因为家庭面临破产加上母亲认为医生“是最好的职业”，“他只好听从父母的意见，选择实惠的医学系了”（转引自刘建中，1987：62）。尽管学医并非自愿，但从此医学在他的生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校期间，契诃夫一边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一边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以赚取生活费。1884年，契诃夫顺利毕业，开始了正式行医。1894年，契诃夫一家搬到梅利霍沃村。一到这里，契诃夫便开始接待病人，为他们免费提供药品。同年夏天，霍乱开始流行，契诃夫组织筹建防疫区，和地方自治局的医生们一起同霍乱斗争。1898年契诃夫因为肺病到雅尔塔疗养，从此以后便没有行医，但他对医学事业的关心从未停止。
1888年，契诃夫给《新时报》的发行人苏沃林的信中写道：“您建议我不要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不要再想从事医学……但是当我感到我有两种工作，而不是一种时，我觉得更振奋一些，对自己也更满意一些……医学是我的发妻，而文学是我的情妇。一个使我厌烦的时候，我就在另一个那里宿夜。这虽然是不正派的，但却不那么枯燥，再说她们二者也完全不因我背信弃义而丧失什么。”（契诃夫著，朱逸森译，2018：49-50）正是因为契诃夫本人尽职尽责从事医生这一职业，因此相较于其他作家，他多了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在行医过程中接触了更多的人，同时也对这一职业有着更深的感悟，所以在塑造医生形象时，契诃夫的笔触更为犀利和深刻。
二、契诃夫中短篇小说中的医生形象
医者仁心，但面对外部环境的束缚和压迫，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同的。契诃夫笔下的医生形象中有人缴械投降，渐渐融入社会氛围，成为千千万万庸俗世人的一员;有人信奉无为哲学，想在社会中安然处之，但最终被黑暗势力吞没;有人不做高谈阔论，却默默践行着自己的原则，为社会发展竭力做贡献。
（一）沉沦者
契诃夫的作品中有这样的形象：他们是医德丧尽、草菅人命的庸医，在时代的浪潮下生活得如鱼得水。《乡村医生》（1882）中描写了一个早晨两个年轻医士的坐诊过程。他们态度轻慢，处置随便，医术也不甚高明。听到不是本村的便打发走，不管病人是否长途跋涉;得知铁溶液用完了就随便开了苏打;嘴里说着给病人酒精，结果手里拿的是阿莫尼亚水。而在《农民》（1897）中，为了给男主人公尼古拉看病，从城里请来一个做过军医的小老头子，经过诊断医生决定给尼古拉放血。前前后后放了二十四罐之后医生轻飘飘地走了，结果尼古拉却因失血过多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
而《我的一生》（1896）中醫师布拉格沃的形象很有代表性。他外表看上去像大学生一样活泼又朴实，即将去参加医学博士考试。看起来他是一个积极向上、有着光明前途的贵族青年，然而从他和主人公米萨伊尔——一个想要平民化的贵族的争论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粗暴地将全部的人按是否优秀划分，认为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是合理的，社会精英人士和底层人民就应该按部就班分别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强者奴役弱者的现象在所谓的进步面前不值一提，除此之外他还否定进步的社会潮流和平民知识分子的存在。布拉格沃看似为了人类发展，但实际上他只是个追求阶级利益的利己者。
《约内奇》（1898）中的主人公约内奇更体现了世俗环境对医生的侵蚀以及人最后与现实妥协的悲哀。约内奇从乡村来到省城做了地方自治局医师，由于生活苦闷，他与城中据说顶有教养、顶有才气但本质附庸风雅而的图尔金一家结识，还爱上了图尔金家醉心艺术、自命不凡的女儿叶卡捷琳娜，但他的爱意被戏弄了，求婚也被拒绝。待叶卡捷琳娜去莫斯科学习音乐后，约内奇的气质渐渐和这座庸俗的城市相融，他冷眼看着城中众人的肤浅而无动于衷，自己爱上了打牌和细细地清点看病赚来的钞票。等叶卡捷琳娜从莫斯科回乡向他表示好感，约内奇的内心却犹如一潭死水，再也激不起波澜。约内奇本是一个敬业认真、有理想的青年医师，久而久之却被这座空洞世俗的城市同化，也变成了众多内心空虚、俗不可耐的世人之一。 社会大环境沉闷而压抑，资本主义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唯利是图，奋斗和突破需要强大的心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而堕落只需要一瞬间的念头。医生们有的在社会氛围的烘托之下放大了自身的鄙俗和功利，有的无法挣脱这黑色的旋涡，最终放任自流，周身浸透庸俗和沉沦的浪花。契诃夫在塑造这些沉沦者时没有附加主观感情，他只是客观地描写和叙述人物的行为和心理，但这留有余地的话语往往可以给读者带来更深刻的思考。
（二）逃避者
在1889年契诃夫给苏沃林的信中写道：“行医——我不贪财，写作——我激情不够……我内心有种消沉的情绪。我以自己个人生活不振来解释这种消沉。”（契诃夫著，朱逸森译，2018：98-99）为了改善这种状态，契诃夫决定只身前往流放囚犯的萨哈林岛（即库页岛）。本次访问使契诃夫看清了沙皇专制下人民的悲惨生活，也让他彻底摒弃了托尔斯泰主义，随即创作了《第六病室》（1892）。
为了关押精神病患者，外省某医院特意在院子的厢房设立了第六病室。拉京醫师被派来主持医院工作，他上任以后，目睹了医院的杂乱无章和工作人员的道德败坏，有心想改变，但一想到凭己之力无法办到，而且社会大氛围如此，便对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形冷眼旁观。原先拉京医师工作得勤快，尽职尽责接诊病人，但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并没有让他觉得生活可以因此变好，加上“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注定的结局，那有何必拦着他死呢？”的想法不断充斥着大脑，他便不再热心救治病人。
拉京是托尔斯泰主义“勿以暴力抗恶”的完美践行者。他热爱智慧和正直，但做不到对抗社会风气建立合理而正直的生活秩序。他忍让恶行，当有病人向他抱怨遭到不公对待时，他往往选择息事宁人。和病室里的“被害妄想症”患者格罗莫夫交谈，拉京劝导他要蔑视痛苦，“温暖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并没有什么差别”，“人的恬静和满足并不在人的外部”（契诃夫著，汝龙译，2020：318）。拉京的这种不作为态度实质上是一种冷漠，是专制制度的帮凶。他知道在自己的住宅旁边有很多人在受苦，知道自己不正直，但只要与自己无关便毫无行动，为了逃避良心的谴责还不断寻找借口：“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我的不正直不能怪我，要怪时代。”（契诃夫著，汝龙译，2020：309）因为有无数像拉京一般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存在，所以社会上的恶越来越猖獗。
然而拉京的处世哲学在自己成为受害者时立即土崩瓦解。由于与格罗莫夫交往过甚，拉京逐渐被大家认为患上了精神病，随即被关进了第六病室。关在肮脏的病房里没有自由还被殴打，他此刻才意识到自己之前的视若无睹是多么无情而残暴。他痛苦地承认自己的软弱：“以前我满不在乎，活泼清醒地思考着，可是生活刚刚粗暴地碰到我，我的精神就支持不住了……”（契诃夫著，汝龙译，2020：347-348）拉京精神崩溃了，第二天便中风而死。
逃避者们是有良知的，他们有善恶之分，也曾有过改变现状的热情，但他们也是怯懦的，一想到要面临巨大困难，他们便选择了回避冲突，安于现状。然而这种无所作为终究害人害己，他们最终也成为了恶行下的牺牲者。
（三）实干家
80年代末，社会上涌现了越来越多积极的知识分子，包括医生在内，他们内心不断觉醒，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力量。而在1888年，俄国著名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地理考察途中逝世，他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探险事业，为俄国的边境考察做出了贡献。契诃夫曾撰文悼念这位伟大的旅行家，赞颂他是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1899年契诃夫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我在有些人身上看到了生路，他们分散在俄国各地，他们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农民，力量就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占优势，但他们的工作是出众的。”（契诃夫著，朱逸森译，2018：260）因此，契诃夫在作品中不断塑造了一些实干家的正面形象。
在《跳来跳去的女人》（1892）中，契诃夫向读者展现了一个脚踏实地、朴实无华、为了科学献身的医生形象。奥西普·斯捷潘内奇·德莫夫是一个在两个医院做事的医师，论官品是九品文官。虽然没有显赫的官职和社会地位，但他温和宽厚，默默奉献，为了满足醉心艺术的妻子的虚荣心，白天不仅在医院工作，还私人行医，晚上兼做翻译，对此却毫无怨言。德莫夫的生活环境是庸俗的，妻子热衷于结交名流，在家里举办晚会，对艺术高谈阔论，后期还出轨了一个画家，但这些都没有改变德莫夫的心智，阻挡他科学研究的脚步：他努力完成自己的学术论文，还获得病理总论的讲师资格。工作中德莫夫敬业认真又忘我，解剖的时候经常划伤自己;他有着崇高的奉献精神，在行医过程中为了救治得白喉的孩子，吸取白喉的薄膜却不幸感染，最后失去生命。虽然小说描写德莫夫的笔墨不多，但通过庸俗的妻子和一众精神空虚的艺术家的对比和衬托，他的形象显得格外光辉和高大，而他的死也是作家对社会环境迫害进步人士的控诉。
而在《出诊》（1898）中作家塑造了一个不仅“医体”还“疗心”的医生形象。住院医师科罗廖夫来到莫斯科远郊，给工厂主的女儿丽莎看病。经过诊断医生发现这位五座工厂的继承人身体并无大碍，只是精神状况不佳。夜里，科罗廖夫看望因为神经衰弱而无法入眠的丽莎，看出了她的症结所在。丽莎因为处于不劳而获的地位而内心不安，想要逃离这种生活但迷茫无助。科罗廖夫此刻不单单是一名医生，还是一个指点迷津的指路人，他肯定了丽莎的这种不安，委婉地安慰她：“这是一种好兆头。……我们父母那一辈……夜里并不谈话，而是酣畅地睡觉。我们这一代呢，却睡不好，受着煎熬，谈许许多多的话，老是想判断我们做得对还是不对。”（契诃夫著，汝龙译，2020：496）被丽莎问到该去往何处时，科罗廖夫回答说：“一个有头脑的好人有的是地方可去。”（契诃夫著，汝龙译，2020：497）第二天，科罗廖夫离开了，丽莎出来送行，此时的她精神面貌大有改观。可以看出，因为科罗廖夫的一席话，一个迷途的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小说通过科罗廖夫的双眼，展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下的社会一角：老工厂主愚昧自私，工人受尽剥削，年轻人精神迷茫，所幸社会上还存在着如科罗廖夫一般头脑清醒、愿为前行的路掌灯的优秀人士。契诃夫通过塑造这一形象寄托了对未来的美好期望。
结语
契诃夫在给莫斯科大学教授罗索利莫的信中写道：“我不怀疑，研读医学科学对我的文学活动有过重大影响，它大大扩展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作为一个作家的我所具有的真正价值，只有那个自己是医生的人才能体会。”（契诃夫著，朱逸森译，2018：270）身上肩负着作家和医生的双重社会责任感，契诃夫在创作医生形象时总是上升到医学伦理学的高度，通过这些或堕落、或迷茫、或积极的医生形象，作家希望能在社会中起到或警醒、或激励的作用。拥有作家和医生双重身份的他更加冷静和客观，对社会的批判更加犀利和真实，因此铸就了19世纪末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最后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陈美璇.契诃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D].吉林大学，2016.
[2]李辰民.契诃夫与医学[J].外国文学评论，1999（02）：45-50.
[3]黎皓智.契诃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04）：54-59+64.
[4]欧蕙芳.论医学对契诃夫小说创作的影响[D].湘潭大学，2010.
[5]彭质纯.从生活原型到艺术典型——谈《跳来跳去的女人》的提炼[J].外国文学研究，1986（01）：132-134.
[6]许茵.试论契诃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岳阳师专学报，1984（Z1）： 111-119.
作者简介
王欢（1997—），女，汉族，吉林通化人，单位：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俄文系。